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保障，领导的平反冤家错案为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但不限于此，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看来，“面对的一个更大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这个研究得很少。在这一点上，胡耀邦是有根本考虑的。” 4月16日，在胡耀邦经济思想座谈会上，胡德平提出了上述看法。

　　参会的前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也赞同“胡耀邦的经济思想研究不够”的提法。在他看来，胡耀邦当年引发生产目的性的大讨论，到现在还没有讨论透，甚至后来走偏了，经济发展变成了某些人的政绩。他甚至认为，生产目的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改革就不会上道。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1979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率先开启的。当年的9月10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给《理论动态》写了一个批语，提出要很好的讨论研究，写一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当年在《理论动态》工作，据他介绍，《理论动态》在9月30日刊登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提出“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自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搞了这么多年的大生产大跃进，究竟为了什么？一个叫为生产而生产，为了指标而生产，为了领袖高兴而生产，为了国际做贡献而生产，就不知道究竟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耀邦同志提出，我们搞生产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应该明确这个目的，生产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沈宝祥说。

　　这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半之后被中止了。“但这场讨论对当时的经济调整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理论意义。”沈宝祥提出。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不是那些技术经济学，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而是根本的政治经济学。”胡德平提出。“胡耀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人是我们伟大的事业。据此，他提出了富民政策，提到了对人力资源的重视。提到了对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的重视。”

　　据胡德平的研究，在1985年中共中央给国务院七五计划的建议中，胡耀邦就提出要根据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来全面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说到要关注老百姓的住房、汽车、制造业的问题，环保问题，生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为此不要再要两位数的增长，可以降到一位数,“比现在的说法提早了30年。”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多集中在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上，除了上面提到的居民储蓄与消费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之外，胡耀邦就如何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多有思考。

　　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当年评价称，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是该文件的主持起草者。

　　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他说：“胡耀邦同志多次亲自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座谈会，提出我们的国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现在要较快地富裕起来，力量还很单薄，完全靠国家包起来一切事业是不可能的。国家、集体、个人要一起上，允许集体、个人搞开矿、办能源、办交通。胡耀邦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提纲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时，他很不满意，提议调整起草小组班子，进一步强化起草小组对有关市场改革问题的认识”。

　　胡耀邦与起草小组座谈时，在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并说：“什么‘无所不包’！能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在讲到发展个体经济时，他说：“有人反对发展个体经济，怕导致资本主义。怕什么？它们不过是太平洋上面几个小孤岛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对当下具有强大意义。他始终把解放思想放到重要的位置，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释放活力特别是市场活力。这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所在。”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陈剑提出，这也是胡耀邦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

　　“胡耀邦是在改革开放启动和初期做了一些奠基工作。”胡德平说。

　　此外，与会者在座谈会上透露，今年还会有一系列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央党校、人民出版社等机构正在编辑、组织出版若干相关书籍。胡耀邦专题文献纪录片也在采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