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以作为名世，而作为又或隐或显地展示其政治品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留下浓墨重彩的胡耀邦，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品格，风标独异，卓尔不群，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自觉与“三国水浒情结”告别

　　搞政治的人未必都是政治家，更多的政客和混混充斥政治领域。他们认为的政治就是权谋、就是整人、就是特权、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大权在握无法无天、就是三宫六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千百年的专制政治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样的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民间崇拜皇帝，宫廷戏长演不衰，心仪三国计谋，羡慕梁山好汉。笔者把这种现象姑且称为“三国水浒情结”。

　　在中共的历史上，对“三国水浒情结”有反思者，不乏其人。如张闻天、李维汉、陆定一等。1980年代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潮，就是针对“文革”结束后，特权横行，无法无天的现实。但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得失认真反思，尤其对“文革”和“左”的东西进行深刻反思，并在行动上自觉告别“三国水浒情结”的第一人，应是胡耀邦。“文革”中饱受批斗的胡耀邦，深刻认识到其荒谬——对正常生活秩序、生产秩序的破坏;权谋大行其道，奸佞小人猖狂;个人崇拜，迷信盛行;斯文扫地，好人挨整;法律靠边，国无宁日。而耀邦则是以赤子之心，坦诚待人，激情满怀，阳光正派，公正无私。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春天，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生机盎然。这自然遭到有“三国水浒情结”人的诟病，以为不成熟、欠稳重。他们以为，连权术都不会搞，怎么做领袖?

　　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说，不是职务提升了，水平和能力就提高了，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这番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谦卑，和对自己权势欲望的控制。君不见，一些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内心的狂愎不能自抑，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他对自己的家人更是约法三章，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1982年，当选为总书记后，又为家里立下两条规矩：不准亲友找他办私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去办私事。 

　　所以，他身居高位，不使阴招、不耍阴谋、从不整人。田纪云著文说，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党内民主最好的时期。下级可以毫无顾忌地与他争论，因为都是为工作，且深知他的雅量和气度，知道他一心为公。家长制、一言堂、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都是畸形政治生活的反映，弊害无穷。他深知，真理越辩越明，真理往往在少数人一边，下面的同志更了解真实情况。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没有舌尖的颠簸，便会有命运的颠簸。”胡耀邦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可以与他争辩、讨论、商榷。因为他笃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却有平等交流沟通的心愿。

　　有研究者称，胡耀邦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是一个更文明的政治家。胡耀邦的所有努力，就在于使中国社会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使百姓过上正常的生活。“三国水浒情结”反映了人性幽黯的一面。而胡耀邦则秉承了人性中光明向善的一面。

　　二、不避时艰 勇于担当

　　一个人的担当，决定了他的修为和历史地位。古今中外，凡获得令名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伟人，没有一个不是战胜艰难险阻、破解难题的高手，没有一个不是无私无畏、铁肩担道义的殉道者。

　　如何冲破“左”的束缚，从思想上根除“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实现拨乱反正的宏伟事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胡耀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组织策划并领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举挖掉了“左倾”思想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惹怒了“左派”人物，他们极力阻挠，指责理论上荒谬，思想上反动，政治上是砍旗帜的。而胡耀邦没有被大帽子吓到，依然有理有据不断将讨论引向深入。这是中国人破除“左”的禁锢，思想实现大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估量。这次重大历史节点上重大事件的主角无疑是胡耀邦。

　　拨乱反正，需要平反昭雪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冤假错案，需要解放失去人身自由、失去工作权机会的大批贤良之士，需要使因政策失误沦为“贱民”的人们找回做人的尊严。耀邦大义凛然，以人道主义情怀，投入到这场亘古未有的纠错战役中。他夜以继日，亲自处理来信来访。以“两个不管”对抗“两个凡是”，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眼看着被毛主席打倒的人，重又回到领导岗位，一些人沉不住气了，说平反的太多了。胡耀邦针锋相对给予回击，当年打倒别人时怎么就不嫌多呢?他又是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在重大的事件中出演了主角。

　　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

　　这不孱头、世故圆滑之人所能为的。没有担当意识，没有对人的尊重，没有人道主义情怀，是断然办不到的。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

　　三、以人为本 富民为先

　　胡耀邦对自己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富民思想”颇为自豪。早期共产党人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宏愿，如一盏明灯，始终闪耀在他的思想深处。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实现真正的富裕，这就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也是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胡德平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

　　早在1969年胡耀邦就上书毛泽东，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如果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胡耀邦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是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后来被迫停止。当时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8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验我们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自觉追求民主法治

　　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胡耀邦认识到，个人崇拜、独断专行、苏联模式，是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在思想上自觉追求民主法治。

　　在胡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写进了民主化的目标。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作了《全面开创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写道：“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都有胡耀邦民主法治思想的反映。他力推党内民主，支持新闻立法。

　　胡耀邦认为，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要蜕化变质，由相信社会主义到蜕化为法西斯主义，“从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他说，这种事“历史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个墨索里尼，开始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以后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子。”

　　把民主和自由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是胡耀邦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贡献。这一思想，胡耀邦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及。胡耀邦说：“民主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人民总是从他们的领导者那里学习政治——从残暴者学到残暴，从宽容者学到宽容。你用他不希望的方式对待他，有一天，他也会用你不希望的方式对待你。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五、崇尚知识 崇尚理性

　　胡耀邦的好学，在党内是出了名的。据《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者许良英先生回忆，《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胡耀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购买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认真阅读。与许沟通，有的地方看得懂，有的地方看不懂，并虚心向许先生请教。他的秘书讲，只要他知道有新书出版，一定要买来，抽出时间阅读。以致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家都惊异于他对理论原著的稔熟;常见的古典诗文更是张口就来。这样的好学，从延安保持到北京，从青少年保持到临终。这不是作秀，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灵魂深处渴求知识、热爱知识，把读书学习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从求知中获得了心灵上的滋养和极大满足，获得精神上的极大丰富和莫大享受。

　　由此，培养了胡耀邦崇尚知识崇尚理性的宝贵品质。他对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尊重，而不是做表面文章换取虚名。当他看完为马寅初平反的材料时，眼含热泪，动情地说，我们共产党要发誓：永远不整知识分子!历史上，林彪很赏识胡耀邦。但胡耀邦目睹林彪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在“文革”中大搞“个人崇拜”的表演后，尖锐指出其荒谬之处;对苏联模式，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对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特区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较为深入系统的思考，有身体力行地推动。当年，这些改革领域，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他有激情，人以为毛躁;他善讲，人以为口无遮拦;他不主张整人，人以为他“自由化”。其实，他的言行，是以他的学养思考做支撑的，有着深沉的理性思考，远不是头脑发热，更不是信口开河。后来的时间和实践，都证明了其前瞻性和正确性。如倡导普世价值，以消费带动生产等。

　　崇尚知识和理性，使胡耀邦成为一个思想家。胡耀邦有着非常丰富的建设伦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指导了他的行动，赢得了民心，却触犯了权贵伦理，导致了他出师未捷的人生悲剧。

　　六、开放包容尊重差异

　　胡耀邦对马克思抨击普鲁士报刊审查的一段文字尤为激赏。马克思写到：“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形成了他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品质。

　　他指出：“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民族，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胡耀邦就文艺工作讲过一些话。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次提出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说：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

　　宽容是他一贯的政治态度。用他的说法，就是“不要使自己负激化矛盾的责任”。因为“采取激化的办法，就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主张， “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

　　冯兰瑞讲过一件事：1981年，耀邦批评南京一位作者，后来发现批评错了，就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请省委转告这位作者，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在1981年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敢于向下级承认错误的，实属罕见。

　　孔夫子说：“政者，正也。”政治是正义公正公道正派之事。可以说，耀邦深得其精义，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之。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胡耀邦的人品连反对他的人都钦佩。而由人品、学养、胆识、求索熔铸的政治品格，顺世界文明大势，应民众人心所求，如日月经天，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