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在3年的时间里，为平反刘少奇冤案奔走，最终促成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胡耀邦这样做，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受到残酷迫害，失去工作将近十年。对“文革”的反思，是他赋闲期间的重要思考之一。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8日，叶选宁奉叶帅之命，向胡耀邦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并向他征求今后治国理政的建议。10月12日，胡耀邦又见叶选宁，胡耀邦向叶帅提出“中兴三策”。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保存的胡耀邦辞职后对此事的亲笔追记，胡耀邦对叶选宁说：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的三条政策建议，其内容实质上就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是使中国摆脱“文革”噩梦的新隆中三策。对包括刘少奇冤案在内的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构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内容。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胡耀邦主持写作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鲜明地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组织撰写、并两次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文章还鲜明指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能是实践，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9月25日，胡耀邦出席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谈到解放干部问题时，他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利器。

　　胡耀邦以上的这些思考，是平反刘少奇冤案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