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无比兴奋，他除了祝贺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告其父和华国锋关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三点建议。
1977年3月3日，北京春阳艳丽，万物复苏。正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
胡耀邦出任党校副校长之前，由华国锋、汪东兴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同时找他谈话。随即，胡耀邦去征求叶剑英和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然后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4月10日，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来到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
中共中央党校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甚至连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据。中央党校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空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被打倒，林枫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后，“文革”中中央党校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一手遮天，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
在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胡耀邦踏进党校，只见在冷冷清清的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反映了中央党校的广大职工对胡耀邦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胡耀邦带着秘书梁金泉，静悄悄地住进了53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在“左”祸为患的20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20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伤痕的、人员残缺不全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掌权的地盘。
可是，当时有人交待：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胡耀邦刚进党校，各种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刚来党校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定了，无奈，胡耀邦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
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他。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个人逃脱悲惨的下场，殷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最使胡耀邦感到棘手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来党校之前的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前夕，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后。一是正值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之时；二是正当全国人民热切期待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之时；三是中央工作会议将对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大事作出规划、安排、调整之时。这篇社论的发表，“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种种艰难险阻。
中央党校，决非一所平静的理论学府，而是曾为康生、曹轶欧、江青所操纵的“龙潭虎穴”。
胡耀邦深知这里的艰险。他亲眼目睹康生一伙借着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将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为首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一网打尽；随后康生又借整郭明秋将党校前校长林枫活活整死；“文革”中，康生、曹轶欧翻手为云，履手为雨，亲自指挥党校的“红旗战斗队”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红战团”等组织打了一场“围歼战”。从此，这块曾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兼任过校长的、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干部的阵地成为了康生的家天下。
胡耀邦还清楚地看到，正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上，康生、江青共同扶植的派头头武葆华组织了一个笔名为“唐晓文”的写作班子，与臭名昭著的“清华、北大批判组”、“初澜”、“汇天”、“罗思鼎”等遥相呼应，炮制了一颗又一颗乱党乱军、批周倒邓的炮弹；还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写作班子为效忠江青，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肉麻吹捧武则天、吕后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伪装并没有立即被剥下来，因此，他的心腹，他的势力，当时仍雄踞于中央党校；他的写作班子仍在为推行极左错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舞文弄墨，摇旗呐喊。
胡耀邦深知自己迈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旋涡。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跨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会要解决”；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党校这块阵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
创办《理论动态》
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枷锁，胡耀邦选择了两个“突破口”：一个打破“思想枷锁”，一个打破“组织枷锁”。
抱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针对“句句是真理”的“凡是派”的教条，胡耀邦决定发动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敏锐地看到，在“两个凡是”坚硬的寒冷冰层下，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流已在潜行，待机喷薄而出。因此，胡耀邦的头等大事就是创办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刊物，这对理论思想战线拨乱反正具有全局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锻铸“真理的投枪和匕首”。他已对有关人士谈了他的理由：
中国到了转变时期，弃旧图新，要研究新情况，发展新的理论观点。
他要办的那个刊物，不要大块文章，一期一个题目，一至五天出一期，三四千字，四到六页。他说：“鲁迅把他的文章叫作匕首和投枪，要活泼生动，不用八股调，所以叫做《理论动态》。”
6月15日，正式成立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由吴江任主任，孟凡任副主任，编辑人员在原有的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的基础上，又增加王聚武、阮铭、何汉。7月，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这是理论动态组最初的班底。
6月4日、21日，胡耀邦连续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理论动态组”，具体研究《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在这几次会议上，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办刊的指导思想：把十年浩劫中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搞颠倒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政治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理论动态》创刊号于7月15日问世，刊登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打响了第一炮。事又凑巧，《理论动态》创刊号出版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竟在同一周内。
胡耀邦倡导、创办的《理论动态》成为了当时反“左”的前沿阵地，引发了一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大论战，掀起了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潮头。
正在这时，在党内外各种力量的努力下，经过9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胡耀邦办《理论动态》受到邓小平的支持。
1977年10月12日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几位同志开会，总结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的经验（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发表于10月7日的《人民日报》，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先声）。他以这篇文章的成功鼓励大家说，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看教训是这个。不要怕，形势不同了。他说：“时代要求有思想上的先驱者。我们虽达不到这一点，我们努力向这方面前进。我对这两句话很满意：马克思主义开辟了真理的道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探索新的真理。主席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发展了？就停顿了？想到这些，你们就可把自己提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这些人在晚年拼命挣扎，目标不大，但谁要禁止我讲话，不搞马克思主义，那办不到。”这是胡耀邦的心声，也是对大家的激励。
1977年10月25日和30日两期《理论动态》，一期是纪念毛泽东的诞辰。胡耀邦指示刊物编辑编了一套马、恩和毛泽东本人反对个人崇拜的语录；另一期他要该刊编辑部写了一篇新年献词《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两期文章都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一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反对树立他的权威，另一篇从正面阐述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点，“多谋善断”。出乎意料之外，华国锋看了文章，立即打电话给胡耀邦，夸奖这篇新年献词写得好，在电话里他还念了他最满意的一段话，说他已批给汪东兴，要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通知《人民日报》发表《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后来《人民日报》在1978年1月2日以“岳平”（“约评”的谐音）署名发表。从此开始，《人民日报》轮流用“岳平”或“特约评论员”两种署名经常发表《理论动态》的文章。
《理论动态》的创办，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胡耀邦把握时代的脉搏，通过这个小刊物，高扬思想解放的旗帜，为全党全国的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起了带头作用。
胡耀邦对办刊的同志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事实表明，《理论动态》的确是一个“在党校院墙以外”的“更大的党校”，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
《理论动态》创办后，得到了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邓小平读到《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表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后，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邓副主席看到《理论动态》第一期，他基本上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他还嘱胡耀邦就按劳分配是否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发表文章。《理论动态》第六期的《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就是按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见来写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后，邓小平在7月22日下午对胡耀邦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不要搞散了。胡耀邦第二天向办刊人员作了传达，大家很受鼓舞。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对《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也十分赞赏，多次提出表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也都表示对《理论动态》的支持。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关心备至。他虽然曾说只管两个月，但实际上直到1981年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依然一直关注着、指导着《理论动态》的工作。1977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17日晚，他把孟凡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请到他在中央党校的住处，对他们说：“我就要到中组部去上班了，《理论动态》我还要继续管，和大家共命运。”当他问到大家对《理论动态》今后工作有什么意见时，孟凡回答：“大家的意见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说：“对，就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提高质量，不能降低质量。”他勉励大家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他提出：“我们《理论动态》的参加者就以这个为标准：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前卫的战士？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每天想这个东西，每天用这个东西来激励自己。其他的，人家骂骂我们，奚落我们几句，暗地里放这么一枝冷箭，我看没有关系。”
1978年2月26日，在原校刊编辑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研究室，由副教育长吴江兼任主任，孟凡任副主任。胡耀邦仍继续为《理论动态》定题目、出思想、修改审定文稿。他还时常在编辑送去的文稿或他过目的其他文字材料上批注意见，指导《理论动态》的工作。他曾多次把大家叫到他家里开会，有时传达中央一些会议精神，有时畅谈他对某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的看法，有时讨论《理论动态》准备刊用的文稿，有时谈论《理论动态》的办刊思想。胡耀邦坦诚直率，思路开阔，满怀激情，聆听他的谈话，往往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在《理论动态》的办刊工作中，大家感受最深的是胡耀邦始终站在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高度进行指导。他把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转变中国命运的任务，概括为“扭转乾坤”4个字，勉励大家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马克思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扭转乾坤中起引导作用，《理论动态》应该成为思想战线上的号角和哨兵，起向导作用，起交通警、领航员的作用。
他在1978年月4月4日和20日的谈话中，一再告诉大家，理论战线的任务就是要砸掉精神枷锁。精神枷锁要靠自己来砸，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能靠恩赐，只能自己救自己，要靠真理来砸掉自己的精神枷锁。所以，理论工作者不但要用真理砸碎自己的精神枷锁，而且要把真理交给人民，让人民自己起来砸掉精神枷锁。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先驱者，要思考，不要怕风险，革命总是与风险相联系的，没有胆略，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怎么能成为先驱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面临着指导思想上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任务，当务之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消除林彪、“四人帮”和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混乱和影响，冲破长期“左”倾思想和“两个凡是”错误的严重束缚，因此必须正本清源，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认识能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必须实行“两个突破”，突破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只有这样，改变中国命运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才能释放出来，从而为新的长征打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创办的《理论动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思考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广大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78年3月，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提出为《理论动态》写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也写了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是应《光明日报》哲学组之约，于1977年9月完成，经过多次修改，《光明日报》决定将此文刊登在1978年4月11日的第77期《哲学》专刊上。
就在这时，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看了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认为主题重要，但分量不够。他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突破理论的局限，加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他决定，把它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扩大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
杨西光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胡耀邦欣然同意，表示尽力支持。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请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对孙长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孙长江在胡福明文稿上做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邦”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看到此文后无比兴奋，连声叫好。他同时深思：如何使此文突破当时的新闻制度，得以顺利发表？他当机立断，于5月6日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第60期《理论动态》上刊出。
次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
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作了转载。接着，全国大多数地方报刊也陆续转载。
这么多新闻媒体如此迅速刊登、转载一篇文章，这在宣传工作史上实属罕见，因此立即轰动全国。
这篇文章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4个部分。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重要。
文章在“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部分里说：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的“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容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的本身不能成为检验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一部分里，文章写道：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里，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实践给以修订、发展、完善和毛泽东修改他的某些观点的事例，然后说：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文章在“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部分里，其现实针对性更高、更突出，也更具有战斗性。文章说：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作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说出了人们长期以来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此文一经发表，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震撼，人们拍手称快。
这篇旗帜鲜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理所当然地遭到“凡是派”的反对，他们视它是在“砍旗”，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在5月17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这篇文章，但却劝告大家要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他的讲话于6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标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胡绩伟和曾涛，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
面对重重压力和阻拦，胡耀邦毫不退却，挺身而出，奋起反击。
他于5月13日下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到富强胡同他家里开会，和大家商量对策。他早就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锅？”此刻，他更加义无反顾，带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进行有力的批驳。他决定组织大家再写一篇题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同时，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
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岳平”署名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以及全国舆论界和各级党委，广泛、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邓小平。早在“两个凡是”公开见报的当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谈道，“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阐述自己的思考。其后，他又同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等，明确表示他对“两个凡是”的观点。5月24日，他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上讲话的内容时说：“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革命本质也不一致。”他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接着，他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他严肃地指出：“不要再下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发表这类文章。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题为《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的文章。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人员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胡耀邦叫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吴江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姚远方副社长手中。姚远方立即转给了社长华楠。
胡耀邦感到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类文章，怎么办呢？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屋烟雾弥漫。他突然兴奋地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胡耀邦深深懂得罗瑞卿必然会支持这类文章的发表。
罗瑞卿一直非常关注“真理标准”讨论，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军代表。
1978年5月11日，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看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连声叫好。他对前来汇报有关工作的华楠等解放军报社领导说：“‘真理标准’那篇文章，是体现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1978年4月26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在会上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
罗瑞卿收到胡耀邦的信和吴江的文章后，当即拍板：“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罗瑞卿认为，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罗瑞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关注，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即将见报之际，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此文。
罗瑞卿高兴地对有关编辑人员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批示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
文章定稿后，罗瑞卿打电话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又说，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文章于6月下旬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进一步加快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罗瑞卿还多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主要是考虑到《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转载。
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三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中，罗瑞卿反复强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人民日报》消除了顾虑，决定转载。
既然是转载，那便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或晚些时再刊登。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在三令五申“下不为例”下推出的，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药弹”，《解放军报》一发表，必然会引起注意，很可能会受到来自高层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有人说这篇文章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有人则认为，与包括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内的前两文相比，这篇文章更尖锐，更泼辣。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部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它哲学怪论的最有理的驳斥是实践”。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观点，充分的依据，雄辩的事实，严密的逻辑，周详的内容，磅礴的气势，给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机的配合和坚决的支持。这是罗瑞卿积聚其生命的最后创造力，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刺！在这篇文章发表40天后的1978年8月30日，因手术中心脏病猝发，罗瑞卿告别了人间。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轰烈烈地展开。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坚持“两个凡是”论者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
笔者曾专程赴京采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他对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了认真的回忆。他说：“在真理标准讨论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同志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者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等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写作过程中，耀邦同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和领导艺术。”
“为了扫除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胡耀邦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胡耀邦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胡耀邦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这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道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北京市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等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个真理意义的原理，是我党、我国人民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
1977年3月，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在与党校部分领导、教职工见面时，就热情洋溢地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
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的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轻描淡写，很不深刻。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人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胡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西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贴出小字报，（一直从一楼贴到三楼）。
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
学员们知道揭发康生的消息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高层某些领导，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胡耀邦认为，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4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曹轶欧罪行。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也是全党全国一件重要的事情。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查，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
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又谈何容易！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突出表现。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闻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经过甄别平反，销毁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360斤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
胡耀邦为冲破“组织枷锁”，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着手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
平反工作开始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人，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党校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一个在1964年在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
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又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平反了。
从1977年夏天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在全党、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胡耀邦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他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党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告诉他：“我请叶扬、陈中（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胡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此文发表后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和支持信，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头上还是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
胡耀邦对这个“讨论提要”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10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他又说：“这份提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照抄照搬。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声音高昂地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全场哑然。
12月26日，胡耀邦在去掉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
“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胡耀邦的几次指示，由副教育长吴江率领大家重新起草研究提要。经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每次胡耀邦都亲自审阅修改，最后由他定稿。
1978年4月，共4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习党的党史党建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1000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10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其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地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
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而这篇“提要”成为否定“文革”的第一声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