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与胡耀邦是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他们都是湖南人，李昌是永顺县塔卧乡人，生性内刚外柔，温文尔雅；胡耀邦是浏阳时文乡（今中和乡）人，秉性耿直豪放，智勇双全。他们先后5次共事，生死与共，甘苦共尝，谱写了一部动人的乐章。
一
1939年党中央成立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王稼祥任主任，王若飞任秘书长，李昌与胡耀邦都是委员。其时，胡耀邦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昌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长。胡耀邦24岁，李昌25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工作委员会几乎每两周开一次会，李昌与胡耀邦经常见面，促膝谈心，相互倾吐美好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
胡耀邦从1932年5月起，便在苏区做过多年的儿童局、共青团工作，在延安他任过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在青年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李昌常向他请教苏区的青年工作。1940年8月，李昌在民先队的老战友彭敏，从前线回延安学习，带回一匹马送李昌，但部队有关单位不允许。李昌便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胡耀邦立即回信，并批示将马送给青委使用。耀邦关心同志，尊重青年团体，给李昌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昌与胡耀邦第二次共事是1946年。是年7月，耀邦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同时，李昌任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在1年多共事的日子里，两人有事共同商量，配合默契。1946年的集宁战役打响后，耀邦约李昌一道到前线视察。这天，他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敌人的飞机突然从山后飞来袭击，子弹把耀邦的饭碗打得碎片四溅，他却安然无恙。战士们急忙拖着耀邦和李昌转入防空洞，躲开了敌机的轮番扫射。耀邦对李昌幽默地说：“打仗难免要流血牺牲，敌人的弹片打碎了我的饭碗，就是打不进我的骨肉，看来老天有眼，马克思不让我去报到哩！”李昌也风趣地回答：“你这个乐天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哈！哈！”两个湖南老乡，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在四纵队，胡耀邦善于作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富于鼓动性的演说，使李昌永志不忘。1946年10月，在大批国民党部队围攻下，张家口失陷，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对张家口市的“得而复失”，有的指战员思想不通，情绪低落，埋怨惋惜。耀邦在灵丘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作了鼓舞斗志的报告。他深刻、生动地分析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敌人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必然要分兵把守，分散兵力；而我军才是真正了不得，我为解放人民而战，深得人心，到处得到群众的拥护和配合。失去张家口固然感到痛心，但这样没有包袱，可以集中兵力机动灵活作战，看准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最后就可以收复张家口和比张家口更大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他的报告令人信服，指战员的情绪迅速高涨起来。
为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李昌作为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与胡耀邦紧密配合，共同创建了流动铅印车（用几辆马车拖着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及时传播陕北总部对战争形势的评述和四纵队政治部的连队讲话材料。
在四纵队，耀邦看到战士们文化低，又缺少适用的学习材料，便亲自主持，组织出版了《人民军队三字经》，由谷岩、陈明任编辑，邓拓作画。它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图文并茂，深得战士们喜爱。
李昌对耀邦书海行舟，博览群书推崇备至。他回忆道：每次解放一座城市，耀邦都要搜集当地的史志、地理、风土人情和各种书刊，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即使戎马倥偬，行军打仗，他都随身携带书籍。他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由于勤奋好学，知识非常渊博，出口成章，终成大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就拚命读。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硬读硬钻。”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对李昌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是莫大的鼓舞和启迪。
二
李昌与胡耀邦第三次共事是1952年7月至1953年秋。1952年夏初，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的胡耀邦，由川北调中央等待分配工作。首先传闻，中央拟调胡耀邦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来由于团中央书记冯文彬调动工作，中央急需物色团中央书记接替冯文彬之职。刘少奇提出了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3人作为候选人。这3人都是“红小鬼”出身，都有共青团的工作经历，都是37岁，都是省部级干部。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而在此前的1951年秋，李昌由华东团工委书记兼上海市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副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这样，他与耀邦又成为“搭档”。据李昌回忆，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始终以身作则，坚持贯彻共青团工作的方向，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对青年工作的指示，积累和总结了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重要经验，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黄金时期”。
李昌回忆了一件他与耀邦莫逆之交的往事。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作工作报告，李昌作修改团章的报告。两个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被删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洪水猛兽，在全国汹涌咆哮。团中央首当其冲，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更难逃厄运。这天，一批“造反派”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将胡耀邦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早已调离团中央，时任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李昌，也被押来团中央机关大院，和胡耀邦一起接受批斗。
“造反派”声嘶力竭地叫嚣：“胡耀邦，你这‘三反分子’，1953年作团中央报告时，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删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必须老实交待！”
面对“造反派”的残酷批斗，胡耀邦泰然处之。他不慌不忙，思维敏捷地回答：“这，我敢承担责任，具体经过情形我记不清了，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胡耀邦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怒吼声此起彼伏，对他批斗得更加凶猛。
就在这时，李昌挺身而出，气壮山河地回答：“这是我删去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场哑然，大家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位个子不高、外表温文尔雅、戴着近视眼镜、年过半百的中年人身上。会场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静得令人窒息。李昌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团章的‘毛泽东思想’字样是我亲手划去的，当时我是团中央副书记之一，在第二次全国团代会上，由我作修改团章的报告。当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他要求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因此，报告中才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这5个字。”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时候，李昌能仗义执言，不惜引火烧身，这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只有无私无畏的勇士才能如此。
李昌这一壮举，为胡耀邦解了围。批斗会结束后，在团中央礼堂门口，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和李昌相互会意地注视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眼神传送着患难与 共 的 深情厚谊。
三
李昌与耀邦第四次共事是难忘的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是 “重灾区”之一。为消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造成的严重破坏，把科技工作搞上去，1975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党中央随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去中国科学院。于是，整顿科学院的工作从组织、思想、理论等方面迅速展开。
首先整顿领导班子。7月14日，胡耀邦等进入科学院。随即调进刘华清、王屏，增补武衡、胡克实进入领导班子。当时，郭沫若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他年老多病，由胡耀邦任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李昌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协助胡耀邦工作。核心小组改组后，改变了原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
在组织整顿中，胡耀邦、李昌特别注重落实政策。整顿开始后，胡耀邦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对于没有安排的科技人员，尽量给予安排。为了使更多的科技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发掘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他列举了一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回国后于1970年被下放的事例，向大家询问：“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过细的工作，科学院在4个月的整顿中，落实政策的达800多人。
在进行组织整顿的同时，胡耀邦、李昌等对科学院狠抓了思想整顿。8月15日，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在很长时间内，党内一度提出科研工作要“三面向”的口号，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1971年，又提出科研要“三急”，即：急战备所急，急工农兵所急，急工农业生产所急。以后“三急”又简化为“开门办所”的方针。这些口号无论怎么变化，均不是以发展科研为前提，而是以“改造科研工作者”为目的。科学院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一次，胡耀邦与几位科技人员交谈，大家告诉他，这些年除了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就是搞生产，与白菜、土豆打交道。有些研究所每周搞业务的时间不足20个小时。这些问题使胡耀邦感到非解决不可，已刻不容缓。
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和李昌商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非常尊重李昌，认为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内行。他在10月11日古脊椎研究所的一次大会上说：“李昌同志比我好，他学习得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比我雄厚。”他在大会小会都明确回答：“科学院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
8月18日，按胡耀邦口述的精神，由李昌、王光伟参加整理、研讨，由三人署名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清算“文化大革命”对科学事业造成破坏的文件，包括六方面的内容：1,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问题；3,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关于科技10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在整理《汇报提纲》过程中，李昌极大地丰富了胡耀邦的多次讲话精神，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李昌说：科技不属上层建筑，不能把所谓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论”搬到科技领域，把广大科技人员当成专政对象；在科学技术战线不要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生产力的主体是科研人员，在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李昌还批判了“四人帮”提出的“开门办所”的口号。他说：“开门办所”否定了科学试验也是理论联系实践，使人不敢搞理论，不敢蹲实验室，甚至走向极端，走向反面，如清华大学撤掉水利馆，为开门办学办工厂，撤掉实验室等。
《汇报提纲》得到了邓小平等老同志的肯定、赞扬。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会议，听取胡耀邦关于《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说：“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对陈景润一类有科研成果的人应该爱护和赞扬。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凡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都不能留用。但《汇报提纲》 触 犯 了 “四人帮”。
11月初，江青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地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流”、“翻案风”。不久，邓小平被迫下台，胡耀邦、李昌停职反省，被批斗。
1976年2月，寒凝大地，黑云翻滚，在“四人帮”一伙精心策划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批判会。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头版预留好版面，准备报道这次大会“盛况”。胡耀邦因病未到场，他在电话中勉励李昌“要坚决顶住逆流，泰山压顶不弯腰，原则问题决不让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会上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想要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在台上站起来，一身正气，气宇轩昂，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昌被要求到会场绕行一周，与会者向他投来亲切的目光和善意的微笑，以示慰问和鼓励。对胡耀邦、李昌的批判会，竟变成了对他们的声援会。而且许多与会者纷纷退场。结果《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无法报道，“四人帮”打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败仗。
四
李昌与胡耀邦第五次共事是1982年9月以后。中共十二大会上，胡耀邦继续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李昌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新华社曾反映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的困苦。胡耀邦亲笔批示要妥善处理。这类案子在中纪委属李昌分管承办，他立即打电话向胡耀邦请示。耀邦明确指出：“你一定要一抓到底，办出个结果来。”随即，李昌率中纪委有关人员、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和浙江省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了解情况，共同协商，终于督促中央水电部门拨付一笔补助费，再次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库区移民。
1984年9月30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尽快改变穷困地区的落后面貌的通知》。年底，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李昌，来到阔别50多年的湘西家乡进行考察。回京后即向中央写考察报告，提出以工代赈修路，解决湘西贫困地区人民粮食短缺、脱贫起步的紧迫问题；为发挥武陵山区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面向世界的旅游区和建立大庸机场；设立培养少数民族科技和经济管理干部的武陵大学等建议。这些建议很快得到胡耀邦和中央有关部门及湖南省领导的赞同与支持。
1985年9月，李昌主动向中央报告，要求退居二线，得到中央的批准，并当选中顾委委员。他和一些不在一线的老干部、老专家，组成了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并任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双文明建设研究所所长，尽力发挥余热，呕心沥血地开展咨询工作。
1989年4月15日，当传来胡耀邦突然逝世的噩耗，李昌一时头脑木然，为失去一位几度亲密共事的老战友、敬爱的良师益友而悲痛万分。当天下午，他即和老伴到耀邦家吊唁。在灵堂，他看到耀邦遗像，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生死与共，甘苦共尝的经历，在他脑海中久久回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