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思想启蒙年代的文艺
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年代。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新的思想准备年代。
这个年代的划分是从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起，至1989年夏“清场”落下帷幕，大概齐是10年。周扬称之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年代。也就是20世纪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年代。高擎着伟大思想启蒙大纛的是胡耀邦。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是人的重新发现，人的重新解放；是反对个人崇拜，或如李洪林所说反对现代个人迷信。是从党文化下的重新启蒙。康德说过，“反对偶像崇拜即为启蒙”。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艺是时代思潮的晴雨表。
新启蒙的十年，是耀邦同志走上思想政治舞台到被逼宫下野赍志以殁的十年。这十年的一头一尾，正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到第五次全国文代会（1988）的十年，时间上相互叠合。这十年，也正是耀邦同志在文学艺术领域，劈波斩浪，追奔直北；而又艰难困顿，跋涉前行，引领思想启蒙大潮的十年。这十年是文艺界经历着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人与神、理性与蒙昧。自由与专权博奕、较量、冲突的十年。我作为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到第五次全国文代会走过来的人，是这十年文艺思想启蒙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以一已之忆，求证诸史。
（一）新启蒙时代文艺变革的“里程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胡耀邦说：“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1979年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革”前已开过三次，这是第四次。这是敉平内乱后第一次规模最大的文艺界的聚会。这是一场大戏，胡耀邦是总导演，唱好这场重头戏，胡耀邦是灵魂。
粉碎“四人邦”后，胡耀邦首先赴任党校，在那儿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解放运动，然后转战中央组织部，烧了一把平反冤假错案的大火，为千万人洗冤辨白，平反昭雪。接着主政中央宣传部，决心将党中央的宣传部门办成“思想解放部”，而不是“言论箝制部”。上任伊始，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召开理论务虚会议与推动召开四次文代会。“理论务虚会议”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耀邦同志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宣部部长任期内为思想启蒙运动所做的两件大事。
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胡耀邦作了进一步的组织与思想准备。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出《联合通知》更彻底地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将历来错误处理、戴上各种帽子的诸如“四条汉子”“三家村”“黑戏”、“黑画”、“黑会”“黑线回潮”、“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等等一风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中宣部做了些不够体面的事，耀邦同志一进中宣部大门，就在十三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坦诚地批评那位“下禁令”“设禁区”持“凡是”观点，老资格的井岗山时期前辈领导，直言无讳，又谦恭友善，不戴帽子，不排队将他划为“凡是派”。进一步促进解放思想。他还支持《文艺报》重新发表周恩来1961年批评文艺界“左”的政策，主张文艺民主、自由的讲话。这些都是为召开四次文代会所作的组织与思想准备。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耀邦同志的贡献，我以为有这样几点：
1.慧眼识荆，文坛点将。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文艺如何立破，兴革，如何总结以往，展望未来，这需要大手笔，大智慧。文代会人三千，时半月，如何组织，耀邦同志力排众议，决心启用周扬主其事，挂帅出征。
周扬，湖南洞庭湖畔益阳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二十年代后期奔赴上海，探寻真理，投奔革命，在蒋介石实行清党的白色恐怖中参加中共，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抗战后去陕北、延安，赶上了“整风”，在那场既批判了对共产国际盲目追随的教条主义，又力贬文明传承的文化人和人类智慧的知识，走向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反拨、倒退，并逐渐发展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偶像崇拜的运动中，周扬套上了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丢弃了思想自由的权利，泯失自性，公开宣称，他只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沦为依附型人格的知识分子。周扬走进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他是文艺大总管，有“文艺沙皇”之称。宣传“左”的理论，执行“左”的政策，在毛泽东点题的文艺五次大批判中，他是第一线的指挥员，伤文伤人，甚至助纣为虐。十年“文革”，九载楚囚。“文革”结束后的周扬大彻大悟，从浴火中重生。以佛家的“觉悟”，基督教的“忏悔”，（虽然他不赞成用“忏悔”这个说法）克礼复己，不再俯仰由人，回归了自性。彦修同志说他是“从左的营壘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最早支持、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给“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历史定位的评价成了公认的定论。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时，他在“左”风又起之中力挽狂澜，发表了“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雄文，虽然由于历史条件，他对延安整风的反思还未来得及清理；20世纪称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两次而不是三次，但这无碍这篇著作对当前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与理论意义的高度评价，周扬这一雄文奠定了他作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先驱人物之一的地位，周扬完成了他的人生第三次转折。一次辉煌的转折。这一切耀邦同志看在眼里。
这时周扬在那里？在胡乔木任院长的社科院，任排名在邓力群之后的副院长，1975年，毛发了话，“周扬一案，宜可从宽处理”，久押不是办法。周扬虽然得到赦免，但是文艺界是回不来了。“四人帮”垮台后已三个月，批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鲁迅，又将周扬与他联系起来。批了十多年周扬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这个祖师爷的小卒子。在之后一年，那位执掌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大员，还说：“难道文艺黑线就不存在了？周扬可以来当中宣部长了？”（转引自夏衍1980年11月10日，在中宣部召开的少数老同志谈心会上发言转达，根据记录稿）。耀邦同志与周扬并无私交，他唯德是馨，唯才是举，五湖四海，举荐周扬重回文艺界，主持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的筹备工作。做会议的主题报告。会议以后支持周扬任全国文联主席，并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之后十年，他们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战斗，相互扶持。
2.以鲜明的态度，支持肯定“伤痕文学”作品，如“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刘心武）等。“文革”十年，是封建法西斯专权时期，上亿的人口，生命受到摧残，心灵遭到残害，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的苦难，在“文革”后，在文学上找到突破口，即是以小说“伤痕”命名的“伤痕文学”，像“井喷”一样地爆发了。从政治思想层面上说，这是揭批“四人帮”的文学先锋，思想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攻之者，将它与一个传统罪名“暴露文学”并列。周扬在他的报告中理直气壮地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
3.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口号、方针、方向。这是思想解放了不起的一大步。“文革”结束，人们批判了“四人帮”的“文艺黑线等专政论”、“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这三论，但是更沉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论”、“文艺从属于政治论”、“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三论，还如磐重压在文艺界头上。这都是归属于文艺的阶级斗争论。这“三论”都被说成是源自文艺上经典文献《讲话》。在抗日战争方始之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投入抗战洪流；作为文艺人，将自己所长献给抗日事业，理所当然，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口号，理应如此。连带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亦无不可。迨至建国后的和平时期正常岁月，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经过三十年历史实践考察，实际上就是文艺为政治权力服务，文艺成了政治权力的奴仆、侍妾，政治权力者，兴风作浪，翻云覆雨玩弄权术，文艺成了得心应手的工具。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还未能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论，进行彻底批判，但是对它抛弃已走出了很好的一大步。当然，也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4.力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以自由竞赛，自由争论的方法发展文艺，以宪法来保证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这是多年来文艺是发展还是倒退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后，耀邦同志主持下发了一份中共中央（79年）11号文件，向全党全国批发了四次文代会精神，着重阐明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昭示全党。当然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认识，耀邦同志到第四次作代会有了新发展、新总结。
这次会议有两个文件起草小组，周扬同志亲自主持会议的报告起草工作，协助周扬同志的有林默涵、冯牧、陈荒煤。（光年同志因病住医院化疗）。另外参与工作的还有徐非光、郑伯农、刘梦溪、马联玉等。另一个是替中央起草在会议上致辞的小组。由冯牧牵头，是唐因、刘再复和我三人。但必须说明，我们起草的由唐因执笔的文件稿送上去后未被采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会上的所作的《祝词》稿不是我们起草的。当时听说是由林涧青同志起草。后来读到邓力群在香港出版的自述书《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说是他率领卫建林、张作光起草的，这些，我们无从探究。《祝词》当然很好，尤其是其中“文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大实话，大白话，一下子点中了文艺问题的穴位，不仅获得全场热烈掌声，尔后多年一直成为文艺界人士讲话、写文章的话题。
（二）“三”“四”“左”“右”之争——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
这个被人简称作“三、四、左、右”的会议，这些年人们谈论不多，文艺史著也鲜有论及。也许是资料难以搜集，无人梳理；其实在文艺两种思想交锋年代，这个会议所提供的史料价值，是值得重视的。所谓“三”即三中全会，“四”即四项基本原则。“左”和“右”本来是方位词，后来被涂上意识形态色彩，已有好几百年了，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形容不同的思想、观点、政治团体、党派斗争。价值内涵常常相悖。远的不说，单说上个世纪五十年来，这个被称作“左”的东西，简要的说，即属于党文化的范畴，它罄竹难书，血泪斑斑，人称作“左祸”。如果说“左”属于“党文化”范畴，那么，右则被认为是属于“自由化”范畴。在正常年月，这种被认为是“自由化”观点，实际上是人们一种常识认识。
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从2月12日开始，断断续续的历时三个多月。由中宣部召开，周扬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单位的党员领导骨干，从学习会开始时的一百二十多人，逐步扩大到学习会结束时近二百人，大会发言十余次，小组讨论会多次。还召开了几次会外老、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座谈会。学习会是为了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清理指导思想中左的或右的错误。这个会议，可以说是第四次文代会的扩展、延伸。
会上涉及问题很多，针锋相对的一种意见，代表人物，被认为是陈荒煤、冯牧。他们认为当前文艺方针、政策、倾向，应该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思想解放，反对“左”的僵化、保守；另一种意见代表人物，被认为是林默涵、刘白羽。他们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当前思想解放过了头，右了。当然，两种意见代表人物都说，三中全参与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两种意见人物都知道，力主反“左”，力倡思想解放的后台是周扬，不过都没有公开讲。
三、四，左、右，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对第四次文代会的估计、评价：
林默涵认为：“文代会有成绩。……缺点是没有按中央指示发动大家来着重谈文艺界工作。（划了右派的人中有些人都要在这里“控诉”），没有引导大家把精力放到当前的工作上。周扬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周扬同志亲自改的。我是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冯牧写的。这段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提出为四化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而努力；只讲了思想解放，解放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没有目的。在小组讨论时，我也提了意见。周扬同志要我改，我怎么改？我说过，这两个问题不讲清楚，只讲“双百”，不解决问题。后来周扬同志加了一段话。四次文代会没有鲜明提出坚持四项原则的问题”。
夏衍说：“前几天黄镇讲了，他要卖画为生，说文代会是宗派主义。方针、政策全不对。会上耀邦同志讲话，Ⅱ号文件，难道不代表党；文代会开过，就开文化局长会议。文化局长会议，只说加强党的领导，不说改善党的领导。”
荒煤、冯牧都不赞成说四次文代会没有提出坚持四项原则问题。（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老同志谈心会》1980年10月28日纪录稿）
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之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
荒煤说：“这里有个文化部与文联关系问题。起草文代会报告，当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时，默涵很激动地说，‘文艺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后来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局长会议，默涵同志在会上讲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且说，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我很不满意。小平同志已经明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个口号？这样就去纠缠说文代会开偏了。”
荒煤说，“文代会中作协会上，刘心武、蒋子龙赞扬了我一下，有人就说我拉帮结伙。
“王任重同志说，‘黄镇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以周扬同志为首的几个人要把他搞掉。’”
“文化局长会议上有人说，不能开成四次文代会那样。因此，有些青年作家感到中央政策摇摆。总的说，四次文代会为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道路。最近黄镇同志说，四次文代会执行了一条宗派主义路线。”
贺敬之说：“文化局长会议上，为什么刘复之要你（默涵）讲话？刘复之坚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1979年文化部向耀邦同志汇报工作，是赵起扬汇报的。耀邦讲了，应提文艺“为人民服务”，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我当时提议回去传达耀邦同志的意见，刘复之不同意传达，默涵也不同意传达。”
林默涵说；“我不认为中央已经不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结论。我还坚持。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文代会报告，没有说文艺不为政治服务这个结论，刘复之也这样认为，我们不是跟中央不一致。（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老同志谈心会>1980年11月4日纪录稿）
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之三是关于“伤痕文学”问题。
以小说“伤痕”为名的文学，语义双关的代表了文学的一个时代。写出代表作《班主任》的作家刘心武被称作“伤痕文学之父”。“爱的权利”，张抗抗的这部中篇小说篇名就表明文学争取人类之爱的启蒙主义思潮对数十年间封建主义桎梏的抗争。“啊!”(冯骥才中篇小说)“啊人”（雨煤.短篇小说）“人，啊人！”(戴厚英长篇小说)。追求免于恐惧的心灵自由，冲击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写出阶级论对美好爱情的压制。勇敢地呼喊出人道的尊严。杂文“不可巴望好皇帝”（邵燕祥）对皇权主义、奴隶主义的愚民思想的鞭笞与对现代个人迷信的冲击，与务虚会议从理论上批毛以及社会上批判独裁专制的言论，差不多同时出现。在文学这个领域，启蒙之火迅速燃起，阙功甚伟。从文学创作说，它直抵“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逼近鲁迅的“改造国民性”。
冯牧说：“伤痕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热情肯定，才能更好的引导。这是一个潮流，只能肯定主流，指出不足才行。
“你（默涵）这几年对不足说得多，有许多惊人之论，令人大惑不解，如说伤痕文学是“手淫文学”、“感伤文学”，比反革命文学还坏等。
默涵说：“社会主义文艺要鼓舞人心。我说过，散布绝望、颓废比公开散布反革命还坏，这种话被歪曲了。新疆有几个人说：社会主义文艺不能使人悲观失望。说得坏一点有些使人颓废的作品是手淫文学。后来有人说成是我说的指冯宗璞的作品“弦上的梦”。
贺敬之：“（对默涵）你讲的话，跟整个潮流不符。讲的时候容易激动，动感情，言词就不注意，如说青年是”迷茫的一代”，伤痕文学是“手淫文学”等。不是别人宣扬的。”（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老同志谈心会》1980年11月1日纪录稿）。
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开得很长，最后要进行总结。周扬同志找我，要我协助他写这个会议总结报告。我们交谈中，他对文艺界的看法，拈出八个字：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我对他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会议总结报告由周扬同志提出提纲，我执笔成文。后来这个总结报告，作为周扬同志的佚文收集在我著的《晚年周扬》一书中作为附录。
我与周扬同志文字及人生相交的缘起是：在这前两年，周扬同志应习仲勋同志之邀，在广州的文学创作会议上讲话。讲话在人民日报分两天连载。我读了这篇讲话，觉得有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他引用了黑格尔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我认为他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本意，解释不确切。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与周扬同志讨论，以免以讹传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中曾引用过，说明黑格尔哲学中革命的因素。每一位大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范畴、概念体系。黑格尔的“现实”范畴，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黑格尔这一命题是在他的《法律哲学》一书中讲的：黑格尔所讲的“现实”是什么意思呢？是否“现存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东西呢？不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象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区别……”，他看来，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东西才是合理的、现实的。“存在还不是现实的”。可见黑格尔所讲的“现实”东西，并不就是一切“现存的”东西，而是指合乎规律的、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因此黑格尔所说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不能理解为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无条件合理的，而应理解为，凡是合乎规律的、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它的现实存在是合理的。所以，不能认为黑格尔的第一个“凡是”是“反动的”。他的两个“凡是”是一个意思，都带有革命辩证法因素，是一个完整的命题。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供周扬同志参考。他读了文章与郝怀民同志讨论，说我的文章“有道理”，但是”没有完全说服他”。他要我将文章交《文艺报》发表，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本来就这问题讨论完全是学术性的，但是那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大批判成风日子刚刚过去，人们记忆犹新，我发表这样文章，是否会成为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我成了发难者？我没有听从周扬同志的意见，将文章压了下来，后来周扬采纳了我的意见，在他编定的《文集》第五卷，将引用的黑格尔命题与解释删去。这是我们文字之交的契机。之后十年，我协助他襄理文牍，亲受薰沐，相交忘年。置腹推心，艰危与共。
（三）银幕上人、神博弈——批《苦恋》
紧接着“文艺界领导骨干会议”之后，发生了批《苦恋》事件。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左”倾思潮回潮，文艺界反“自由化”的第一次高潮。《苦恋》，是白桦、彭宁的电影《太阳与人》的文学剧本，这个片名，神与人的关系，就知道它的尖锐性，直抵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苦恋》写的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尊严受尽凌辱的控诉。当人们经历了整整一个现代个人迷信时代，思想桎梏有待破除的时代交汇之际，《苦恋》的问世，一方面白桦收到数以千计读者、观众的来函欢迎、支持；另方面受到激烈的抨击就可以想见了。电影内部试映时，给它的罪名是“非毛化”。称它是“四反”作品（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苦恋》是文艺领域银幕上启蒙主义思潮第一只报春的燕子，最早的一声破晓鸡鸣。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公开对作家、作品点名并上纲上线批判。随后电台广播，全国十多家报纸、杂志：《红旗》、《时代的报告》、《（上海）文学报》、《北京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或转载或配合发表批判文章。一时间，满城风雨，举国震动，海外惊诧，传言蜂起。人们猜测，是否又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来了。
在这紧要关头，刚刚结束了因病休养的胡耀邦（耀邦同志因长期劳顿过度，颈椎病发作，被中央限令自4月1日起，休养一个月。）（见〈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第543页）于5月17日紧急会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广电局、全国文联负责人，谈《苦恋》批判问题，对平息这场风波，解除这场围剿，投下了一着棋子。胡耀邦同志对在他病休期间发生的批判《苦恋》事件持不赞成态度。主张“冷处理”，制止了这场批判。
对于胡耀邦同志的谈话，周扬同志与胡绩伟（人民日报社长）、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商量，觉得应该将胡耀邦同志讲话精神，迅即向社会上广为传达，使国内外知晓，他们一致同意，人民日报应该发文章了，应该表态了，应该讲话了。周扬同志授意我写这篇文章，使耀邦同志投下的这颗棋子，广为人知。我随即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传达了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文章没有明提批《苦恋》事件，没有点军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名，文章从正面阐述中，对军报种种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文章经周扬同志审阅，他只是将原拟的标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易一字，改为《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字之易，老到尽显。
文章写出后，署名却犯了大难。“文革”结束后，一些报刊，习惯于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或代表编辑部意见的文章，避开用“社论”名义送审，常署以“本报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如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由《光明日报》首发的。这次军报批《苦恋》的文章，也是用的“本报特约评论”名义。可是，这篇讲话中，耀邦同志刚刚讲过，写评论文章要个人署名。所以碍难用“特约评论员”署名。然而若署“顾骧”真名实性，显然份量不够，难以显现此文的背景与意义。结果不得已署了一个“顾言”的化名，在6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顾骧文学评论选》，第108—111页）
对《苦恋》开展批判后，有个奇特现象，就是《人民日报》顶住了胡乔木的压力（《胡绩伟：〈为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而作〉》）（《书屋》2000年第4期），对那场闹得沸沸扬扬，满城争说批《苦恋》的种种，似乎完全置身物外，按兵不动。不仅未转载军报文章，也不发一篇批《苦恋》的文字，甚至任何消息也不报导，只字不提。因此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顾言”文章，立即为国内外广为瞩目。敏感的外国新闻记者，都在当日报纸出版的第一时间发了消息，驻京的世界各大主要通讯社都发了消息。那时，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要闻》，俗称“大参考”，每天出版两大本，分上午版、下午版，在该刊第320期，1981年6月9日（下午版）设专栏 “外电评《人民日报》发表顾言文章 〈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摘录了各大外国通讯社的报导、评论。
如：[会众国际社北京六月八日电]中国共产党今天间接地谴责军队对一名作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意识形态闪电战，说这种行动会对中国带来“无穷后患”。党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地表明党对醖釀中的一场文艺风暴的态度。这篇文章显然是积极防止对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尖锐争论，演变成像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早些时候的这两场运动都是在文艺界发生类似的动乱之后开始的。顾言的这篇文章一次也未提到军队报纸《解放军报》4月份对白桦加上一大堆政治帽子的事。但文章显然指责军报在批评中采取了某种强硬的、文化革命式的做法。这些话显然也是针对军队报纸的，军队报纸对白桦的批评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文艺工作者认为这是企图动用官方权威压制反对意见，并隐瞒批评者的身份。
（引自“新华通讯社《参考要闻》第320期1981年6月9日星期二下午版《外电评人民日报发表顾言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
耀邦同志在关键时刻投下的这一枚棋子，暂时平息了批判《苦恋》的风波。顾言文章发表后，大规模的批判停止了。耀邦同志的这枚棋子，为维护中共形象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耀邦同志本人却为这枚棋子付出了代价。
余波仍在。了犹未了。之后又出现了批判《苦恋》“补课”的一幕。7月17日，邓在接见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指出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这一批评所指不言自明。“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苦恋》还是要批，“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高质量的文章”。谈话还说，（1957年）“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这件事被看得相当严重，党中央下发了（中发［1981年］30号）“中共中央文件”，将邓的谈话并附有胡耀邦的自我批评，下达全党，在一定级别干部范围中讨论学习。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以上谈话，均引自1981年中发30号“中共中央文件”。）于是，遂有二唐（唐因、唐大成）执笔，历时三月写成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先由《文艺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与其相呼应，是白桦在无奈之下，以给《解放军报》《文艺报》写信的方式，做了一个检讨姿态，两报先后刊登，算是给批判者以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至此，批判《苦恋》的风波终于平息。
往事已矣，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当年被批判的《太阳与人》主题曲“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旋律似乎吹奏得更响了，被批判的诗人白桦，得到了“春天”“如此”“厚爱”。
（四）“二十八天‘不叫运动的运动’”——批判人道主义、“异化”，清除精神污染
批判人道主义、异化，清除精神污染，是“文革”后第二次左倾思潮回潮，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次高潮，是思想启蒙运动中一起大的波澜。有人称之为“小文革”。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人们追寻的那场浩劫的根源，并上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十年中国人民经历的曲折、不幸、挫折、苦难的缘由，人们发现“神道”的沉重，“兽道”的施虐，“人道”的泯失，人的价值的跌落。人们陷在现代个人迷信的愚盲之中。展望新时代现代化的建设，尊重人，重视人之紧要。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我国历史缺乏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只有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身依附的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对于20世纪新的启蒙运动汹涌而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所做的抵抗，其顽强程度可以想见。迨至马克思忌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其冲突程度达到白热化的地步，这就是近现代先进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与我国深厚的、久远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观念及党文化的生死大搏斗。这就是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也是周文遭到强权势力话语剿杀的历史背景，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那桩文坛公案的实质所在。关于批人道主义“异化”以及清除精神污染一案，我在十年前出版的《晚年周扬》一书有所论列，若蒙赐览，不再赘述。但是，此书十年前刚刚问世，便遭我党意识形态部门的出版当局查禁封杀。
1983年3月7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名义召开，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一个是学术讨论会，以中宣部、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名义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周扬决心对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得失教训用10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探讨；而不是写一篇应景的文章，说些空话、套话。周扬对这篇报告确实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科学的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
他亲自挑选了王若水、王元化和我三个人协助他写这篇文章，起草这个报告。我们在天津人称作“天津钓鱼台”的一处园林式宾馆，从2月初到3月6日，关起门来静心写作近一个月。宾馆对外封锁。一开始，周扬同志即要求大家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些什么；先谈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四个人做到敞开思想，毫无顾虑，毫无顾忌。我们既看到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有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这样怵目惊心的事实。我们看到了被称作一盏“欧洲共产主义明灯”熄灭了，亚洲的一个佛教国家四分之一人口被杀戳，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曾被册封为“共产主义英雄”。那时我们还未能看到尔后出现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人半天。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的四个部分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因有重要家事变故，不得已，第三天便回京了。执笔起草落到元化和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个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一稿写出交周扬同志后，第二天周杨同志将稿退我修改，郑重地说：“还要写‘异化’。”他说他一宿未睡好。苏灵杨同志也证实说：他昨晚一夜翻来覆去未睡好。第一稿我未写“异化”，是因为周扬同志谈报告提纲未谈“异化”问题。写“异化”，我当然赞成。黑格尔提出“异化”概念后，费尔巴哈将它用来说明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用的真精彩。崇拜上帝就崇拜自己吧。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到“人的异化”，研究政治经济学，达到革命性结论。联系到当前社会，联系到改革开放，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从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一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得出的教训，“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概念。要说这篇文章理论有突破，就在这里。周扬同志在这前三年的1980年9月，应胡耀邦同志邀在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次演讲；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演讲有一节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和我们这次报告稿第四部分标题一模一样。我们起草的报告稿，便以周扬同志这篇演讲作为底本。其中移用了若水发表的文章某些论述。我在1980年发表的为人性论正名的《人性与阶级性》文章，也涉及了“异化”问题。（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顾骧文学评论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一）。若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最早提出“异化”问题的，人称《人的哲学家》。他有精湛理论修养。批周扬连带批若水，似可理解，但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想。”（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断。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忌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如期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由人代读）同时周扬将报告稿送请胡耀邦、胡乔木和贺敬之三人审看。第三天，周扬同志告我。耀邦同志已将报告稿圈阅退还。事情到此似乎很正常过去了。可是，会议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意识形态大总管胡乔木下达命令，研讨会休会两天，做了准备后继续开会。组织了黄楠森等四人对周扬未点名、对报告未提名，但是明显的针对周扬报告，作了批判人道主义的发言。
1983年3月16日，周扬未被压服，本着学术自由原则，得到秦川、王若水支持，“探讨”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样一来胡乔木大为恼火。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指令邓力群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擅自发表周扬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交书记处，由中央下发全党。这个处理意见直白的说，这么三条：一人道主义问题还要批判；二对王若水撤职；三周扬要检讨。事情一步一步升级，已经上升到“违纪”、动用组织手段处理的地步了。耀邦同志出面了，干预了。他提出文件要与当事人见面，材料要核实的意见。习仲勲明确反对邓力群要周扬做检讨的意见。于是则有了3月21日核对事实材料，胡乔木与周扬双方撕破脸皮争吵的一幕。周扬直指胡乔木的鼻子斥他“不正派”。在中宣部会后，周扬写信给胡耀邦，说明邓力群的报告许多歪曲事实之处。显然胡耀邦袒护了周扬，他根本不赞成处分王若水、周扬。后来他将文件压了下来，不予理会，这样，三月份以后，这场较量实际已是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争论的焦点，逐渐由“人道主义”向“异化”问题转移。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一个疑团：当年起草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探讨报告，周扬决定谈“异化”时，为何会彻夜不眠，辗转反侧；即使说这是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郑重考虑，也不至于如此啊！三十年来，我认真梳理了这个批人道主义、“异化”并清除精神污染事件的相关材料，掌握了有关的物证，在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同时，加进精神分析法的研究，终于豁然开朗，自信是打开了谜团，解开了一环套一环的扣子。这就是周扬在决定谈“异化”问题时，有一个人横亘在他面前。这个人像幽灵一样，也像一条线，贯穿这个历史事件，或隐或显。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德热拉斯。这个人，周扬未曾跟我们谈过，批判者也小心翼翼在避开，公开批判中从未与周扬挂上勾。可是就是这个似乎神秘人物，使得周扬的担心终于不幸而料中了。
1956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在我国第一次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出版，国人接触到了“异化”理论问题，但并引起广泛注意。在王震主持的马克思忌辰100年学术讨论会上，他还向周扬请教“yiyuan”两个字怎么写，称赞周扬讲得好。在座的邓力群也称赞周扬讲得好。这一年下旬，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先后找了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要胡乔木主持,邓力群起草中央全会文件。胡乔木说了“当前思想领域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说“他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转引自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妙极了，胡与邓谈学术思想领域的情况和问题，却绝口不谈他认为极其严重的祸国殃民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是邓小平主动谈这个大家很生疏的理论问题，才引出胡乔木的话题。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谈话在党内小范围传达，胡乔木邓力群解释这个“异化”是怎么一回事，“异化”是怎么来的，不谈黑格尔、费尔巴哈，不谈马克思，单谈德热拉斯。
德热拉斯何许人也？他原是反法西斯战争时的南共元老，南共联盟二号人物，被认为是南联盟最大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后被开除出党，沦为阶下囚，客死他乡。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新阶级》，这本书中首先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本《新阶级》的一个主要论点时共产党原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人民政治权利遭到了垄断滥用，与经济和商业相结合，以至出现了对资源贪婪占有，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掠夺。他说“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
共产党最忌讳被攻击为官僚特权集团、阶级。若是倒退到十年前，这样“反动言论“够得上坐大牢的。原来这“异化”的来源与实质在这里，难怪邓小平雷霆震怒，引起改变二中全会原拟讨论整党问题，又临时加进“不搞精神污染”的议程。一个人，徳热斯；一本书，“新阶级”；一个论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邓小平引申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胡乔木、邓力群就在等着这句话呢（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是1963年作为“批修”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作为“灰皮书”出版的。周扬1964年在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到“异化”，应是读到这本书的。他担心若是将他的“探讨”文章与德热拉斯联系起来，由此将带来祸端。这恐是周扬彻夜难眠内心恐惧的缘由。邓力群说，邓小平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是周扬送了十八条马克思语录，这是放烟幕弹。
批“异化”已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不是胡乔木后来别出心裁造的帽子：“政治性学术问题”。有据可查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权谋。这一年三、四月份，胡乔木、邓力群，又将德热拉斯端了出来。他们紧紧抓住要害，背后整黑材料，向几位老人打小报告，告黑状，构陷人罪，炮制了七期黑材料，其中突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异议人士关于‘异化’的言论”，就是他们概括成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又是这个德热拉斯！
在周扬同志逝世后，我在周扬同志所藏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一封1983年5月4日，周扬同志签存的我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
周扬同志：
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情况简报》是送政治局、书记处、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纪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并加送中宣部的文件。除其中764期（83.4.22）注明：“加送周扬同志”外，加送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传阅，机要室同志说，因为只有一份，是不送您阅的，可能您未看到。我读了三月份在四、五天内编的几期《情况简报》真是感到不寒而慄。看来给你戴了多少年的“修正主义”帽子，有些人又要加冕了。问题还远不止如此，现抄录有关片断，请一阅，他们就是这样，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向政治局、书记处，送了一批这样别有用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组织方法是“文化大革命”中习见。这样再来看，公开发表的讲话，究竟有多大价值？您看了也不必过分介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请不要去查询，不要同他们说了。
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谈话，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周扬在胡乔木软硬兼施之下，“顾全大局”、“维拉党的团结”“维护领导威信”，达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压力之下，在中顾委组织指令下，作了公开的违心检讨。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仍然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学术报告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广播电台播音员代读。这一相似的形式，似乎是在宣布，这一场政治、学术理论较量中，胡乔木最终胜利。显示了胡乔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地位。胡乔木这篇讲话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显赫一时。全国报刊转载，单行本印行三千万册。近三十年过去了，那种以势压人，以图在学术研究领域一锤定音的霸道做法，是“妄抛心力”了。“以人为本”已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主流。虽然，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培根说得好啊！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二中全会以后，思想战线不能搞清除污染衍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滔滚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被权威部门敦促在全国广播联播节目表态，各种报导表态性文章批判文章充斥报纸版面，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阶级自由化言论”。对已经发表出版播映过的文章、言论、图书、节目，要进行清理。“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举措，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提法。“清污”迅速向各个领域推开，什么是“精神污染”？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像“文革”开始时的“四旧”。生活中妇女留披肩发，青年穿喇叭裤（所谓奇状异服）跳迪斯科舞，都被说成是“资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一时间满城风雨，一时间人心惶惶。
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人民群众不满，党的高层人士不满。主管农村工作、科技工作、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农技、科技领域、经济领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耀邦同志，又是耀邦同志，力挽狂澜，站出来讲话了，他11月22日向各省市先后打了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执行“不叫运动的运动”。并在12月4日，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电部门负责人谈话，讲了八条意见。后来邓力群攻击胡耀邦“1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刹车。”就是指这大概齐的二十八天。
料。这些材料的组织方法是“文化大革命”中习见的。这样再来有公开发表的讲话，究竟有多大价值，您有了也不过分介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话不号去查询，不号同他们说了。
（五）思想言论自由的重大突破：创作自由——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向市场经济前进了一步，大家高兴，胡耀邦意气风发，决心将政治思想领域改革再向前推一推。耀邦领导召开了1984年至1985年跨年度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是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有极其重要价值的一次会议。
两个问题：
一个是，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试验，向前迈进了一步。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入手。但是受到保守势力、权贵集团的顽抗、抵制，耀邦同志采取迂迴办法，先从人民团体打开缺口。在“作协”四大筹备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有人提出作协新的领导班子人选，中宣部少数人捏咕了一个名单，连作协人都不能与闻，硬要进塞进作协四大“走程序”，要大家奉命“选举”。这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胡耀邦明确地表示：这名单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把代表当傀儡，要大家“奉命选举”，这是徒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欺世之举。耀邦提出放手让大家自己选举领导人，赋予大家应有的民主权利。不仅如此，耀邦还说各民主党派，他们的领导班子选什么人，选多少，也应由他们自己酌定，中共统战部不要去干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监督”，而不至徒托空言，沦为“花瓶”。果断、干脆、大胆，耀邦有点豁出去的味道了。这次会议在民主改革方面作了一些尝试。民主化是一个长时间，逐步走向成熟、健全的实践过程，开始时难免残缺、粗糙。（以上参见《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第970—971页》）
再一个是给思想言论自由开了一个大口子。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创作自由”是作协开会前，耀邦同志在一次会议讲话中就定了调子。在作协四代会上，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正式确认了“创作自由”。指出作家不仅“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式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而且“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此祝词稿是由林涧青起草）试问中共什么时候在正式场合，作为组织庄严地宣布过“创作自由”？列宁曾经在他文章中说过“创作自由”，但又被他的文学“党性原则” 所淹没了、所否定了。创作自由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表达思想的方式，所以又称为思想自由，是影响深远的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是天赋的权利，也是人性的需要。文学艺术是精神劳动，是心灵的活动，与自由不能须臾的离开。诗圣杜甫说，他追求的境界是“下笔如有神”；而我们文壇泰斗巴金说，他以往过的日子常常是“下笔如有绳”。这能产生出当代的杜甫来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一位历经沧桑的革命老人，用如焚的激情追思我们民族的忧患历史，期盼着祖国的兴盛前途，写出或称为大散文的世纪雄文，世纪美文《风雨苍黄五十年》。此文一出，不胫而走，若用以往的形容词状之，则“洛阳纸贵”。又过了十年，国庆六十周年来临时，海内外华人，网上又掀起一阵新的阅读热潮，艺术生命力如此强大，生生不息。每当我读起，在那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世纪末对历史的一点卑微企求时，总难抑止潸潸之泪。然而在文化专制主义阴影下，文网之密，这篇“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震今烁古的名篇意然在我们的祖国受到洪水猛兽般的遭遇，纸质文本根本见不到踪迹。据说中国每年要出版长篇小说数千部，而散文呢恐以数万计；可是《风雨苍黄五十年》，散文榜上无名，散文评奖无缘入列，文坛同行，有多少人能窥此文一貌？据说，我们有着要当文化强国的宏愿，可是缺少思想言论自由，创作出版自由的文化环境，要实现这个美妙的梦，恐只能是缘木求鱼。在中共中央宣布确认创作自由的时候，我们一位作家朋友喊出“文艺的春天到来了！”他道出大家共同的心声。可是令人惑而不解的是将近三十年后，事过境迁，口惠而实不至，文化领域的思想、言论自由反而日渐收缩的今天，这位友人居然作出：“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期”的判断，据说这位朋友是远在西欧说这番话的，有人怀疑这番话是否是懵洋人的？还有人怀疑他是否说的反话。
在这次讨论作协“四大”的中央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同志断然地作出两个“不再提”的论断。这就是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在这个关乎国家现代化前行方向的原则问题上，耀邦同志不计利害，不顾安危，态度鲜明，日月可昭，他当然知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峯的态度；清除精神污染的来源。与耀邦同志共襄“十年新政”的难兄难弟，在他幽居期间写的回忆文章中所作的分析判断，在“清污”与作协“四大”会议的博奕之后，胡耀邦作为中央领导人的位置要挪动一下大体已成定局了。
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
不能轻佻的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
（六）胡耀邦给周扬平反与《周扬近作》
1985年1月29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篇名《兰叶春葳莛》“评周扬近作”的文章。（《人民日报》1985年1月29日）（《文汇月刊》1985年第1期）。这篇文章，酝酿于四次作代会前，我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我以为总得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有说话的地方。本拟由老友梅朵当时办得很热火的《文汇月刊》发表。《人民日报》袁鹰等同志得悉，得到总编辑秦川同志拍板决定，《人民日报》与《文汇月刊》同时联合发表。针对批周扬“散布对社会主义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我明确表示，周扬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一直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文章最后说：周扬同志这两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行着‘探讨’，这些探讨的是非得失，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人民来评判；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港报评说，这些是针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此言不虚。这篇文章同样受到外电瞩目。他们与观察《苦恋》事件的方法一样，认为这是“为在‘清污’中受到批判的周扬平反”。但是，这次他们的猜测、分析、评论不准了，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们难以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矛盾的复杂性，后面没有什么背景，周扬并未‘平反’。
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启动给周扬平反的安排。他曾建议最高领导人，到医院探视周扬，以这种方式向公众显示周扬得到平反的目的；但是未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如何重新公开发表不显得太突兀？以出版周扬一本新的文章选集，将这篇文章收进，以达此目的。耀邦同志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同志办理。秦川同志向周扬夫人苏灵扬与张光年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指示；灵扬同志、光年同志要我具体完成这项任务。这对我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要抢在周扬同志生前，做好这件事。大约花了约半个月时间，从材料收集到编辑，文字整理、审定，突击编选了一本名为《周扬近作》的文集，交由刚刚恢复业务的“作家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将一年多前遭到铺天盖地批判的这篇“探讨”文章，一字不改地收进文集。了却耀邦同志一份心愿。这些年，我看到作家出版社显示他们出版业绩的材料或广告，却只字未提他们出版过这本书，应知这本书不是出版社那位拍板决定的，也不是作协党组可能决定的。作为作家出版社开宗明义的第一本书，是中央书记处部署，贯彻耀邦同志意图出版的，也许当时出版社负责人就不明究里；由于年代长远，出版社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了解他们出版社社史，不了解他们出版这本书在启蒙年代的意义与贡献，十分可惜。
（七）文苑幕落，曲终人息——第五次全国文代会
时间到了1985年，第四次作家代会大全以后，按照全国文联章程，应该召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了。这时周扬同志病况逐渐向“植物人”转化，不能视事。以周扬同志名义，向中央打了报告，请求批准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夏衍同志代替他主持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
五次文代会筹备工作分两个组，一个是筹备组，一个是文代会报告起草组。起草组由冯牧牵头，成员三人：王春元、刘再复与我。当时我还在中宣部，夏公不方便使用我，遂由我在部内提出请辞调动工作的报告。冯牧用中国作协名义向中宣部发出商调函。这样，我在中宣部坐了几年冷板凳后离开了。中国作协安排我的工作是：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人。
1985年3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五次文代会筹备组、报告起草组全体列席了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讨论文联五代会筹备工作及五代会报告稿，耀邦同志主持。报告草稿在我参加前已写了两稿，刘再复写了第一稿，未用；王春元写了第二稿。现在中央讨论的是王春元起草的第二稿。耀邦同志说，报告可以讲表现我们伟大建设时代的时代精神。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打棍子，我是不赞成的，现在也不赞成，对文艺要说理、号召、要感染鼓舞，会上夏衍同志说，现在传言，中央精神要“收”了，说降温了。习仲勋同志说，左的东西不能搞，现在不能搞，永远不能搞。乔石同志说，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还是那个方针。胡乔木同志说了一句我一直记住的话：不能从作协“四代会”后退。会议以后，由我接手，根据耀邦同志与书记处其他同志讲话精神，写报告第三稿。令人唏嘘的，28年过去，当年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同志，夏衍、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冯牧、陆石、江晓天、王春元均已凋谢，尚在唯我与李瑛同志两人了。刘再复也尚健在，当时他也应出席会议，因他在海外，临时请假，未能与会。
第五次文代会筹备工作，在这之后被搁置。那是多事之秋。这便是后来被称作“大气候”、“小气候”，接连扑来。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来，苏联东欧人民觉醒，政治变革；国内上海、南京、武汉、合肥等城市一些学生举行集会，反对贪腐，要求民主，社会动荡，一场新的也是第三次反自由化浪潮掀起，胡耀邦首当其冲，认为他反自由化不力，长期放纵自由化。在“老同志”“生活会”上，被逼宫下台，蓄谋已久的左王，在六个半天的“生活会”上，一个人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发言。这次反自由化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了。一些启蒙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精英人士有的被开除党籍，勒令退党、遭撤职处分，或被逼流亡海外。第五次文代会已无暇顾及。
耀邦同志继任者，将第三次反自由化刹了车，淡化反自由化，第五次文代会筹备工作勉为其难重新检起，五次文代会报告草稿，粘在我的手上。四年前，中央书记处会上说，五次文代会，绝不从四次作代会后退，而反自由化中下发的文件，称，四次作代会是胡耀邦“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路线”的产物，准的何依？“狗咬刺猬”——无从下口。1988年11月8日，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仍然由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致祝词，可是会议没有主旨报告，这是一次没有主旨报告的文代会，会议波澜不兴，实际上只是一次换届的会议。曹禺“当选”文联执行主席，而终生主持文联工作的周扬去聀，会议没有一句交代，悄无声息。
第五次文代会后的一年，胡耀邦同志猝然去世，举世同悲。20世纪80年代的伟大十年一页反转了过去。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落幕。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到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波谲云诡的文坛十年，胡耀邦同志“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李昭同志语）殚精竭虑为文艺事业，为文艺界朋友，作出了自己的奉献。曲终人息，大家想念他，他活在人们心中。
“不思量，自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