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
1 9 9 2年7月1 2日，我在北京前门西大街“红帽子楼”拜访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
那天下午整整四个小时坐在刘绍棠的书房里，他向我娓娓道来，滔滔不绝，畅所欲言，谈了很多很多。中心议题谈他一生命运的坎坷经历和他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还着重谈了他和胡耀邦的交往和友谊。
刘绍棠曾深情地告诉我说：“耀邦同志不仅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指导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那次刘绍棠对我说：“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鼎盛时当党中央总书记我从不麻烦地，他去世了我要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良师益友。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那天，绍棠怀着深情厚谊，把这封唯一保存着的耀邦同志用毛笔写的长信拿出来给我看了，并从头忆说他们的友谊和交往。
1 9 5 1年上半年，十五岁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刘绍棠，就酝酿写作小说《红花》，那年暑假后完成，在1 9 5 2年元旦套红的《中国青年报》四版全版刊出，一举成名，被人们称为“神童作家”。由此，刘绍棠引起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从此，共青团中央和胡耀邦同志对我进行直接培养。”这年学校放寒假后的一天，耀邦让秘书去乡下把刘绍棠请到团中央办公室。耀邦见到刘绍棠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你才十六岁，这么年轻啊！”
刘绍棠也没有想到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胡耀邦，居然没有团中央首长的架子。这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一谈就是四个小时。从谈文学开始，胡耀邦开门见山地对绍棠说：“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以前也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喜欢动，坐不住，所以注定是不会成作家的。”初次谈话，刘绍棠感到耀邦同志对文学不仅熟悉而且十分喜爱，并在谈话中不时地引用不少古典文学里的句子和诗词。刘绍棠觉得自己与耀邦同志的感情顷刻拉近了许多，感觉结识了一个喜爱文学的知音。
就在那天谈话中，胡耀邦对刘绍棠说：“你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做人民大众的贴心人，才有生活创作。如果一个人有了点生活经历，写出了一两篇小说，就跑到城市里住下来，关起门来写，绝对不会有出息的。”他还说：“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大学问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书都要读，要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拒绝任何知识。要使自己学富五车，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希望你一年最少要读一千二百万字。”胡耀邦还针对刘绍棠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高中毕业后，还要上大学，进行系统地学习才好！”
那次，胡耀邦同志谈到刘绍棠的小说《红花》，他说，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写得不错，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农村青年的生活，希望继续写好青年题材。同时，耀邦同志还谈到他读过不久前《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刘绍棠的新作《摆渡口》，肯定了这篇小说的特色后，还以批评的口吻说：“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不是每篇作品里都一定要写到党员或党员干部，才算体现党的领导。”当时，刘绍棠对耀邦同志这样直率的谈话还不理解，直到后来二三十年后，才真正体会到这段话的深刻含意。耀邦同志是不喜欢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作品的。
就是这次与胡耀邦同志谈话后，刘绍棠就以团中央名义利用假期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去体验生活。他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耀邦同志的谈话确实启发了绍棠的灵感，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放到自己住的村子里，换上了他所熟悉的人物，创作了小说《青枝绿叶》，这个短篇小说写于1 9 5 3年夏天，后来被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中……
二十年后还是好汉
1 9 5 7年春天，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走出大学便当上了专业作家，当时他的编制在团中央，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属于中国最年轻的脱产作家。曾回乡挂职，身兼党的县委委员、青年团县委常委和公社党委副书记三职。准备深入体验生活后好好创作出一些好作品来……
1 9 5 7年5月1 5日，共青团召开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是不赞成反右斗争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选择了“曲线反右”的方法。7月1 6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月。国内夏季反右高潮中，胡耀邦是在异国土地上度过了这段不寻常的时间。当胡耀邦回国飞机到达新疆机场，就打电话给留守的团中央负责人，下令停止反右扩大，等其回来再定。
可是这时候，青年作家刘绍棠早已陷入四面楚歌，在反右斗争中，经过无数次的所谓揭露、批判和斗争。据说刘绍棠“右派”的罪状有三条：
第一条罪状是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田野落霞》，说是暴露了运河滩上的阴暗面，是一枝射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第二条罪状是他与《北京日报》的青年作家从维熙合写文章，在报刊讨论中支持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被说成是“干预党内生活”的反党毒草，王蒙为此也被划为“右派”;
第三条罪状是刘绍案写了文艺理论文章《灯下漫笔》，谈的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心得体会，其中对毛文“策略部分”认为有局限性，还有待发展。这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
其实这所谓的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但在那种“左”得出奇的岁月里，有谁敢说个“不”字。连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毫无办法保护这位至交的有才能的青年作家刘绍棠!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即将被遣送回乡──大运河边儒林村接受劳动改造前夕，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日理万机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找刘绍棠又谈了一次话。
这是一次即将分手的谈话，也是一次很动情的谈话。当胡耀邦同志见到走进会客室来的这位面庞清瘦的刘绍棠时，第一句话有点没头没脑地说：“刘绍棠，有没有想自杀呀?”刘绍棠一怔，只摇了摇头，还没有来得及正面回答，胡耀邦又追问：“难道你没有想过自杀呀?”刘绍棠还是摇头，说：“没有。”可是胡耀邦紧接着说：“斗得你这样，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有想过呢?”刘绍棠对耀邦同志说：“五年以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在哪儿站起来！”
“好样的!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嘛1胡耀邦同志当即很赞赏，对刘绍棠这样说。
接着，胡耀邦和刘绍棠还是像以前那样面对面地坐下来，促膝谈开了。可是刘绍棠经过这场意外的打击后，再也不可能找到当年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时那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活泼的青年作家风采了。但胡耀邦同志还是依然如故，他问刘绍棠：“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犯错误吗?”
绍棠想不到胡耀邦同志会提出这是“错误”问题，因为自从反右斗争以来，文艺界批评他以及全国大小报上都无限上纲，异口同声地说他“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竟敢反对毛主席，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进行批评”等等，说他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性质。所以刘绍棠仍依照大家对他的批判时回答胡耀邦的提问：“我是因为个人主义，从自高自大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
哪知绍棠的话还未说完，胡耀邦就大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什么也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对胡耀邦同志对他所犯的“错误”的评价十分意外，当时社会上和组织上给他定性是很高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啦”、“党内的极右分子啦”，总之，对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是肯定了的，处理结论上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却在这位团中央书记口中只是说他“骄傲问题”，这是一般的缺点错误，完全是人民内部问题了。
胡耀邦同志替绍棠分析这次犯错误、栽跟头的主要原因，又同他谈今后打算、生活、理想，甚至鼓励他继续读书学习，将来还可以搞文艺创作……就这样谈今论古，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秘书几次进来提醒耀邦同志开会。最后，胡耀邦同志还是问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当时，刘绍棠的心情很沉重，情绪也很乱。半响提不出要求，虽然现在已被开除了党籍，他鼓起精神说，是否能继续留在党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胡耀邦很同情刘绍棠的要求，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是无能为力改变这已经既成了的事实。他只是婉转地对绍棠说：我只能把毛主席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告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联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绍棠随即说：“是出自屈原的《离骚》?”
胡耀邦同志又问：“你能说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吗?”
这时的刘绍棠哪来心思解释这些古文?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可是胡耀邦同志还是用今人的语言作了诠译：“这几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啊，只是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啊!我的车赶快原路返回吧，趁着误入歧途的时间还不远。这就是屈原的原话的深意。希望你能够记取。”耀邦同志还补上了一句：“刘绍棠同志，我等你原路返回！”
刘绍棠完全能领会在这种情况下这席语重心长的谈话，完全能领会胡耀邦同志对他的关心教育帮助。至此，两人握手告别，胡耀邦同志还是不放心地再一次对绍棠嘱咐：“好好学习，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春的信息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发配到老家大运河畔的儒林村。他到了儒林村老家已没有家了，后来他住进偏僻的一间吊死过人的“鬼宅”里，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屋内连一张写字桌子都没有，一到下雨天，这间破草屋就漏得不成样子。尤其是冬天，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身上裹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刘绍棠忍受了一切，他自己认为最多五年就可改变现状，重新开始他的正常生活和写作了。他以为胡耀邦同志对他说的“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引用的一句民间俗语，这场阶级斗争不会搞得那么长。结果使人想不到的，从此刘绍棠在家乡农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胡耀邦同志的话不幸而言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刘绍棠一直没法要打听胡耀邦同志的情况，他曾想进城去看望胡耀邦，并和他像以往那样畅谈;也曾想写封信去问候他……但刘绍棠想来想去，这样做实在有危险，是不应该做的事，才作罢。
时序进入了1 9 7 6年1 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绍棠觉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的机会到了。那是1 9 7 7年春天，刘绍棠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写信给这位良师益友。一连想了几天，把在农村的一些情况、写作长篇小说能否出版等等问题都写上，并附转给华国锋主席的信……刘绍棠终于写成一封三千多字给耀邦的信。但信寄出后又觉得后悔，自己仍是一个在农村受“管制”的“右派”，给中央党校领导写信合适吗?
那天，刘绍棠正在大运河边上放牧，送信的邮递员找到他，将一封牛皮纸大信封交给了他。他急忙拆开一看，是用毛笔写成的长信，共五张信纸，是他非常熟悉的胡耀邦同志的字迹，高兴极了，就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读起来：绍棠同志……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韧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你给华主席、党中央的信上，我似乎觉察到你想问问，对于你的那个长篇创作组织上将抱什么态度。我先来试着解答你的请求。我不清楚你写得怎么样，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毒草，二是一般东西，三是很好看的香花。第一种我估计是不会的。但第二和第三者有可能。怎么鉴别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呢?这不能靠组织扶持、介绍，而是靠广大读者去鉴定。多少年来，不只是“四人帮”，“四人帮”以前的错误路线也是采取人为的(少数人)褒贬去。把毒草当香花，把香花当毒草。不都是破了产吗?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什么名人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决心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批准。你说不想离开农村，生活也很不错。我不全信。不过，这实在是为人民作好事情所不可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说别的。如果还要说，我只能说，我是肯定无疑地看不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强国了，而你，还是四十一岁的人，就绰绰有余，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啊!我也很忙，一般的星期天在家。你愿来，欢迎。
刘绍棠双手捧着这封沉甸甸的五张毛笔书写的长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禁不住就掉泪，一连读了五六遍，两只衣袖被泪水擦湿了，连信纸上也滴了泪水。直到一字一句都背熟，每个字都铭心刻骨，深印在脑海里……
他从耀邦的信中，预感到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
永远的良师益友
时间就这样既缓慢又匆匆而过，星移斗转来到了1 9 7 8年，这是离刘绍棠收到胡耀邦同志回信又时隔一年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刘绍棠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一天下午，当时他正在大运河畔那个小草屋里写作，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和稿纸，忽然从村头传来一阵喧哗之声，打破了这偏远农村宁静的午后，他走出门，看见乡亲们正簇拥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他的小屋前，从车里走出来的却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
秘书和刘绍棠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刘绍棠重新进屋去关上门，秘书就让刘绍棠坐上车，一直把他送到北京科学会堂。在那里一间小客厅里迎接刘绍棠的正是一别二十多年的胡耀邦同志。当时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正在负责着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工作。刘绍棠压根儿没想到胡耀邦同志会在百忙之中想到他并派秘书来接他见面。这次，胡耀邦亲自为刘绍棠倒了杯茶，告诉他：“绍棠同志，有希望了!中央正在考虑为1 9 5 7年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平反。你写个报告吧，千万不要写得太长，二三百字，最多不要超过五百字……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呀！”
刘绍棠听了这句话，立即想起二十多年前离开团中央前夕，胡耀邦同志对他说的那些话。
二十多年以后，想不到耀邦同志依然这样说他不是“右派”。刘绍棠此时此刻，思前想后，激动得真要在老首长、老领导面前大哭一场，可是强忍住了眼眶里的泪水……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翻开了新时期的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工作日程，这个时候，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我十分抱歉，1 9 5 7年`反右'时，我在团中央把一批有才能的干部打成`右派'了，我要向他们道歉。”同时19 5 7年反右斗争中错划右派也得到了彻底平反。刘绍棠和全国五十五万多的所谓“右派”都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当年是党员的都恢复了党籍……刘绍棠从通州儒林村回到了北京，安排在北京市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自此以后，他的写作势如泉涌。刘绍棠一直遵照耀邦同志的教导，他坚持乡土小说的创作，自豪地称自己是乡土作家!
我那次在北京采访刘，刘告诉我说：“我对胡耀邦同志是永远怀念的。我所以能如此坚持下来，不断地读书和写作，包括被错划为`右派'的二十多年里，艰难困苦地活下来，全在于耀邦同志给我精神力量为支柱。现在，耀邦同志这些话，对我来说是永远的座右铭。绍棠和我握手告别时说：“到我文学生涯五十年的时候，我还要写一篇长长的祭文，悼念我师胡耀邦同志，他是伟大人物，他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我是不会辜负他对我的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