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退回到1983年的春天，刚刚在加拿大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的邓朴方那一年39岁，由于文革中一家人的遭遇，高位截瘫的他体会过世态炎凉，饱尝了病痛折磨，他深知康复是残疾人的第一需求。正是由于切身的体会，在国外接受治疗后，邓朴方毅然回国，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让中国的残疾人也能享受到世界一流的康复治疗和服务。

　　“我们必须要建一座像样的康复机构！”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康复机构，外号 “拼命三郎”的邓朴方坐着手摇轮椅，找到了当年同在301医院住院的哥们儿兼病友，和自己有着类似境况的王鲁光。电话里邓朴方对王鲁光说：“鲁光，我在国外见到了很多的康复实验，咱们是不是也做一个？”王鲁光回答：“可以！外国有的，咱们也应该有。”就这样，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好哥们儿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准备出发。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85年，新时期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梦想起点——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画出了第一张规划图。

　　“刚开始的时候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汽车，除了民政部的四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员一概没有工资，连补助都没有，都是熟人介绍的朋友无偿过来帮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蒋小明回忆起当初在北京市富建胡同1号的小四合院创业时的情景。通过各种方式，邓朴方和王鲁光找到了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八大知名人士，有了李维汉、胡子昂、季方、华罗庚、赵朴初、黄鼎臣、吴作人、张邦英“八老”、林月琴等31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黄家驷等12位专家的支持，连同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等方面分别正式提出提议：成立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倡议书最终被提交至有关部门。

1984年9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基金会主办的《三月风》创刊号题词：“新中国对残疾人实行革命友爱，残疾人对自己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首先，建立康复中心需要钱，王鲁光回忆，“当时胡子昂、赵朴初、吴作人等人都来支持，中直机关给我们一些旧家具，军委军直机关给我们一些旧地毯，就这么慢慢建成的，当时军直还给了一辆非常旧的汽车，车牌是172，经常抛锚的汽车”。为了募集到更多资金，他们四处筹款，烟、酒、汽车⋯⋯有钱的捐钱，没有钱捐物也是好的！随后，接收方又成了问题！贺邯生第一次接收捐赠车辆，以为只要开回来就行了，谁知道车子到哪儿都不放行，被说成是走私车，贺邯生因此还进过“号子”。“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必须有一个接收单位，再到海关总署办免税手续。”要建康复中心，必须先成立基金会！就这样，在筹建康复中心的过程中，先期完成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建立工作。资金有了正当的对接途径，为康复中心的建设，乃至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起步都打通了障碍。

　　三月春风徐徐吹，人逢喜事精神爽。1984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胡启立批示同意民政部党组《关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人选的报告》。3月10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推选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名誉理事长，程子华、王光英等27人为名誉理事，崔乃夫为理事长，李正、邓朴方、张自宽、郭济为副理事长，王鲁光为秘书长。

　　3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在成立大会的会场悬挂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会徽，我看到了‘残疾人’这三个字，真的感慨万千，因为在此之前，我和许多残疾人兄弟姐妹都被称为‘残废人’。基金会会徽是梅花的形状，象征着经历严冬也要傲雪绽放的坚强品格，也象征着春天到来的希望。”至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不仅仅是一个基金会，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当基金会的牌子悬挂起来的时候，美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个梦想是朴方同志的，也是我们大家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起步都与之生存的大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基金会成立更大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残疾人运动密不可分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上“充分参与和机会平等”理念日渐流行；1981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残疾人年”，DPI（残疾人国际）成立；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宣布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同时呼吁各国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直至1992年，“国际残疾人日”确立。

　　第一代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未曾被人了解的陌生事业，将逆境中的人世沧桑换作悲天悯人的大爱之心，用低调回应一切喧嚣。2003年的“联合国人权奖” 颁奖现场，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第一个坐轮椅得奖的残疾人，邓朴方说，“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这也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融进骨子里的一种精神，残疾人自己的基金会，为残疾人谋福利，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