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耀邦先生这样做（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意义自然是在全社会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但是它的理念基础是人的权利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各种基本的自由与权利，是源自西方、由近代西方启蒙学者所开创并为后来的各种思想派别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一种思想成果，也是一种主流的普世价值观。但是这一点在中国要被统治阶级接受并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恐怕还是很困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是人要分等级，即是一种身份社会，不同的人高低贵贱壁垒分明，而这种地位身份的差异既有先天的即血统的来源合法性，也有后天的即个人通过奋斗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鲤鱼跳龙门”从而改变命运的一种机会空间（这种机会空间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大小不同）。共产党虽然号称代表工农利益，但在实践中，其实是认同等级制即特权的，并且在执政后将这种等级特权扩大到极其广泛、严厉甚至荒唐的地步。毛泽东对此是有感觉的，也试图进行压制。但毛泽东对人命的轻忽表明了他对人人平等的追求很虚伪。在共产党的领袖中，真正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表现了信奉人人平等、具有与生俱来的基本自由与权利这一普世价值理念，并落实在政治实践中的，胡耀邦是最突出的一个。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面对着种种的政治障碍，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和精神，去做那些解民倒悬的伟业，去在社会恢复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从根本上说，如果共产党执政具有合法性的话，它必然是在服膺这个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一种领导。其实这一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领袖的言论和《新华日报》的多篇社论中，就已经在在宣明了的，只不过是后来执政后共产党的许多人一阔脸就变罢了。

　　二、胡耀邦在这种理念和精神的指引下，领导或者尝试推动的各种改革，都是基于落实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的这样一个总目标的。

　　比如，他推动的农村各项改革，就是要落实农民生产经营的经济自主权与基本的政治自决权；他主张的文艺改革，就是落实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自由权和创作自由权；他主张的城市经济改革、科技改革和两步走战略，就是加快人民致富小康的步伐，落实人民的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基本经济权利；他主张的改善党的领导如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规范化，以及政治改革如实行退休制、精简机构和改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落实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党内民主权利，落实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他主张的城市住宅建设和环境保护，就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社会权利；他主张的法治建设，就是使人民的各种权利有法制的保障；等等。

　　概而言之，胡耀邦领导的改革与发展的特点，首先是体现了公正性。人民大众具有自由、平等的各种权利，获得平等、公平的就业、创业、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其次体现了普惠性。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要使大多数人受益，也就是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胡耀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富裕。如果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受，那么，不但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正当性要被质疑，而且也不能持续。第三是民主性。胡耀邦主导的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是胡耀邦的一个民主改革蓝图。而在此后，虽然形势有变，胡耀邦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表达的基本立场。［1］第四是法治性。改革要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体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即要有公平、周全、先进的法律体系，也要有良好的治理。良法善治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

　　李锐先生曾指出：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的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2]。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在今天，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顶层设计和路径设计，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正如南方都市报一篇社评所说：“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而“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和“内生逻辑”，正是胡耀邦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党内领袖所秉持与打造的。

　　三、胡耀邦的这种理念与精神，最终会导向真正的政治改革，从而从根本上奠定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且具有科学法制形式的新的政治制度。

　　今天在评价胡耀邦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勇气是足够了，但在政治改革的思想高度和框架构建上，似乎还有所不足。这种看法当然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确，我们不能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倡导改革的政治领袖就有了完善的思想准备与框架方案。但是客观地说：

　　第一，胡耀邦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出席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胡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方针、目标、任务、途径。胡耀邦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谈到了经济改革，机构改革，并指出“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第二，胡耀邦关于政治改革的思想，已经基本完善。比如1986年，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朱厚泽后来说：“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3]。

　　第三，关于政治改革的目标，胡耀邦先生未必没有完整的想法。最近看到贺卫方先生在《缅怀胡耀邦》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布热津斯基先生在一篇演讲中，谈到他与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谈话，地点是马克西姆餐厅：“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惊的不是菜单，不是菜的式样，而是胡耀邦对我说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功预示着加速政治改革的紧迫的必要性，我问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异乎寻常的直截了当。他谈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确的一种多党体系，一种真诚的多党体系，一种存在竞争的多党体系。他还阐述了政权必须真诚而广泛地从属于法律的管制，官僚体系也要从属于法律的管制，这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这一切，反过来又必需一个真正的宪法体系，而这种宪法则要由民众授权，各种思想的互相竞争的内容要融合成为一体。他所说的这一切，令我彻底震惊了，我非常赞赏他竟然看到了那么深远”。

　　我也震惊了。我不但震惊于胡耀邦先生看到了那么深远，而且作了明确的表达。我在想，是否由于胡耀邦的这种政治改革的思想与谋划，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呢？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胡耀邦先生的确是中共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资源和政治榜样，是今天中共的巨大财富。当然，这个财富能否转化为现实价值，还要看现在在台上的中共领袖们的表现。

　　[1]比如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公开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的看法。”

　　[2]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3]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