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全国 2000 多个县中的 1600 多个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走到哪里就直接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有人说，自胡耀邦起，中央领导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难、群众还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慰问、 体验和了解民情，这已然形成一种好传统。
一、 胡耀邦建国后社会调查的几个时期
（一）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 1952 年到 1964 年）
胡耀邦一生中，有 12 年时间是在主持青年团中央工作的重要岗位上度过的。在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各地青年团工作，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善于发现和培植广大青年创造的刚刚破土而出的新鲜事物，总结经验，及时地向全国推广。在此限于篇幅，仅举几例。
建国以后，在新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即由革命战争时期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团组织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是摆在当时青年团工作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在没有直接经验可借鉴的条件下，刚刚上任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包括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多方求教以及极其专注地阅读马列主义关于青年与青年工作的相关论述等，加上自己积极的思考， 对于如何发挥团组织的重要作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如何开展青年团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青年团成为吸引和团结全国广大青年的核心组织， 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使青年团名副其实地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 他在深入基层组织调查“青年团如何工作”问题时，发现团的基层干部热情高、干劲足，但办法还不多，特别是对工作中的一些困难不会想办法较好地处理和解决。 他在帮助其解决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针对青年团工作“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经过慎重思考，果断地提出指导青年团工作的 12 字方针，即“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他认为：“上下请示”是上向马克思请示，向毛主席请示，向党的方针、政策请示，向同级党委请示，不要自作主张。下向群众请示，深入作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左右求援”是配合行政、工会、妇联工作，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时，“自我奋斗”是基础，不奋斗而总是请示，就不会引起重视；奋斗出了成绩，再去救援，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持了。这个 12 字方针的提出，就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积极思考所取得的成果。
胡耀邦与江西共青城可以说有不解之缘，他去世后骨灰盒就安葬于江西共青城。 1955 年 10 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 98 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到江西省德安县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从事垦荒，开始了江西共青城的创建历程。胡耀邦与共青人的缘分始于 1955 年 11 月 29 日 。那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江西视察工作，乘坐一辆铁路压道车来到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下，专程看望了开进驻地刚刚 40 天的 98 名上海垦荒队员。队员们请他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起个名字。 没有毛笔，他就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饱蘸了浓浓的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从到达的第一天起，他便和大家形影不离，一同住窝棚，一同喝稀饭，一同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种植计划。这里水多，适合种植水稻，干旱季节分明，也适合种植棉花，广大湖面最适宜发展渔业和水禽。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 立即写了回信， 还用他自己的稿费给垦荒队员买了一些文体用品邮寄过去。 从这以后的 30 多年，虽然胡耀邦从未给江西共青城批过一分钱，但他却一直关心着这片充满希望的红土地。 共青人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坐着铁路压道车去看望他们的团中央第一书记。［ 1 ］
胡耀邦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曾三次到河南视察。第一次大约是在 1955 年的 7 — 8 月间，第二次是 1958 年夏秋之交，第三次是 1960 年的春天。他从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坚持革命优良传统，待人接物，衣食住行普普通通，与一般工作人员相同，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他来河南视察工作，团省委请示省委按中央高干规格在宾馆为他作了准备，可是他坚持不住宾馆，拒绝宴请。他说，我们团中央的同志下来是干工作的，与团省委机关的同志吃住一起， 工作起来方便。他住下后并没有要求来个什么“几不准”，而是平平常常，与大家共同使用一个卫生间。开饭时他到机关小食堂就餐，当时伙食标准每人每日 6 角钱。他在这里就餐，不另开桌，不加菜，不饮酒，与其他就餐人员凑够 8 个人后开饭，毫不特殊，以致吃了两天饭，炊事员还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他在团省委机关是这样普普通通与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到基层更是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他不让事先通知作任何迎送准备，而是走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他到禹县考察就住在县委一位下乡工作人员的宿舍内，吃饭在大食堂，有饭桌没有坐凳，同大家一起站着吃。他在三门峡考察水利工程后，三门峡市委和工程局的领导准备设宴招待，他婉言谢绝后，与陪同考察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会兴镇一家小饭铺吃大碗面。他在河南考察，出行乘车也是不挑不拣，有辆车能跑就行，尽量不给基层添麻烦。他在郑州一行五六人，坚持与同行者坐一辆大吉普。他在新乡考察时，把那辆大吉普的前排位置让给地方同志坐，请他多介绍一些沿途风土人情。他在调查中却格外认真和仔细，深入青年群众之中， 努力倾听他们的心愿和呼声。［ 2 ］
1963 年春节，胡耀邦在下农村调查研究农业问题时，回了一趟老家 -- 当时的浏阳县中和公社。 这是他 60 年革命生涯中仅有的一次故乡之行。 2 月 6 日 ，他们一行多人，从文家市区公所出发，步行去他老家所在的中和公社调查，指导工作。那天刚刚雨雪转晴，山路泥泞难行，考虑到胡耀邦身体不适，他哥哥胡耀福等人给他准备了一乘“二”字轿（当地的一种简便轿子），请人抬他进中和。胡耀邦冲着哥哥说：“我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怎能叫老百姓抬来抬去？这不像话！”坚持不肯坐轿。他穿一双套鞋，夹一把家乡的油纸伞， 拄一根拐杖踏上了泥泞的山路。 胡耀邦是为工作而回乡的，他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亲友久别的欢聚之中。天刚断黑，他就在邻居胡耀平的一间厢房里主持召开了生产队社员会。他要深入了解集体经济的巩固情况，社员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胞兄耀福一家在乡里的表现。 2 月 7 日 上午，胡耀邦在苍坊一带继续作社会调查，拜会了当地健在的老人，访问了几家农民。在哥哥家中吃过午饭后，动身去中和公社听取公社领导的工作汇报，直忙到下午 5 点多钟，才在公社领导陪同下去食堂就餐。晚上，胡耀邦与公社领导交换情况时， 深情地说：“你们是我的父母官，中和是个偏僻贫困山区，在这里工作比较艰苦，我向你们表示感谢。”他又仔细询问了公社干部情况和全社生产、社员生活情况。他要公社领导们把副业抓起来。他说这地方油茶山多，要加强垦复，加强管理。他还讲到要利用稻田养鱼， 要多栽雪花皮树做皮纸……等等。［ 3 ］
（二）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 1976-1979 ）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中共中央党校。 1977 年 3 月，他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他为拨乱反正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和实践，就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摧残，成为重灾区。胡耀邦坚决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整风会议等有效形式，果断地停止了继续“批邓”运动，把重点放在复校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这段时间，他晚上不回家，坚持住在中央党校， 并利用晚上时间在住所开座谈会，征求中央党校学工人员意见。他自己在食堂排队打饭。他经常深入到党校各教研室、学员宿舍、食堂、办公室等与学工人员促膝谈心，关心群众疾苦，共商党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并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决定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整风会议每天开半天会，以全体会议为主，小组会为辅。全体会议由他主持，采取民主的方式，大家发言摆情况，揭问题。在会议刚开始的几天，他很少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大家发言。以后，他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在别人发言时不断插话。他的插话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有深度，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整风会议开得很有成效，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中央党校的范围。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调查组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 360 斤之重，可见中央党校多年来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 他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 ”［ 4 ］
从 1977 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 认真细致地对 163 个案件和 1358 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很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1977 年 12 月 19 日 ，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 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十年内乱”，造成了现在“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 他列举了发生在“十年内乱”时期人们熟悉的“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东北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案等等。他说，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 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一些地下党的悬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 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5 ］
在这场平反斗争中，他带领宣传部门、 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 以敢于“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的大无畏精神，呕心沥血地进行了一场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鏖战。他到中央组织部走马上任后，即先后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召开各种会议 20 多次，下发文件 40 多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几篇，在他领导下，创办了《组工通讯》，出刊 30 多期，发表了近 10 万字政策评论。特别是这其中单是经过他亲自批准平反和安排适当工作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就有六千多位。 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但是他是这场平反运动的策划者、宣传者、组织者、指挥者，是功不可没的。
1978 年 12 月 25 日 ， 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不仅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也使文艺界回春的脚步加快了。 1979 年 1 月 2 日 ，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年茶话会。 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刚刚就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 300 多名人士见面。他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上任伊始，便在文艺界中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等，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 与各方面人士交换看法。他还分批邀请作家到自己家里来座谈。他十分尊重文艺界的老同志，虚心向他们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耐心地与他们谈心，殷切希望老同志们为中青年人做榜样，顾全大局，互相支持，为文艺界的大团结作贡献。［ 6 ］
（三）主持党中央工作时期（ 1980-1987 ）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很多日子都是在基层调查研究中度过的。这里限于篇幅，也仅举几例。
1982 年 11 月 3 日 ，胡耀邦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当天下午，他顾不上休息，乘坐一辆中型旅行车离开厦门，于傍晚约 5 时到达永春县政府招待所院内。虽然经过了长途颠簸，他仍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早在 1982 年 7 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到了福建的“三永”（永春、永安、永泰）三县小水电发展很快。胡耀邦听取汇报后指出：南方农民用柴禾烧饭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小水电搞好的地方，应帮助农民在生活中用上电，要把它当成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农村燃料的一件事来抓。“三永”应直接推广农民生活用电，要抓紧搞，搞成功之后他要亲自来看。后来，胡耀邦在福建省视察工作时，特地带着水电部的同志到永春视察农村小水电建设。他详细地了解了永春县水力资源、水电建设和推广生活用电情况。 他调查问题时十分认真，如问到水力资源时，连问三次，得到肯定回答时，他才放过。 此次座谈会后， 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建设农村电气化县的号召。［ 7 ］
胡耀邦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生前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山寨调查访问。 1983 年 2 月 15 日 ，在其任总书记期间，曾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查调研。调查组一行人简单早餐后，即与省委主要负责人一起听取州委、州人民政府负责人关于全州的民族经济、教育和科学等情况的汇报。之后，他就几个十分关注的问题与州委、州府的负贵人进行了详细的座谈了解。主要有：关于自治州的自主权问题；关于苗族和土家族的住房问题；关于搞活山区经济问题；关于扶助山区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等专业户、重点户的问题等等。
1984 年 2 月 4 日 至 6 日， 胡耀邦在其他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第二次来视察汕头。在短短的两天里，他除听取了市委、市政府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外， 还视察了汕头经济特区、驻汕海军基地，参观了潮州市枫溪镇陶瓷工艺展览馆、陈桥乡、西湖涵碧楼、开元寺和湘子桥等地方，并给汕头市直机关 300 多名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作了重要报告。他在会上很中肯地提出了，汕头“要建设好三大基地”，即工业加工基地、果蔬生产基地、水海产品养殖基地的重要指示。［ 8 ］
1984 年 8 月，胡耀邦赴黑龙江伊春林区视察。他对林业建设和林区职工生产生活非常关心。他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调研工作抓得非常紧。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就不顾旅途劳累，与随行人员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了位于伊春市区的林科院植物园视察。下午他回到住地也不休息，直奔市委招待所会议室，听取伊春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他边听边记，边发表讲话，讲到激动的时候，还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有力的手势。 整个汇报进行了 3 个多小时。 他在伊春视察期间，高瞻远瞩地就国有林区改革发展作了很多的重要指示。
1986 年年初，胡耀邦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 27 个部门的 30 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在 24 年后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对此有深情回忆。［ 9 ］
二、胡耀邦社会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
胡耀邦所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包括亲自视察、走访，或通过召开各级会议，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或派身边工作人员去基层调查，然后听取汇报等。其中，有直接调查，也有间接调查。直接调查就是到基层单位如工厂、农村进行走访、考察乃至蹲点式调查；间接调查就是通过召开省、地、县各级会议，听取汇报以了解情况，或派身边工作人员去基层调查，然后听取汇报。他的社会调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善于利用实地调查，亲自掌握
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胡耀邦时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经常去全国“老少边穷”的地方，去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在他的有生之年，全国 2000 多个县中的 1600 多个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 他经常站在图前沉思，然后在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 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满妹说，父亲曾打算“有生之年把中国的两千多个县都跑一遍”，然而，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夙愿。［ 10 ］
他的这种且行且思的社会调查方法，伴随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成为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成为他创新思维的源头，成为他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他达到了关注民生、思考社会、了解国情、解决问题、探究发展之路的目的。
（二）善于利用群众来信，发现群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在他批阅的公文中，人民来信占了很大的比重。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胡耀邦自 1979 年担任中央秘书长至 1985 年的六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了人民来信 2000 多封，每天要亲自处理几十封民间来信和无以数计的文件、简报，这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都指定专人负责，跟踪、了解处理结果，“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托”。另外，他还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 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 11 ］
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他正是通过批阅大量的群众来信， 及时了解社会上的主要问题， 并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级领导部门对他们来信所提出问题的处理和落实，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关怀。
（三）善于利用地方志、档案馆资料，了解地方历史和现实情况
胡耀邦平时喜欢读书，每到一个地方去调查研究之前，都要先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浮夸和空发议论。 例如， 1983 年 12 月 26 日 ，胡耀邦赴“酒城泸州”视察。翌日清晨，他提出要看一看泸州的地方志书，以便从志书中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建制沿革、农田水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经济和交通等方面的情况。 在泸州视察期间，他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又如，他到汕头视察也不例外，通过看有关材料，对汕头 80 年代初以来，甚至是古代、近代的汕头的地理、人文、经济等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发言时他就很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四）善于利用明察暗访，到基层调研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
胡耀邦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例如，在贵州兴义调研视察期间，胡耀邦把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温家宝同志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12 ］
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他一向来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 认为这样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行为。
三、胡耀邦社会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
胡耀邦在党和国家处于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提出真知灼见，是因为他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这种积累来自于他长期来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对社会的不懈地调查研究与思考。胡耀邦的社会调查，虽已时隔二十多年了，但对我们来说仍意义十分重大，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只有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更多地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才不会脱离群众，也才能够作出科学的决策。胡耀邦曾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体会，向团干部传授自己长期思考和琢磨的做好团工作的五字法，即“干、看、读、想、写”。 他指出：“‘干’就是要努力工作，特别要认真工作。‘看’就是要经常到下面去，到青年中去，同青年谈话。青年分布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往下跑，看一看，问一问，跑得多，看得多，就增长了见识，增长了理解力。‘读’就是要抓紧时间读书，有计划地读书，要读理论，读科学，读业务知识，学习文化。‘想’就是要思考问题，做了工作，读了书，就要想，就会发现问题，就可以总结经验。‘写’就是要随时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写下来，这样就能积累知识和经验， 促使自己更快地进步。”［ 13 ］他的“干、看、读、想、写”的实践经验和体会，至今仍是我们做好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作出科学决策的座右铭。
其次，社会调查既要明察，更要暗访，注重内容而不应该形式主义和浮夸。要像胡耀邦那样，做到“身入”、“心也入”，认真思考社会，关注国情民情，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社会调查实践中体验、感受和探讨的主题。胡耀邦明察暗访了解真实情况的那种方式，在今天看来，仍很有现实意义。目前有些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都是事先精心筹划、精心准备好的视察路线，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走马观花，似乎就是为了完成调研任务而已。 这样的调研，不但了解不到真实情况，还可能被虚假的谎言、光鲜的外表所蒙蔽。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要向胡耀邦学习，既要明察，更要暗访， 看看那些没有安排慰问的困难群众，看看那些没有准备好的参观点，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第三，社会调查过程中，边调查边解决问题的做法，至今仍是我们领导干部需要努力效仿的。调查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努力处理和解决好调查中发现的社会问题，才是调查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为此，胡耀邦生前经常长途跋涉，深入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山区调查访问，同当地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共商脱贫致富大计，努力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和对外开放。 今天，各级领导干部要像胡耀邦那样，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考察访问，调查研究，为作出科学决策而寻找客观依据， 为处理和解决好社会问题而殚精竭虑。
参考文献：
［ 1 ］魏群等 . 胡耀邦，心中始终装有人民［ J ］ . 中国改革， 2009 （ 4 ）： 44-53
［ 2 ］杨静琦等 . 回忆胡耀邦同志三次到河南视察［ J ］ . 中州今古， 2000 （ 6 ）： 30-33
［ 3 ］余振魁 . 胡耀邦回家乡［ J ］ . 湘潮， 2005 （ 12 ）： 6-7
［ 4 ］何孚等 . 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J ］ . 纵横， 1999 （ 3 ）： 9-21
［ 5 ］薛庆超 . 魅力耀邦—拨乱反正前后的胡耀邦［ J ］ . 共产党员， 2005 （ 12 ）： 38-39
［ 6 ］徐庆全 . 胡耀邦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J ］ . 湘潮， 2005 （ 11 ）： 4-12
［ 7 ］林联勇 . 胡耀邦视察永春小水电纪实［ J ］ . 炎黄纵横， 2006 （ 6 ）： 15-18
［ 8 ］郑惠玉 . 胡耀邦两次汕头行［ J ］ . 广东党史， 1997 （ 3 ）： 29-30
［ 9 ］参见温家宝 . 再回兴义忆耀邦［ N ］ . 人民日报， 2010-04-15
［ 10 ］满妹 .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M ］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 11 ］满妹 .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M ］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351
［ 12 ］温家宝 . 再回兴义忆耀邦［ N ］ . 人民日报， 2010-04-15
［ 13 ］张黎群、张定等主编 . 胡耀邦传（第一卷）［ M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308-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