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万物复苏。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中国政坛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
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刘少奇平反；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按照《若干准则》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开了9次扩大会议，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7名书记处书记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所犯的错误。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向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军级党委以上干部，并由他们向参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同志传达。
对此，华国锋也举手赞成。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时过半年，即1981年6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同志分别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审议，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辉煌的历史文献。
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会发表公报：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奋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胡耀邦在6月29日全会的闭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今天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的同志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那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呢？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胡耀邦激昂慷慨、热情奔放的讲话，激起阵阵掌声。
听了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之所以选择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
中央机关要做表率
胡耀邦抓工作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总揽全局，首先抓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到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要求中央首脑机关要成为全国的表率。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两个月后，胡耀邦找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同志谈话。他胸有成竹地指出：“中央机关有三大坨，一个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一个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一个是中央军委的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中央机关共45万人，军队在京的有15万人，合起来60万人，60万人组成我们这个首脑机关。”
胡耀邦语重心长地说：“首脑机关应当起什么作用？首脑机关必须成为全国的表率，或者叫中央机关要成为全国的表率。这个思想，这个根本要求，应当成为我们中央机关所有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战斗口号。”
他风趣地说：“头脑不起作用，上肢、下肢、身子怎么行动？”
他扳着指头说：“首脑机关必须作全国的表率，12个字，或者叫中央机关要作全国的表率，11个字。哪个提法好？可以研究。”然后他指出：“中央机关不带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搞得好？我们的党风能搞得好？许多怪现象出在中央直属部门。……许多的流言蜚语是北京出去的，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小道消息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中央机关有许多歪风邪气。”“现在有许多怪现象，相当多。比如说，有些人不上班，有的人晚上打扑克打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上午睡觉。打扑克要4个人，第二天上午都睡觉。”“越是松松垮垮的机关，怪话就越多。”
胡耀邦还指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新闻报道中出现差错，去北戴河休假成风，工作上互相扯皮，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闹不团结，等等。
为了贯彻落实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中直机关临时党委于10月7日至14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工作报告的标题就是《中直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会议期间，各单位揭摆了存在的问题，找出了差距，制定了做表率的措施，中直机关的风气很快发生了变化。
为了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央在此期间又决定进行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规定一般要精简人员20%。
有一天，他谈到中央有些机关作风松垮，人浮于事，对他的老秘书高勇说：“我看我们的机关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真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忙，有三分之一的人瞎忙。”接着他解释说：“有的人真忙，是忙到了地方，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办了不少事情。有的人不忙，松松垮垮，打扑克，看电影，下棋，扯皮。有的人瞎忙，他也忙，辛辛苦苦，忙忙乱乱，但忙不到点子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谦虚而风趣地说：“我就属于瞎忙。你不能说我不忙，我忙得很，每天的事情排得满满的，总也干不完，但忙不到点子上。”
从1981年9月起，胡耀邦用了几年时间来抓中央机关的作风问题。他认为，端正党风首先要从中央机关抓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他说：“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颠倒。应当把这种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为了从中央机关端正党风，中央书记处决定于1982年1月6日、9日召开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田纪云、王兆国、杨尚昆在大会上分别讲话。田纪云讲《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王兆国讲《关于中央机关端正党风的问题》，杨尚昆讲《端正党风军队要走在前头》。最后胡耀邦讲了话，他讲话的题目就是《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他说：“为了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央机关担负着特殊重大的责任。我所说的中央机关，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全国政协和人民团体的直属机关，以及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在我们整个事业中，中央机关起着枢纽的作用。这个枢纽运动得好不好，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极大。因此，必须尖锐地向中央机关提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要以自己高尚的精神面貌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做全国的表率。”胡耀邦还阐述了具体要求。他说：“中央机关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起表率作用呢？”他指出要在提高效率、努力学习、严肃纪律、增强党性四个方面作出表率。
他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全国的表率，这是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我们应当以高度的自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无愧于中央机关所担负的光荣使命。
经过各机关的共同努力，中央机关的党风有了明显的好转。
胡耀邦对党政机关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切肤之痛。建国初年，我国对精简机构、精简编制进行过多次，但每次精简以后，不久就来一次机构膨胀，总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里徘徊。对此，胡耀邦大声疾呼，要求全党同心同德，痛下决心搞好精简工作。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次严重考验。” 他强调说，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就着手干。
于是，中央决定再搞一次精简。1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了一次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会议，传达、讲解精简机构的精神。
会议开始，首先传达了有关精简机构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第7号文件。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对干部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有根有据地说：
我们的干部问题远远不只是废除终身制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问题，或者说是四个问题：一是废除终身制。二是干部太多。外国叫“官僚机构”，现在干部是两千万，中央机关就有60万。机构重重叠叠，扯皮不完，游山玩水，与机构人员多有关系。三是年轻同志起不来。现在老的把年轻的盖住了。前年书记处成立时，平均65.6岁，现在67.5岁，成立时中央许多同志就说不理想，是过渡班子。现在人才是有的，至少是不热心支持他们上来。我们的干部问题会不会出现恶性循环的问题，是老性循环。要不要防止老性循环问题？全党要严肃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中央29个单位，国务院98个单位，共127个。国务院减到27个，正副部长、主任一半人争取由60岁以下的人干。人是有的，我们敢不敢提？大家支持不支持？支持非常重要。毛主席1966年73岁，当时小平同志62岁，我51岁。小平、陈云同志把胡、赵推到前台，这件事他们处理得比毛主席高明得多。我们党内现在缺乏这种高风格、高思想。全党必须打通思想。老是说年轻同志不行，老是说我还要多呆几年。如果高级干部有一半是60岁以下的，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江山二三十年绝对没有问题。有一篇“内参”反映，外国人说，中国的秘书很辛苦，什么都靠秘书，秘书不操劳政治运动不了。四是对老同志很好照顾，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我党是个老党，是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成长起来的党。建国以前四个时期：大革命时期，1927年以前的，还有600多人；红军时期，第一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1.8万多人；抗日时期的，“三八式”的，有42万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有191万多一点。建国后也有四个时期了：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6年以后。
接着，胡耀邦对解决干部老化，妥善安排老干部，讲了几条办法。他说：
老干部对党是有贡献的，包括党外的老同志，不要忘记他们，忘记了是不好的。要多想几条办法：
一是我们不要搞“一刀切”，还要保留几十个精力比较充沛，威望很高，马列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的，压住阵脚。这对巩固全党的团结，树立党的威望，很有必要。
二是开国元勋，功劳很大，已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如刘帅、蔡大姐，去年还是下了个决心，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都不当了。十二大以前在一次全会上给他们作一评价，发一封致敬信。
三是年纪很大，还有一定工作精力，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同群众有联系，许多群众拥护他，安排一定的荣誉职务，或者把年轻同志摆到他前头。起作用不是靠牌子，是靠威望，靠思想，靠党性。
四是人太多了，要裁减一些下来，年龄也不大，下决心抽调一部分同志学习。下期党校不招各省的人。党校可容纳3000人。有的学1年，有的学2年，有的可学3年。中直机关可分六、七、八百名额，轮到谁就是谁，指定谁就是谁。住党校比住干校总好嘛。司马迁写《史记》，写完后作了一篇序，叫《太史公自序》。养尊处优不可能有大作为。
五是一部分同志下决心离休。政治生活待遇不变，物质待遇可适当提高一点。
胡耀邦在讲到中直机关原来的精简方案时，严肃地说：小平同志批评中直减人太少，不行。我们准备减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一起考虑。先搞三定：定编制、定人员、定任务。由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处负责，2月15日前交帐。小平同志提到工青妇，妇联历来比较可怜（指编制少——笔者注）。
胡耀邦特别对团中央的领导韩英和高勇讲了青年团的精简问题。他说：青年团把风气搞好，不要搞那么多人，那么多报刊，不要出那么多国，要到群众中扎根，不要铺那么多摊子。有些老同志，几十年为共青团做了贡献的，但即使搞报刊的，年龄太大也不好，让年轻一点的同志上来，30岁搞报刊、出版，也可能有点新鲜的语言。
最后，胡耀邦说：文联系统我就不清楚。科普、文化团体也不要搞那么多人，编制注意精干。不要比派头，要比质量，比贡献。同心同德把这个事情干好。中央已决定了，义无反顾，破釜沉舟。要打开一个新局面，树立一个新传统、好风气。用两年半时间办完。中央机关上半年搞好。
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中央各机关雷厉风行，努力朝着精简20%的目标制定措施，认真落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1982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根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进行，这是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机构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为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至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金秋的北京，晴朗的天气，像大海一样湛蓝，朵朵白云恰似扬帆起航的轻舟，慢悠悠地飘浮着。
1982年9月1日上午，党的十二大正式开幕，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修改后新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选出。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和往常一样，胡耀邦作报告时，激情洋溢，慷慨激昂，多次激动地站起来，挥舞拳头，引起全场的强烈反响。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再次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农村改革。这有他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团中央办公厅干部严如平回忆说，早在1961年胡耀邦去河南内黄做过调查，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队统一结算，一个工分不值两角钱，这叫农民怎么调动生产积极性呢？胡耀邦对严如平深有感触地说：“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农民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才会有积极性。”
说到这里，胡耀邦若有所思，从抽屉里拿出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给严如平看。
严如平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只讲“一大二公”好得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生产关系正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的时代，胡耀邦提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见和主张，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远见，所幸他未遭到灭顶之灾。
胡耀邦出生在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基于他的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197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1980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1982年至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不断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胆识和心血。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村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话语，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便要说“农”——这些议论表示着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村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1月11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唯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地说：“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事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1979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但是，“左”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是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势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范畴：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1979年上半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我们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大弊端。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所谓“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抱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上半年，刚刚起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者有之，指责“比例失调”者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山西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针锋相对，朝着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城市要向农村改革学习。”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做了部署，并阐发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190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深深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工作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胡耀邦当时已经深刻地察觉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提纲挈领。胡耀邦对此着意加以阐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类，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类、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类，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指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错误，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分散劳动，合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举例生动地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且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在两种意见交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最后大会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于9月27日发了《通知》作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一方面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试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1997年10月10日，在胡耀邦逝世8年之后，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无限感慨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胡耀邦对万里新任寄予厚望，他多次引用民谣，幽默风趣地说：“要吃米，找万里！让万里管农业，是深得民心的嘛！”
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但是在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不少阻力和艰难，举步维艰，他找胡耀邦倾吐心迹：“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哪！”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邓小平对农村这场改革极为关注，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多次找胡耀邦、万里等人谈话。1980年4月2日，他正式表态：“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可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订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1981年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到处生机勃勃。胡耀邦抓住大好时机，于3月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他风趣地说：“88是一个好数字，好兆头，农民要发嘛。”他接着指出：“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能放松，粮食要抓紧，同时要抓好多种经营。没有多种经营，就会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转发了《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如何“因地制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耀邦肩负深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感，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到河北、青海、新疆、江苏等省、市，深入细致地考察调查，明确指出各地的优势，高瞻远瞩地运用“因地制宜”的原则，描绘出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蓝图。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大同小异，总的说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原来有“不许”或“不要”这个紧箍咒套着，只能半公开半合法地进行，“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能说自己不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啦啦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线路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
山西省就是设置阻力的少数地方之一。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了，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按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
根据农村改革的发展情况，胡耀邦不失时机地提出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材料给万里：“我考虑今年9月、10月要再产生一个农业问题指示。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润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先找他谈一谈。”随后，胡耀邦找到杜润生谈话，共商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根据胡耀邦指示，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
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十分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种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做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种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善罢甘休。从此，农村改革的骏马在神州大地奋勇奔驰。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
连续5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5个“1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在农村改革汹涌澎湃的大潮中，胡耀邦对安徽农村的改革极为关心，1982年5月，他再次来到合肥，同省领导亲切见面连续开3次座谈会。他多次讲到全国改革农村立了头功，农村改革安徽立了头功，包产到户意义深远，安徽作出了很大贡献。
副省长胡开明有次也在座。胡开明50年代后期曾担任河北省副省长，60年代初到张家口地区探索包产到户，一边试验一边总结，写了个意见书送呈中央，受到毛主席的批判，说这个人“开明倒开明，可就是‘胡’开明”。从此，他被定为“右倾分子”，含冤10余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才为他平了反，派他到安徽来工作。胡耀邦含笑指着他对大家说：“他是先知先觉，我对包产到户觉悟很迟，是后知后觉。”胡耀邦很真诚，这句话也是真诚的。但事实上他为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普及发挥了推动作用。
1982年，全国农村传来喜讯：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胡耀邦更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之前，胡耀邦对文件草案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1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按照胡耀邦的新思路，文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农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3年1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确确立。至此，“包”字彻底冲出了“禁区”，走出了“地下”，由“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而正名为适合和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劳动形式。承包制正式登堂，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1983年，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年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在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确定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担心政策多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包产到户这一措施推行的前几年，即从1979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5.4%，平均每年递增7.9%，比1978年以前的26年平均2.7%的增长速度高出1.8倍。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后来邓小平赞誉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异军突起”。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至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一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胡耀邦倡议，将中央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1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1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众所周知，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1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5个“1号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艰辛和心血。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在城市各行各业为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大好时刻，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十分精彩的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在报告中，他着重阐明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胡耀邦说，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或对或不对的标志。
他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他希望全党同志和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正如胡耀邦所说的“全面系统地改”，农业要改革，工业、商业也要改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将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形象地称作“包字进城”。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
1985年春天，百花争妍，群芳斗艳，北京西郊一个幽雅、僻静的院落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7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等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这是中央对“七五”计划的总体指导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进行逐字逐句的认真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尔后中央将《建议草案》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经八易其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为目标，用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对此，胡耀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1986年11月，胡耀邦在上海考察时，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
他说，改革和开放，就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我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还有许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困难面前怎么办？多想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中，最重要、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开放。他主张在工作中更放手一些，更大胆一些，更有创造性一些。
促进对外开放
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他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浦东开发区……中国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
胡耀邦领导全党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向前发展。
1980年9月23日至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52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充分发挥两省优势，先行一步富裕起来，为全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他说，广东、福建两省要有远大眼光，对外更加开放，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尽快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成为对外联系的枢纽。
1982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10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胡耀邦还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
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地明确起来了。
对外经济关系所包含的问题千头万绪，胡耀邦用一句话概括说：“无非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者叫做一个出口，一个进口。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制约的，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因此，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关系，使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
他具体地谈到围绕这个中心，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我们现在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960万平方公里难道还小吗？我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器啊！
另外，把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还因为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地吸引资金，这对我们是一件新事，过去长期没有接触过。其实，苏联在半个世纪以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遵循列宁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搞过租让制。租让制企业，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个，利用外资达到几千万卢布，胆子相当大！
但是，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外资也不会自动飞来，这需要政策引导，胡耀邦当然知道这一点。他指出，为了有效地吸引外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你不让他赚点钱，就没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开嘛！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才能争取时间。
谈到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胡耀邦指出，路子要宽广，不要理解得太狭窄。不仅要引进先进设备、新型材料，还要引进新的原理、数据和配方、新工艺，还有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
针对有些部门盲目地进口消费品，胡耀邦严肃地指出，除国家统一安排以外，不准任何部门和地方擅自进口消费品。有些地方和部门现在那种私自进口消费品的做法，实际上是打击民族工业，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最大的投机倒把！这不是引进先进技术，是误国误民。
出口是外贸的基础。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当然不行。但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能出口什么呢？
胡耀邦有他的看法，他说要扩大四个方面的出口：矿产品、机电产品、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产品及我国的土特产品。
为了发展出口，胡耀邦赞成这样一系列方针和办法，例如：要采取适当的扶助出口的政策；要打破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去搞销售网、情报网、服务网；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的信誉，讲质量，讲履约；要解决运输和港口的问题，中央地方一起上，大中小港口一起上；要统一组织，发展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以及打开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等等。
对外国开放需要一定的地缘优势，作为内陆省份没有沿海的优势又该如何对外开放呢？胡耀邦明确指出，对外开放，一是对外开放，一是对外省外区外地开放，要定期搞集市贸易，五天一期，谁来做生意都行。对外开放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一是请进来。走出去可以采取三种方法：去学习某方面的经验；一是带项目去商量请教；一是派出人去培训。一是请进来是对外开放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说，从自治区、盟、旗（县）到乡、专业户，都可以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可以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请一些有真本事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同他们签合同，长期的、短期的都可以。
一个“外”字，理解成两个办法，轻轻的点拨，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尽的活力。
建设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导的。早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经谷牧率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实地考察，选定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特区。这一建议当年7月即获正式认可。自此在中国大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版图上，长出四颗璀璨的明珠。
对于经济特区的兴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1982年11月，胡耀邦来到厦门作实地考察，他关心的是特区经济发展问题。
参观后，胡耀邦听取了福建省和厦门市负责人对有关情况的汇报。他指出，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
他对厦门经济特区负责人说，你们还是要大胆地干，只要不冲击民族经济，而是面向国际市场，并且是我们收地租，我们就业，我们收外汇，我们就不用怕。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在百忙中抽空前往深圳指导工作。他兴高采烈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1月2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去南方，特地访问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邓小平说他要亲自看一看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
19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百花争妍。中南海翠柳拂堤，春意盎然。
30日下午两点半，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这天，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等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4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外），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5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带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为了中兴伟业，造福人民，使祖国繁荣富强，胡耀邦立下宏愿，决心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实际，体察民情，调查研究，以便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
1980年5月，他任总书记伊始，首先就去空气稀薄的西藏了解情况，成为第一个到西藏考察的中央领导人。
1982年9月18日，报上刊载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7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外宾举行盛大宴会的消息。可是19日一早，胡耀邦就出现在成昆铁路上被崇山峻岭包围的桐子林车站。胡耀邦一行的出现，使这里的干部群众感到十分意外，许多人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是胡耀邦总书记吗？我们这里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还没有回来呢!”
胡耀邦日夜兼程到这个偏僻的山区，是因为桐子林这一带是我国西南部能源、钢铁、畜牧业建设的重要基地。胡耀邦总书记是来这里察看正在勘测设计中的桐子林水电站和二滩水电站的站址。胡耀邦18日中午乘飞机到达成都，随即改乘火车南下一路视察。
胡耀邦曾经利用星期天，一天视察了3个县，成为人们的美谈。
1982年4月1日是周末，胡耀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利用明天星期日的时间，到河北保定地区的易县、安新县、雄县农村去看一看。”
次日，阳光和煦，晴空湛蓝。胡耀邦乘坐一架草绿色的直升飞机向易县飞去。
易县像一条巨蟒，横卧在太行山东麓。8时20分左右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飞到了易县上空，没有马上降落。它从易县东北部转向西南部的狼牙山，在易县上空转了两个大圈，细细地观察着从东北向西南蜿蜒而去的太行山的绿化情况。
过了一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清西陵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一下飞机，胡耀邦同易县县委的同志边走边谈，胡耀邦如数家珍：“从飞机上看，安格庄这面山上有树，西南面山上都是光秃秃的，西边的安格庄水库周围也没有树。一定要多植树多造林啊！从北到南，在河北大约有20多个县分布在太行山区，如果县县都按以上的办法搞，二三十年以后，太行山就会大变样了。当然，这要有很大的决心。”胡耀邦沉思片刻，讲起历史典故：“燕国勇士荆轲西渡易水，去刺秦王时，曾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我们为了绿化太行山，应该把它改为‘风沙滚滚兮易水干，壮士上山兮种树还’。”
下午2时，胡耀邦乘飞机抵达安新县白洋淀湖畔，飞机降落在宋庄大队一块湖中苇滩上。然后他们登上机动小木船，出了与苇滩相通的水道，向浩荡的“大鸭圈淀”驶去。小船在发动机推动下，催开浪花，向前行进。胡耀邦时而举目远眺，时而转身同坐在身边的县委书记王杰交谈：
胡耀邦问：“苇田实行了责任制没有？”
王杰回答：“实行了责任制，而且包了产。”
胡耀邦连连点头：“包了好，包了好！”
这时，从芦苇丛中游出一大片白洋淀著名的湖鸭。胡耀邦看了异常高兴，用手指着鸭群问：“养鸭是不是也实行了责任制？”王杰答：“实行了大包干！”胡耀邦说：“包了好，包了好！”
小船在淀中转了一个大圈，约行八九里，回到了岸上，胡耀邦邀请安新县委的同志到飞机上谈话。
谈话中，他几次问到了群众生活水平怎么样。县委的同志们回答说，群众生活逐年有所提高，原因是认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胡耀邦听了这句话，马上指出：“实行责任制，要进行民主评议，不能让干部搞优亲厚友，厚此薄彼，这个问题不只农村干部有，县里干部也有，这要查一查，主要是教育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下午3时，胡耀邦来到了雄县。他对雄县是很熟悉的。这个县在十年动乱中，由于两派斗争激烈，反复多，工作和生产长期上不去。这次胡耀邦到了温泉招待所会议室，第一句话就问：“雄县的派性问题从思想上解决了没有？”县委书记李桂钧汇报说，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生产向上的好局面。胡耀邦听了笑着问：“是真从思想上解决了，还是一时销声匿迹了？”
胡耀邦接着说：“河北党组织是有功绩、有光荣传统的，但也要讲两点论，它也有长期留下来的盲目的山头、宗派情绪和盲目的自满情绪。这两个盲目情绪把党的是非搞混了。共产党是讲是非的，是对人民负责的。不要以人划线，要以党性划线，以党的原则划线，谁是谁的人啊，都是党的人！”
日落西山，炊烟袅袅。在这11个多小时里，胡耀邦乘坐直升飞机四起四落，行程1000多里，所到之处，他既要考察现场，又要听取汇报，先后同省、地、县几十个干部交谈，并就大家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样，他度过了一个不平常的星期天。
胡耀邦在山东胶东半岛视察农村，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1984年10月22日，胡耀邦访问的第一个村子，是牟平县宁海镇的西关村。胡耀邦一下汽车，一排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村镇干部热情地迎上前去。在一间摆满沙发和红木茶几的客厅里，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海向胡耀邦汇报了西关村的变化。
西关村原是一个穷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子里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吹塑玩具厂、电子仪器厂，在县城开办了大型商场和饭店。1983年集体纯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8倍多，连续3年人均分配1000元。农民先是搬进了排房，之后，又搬进了楼房。如今，别墅式的“第四代住房”正在兴建。村里有花园和动物园，花园中建起了游泳池、体育场，盖起了影剧院。村里还投资50万元与深圳一家公司搞产销联营，投资40万元与长岛县搞水产联营，预计当年集体纯收入可突破1000万元。
听到这里，胡耀邦插话说：你们生产年年大发展，逐年适当增加一点积累是应当的，但为什么分配老是1000元？搞“封顶”可不好啊。封了顶，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每年增加几十元，或者分阶段，几年增加一次。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对群众也是个鼓舞。
胡耀邦问李德海，你们一人有几套衣服？李德海说，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胡耀邦说，一年四季，衣服要多搞几套，穿得好一点。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一日三餐。他问李德海，农民三顿饭都吃些什么？有没有牛奶？
李德海回答说：油条、豆浆、鸡蛋、点心，这是早餐；想喝牛奶，天天都有新鲜的；午饭晚饭自己做；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来了客人，一个电话到饭庄，“几菜一汤”就送来了。
胡耀邦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中国人的体质，还得多增加点高蛋白，要多吃点肉和巧克力。跑马拉松，人家是2小时8分多一点，我们今年的最好成绩2小时15分11秒。田径、游泳、足球搞不上去，与我们的体质很有关系。要引导农民多吃肉。干8个小时的活，累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切上一盘牛肉，说声：“拿杯酒来！岂不痛快！”
几句风趣的话，引起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在胶东半岛，胡耀邦边察看边思索，最关心是这里的电气化问题。他对陪同视察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说：“在农村，不搞电气化，乡镇工业发展不起来，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的消费也上不去。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近几年，家用电器进了农家，一户每年需要多少电，一个县每年需要多少电，电源从哪里来？一定要有一个总体设想。你们山东农村有500万千瓦，够不够？”
苏毅然回答：“我估计了一下，大约要250万到400万千瓦。”
胡耀邦一路谈笑风生，兴趣盎然地对苏毅然说：“你们山东的煤炭储量是140亿吨，一年开采一亿吨，还可以开采140年嘛。山东能不能提前实现农村电气化？全国总得有那么几个省、市搞试点，争取尽快实现农村电气化。实现了电气化，农村的文化、教育、环境、卫生都会起变化。要充分认识农村电气化的意义。”同行的山东领导点头称是。
离开胶东半岛，胡耀邦沿黄海海岸南行。10月26日来到鲁东南的日照县。6点多钟，胡耀邦正在吃晚饭，餐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无独有偶，两小时之后，再次停电，全楼一片漆黑。胡耀邦说：“你看你看，没有电怎么行啊！”
这两次停电，更加深了胡耀邦对农村用电问题的思考。第二天，在会见临沂地区地、县负责干部时，胡耀邦说：“经济要搞上去，离开电怎么行？要认真研究电怎么才能上得快一点。你们山东水电搞不了多少千瓦，因为没有多少水电资源。看来得靠火电，包括小火电。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河南这5个省、市要想办法联合起来，把煤搞得活一点快一点，如果每年能搞到二三亿吨煤炭，就可以多发电，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胡耀邦在鄂赣山区10日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84年12月4日至14日这10天里，他冒着严寒，接连访问两个省19个县市。
深冬时节，鄂南、鄂东和赣西北山区阴雨连绵，寒风刺骨。两辆旅行车载着胡耀邦一行，沿着崎岖不平的泥泞公路，往来奔波于幕阜山麓和大别山麓的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一次日程很紧的旅行。尽管山高路滑，汽车仍以相当高的速度行驶。山区群众对胡耀邦在寒冬岁末这样不辞辛劳地从北京来到遥远的深山密林看望他们，同他们共同商讨开发山区的大计，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每当胡耀邦从驻地出发时，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胡耀邦笑容满面地向自动伫立等候的男女老少挥手致意，欢呼的人群朝着他热烈鼓掌。
12月5日一早，胡耀邦一行乘汽车离开京广铁路附近的咸宁温泉镇，很快就进入山区。
约两小时后，汽车驶进通山县城。胡耀邦一下车就召开座谈会，请县里的同志介绍情况。胡耀邦风趣地插话说：通山通山，通通是山。你们要把山搞“通”，把库搞“活”，多养鱼。要发挥山区的优势。山上的树和山里的矿一起开发。山“通”库“活”，山区致富就有希望。他还强调说，要加快山区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放开山区政策，凡属群众能办的，就要大胆放手让他们去办。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建议胡耀邦去这个县属的九宫山察看林木。胡耀邦欣然同意，并立即驱车前往。高高耸立于鄂赣两省边界上的九宫山，海拔1280多米，峰岩壁立，雄伟浑厚。据当地同志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后就是在这里被地主武装杀害的，后人还在这里设墓安葬了他。汽车越往上爬，雾越浓，整个山岳都淹没在茫茫的云海中。胡耀邦在山顶一座招待所里会见了当地干部，他建议把九宫山辟为旅游避暑场所。
为了实地考察林区，次日，胡耀邦到崇阳县访问时，特地去那里的林科所和桂花林场进行了调查，同林场工作人员讨论了包山造林等问题。在修水，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一路上，我看到你们这里过伐的现象比较严重。国营林场、集体林场应该采育兼顾。看来，林业政策要继续抓落实，林区群众收入少，积极性不高。要拿个办法出来，还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好。
12月7日一早，晨曦初露，寒风凛冽，胡耀邦驱车从修水县城出发，一连跑了铜鼓、宜丰、上高三个县，中间顾不上休息。
在铜鼓县，他说：我认为山区林权应下放，林业管理体制要改革，要搞承包，让林农有自主权。国营林场也要把责任制落实到家庭，长期（比如说50年）不变。农林扩权到家庭，渔业扩权到船。只有这样，才能搞活。他认为，山上的小材小料，什么枝丫材、等外材、困山材等等，应该统统放开，让林农去加工成锄头把、镰刀把等等。这样，山区的多种经营就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他还说，他不赞成用开梯田的办法在山上种树。把山坡垦了，至少5年之内树长不起来，水土就会流失，还浪费了人力。他对县里的同志说，如果是上面规定的，你们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上高是江西省连续三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县。县委书记用了一个半小时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将他们的经营概括成三句话：利用粮食的优势发展经济作物，利用种植业的优势发展养殖业，利用农业的优势发展工副业和乡镇企业。
胡耀邦饶有兴味地听了这些情况，他不时插话赞扬他们的成就，并且鼓励他们再上一层楼。他一再强调，农村经济结构要进一步 调整，更要大胆地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副产品的加工。他说，我认为在这方面，应当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自己干起来，主要依靠家庭工业和专业联户，支持专业户和专业村的发展。要放手让农民自己发展乡镇企业，放手让农民到城镇来办第三产业。要告诉县、乡干部，不要一说办什么，就想自己收上来，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重大方针问题，必须明确。
从上高来到锦江畔的高安，这个县乡镇企业和各种经营搞得都比较好。县委书记向胡耀邦汇报时谈道，为了搞活流通，全县设了37个小集市，使农民每3天能赶一次集，每次赶集的人有三五千至一两万不等。县委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胡耀邦沉思了一下说：“你们想过没有，一块方圆20华里的地方，东南西北10公里，骑自行车要花费多少时间？”有的答30分钟，有的说要40分钟。胡耀邦接着说：“如果经过若干年努力，按照对群众方便的距离，把小城镇星罗棋布般地建设起来，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好处？我建议你们探讨一下。”于是，当即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县委书记翟时达说，有了小城镇，产品可以随时推销出去，需要的货物可以随时买到，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可以传播技术带动周围农村。胡耀邦点点头说，农民赶集，你们叫赶圩，不管几天一次，总要花一天的时间，这是低商品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欧洲许多国家的小城镇很发达，人们并不羡慕大城市。我们也要逐步把小城镇搞起来。他强调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项大措施。胡耀邦的深谋远虑，使大家深受启迪。
胡耀邦重访长征路，对人们教育良深。
那是1985年9月26日上午11时许，秋雨霏霏，凉风轻拂，一架银色客机穿过浓密的云层，降落在四川邛崃县郊区的机场上。舱门打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霏霏细雨中快步走下舷梯。
胡耀邦这次视察的重点是四川西北高原和陇南山区。汽车从邛崃县城出发，沿川藏公路西去，翻过悬崖万丈的二郎山，便进入川西北高原。首先遇到的是银光闪闪的雪山，这里空气稀薄，冰封雪冻。接着是连绵百里的林区，公路两旁古树参天，丛林莽莽。然后是举目无垠的草地，到处绿草如茵，沼泽密布。再从川西北高原向东南行进，沿白水江畔来到陇南山区。在短短10天时间里，胡耀邦就沿着这条路线时走时停，耳闻目睹，视察了四川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陇南地区共10多个县。
在这次视察中，胡耀邦选择的是一条很不寻常的路线。50年前，在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翻过了雪山草地。当年的胡耀邦作为红军部队的“红小鬼”，先后任中央工作团党总支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师第二、三团党总支书记，随部队沿着这条路线进行艰苦的长征。总书记跋涉千里，重访昔日的长征路，他这次所进行的是一次非同凡响的视察。
在当年红军勇士浴血争夺的泸定铁索桥头，胡耀邦向人们谈起了红军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业绩；在小金县红军胜利会师的旧址，他向人们介绍了红军战士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在翻越雪山草地的途中，他不时赞叹红军战士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毅力……
9月28日，是高原多雨的秋季中难得的大晴天，胡耀邦驱车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塔公草原。
天空碧蓝如洗，朵朵白云像哈达似的洁净，在天空中飘浮游弋。翡翠般的草原，黑色的牛毛帐篷，在熠熠阳光下分外悦目。胡耀邦坐在一座饰有民族图案的帐篷里，几位身着彩色长裙的藏族姑娘走到他面前，献上一条条雪白的哈达，胡耀邦用藏语祝愿她们：“扎喜德勒！”（吉祥如意）
胡耀邦被群众的欢乐气氛所感染，仿佛变得年轻了。他走出帐篷，坐在这群藏族青年中间，接过一把弦子，满面春风地拉了起来。
胡耀邦对支援过长征的各族人民，是那样的深情亲切；对长征路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那样的充满激情。一路上，他不时指点着车窗外掠过的山川村镇，向同车的藏族干部问起他和战友们曾经鏖战和行军路过的一些地方。他甚至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中翻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山麓，他回忆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小庙，另一座雪山梦笔山的北坡，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
9月28日下午2时许，胡耀邦出现在横跨大渡河的泸定桥东的桥台上。这座桥和泸定县西城门相衔接，建成于公元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解放前，整个大渡河上只有这座唯一的桥梁，是川藏交通的咽喉要道。今天，山区久雨初晴，蓝天如洗。由13根长达百米的铁索组成的泸定桥，像一道长虹横跨在大渡河上，使人联想起当年红军战士迎着硝烟进击的情景。
欢腾的人群让开了一条路，胡耀邦踏上左摇右晃的铁索桥，健步走过桥西的石台上，望着脚下汹涌奔腾的河水，深情地告诉人们，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对岸的。他的话把人们的思绪带向那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胡耀邦又一次走过铁索桥，参观了建在桥东的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并应陈列馆同志的要求，挥笔题写了“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12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告别泸定，胡耀邦来到了大渡河支流小金川畔的小金（原名懋功）。这里依山傍水，是一座小巧秀丽的山城。1935年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城东40多公里的达维桥头胜利会师。6月16日，两个方面军在懋功县城内的天主堂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参加了此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所天主堂仍保持了原貌。胡耀邦仔细参观了室内陈列的各种革命文物和天主堂院内毛泽东、周恩来等住过的平房。他对州、县负责人说，要把这些地方保护好，作为向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
在马尔康，胡耀邦实地察看了正在筹备修建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地址，他要求负责建碑工作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这座纪念碑修好，使这里成为松柏环绕、山水宜人的公园，成为群众学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学校。
胡耀邦一路察看，一路询问，一路思索。汽车以平均每天200公里以上的进程在高山、峡谷和原野上奔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仿佛对当年的老战士情有独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袒露宏图。
在林区，展现在胡耀邦眼前的是：采伐过的林地上，横七竖八地倒着几丈长的圆木，还有大量的火烧木、风倒木，任其腐朽，他感到无限惋惜。坐汽车跑了几天，沿途只见一个地方在加工木材，他发出声声叹息。
穿越一处处峡谷时，他看到：条条急流，落差很大，可建电站的地方很多，让高山流水白白浪费，而附近的居民却在烧柴做饭。
在幅员8000多平方公里、拥有45万头牲畜的红原县，他看到：只有县城里建了一座奶粉加工厂。偌大的草原上，看不到其他畜产品加工点。
在被誉为“人间瑶池”、“童话世界”的黄龙山和九寨沟风景区，他发现这里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虽达数万之众，而当地农民收入却很低。
他还听说，这一地区埋藏着黄金、大理石、云母、石膏、石棉等数十种有开采价值的矿物，但富余的劳力却无活可干。
马尔康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汇报会正在热烈地进行。胡耀邦谈笑风生，其他同志也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或插话，气氛轻松活跃，讨论的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
40岁的阿坝州委副书记周化勋，向胡耀邦汇报说，从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在阿坝林区建立了16个林业企业，共为国家生产木材4000多万立方米，上交税利4亿多元。因为采伐过量，目前控制采伐，剩余劳动力25000人，要求中央和省里帮阿坝州卸下这个“包袱”。
“你们不是卸包袱的问题。”胡耀邦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深沉地说，“要把包袱变成财富，要把现在闲置的劳力变成有用之才。总的来讲，阿坝州8000多平方公里，只70多万人口，是人少了，不是人多了。问题在于你这里就业结构不合理。一面是许多人没事干，一面是好多事没有人办，许多产业根本没有开发。”
胡耀邦时而站起来，时而用手势加重语气：“大的不讲，讲小事情。马尔康的鸡蛋很贵，你们这里电多，可以办几个养鸡场，用电孵鸡。你们有草山，可以养奶牛。还可以搞木材加工。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最后，胡耀邦说：“端正指导思想，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和发挥高原、山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辟多种劳动致富的新门路，这是繁荣山区经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九寨沟风景区，胡耀邦很有远见地提出：让农民直接办旅游，由农民为旅游的人提供副食品，发展养鸡、养兔、种植蔬菜、水果的专业户；组织群众生产各种旅游纪念品。
在陇南地区森林茂密的康县、成县，胡耀邦要求各级领导充分依靠群众，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创造出营林致富的新经验。
在视察途中，几乎每个地、州、县的领导都向胡耀邦反映，他们那里缺资金，缺人才，要求中央支援。胡耀邦对他们说，党中央、国务院对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向是十分关怀的，尽可能在人力、财力上给予扶持和帮助。但是，作为当地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应该只依靠上面，而要自力更生。办法有两条：一条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资，依靠群众的勤劳和智慧；一条是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引进外资，吸引沿海、成都等外地的企业来投资。
谈到人才问题，阿坝州委书记阿登向总书记说：“我们这里条件艰苦，人家不愿意来，希望中央和省里给我们派些人来”。
“你把关系颠倒了。”胡耀邦立即插话纠正他的看法说，“不是给你派人来，而是你要有吸引力。你把经济发展起来，门路多了，就能留住人，吸引更多的人来。今后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地要采取招聘的办法，吸引的办法，而不是全靠指派的办法，捆绑不能成夫妻嘛！”
幽默风趣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哄然大笑。
胡耀邦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后，他便向州委领导提出要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胡耀邦说，你们州、县、区三级干部，一年下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下去，要做一个安排。大雪封山是下不去的，这段时间可以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一年完了要考试，这样搞上三年，大家的水平都提高了。凡是地广人稀的地方，都可以采用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根据各地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工作方法，这就叫实事求是！他勉励大家只有埋头苦干，才能大展宏图，就像楚庄王的名言：“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这是胡耀邦对川西北高原和陇南山区的期盼，也是对全国所有经济还不发达地区的期盼，期盼他们后来居上，一飞冲天。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内的最初几年，大都跑的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他的足迹踏遍布了中国的西部——西藏、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整套发展西部的特殊政策陆续制定出来。中国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着使人喜悦的变化。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的繁荣富裕关系着中国大局的安定、团结、兴旺。
胡耀邦的行踪使外国人颇感兴趣。1985年的深秋，在中南海一次会见外宾的活动中，一位外国友人问：“据我们了解，你经常到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视察，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十分关心。在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方面，中国现在有什么计划？”胡耀邦高兴地回答说：“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比较发达；西部多山，比较落后。但是，西部的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是幅员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我们对西部的方针，一是放宽政策，让那里的人民群众放开手脚开发资源，发挥优势；二是鼓励他们同比较发达的地区建立横向联系，相互协作；三是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给以财力、物力和技术的适当支援”。他预言，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大规模开发中国西部就要提到日程上来！
胡耀邦认为，甘肃应当成为开拓大西北的一个重要基地。1983年7月，他冒着炎夏酷暑，先后访问了陇南的天水地区、陇东的庆阳地区、中部西南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兰州市，整整视察了7天。
胡耀邦对如何改变以定西地区为代表的甘肃中部18个干旱县的穷困面貌问题，特别关心。这里雨量稀少，生态破坏严重，粮食产量低，几乎年年要靠国家救济。国务院决定每年拨出专款帮助这些困难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胡耀邦7月21日到定西地区的临洮后，特地把这些穷困县所在的定西、平凉两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请来，共同商讨如何使这些地区快一些在经济上彻底翻身的问题。同时还派了几位随行同志去定西地区最困难的社队的一些村庄，逐户了解农民的生活。在座谈会上他说，你们这18个困难县怎样才能较快地恢复过来，什么时候能翻身，都要认真搞点调查，在这个基础上采取切实的措施。要力争尽快消除历史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恢复生态平衡，使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逐步走上安定富裕的道路。他要求这两个地区的5万多名干部带头种草植树，每人每年种两亩草，栽10棵树。他说，就是要干部带头，多干实事，不能含糊。
当天晚上，胡耀邦把随行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找去，商量发动全国，主要是北方青少年义务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共青团每年要抓几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事，这就是一件。全国1.5亿青少年，大城市的除外，每人每年采集一两，就是1500万斤，可以种1500万亩草。这也是对青少年的一种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叫爱国采种运动。这种活动每年都要搞，不是一两年，而是一二十年，先支援甘肃，以后支援其他地方。王兆国当晚就打电话给团中央进行筹划，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就召开电话会议，向各省、自治区的团组织布置任务，并向全国青年少发出了号召，雷厉风行地落实了这件事。
胡耀邦一行，1985年7月23日下午6时到达龙羊镇。他们不顾旅途劳顿，6点半到龙羊镇水电站工地视察，晚8时听取汇报。龙羊镇水电站是一座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水库总容量为240亿立方米，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发电6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原煤240万吨，供电范围除青海和甘肃两省，还可与西安、华北联网，对于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将发挥巨大作用。
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说：工程不要讲得那么细，简单几个大数给我们知道一下。原来他更为关心的是人。他一一询问了几位工程局负责人的情况、年龄、籍贯、文化程度，问得很细。当他知道刘海伦、李权一、雷文第、李玉民这4位负责人都是龙羊峡一开工就来的，高兴地说道：“1976年到现在，7年了，你们四位是第一。”“英雄终究会有人知道的，真正的英雄终究有一天总会有人知道的。要相信这一条。”
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反复强调说：一件事情，要么就不干，要干领导就要自己带头，这叫打硬仗。干部带头，自己过得硬，才有资格去评论人家。
最后，胡耀邦语重心长地说：“公道自在人心。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胡耀邦十分关心国防建设，多次深入视察祖国的边疆，关心边疆军民的生活和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描绘出边疆发展的蓝图。
1985年12月31日12时40分，胡耀邦一行乘坐直升飞机，从海南岛起飞，跨越浪涛翻滚的海面，在西沙群岛的珊瑚岛上降落，同驻岛干部战士共度元旦佳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来西沙视察。
他顾不上休息，先看哨所。来到瞭望镜前，他仔细察看了附近的岛屿，详细询问了防务和干部战士的生活、工作情况。同干部战士共进午餐时，他激动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向大家祝贺新年！”餐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胡耀邦走到每一个餐桌前，叫随从人员将带来的黄桃罐头和橘子分给大家吃，还问大家吃得好不好？生活情况怎样？胡耀邦对子弟兵的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
胡耀邦十分关心小岛战士的文化生活，在干部战士座谈会上，当听说这里战士看电视，一般只能看一个月前的电视录像，看不到当日新闻时，他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给有关部门说一下，优先考虑给西沙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还到六连干部战士宿舍视察，问战士们床铺好不好睡。来到码头时，询问了战士们的身体情况，嘱咐干部要多关心战士。短短3个小时，胡耀邦走遍营区，同战士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云南自古被认为是“天高皇帝远”之地，胡耀邦当了总书记以后，短短几年间，曾3次到云南视察，全省17个地、州、市，他只有两个没到过，连最边远的不毛之地也留下他的足迹。他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平易近人，老百姓深受感动，称赞不已。
在中缅边境的滇西，胡耀邦接连访问了六库、腾冲、盈江、陇川、瑞丽、畹町和芒市。他每到一地，都详细询问边民交往和互市的情况，勉励当地人们热忱对待缅甸胞波，努力扩大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中缅友谊。
在瑞丽古城视察时，他深刻指出：“瑞丽和畹町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缅甸的两个窗口，一定要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临别时，他挥毫为瑞丽书写了“中缅胞波情谊万古长青”的题词。
1985年盛夏，胡耀邦冒着大西北戈壁滩上炙人的热浪，在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的途中，特地前往国防科工委所属某火箭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和某核试验基地看望那些长年奋战在西北荒漠中的科技人员。
在这里，他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作了许多重要谈话。离开发射场后，汽车在坎坷不平的戈壁沙石路上疾驰，进入一派生机勃勃的绿洲——基地的首府——东风镇。目睹戈壁变绿洲的情景，胡耀邦格外激动，热情地称赞基地的科技工作者是“中国征服宇宙的第一代人”，并且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从地理位置来讲，你们处在最偏僻的地方。从环境上来讲，你们处在最艰苦的地方。从生活上来讲，你们这里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你们在生活上、环境上不争上游，甘居下游，而你们干的是保卫祖国的安全、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事业。他打着手势激动地说：“昨天，我写了两句话：‘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现在送给同志们。”全场顿时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
胡耀邦继续深情地说：“我希望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也到像你们这样的地方来看一看，更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搞戏剧、舞蹈、相声、音乐的同志们，到这些地方来看一看，唱唱《十五的月亮》！为什么呢？第一是增长知识。第二，也是为了相互之间的鼓舞和支援。你们在我国航天事业上是第一代人，全中国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你们。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一定要在21世纪中期把我们的航天工业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
胡耀邦不辞劳苦，接着又飞往天山南麓戈壁深处的某核试验基地。我国在这里成功地进行了空中、塔上和地面核试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1964年10月16日在这个基地所属的罗布泊试验场成功爆炸的。胡耀邦到达这里后特地驱车越过茫茫戈壁，进入天山深处的石林地区，看望在这里的科研中心埋头苦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科技工作者。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49个民族，搞好民族团结是新疆一切工作的关键。新疆又是我国重要的边境地区，边界线长达5400公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胡耀邦对新疆各族人民十分热爱，对新疆的发展非常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新疆问题，作出重大决策；多次来新疆考察，调查研究，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帮助制定新疆经济发展战略。
早在1981年7月6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109次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讨论了新疆的工作问题。会议提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不久，胡耀邦将这段话进一步概括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即“两个离不开”的思想。这个概括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说：“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大家都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就好了。”
胡耀邦于1985年7月下旬到8月初，第五次来到新疆考察。7月20日到达新疆后，他沿北疆和南疆的边缘，先后到了塔城、博尔塔拉、阿勒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和田、巴音郭楞、克拉玛依、哈密等10个地、州、市的21个县。至此，胡耀邦已走遍了当时新疆所有的14个地、州、市。他到达南疆喀什市之后，即乘旅行车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东行，访问了莎车到且末这一线的10个县。当时天气异常炎热，但他不辞劳苦，不畏酷暑难耐，始终精神振奋地考察沿途的牧场、林带、条田，并不时向当地领导人询问各种情况，每天行程300多公里。他为新疆工作的成就感到高兴，为南疆地区各族人民生活还比较贫困感到忧虑，他要求各族干部要把使农牧民尽快富裕起来作为干工作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胡耀邦通过考察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同各地同志着重研究了新疆进一步开发的方针和战略布局，帮助自治区制定80年代发展战略。他强调自治区要考虑对农村产业结构作战略性调整。新疆要富起来，就应该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把畜牧业和瓜果园艺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使它们同粮棉油大田种植业一起，成为农村经济的三大支柱。胡耀邦说，新疆瓜果品种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是少有的，瓜果是新疆的一大产业和一大优势，新疆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我国一大瓜果基地。他认为新疆要发挥矿产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和石油加工工业。他在克拉玛依油田访问时，亲切看望和慰问了战斗在石油战线的各族职工，欣然挥毫为油田题词：“能源是实现我国四化建设的命根子，努力勘探和开发更多石油的同志们无上光荣。向排除万难、奋斗不息的石油战线全体同志们致敬！”并勉励他们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力争到20世纪末实现新疆年产2000万吨石油的目标。
胡耀邦要求新疆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打通西路贸易。他循循善诱地对自治区几位主要领导人说，恐怕还要下这个决心：西部的开发，新疆的开发，要积极引进外资。靠国家投资，恐怕“八五”计划也列不上。可以同外国搞补偿贸易，也可以允许他们独资经营，没有什么害处，可以用我们的资源换他们的资金、设备、技术。用资源换取资金、设备、技术，会使你们更快富起来。我看这不是卖国，是爱国。除了打通东西的关系，比如日本、香港外，还要向西打通西亚、南亚、苏联、东欧的关系，特别是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比如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一个是发展航空，一个是发展铁路。乌鲁木齐至乌苏段修好后，可以向西延伸到阿拉山口，同苏联接轨，这要不了多少钱。以前停修是害怕打仗，事实上修了铁路，仗就更打不起来，因为有个经济利益问题。根据他的这一要求，1986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作出“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的决策。
胡耀邦在自治区党政军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要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21世纪一个重要的基地。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是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和整体布局。他动情地说，新疆是前途光明、大有作为的地方。国际上有些科学工作者说，新疆是世界上三大待开发区之一。他勉励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一是要把新疆建设成为祖国四化最坚强、最美好的基地之一。一代人完不成就两代人、三代人，大家要为四化作出最光荣、最辉煌的贡献。
推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
对干部新老交替工作，邓小平、陈云等历来十分重视。1979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到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时，一路强调，要抓紧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把培养选择接班人当作关系党的百年大计的根本问题、基本建设来抓。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紧迫性。1981年4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找些年轻人慢慢带出来。这是个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问题。”“我们全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还没有统一。这个问题比较大，如果在三年内不能逐步解决，再过五年，我们的干部队伍就要发生很大的危机。” 5月26日，宋任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 他说，六中全会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他还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
邓小平把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看作是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而且提出要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搞好干部的新老交替工作，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再次强调改革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强调指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在机构改革中，要使许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既能解脱第一线工作的繁重负担，又能以他们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使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能够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并且使各级领导层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和智慧，保持旺盛的生机。
新《党章》中明文载入“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认为，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在60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的年龄在50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被搁置下来。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大无畏气概下决心要解决这一十分迫切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1981年7月2日，陈云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空白点。很早以前我们就提出了必须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陈云写了关于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报告，他把这份报告分别呈送给胡耀邦和邓小平。
党的十二大，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是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一个更大的步骤。
胡耀邦多次提出要选择年富力强的干部，以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鼓励大胆选拔使用年轻干部，力劝老同志支持帮助年轻人的工作。
1980年5月，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谈及领导班子不够理想时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他主张在今后几年选拔一批五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把担子压给他们。陕北人说，走马是压出来的。用重担子压着它走，叫做压马。对年轻的同志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不要用静止的眼光去看。老同志有责任帮助、支持他们；要帮助、支持，首先就要信任。毛主席1949年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5岁，周总理当总理是51岁，少奇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岁，小平1956年当总书记是52岁，他们的“天才”也是压出来的。搞四化也是“战争”，实际上要完成四化的任务，比取得战争的胜利更为艰巨。所以，必须破除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人看事的形而上学观点。把思想搞通了，脑子不僵化了，大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年富力强的干部就站在我们面前了。胡耀邦还建议，选择年富力强的干部的进度必须加快，不能老是犹豫不前，要规定出具体的进度。
对于不够理想的领导班子怎么调整？胡耀邦指出，调整领导班子是三位一体的工作任务。（一）大胆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坚持党的路线的、有专业知识和本领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各方面的领导班子中来。（二）要认真负责地妥善安排一大批对党和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第二线或第三线，使他们既能延年益寿，又能更好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三）正确地解决经过三年多考验证明难以胜任现职的同志的工作调整问题，让他们到适合的岗位上去，并且真诚地帮助他们继续进步。调整领导班子的这三项任务，是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所以，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皆大欢喜。
胡耀邦提出的调整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原则，对后来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选拔、培养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妥善安排退下来的老同志，搞好传帮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大胆选拔使用了一大批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平反“4821苏修特务案”，大胆使用从苏联学成归来的21名同志就是其中一个范例。
1980年6月23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送来了胡耀邦给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一份批件：“任穷同志：今天上午，我找电力部李锡铭、李鹏两同志谈了一次话，我对李鹏的印象较深，此人知识面较广，俄文能会话和笔译，记忆力挺强，敢发表自己的见解，从小在延安长大，大学毕业后搞自然科学到现在，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技术专家。他告诉我，1948年我们派了21人去苏联学习，‘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我要他开了一个名单（差两个人）。据说大部分都不错，特转给你。胡耀邦6.22”。
中组部根据各单位的介绍，于1981年1月17日将21位同志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阅示。
1月21日，胡耀邦批示：“任穷、野苹同志：我较仔细地看了这个材料。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请派人再了解一下，进一步搞个材料。”
对胡耀邦的批示，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陈野苹都十分重视，他们指示副部长曾志阅后交经济干部局按胡耀邦的批示，进一步了解情况，再整理一个材料，提出使用方案，经部务会讨论后，报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随后，曾志让经济干部局的同志，一方面迅速将胡耀邦的批示精神传达给有关单位。另一方面着手进一步考察了解21位同志的情况，并征求有关单位领导对他们的使用意见。在此过程中，中央对其中个别经过考验、确实比较优秀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及时作出任命决定。1981年2月，中央作出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的决定，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
胡耀邦大胆选拔使用优秀人才的做法，不仅解决了21位同志的使用问题，而且改变了中组部同志的观念，拓宽了他们选拔干部的视野。
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要像对21位同志那样，组织力量调查了解对他们的使用情况，研究和解决他们的问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再次重申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他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老同志是党的更加宝贵的财富。但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大多数老同志毕竟身体弱了，精力差了。为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保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须从现在起用极大努力，选拔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让这些同志参与各种领导工作，使他们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建设好一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胡耀邦鼓励老同志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说，如果说老同志犯一些别的错误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不加紧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就是犯了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老同志要亲自动手，同党的组织部门和群众一起选拔培养年轻干部，高高兴兴、满腔热忱地把他们引上各种领导工作岗位的第一线，同时使自己转到较超脱的地位，避免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压力，在重要和长远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同时，各级党组织和所有被选拔上来的年富力强的同志，都要尊重老同志，照顾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
胡耀邦认为，中青年干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关心着中青年干部的成长和选拔。
1982年7月20日，胡耀邦专门在中南海会见了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部第二期的142名毕业生，并对中青年干部提出殷切希望。
他说：“现在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对所有的中青年干部都要关心、培养和帮助，对他们当中表现好的，要很好地支持和提拔。这是我们党当前一个十分突出的任务。这是中央决定了的，不要有什么含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提出干部要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并且提出四个现代化是否有希望，要看干部能不能四化。”
胡耀邦对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突出地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呢？理由很多，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我们国家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还远远没有搞好，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绩很大；二是我们党的一批老同志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老革命、老红军、老战士是我们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健在是人民事业的可靠保证。然而，人总是要衰老，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1982年9月1日至1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二大，并在9月12日至13日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会接受6月胡耀邦关于“梯队结构”的思想，在十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64人是年轻的党员代表。同时，胡启立、乔石、吴学谦、李鹏和田纪云组成了中央领导机构内的第三梯队，他们在党的十二大后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范围内有180多万老干部退休，330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军队系统提升了一大批年轻的军官担任各级指挥员，各大军区指挥员的平均年龄年轻了7岁。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军一级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从1982年56岁降为47岁，军队营一级指挥员基本上都由军事院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担任。
胡耀邦的这一策略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赞同，也获得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重申干部“四化”问题，提出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指导思想，首先要在各级各部门领导机构的改革上体现出来，使干部队伍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胡耀邦强调说，中央决心从这次机构改革开始，通过新老干部的交替，把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样三个问题联系起来逐步解决，这就是：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搞好传帮带；吸收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热情鼓励和组织那些有相当领导经验和政治水平，但文化程度低的中年干部，下决心补习文化。这是一项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蓬勃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
胡耀邦特别注重发现和培养人才。1982年秋，他去甘肃兰州考察听取甘肃省有关部门领导汇报，当听到胡锦涛汇报时，他发现胡锦涛思维特别敏捷，说话井井有条，分析有条有理，逻辑异常严密，不禁为之大喜：此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后来得知，胡锦涛系清华大学毕业，有从事多年基层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经验。
胡耀邦回京后，即与中央有关领导研究决定，任命胡锦涛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胡锦涛肩挑重任，不负众望，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先后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人们不禁钦佩胡耀邦慧眼识帅才，赞叹他不愧为远见卓识的当代伯乐。
胡耀邦非常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胡耀邦对团中央的干部配备极为关心，亲自考察、配备团中央的领导班子。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12月召开以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团中央领导班子的配备，亲自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7月29日晚，胡耀邦邀约团中央组织部长高勇、办公厅主任刘崇文等人到中南海勤政殿，同他们谈了关于团中央建设的三个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叫他们协同中央组织部去湖北考察王兆国，考虑选调一名干部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胡耀邦对他们说：“你们到湖北‘二汽’去考察一下王兆国，这是小平同志推荐的，我同他谈了一个小时话，同别人谈了一个小时话，听别人对他的看法。小平同志考察过，说这人不错，我也认为不错，你们主要是从作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角度去考察，看合适不合适。”
当时王兆国是“二汽”党委副书记，各方面条件不错，曾受到邓小平的称赞，胡耀邦找他谈话后，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指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等3人及团中央组织部长高勇等2人，5人小组对王兆国进行考察。不久王兆国被选调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王兆国在共青团十一大所作的题为《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途进军》的报告，就是按胡耀邦设计的提纲写出的。王兆国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之一。
1983年6月1日，中央邀请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民主协商会议，胡耀邦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振聋发聩的讲话。他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有连续性，我们必须从现在起着手建立第三梯队。”11月，他在日本访问时说，到1984年初将有1000多名青年干部走上国务院各部门和省区一级的领导岗位，这样就奠定了第三梯队的基础。
胡耀邦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培养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1984年7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说：“前天（即7月28日）我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198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1．‘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2．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6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5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我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一位领导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
1984年10月，胡耀邦与各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座谈时说，本世纪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我们的民族已经有过两次腾飞，一次是本世纪初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一次是本世纪中期新中国的成立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是80年代，我们要进行第三次腾飞，目标就国内而言是两大项，一是实现祖国的大统一，一是到本世纪末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搞好第三次腾飞，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富有远见的长期打算，特别要重视科技、教育，要把众多的后起之秀、优秀人才提拔起来，培养好下一代。我们90年代的腾飞靠第三梯队，下个世纪的腾飞靠新的第三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