亮相中宣部 强调“重点转移”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清算理论棍子乱打人 文化专制是特务行径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察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察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理论务虚会不重复“大批判”错误

　　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他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只换思想不换人”。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深入拨乱反正。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耀邦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现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做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使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6日休会，整整开了30天，超出预定时间10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其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从容应对“过头论” 对思想混乱没必要慌乱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30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三是，中美建交后对外开放的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蔓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五是，中苏冲突和对越反击战，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从外传来了这样一类的顺口溜：“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这时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主会场在京西宾馆，部分代表活动在友谊宾馆。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