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祸突然降临
历史的车轮，呼啸着行驶到了1966年夏季，一场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空前浩劫降临神州大地；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胜似洪水猛兽，在全国汹涌澎湃。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群魔乱舞。团中央首当其冲，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劫难逃。他受到的冲击和摧残是空前的。然而，他沉着坚定，豁达开朗，铮铮铁骨，处之泰然，如竹之坚，似松之劲，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文革”进入全面发动阶段，一场令世人深恶痛绝的浩劫向全国蔓延。
紧接着，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由“左”得出奇的陈伯达任组长，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任顾问，一直做着“女皇梦”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他们驾凌于中央政治局之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搅得“周天寒彻”。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针对当时运动混乱局势，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力图“文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文革”由团中央负责。
为此，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3个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随后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8个区的中学派出，并在各区成立工作队，由团中央部分书记、常委、部长担任队长。
7月24日，工作组进驻各中学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便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认为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镇压了学生运动，便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9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倾巢出动，指挥批斗工作组，从而掀起一股各学校赶打工作组的武斗歪风。不几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到团中央机关煽风点火，对团中央“造反”的红卫兵表示支持。胡耀邦以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这伙阴谋家的矛头所向，无比愤怒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当即打电话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泥菩萨过河，感到无可奈何。
8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一伙，召集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照华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到钓鱼台国宾馆“训话”。江青以“太上皇”的姿态歇斯底里地问胡耀邦：“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下中农出身！”江青接着咬牙切齿地问：“团中央为什么要派工作组？”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江青企图通过胡耀邦之口揪出派工作组的“黑后台”。
胡耀邦敢于承担责任，挺身而出，坚毅地回答：“是我派的，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责任！”江青阴阳怪气地讽刺说：“你怎么由‘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你不敢揭露刘少奇，明明是为他开脱，你承担什么责任？”
未等胡耀邦反驳，江青又问胡克实：“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克实回答：“我是做房产生意的小商业者出身。”江青不无讽刺地说：“哦，卖瓦片的。”
接着又问胡启立：“你呢？什么出身？”胡启立回答：“旧官员出身。”
江青又歪着脑袋，不可一世地问王照华：“你出身什么阶级？”王照华大声说：“出身中农！”
“哦，烧窑、卖瓦的，是一把的！”江青摇头晃脑，摆出盛气凌人的派头，哼着鼻子说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指责团中央领导“文革”不力，已步入歧途。她最后气焰嚣张地说：“团中央非改组不可，你们回去吧！”
8月6日，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宣传反动的血统论的辩论会。康生、江青到会讲话。康生在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攻击团中央有严重错误，说：“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江青更是怪声怪气地尖叫：“红卫兵小将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向你们问好！”
胡耀邦预感到一场横祸即将降临。果不其然，8月13日至15日，一些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陷于停顿，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有人公然指责共青团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生产团”，胡耀邦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接着又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走卒”，被革命造反委员会“打倒”。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批评团中央派工作组进驻中学是错误的，他说：“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
8月13日，北京市中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会上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共青团九届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5日，在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再次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成立临时书记处的决定。临时书记处书记为路金栋、王道义。胡耀邦则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团中央第一书记及其他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形势急转直下，急风暴雨似的红卫兵运动搅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操纵。他们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拿团中央的胡耀邦“开刀”。
在“文革”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团中央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的大字报。本来胡耀邦患病严重，在家休养，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主动站出来，要与书记处的其他同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江青趁机诬蔑说：“胡耀邦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从此，每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手举“红宝书”，狂吼怒叫，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把胡耀邦一次次揪出来“示众”。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着他，将他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有时一天轮番批斗10余次，其状惨不忍睹。
烈日之下，他们按住胡耀邦的头颅，把他的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一晒就是几个小时，对他进行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无论“造反派”怎样叫嚣“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他拳脚相加，连胳膊也被扭伤，但胡耀邦守口如瓶，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连批斗10多天不让他回家，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对他人身折磨，随时接受批斗。
1994年12月12日，与胡耀邦有莫逆之交的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昌80华诞，笔者恰巧在这天特意赴京访问了他。李昌向笔者回忆了一件与胡耀邦患难与共的往事，催人泪下。1953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作工作报告，李昌作修改团章的报告。两个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被删去了。
可是，时隔13年之后，在“文革”批斗胡耀邦时，“造反派”把他在工作报告中删去“毛泽东思想”5个字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叫他“老实交代”。
事真凑巧，本来已调到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李昌，也被押到团中央机关大院，和胡耀邦一起接受批斗。
当造反派声嘶力竭地叫嚷：“胡耀邦，你这‘三反分子’，1953年作团中央报告时，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删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必须老实交代！”
面对造反派的残酷批斗，胡耀邦泰然处之，双目炯炯有神，不慌不忙，思维敏捷地回答：“这，我敢承担责任，具体经过情形我记不清了，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胡耀邦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怒吼声此起彼伏，对他批斗得更加凶猛。
就在这关键时刻，李昌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回答造反派：“这是我删去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场哑然，大家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位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戴着近视眼镜、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会场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静得令人窒息。李昌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团章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去的，当时我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在团中央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我作修改团章的报告。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他要求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因此，报告中才没有出现你们提到的‘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在那危难时刻，李昌能仗义执言，引火烧身，这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这只有无私无畏的勇士才能有如此壮举！他的高尚情操、凛然正气，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嘘！”“啊！……”会场上一片喧闹声。真相大白，造反派得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传达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胡耀邦又何罪之有？
李昌这一壮举，为胡耀邦解了围。批斗会结束后，在团中央礼堂门口，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和李昌会意地注视着，此时无声胜有声，传送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
然而，造反派批斗胡耀邦仍然无休无止。每天，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小将轮流批斗达数月之久，胡耀邦连腿脚都红肿了，站立不住，也不放过他。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造反派对他批判得更凶狠。
造反派对他吼道：“胡耀邦！你是‘三反分子’！”胡耀邦坚定回答：“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造反派又吼道：“胡耀邦！你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胡耀邦正气凛然地回答：“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我有错误，不是‘死不改悔’，欢迎小将们批判！”
又有人吼道：“你和刘少奇、邓小平是怎样来往的？”
胡耀邦诙谐地回答：“同志们，这个……说不得啊，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无论造反派怎样气焰嚣张，大打出手，他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顶住重压，不讲违心的话，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损害任何同志，维护了同志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造反派也几次揪他到大会批斗。有一次斗得很惨，被打得鼻青脸肿，腰椎骨受到挫伤。造反派还要继续揪斗。一位女大夫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胡耀邦有心脏病，非常严重，在会场上把他斗死了，谁愿负责谁签字！”这一招真灵，造反派不敢再随意批斗，医院就这样保护了胡耀邦，使他免遭皮肉之苦。其实，那时胡耀邦并没有心脏病，是这位女大夫的斗争策略。胡耀邦的严重心脏病，是在1987年时引发的。
面对没完没了的批斗，胡耀邦心怀坦然，安之若素。他还十分幽默地向其他老干部传授他本人应付群众揪斗的决窍：“造反派来揪斗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预先穿上棉袄，双手抱得紧紧的，以免两伙造反派你拉我拽时受伤，而且可防止患上伤风感冒；二是一定要穿上皮鞋，混乱情况下可免于双脚被踩痛，穿其他鞋子就不行。”
有位“文革”初年轻不懂事，成为人大“三红”组织骨干分子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参与揪斗过许多中央高干，其中有彭真、陆定一、伍修权、胡耀邦、方毅等，并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其中以彭真较难对付，问话时他总披上一件军大衣，双目紧闭，一派爱理不理的模样，对于各种问题动辄说记不清楚了，或者干脆说忘记了。及至红卫兵发怒，拍桌子训斥时，彭真索性耷拉着脑袋，拒绝作答。这也可能是因为彭真每天要应付几十批人的车轮大战似的训话，身心疲惫，不得不如此。答话时思路清晰，反应敏捷的，要数胡耀邦和方毅。尤其是胡耀邦，回答时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态度诚恳而合作，结果什么实质性内容也没有。造反派拿他无可奈何。
本来，团中央机关“造反兵团”的小将们，还是了解胡耀邦为人的，他们把进驻机关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赶走，又在大门口贴出了布告：“走资派胡耀邦由本军负责批斗，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入内”，门口还派了“重兵”把守。这样，成批的红卫兵被拒之门外，不啻给胡耀邦解了围，至少暂时能避免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免受突然袭击与皮肉之苦。
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过“集中营”似的生活。胡耀邦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一天凌晨，他蹑手蹑脚拿着脸盆去洗患处，由于心里紧张，担心影响别人睡眠，反而一不小心把铜脸盆掉在了地上，所有同寝室的人被他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凭这一条就该斗争你。”
胡耀邦站在那儿发愣，满肚子的委屈和尴尬，他感到世态炎凉，刻骨铭心。
随着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来愈深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不一而足，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在两年多的漫长日子里，胡耀邦忍受了机关内外无数次批斗，精神上受到了种种折磨，他明显地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脑海里翻腾着各种疑问，感到无限的困惑，他静观形势的发展。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得以与亲人团聚。
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当时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也作为走资派挨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磨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苍穹空阔，月牙斜挂，星斗寂寥，李昭回到家里。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也在家养病。只见他形容憔悴，面色蜡黄，两人相顾无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爱抚的话语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闻。”李昭哽咽语塞，心潮翻滚，任泪水在瘦削的面庞上流淌。
胡耀邦愤怒地在室内疾走，他的自尊心被强烈扭曲、无情践踏之后，他的灵魂在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
心情稍许平静之后，他怀着辛酸的感慨，安慰李昭，也像是自慰：“痛苦和折磨，往往是生命的探险，你顶住了，就探险成功，顶不住，就算失败。不管他们怎样批斗你，折磨你，你都要实事求是，相信党、相信人民，永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亲切的关怀和爱抚，使李昭得到无限的慰藉，她喃喃道：“耀邦，你放心吧，请多加珍重。”
干校生涯
胡耀邦经历了两年多的批判斗争，受尽人间的磨难和凌辱。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胡耀邦开完九大会议，与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余人，一锅端地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办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胡耀邦白天参加沉重的劳动，夜晚书海行舟，博览群书，手不释卷。
这时，胡耀邦家分五处，各奔东西：胡耀邦在河南，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均在部队锻炼，女儿李恒在偏远的一家工厂劳动。每周，李昭写四封信，分别寄给胡耀邦和三个子女，倾诉遥远的祝福和深切的期望，真是“浩劫连数载，家书抵万金”。殷殷贤妻情，拳拳良母心，洋溢字里行间，催人奋发，感人肺腑。
胡耀邦来“五七干校”，分配在一连一排一班，先住在几十人合住的仓库里，后来搬进方砦村一间草房里。这里住了机关行政处的十几个同志。这时候，他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他和大家一样，买菜票到食堂去排队打饭，抽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烟。由于远离了“群魔乱舞”的京都这个是非之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每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饮食逐渐增加，身体也日益壮实起来。
胡耀邦来到方砦村，连队开始分配他在场院劳动，他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他不愿受照顾，要求干些重活，连里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而且事事带头，还经常帮助年老体弱的同志完成劳动定额。他每天上工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收工时总是最后收拾工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他天天如此，从不懈怠。
1971年6月间，淮滨地区暴雨成灾，白鹭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淹没的危险。各连都组织了突击队，日夜冒雨上堤垒土加高堤坝，以防险情。一天傍晚，第六连突击队从堤上撤下来吃晚饭，路过一连防洪段时，在暮色迷蒙中，远远地望见高高的围堤上，有个戴斗笠、扛铁锨的人影，在大堤上来回巡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堤外响着汹涌的涛声，大家走到那人影面前，发现他原来就是胡耀邦。
干校人多，住房十分匮乏，各连都要盖草房。胡耀邦参加了一连的托坯劳动。尽管他年过半百，个子矮小，但仍和小伙子一样干得挺欢，和大家一起促膝谈心，互相倾吐劳动的感受。
胡耀邦来干校不久，就和大家相处得很熟。他待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和他谈心。有的干部对有人批团干部是“生产团”、“反毛泽东思想”有疑问，找胡耀邦谈心，胡耀邦直率地回答：“说我们是‘生产团’，我也想不通。”他拿出随时携带的《团章》说：“你看，团章上明明写着：‘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吗？”班里成立了党小组，大家选胡耀邦当小组长。他也不推辞，总是按时开小组会、收党费。有一次，他在小组会上说：“张闻天、邓子恢同志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这就体现了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总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嘛！”大家听了颇受启发。
每逢假日闲暇，“五七战士”常到胡耀邦住处找他聊天。大家坐在自己建造的土墙泥屋宿舍里，坐在硬板床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大家感到这是一种享受。他身处逆境，仍乐观豁达，谈笑自如，幽默风趣，说话寓意深刻。他的连珠妙语给大家带来了愉悦和思索。
1972年末，干校清查“5.16分子”，曾参加大联委的武如春被怀疑受查，他觉得很委屈，去找胡耀邦倾吐苦衷。胡耀邦安慰他，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杀头。他用《后汉书》上孔稚圭治家说过的几句话来勉励他。武如春听不太懂，胡耀邦拿起圆珠笔，在一张纸上疾速地写下了如下两行对仗工整的句子：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胡耀邦行笔流畅，笔锋刚劲，武如春将胡耀邦的墨迹视为珍宝，收藏起来。他久久地思考着“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渐渐地开朗起来，“5.16”问题不久也被查清，他如释重负。
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身处逆境，度日如年，却十分关心老团干和受迫害同志的处境，征询他们的意见，关心人们的疾苦。
《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钟沛璋，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下放到“五七干校”，对这位早已沦为“专政对象”的“贱民”，谁也不敢搭理他，躲之犹恐不及。一次，他的爱人陈敏在干校泥泞的路上拉着坐着孩子的板车，艰难地往前行进时，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她惊奇地回头一看，竟是胡耀邦帮助推车。陈敏向他反映，他们在东北建设兵团的大孩子，在“文革”中被无端地打成“反革命”，但不好意思开口向他求助。胡耀邦主动答应帮忙，随后向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事实，使他的儿子得到平反。
1969年的一天，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在农机部“五七干校”劳动，他拉着板车在路上走，正好胡耀邦也拉着板车出去。项南快走几步去跟胡耀邦打招呼，可他不理不睬地走开了。回京后，项南问及此事，对胡耀邦说：“为什么那天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胡耀邦坦诚回答：“我们都带上‘走资派’帽子，若见面交谈，有人就马上抓住把柄，捏造罪名，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在这种时候，最好谁也不找谁，尤其是我们这些头面人物，免得授人以柄。”胡耀邦身处逆境，就这样时刻关心着保护他人。
原河南团省委干部赵凤岐回忆说，她曾特意到潢川“五七干校”看望自己敬仰的老首长胡耀邦，劫后相逢，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胡耀邦仍和往常一样，非常乐观、豁达，他询问了河南一些情况后，再三征求赵凤岐对他的意见。赵凤岐实在说不出什么意见，胡耀邦就诱导她说：“我们在团干工作岗位上这么长时间，不会没有什么意见，辽宁的毕文廷（原辽宁省团委书记），我们很熟悉，可是他曾说过，他怕我！你怕不怕我？是不是我的作风太简单、生硬？”沉默片刻，赵凤岐回答：“我没有这个感觉，总觉得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哈哈哈！”胡耀邦大笑起来，谦和地说：“怎么可能呢？我征求你的意见，你一点也没有，是不是不敢说呀？”
赵凤岐实在对胡耀邦提不出什么意见，最后谈了自己和一批老团干部的感想：“九大召开时，我听说周总理曾提到你当中央委员，河南的一些团干部为此都非常兴奋，互相传递喜讯。可是九大中委名单公布时，竟然没有你。我们都像又遭了一次霜打雪浇似的，感到莫名其妙，不是滋味。这到底是为什么？”说到这里，赵凤岐眼里含着泪花。胡耀邦用手捏着脖子，神情严峻，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似乎也有泪珠在滚动。赵凤岐见此情景连忙岔开话题。
原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阴谋陷害，胡耀邦的九大代表资格被无故取消了，当毛泽东发现代表名单里没有胡耀邦的名字时，生气地问：“怎么九大代表没有胡耀邦？”“四人帮”里的一个党羽忙出来打圆场：“是因为别人不投票选他。”“别人不选我选！”毛泽东坚决表态。在他的关怀下，胡耀邦才参加了九大。但“四人帮”设置障碍，使胡耀邦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亲切交谈中，胡耀邦谈到，他在潢川“五七干校”时，见到农民群众自带干粮去修鲶鱼山水库，还发现有的人连干粮都没有带，要跑到外县几十里干那么重的活，要吃多少苦啊！河南历史上发生过浮夸风、强迫命令的错误，可要注意不要重犯呀！他要赵凤岐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捎个信，说说他的意见，要以史为鉴，关心人民的疾苦。胡耀邦自己尚处在极度困境中，还一心想着人民群众，实在令人感动。
干校学员对胡耀邦最钦佩之处，是他在逆境中一如既往地坚持读书。
每日，胡耀邦与其他学员一样，拉石头、托坯、插秧，样样重活、脏活都干，年轻人干了一天回来，身子骨像散了架似的腰酸腿疼，到了晚上都要早早地躺下来，而胡耀邦照例要坚持夜读。夏夜，室内闷热，蚊子叮咬，年轻人都到室外通风处，打着扇子乘凉、聊天，年过半百的胡耀邦，却独自钻进蚊帐里，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读起他的“三部四卷”（即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选四卷），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许多红杠杠，读罢就做笔记。1972年，他回京休探亲假时，杨春祥见他又提行李又抱笔记，上前帮他拿，胡耀邦只把铺盖卷交给他，他指着胸前抱的一大摞笔记幽默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弄丢了你赔不起啊！”这是他两年多的学习体会和读书摘要，这些笔记本比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宝贵。
不久，杨春祥被分配到陕西省一个工厂去当宣传科长。胡耀邦问他：“干部必读六本书，你看了没有？”小杨回答：“我读不进去。”胡耀邦严肃地问他：“你当宣传科长，不读马列的书，怎么宣传马列主义？”接着他激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所以上当受骗，原因就是马列的原著读得太少了，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列主义！”小杨听了很受感动，连声说：“耀邦同志，你放心好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
胡耀邦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时机。”在干校接受批斗的日子里，他在“牛棚”里读完了四大本《列宁选集》。后来《列宁选集》被造反派收走了，说他没资格读马列主义，他又让家人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书中有的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他反复阅读，字里行间用铅笔画了几种符号，有的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他深有体会地说：“‘文革’中我有一条体会是12个字：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1971年10月，经中央批准胡耀邦离开“五七干校”回京治疗休养。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埋头看书学习，不仅读马列经典著作，还博览文、史、哲、科技各类书籍。他曾请北京市委副书记周世贤等到书店帮他查找、购买所需要的书。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带领笔者到胡耀邦书房参观，只见书房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籍，他生前反复阅读。李昭回忆说，有次看见他读古书，便问：“你还读这些老东西干什么？”他回答说：“我现在靠边站了，这倒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多读一点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啊！”他曾对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张凯说：“我和你爸爸都未进过大学，但自信超过大学水平了，凭什么？凭拼劲，凭钻劲。我读《楚辞》不要带注释，就靠《辞源》啃了两个月，啃下来了，活着就要拼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
正因为胡耀邦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勇于实践，才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改革家的非凡胆略和气魄。
在团中央系统2000多名干部的心目中，胡耀邦仍然是第一书记，也是共同战斗的学员。他在干校的后期，军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结论上签字，认为他态度不好，决定让他到各连队去劳动（每连待一个月），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一连和其他连的同志的抵制未能实现。在党内选举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举一名四届人大代表时，同志们不顾重重阻力，照样选举他当代表，虽然遭到“上头”的否决，另选两名青年同志当代表，但说明党心、人心是不可悖逆的，胡耀邦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义愤填膺，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胡耀邦理直气壮地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作为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摘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叫我签字。”胡耀邦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始终没有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就在拒不签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表演之时，他在干校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中最后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勇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我记得杨华同志是北京共青团干部，1954年任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率队赴北大荒垦荒，也还记得其他一些同志，我没有同他们另外写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面的一些意见转告他们，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胡耀邦在干校的最后一年，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他预见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也一定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常言道：“真理在手，心里不愁。”这就是他屡遭磨难、愈挫愈坚、百折不挠的根本所在。
在干校两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劳动之余，经常到附近农村作调查研究，和当地的老乡交上了朋友。从老乡嘴里，胡耀邦了解到农民的疾苦，认识到错误的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极大损失。当了平民，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搞个人崇拜以达到个人目的的阴谋。
胡耀邦从不因为自己是“红小鬼”就歧视知识分子，相反，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交情。在“五七干校”，他看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因爱国而惨遭迫害，听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冤假错案。许多“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都和他在逆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耀邦也体会到知识分子们殷殷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这也为他有朝一日如果重新掌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解放知识分子、纠正冤假错案埋下浓墨重彩的伏笔。
胡耀邦在潢川“五七干校”两年多的劳动和生活情景，泥瓦匠吕洪志，以“胡耀邦和泥瓦匠”为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时代青年》1987年第一期上，文章这样写道：
我和耀邦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69年5月的一天。这天下午在到干校食堂就餐的路上，我发现前边走着一位约摸有50多岁的人到食堂后，他默默地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这时，前面有不少人撤在一边，请这位老同志往前面站。我不禁有些纳闷，他是谁？他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的尊敬？
我好奇地打量起这个人。
他，上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下身穿着灰卡叽裤子，脚穿一双裂开了口子的解放鞋，身材虽不算高大，但很精神，给人一种亲切、平易近人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基建连去盖连队食堂。走到工地后，一位女班长把我领到一个老同志面前，我一看就是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女班长介绍说：“这是耀邦同志。”啊，他原来就是胡耀邦！怪不得呢。耀邦同志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这是吕师傅。”女班长又指着我介绍说。“吕师傅好！”耀邦同志略带湖南口音，一边问候我，一边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女班长又告诉我，“上头”把耀邦同志分在我们一班，由我和另一个叫孙自福的师傅带他当泥瓦工。从此，我们就和胡耀邦同志一起开始了两年多难忘的生活。
我们很快同耀邦同志熟了。
有一件事，常使我们犯难：“上头”有过命令，不准称呼耀邦为同志。但我们怎能对这位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直呼其名呢？于是我们就称他“老干部”。这既不违犯“上头”的指示，又不失我们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这样，“老干部”这个称呼不胫而走，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么称呼他。
“老干部”刚到黄湖，迎接他的除了各种名目的批判会之外，就是惩罚性的体力劳动。我们的“老干部”是怎样对待体力劳动的呢？
他每天上工总是站在队伍的前头，收工时又总是留下收拾工具。无论是风里、雨里，还是盛夏、寒冬，他从不旷工、迟到，除非有病躺倒。
1970年2月的一天，在去修简制闸的途中，“老干部”痔疮发作，不到一里路，就拉了两次血。我和孙师傅见他脸色苍白，不住地喘着粗气，就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没啥，没啥。”直到连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才同意送他回去。
1971年夏天，修建“跃进闸”的战斗开始了。
首先是筹备建筑材料，需要到70里外的坛山拉石头。干校有汽车不让用，却提出什么：“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汽车不用地下走”。并且规定人人都必须参加。出发的那一天，鸡刚叫，“老干部”就起了床，拉起架子车上路了。
淮南的五月，天气已经热了。“老干部”头戴草帽，拉着载满石头的车子艰难地走着。自始至终，“老干部”的褂子没干过，车子没有落在别人的后头。走这么远的路，拉这么重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脚也有些肿了，肩膀也勒红了。我就问：“老干部”，“你不觉得苦吗？”他看了看我说：“长征时，我们每天要比这走得远，路要比这难走，并且头上有敌机轰炸，下面有敌人堵截。一天我病了，不断大口大口地吐血，还是照样赶路，现在同那时比，强多了。”
我知道这是“老干部”在有意安慰我们，现在怎能同长征相比呢？现在一个健康的农民到了他这么大年龄，也不用参加这样沉重的劳动了，何况他还有一身病呢？我流泪了。
拉够石头后，建闸就开始了。
“老干部”的任务是把运到附近的六千多斤水泥拆开袋子，运到闸上。
袋子是用厚而结实的牛皮纸做的。“走资派”就是来炼就“一颗红心两只手”的，又不能用剪子之类的省力工具，“老干部”就用手撕，一袋、两袋……几十袋水泥经他一人之手，扯开，然后送到正施工的闸上。
一连几天大雨，洪水成灾，我们基建连冒雨投入了抗洪战斗。
“老干部”和我们几个人负责堵决口。决口有一丈多宽，中间有一人多深，水流很急，几个年轻人手拉着手，正小心翼翼地往决口里下，然后设法揳上一个桩子。
“老干部”一看水下需要人，不由分说，“扑通”一声，跳了下去。水淹到他的脖子。
“危险！”
水下水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这时，水下一个小青年，硬将“老干部”拽了上来，我也狠狠地“训”了他几句，他只是笑笑。
在我们的催促下，“老干部”才回去换衣服。等我们将决口堵住回到屋里时，仍不见“老干部”，也不见他换下的衣服，我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这水连天水连地的，万一……我们又忙着四处寻找他。
趁着闪电，透过雨丝，我看到不远的小土坝上有一个人正在奋臂挥锨，加高坝子。
是“老干部”！我又喜又气地跑过去，夺下他手中的铁锨，看着新加高的十几米坝面，看着满身泥浆的“老干部”，我不知说什么好。
每次劳动，“老干部”总和小青年比。如有重任务，负责分任务的一排排长，不让他去，他却同排长吵：“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分了比较轻的任务就气：“为什么又给我轻的？”其实，我们基建连整天同石头、砖头打交道，爬高上低，哪有什么轻活呢？连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人都感觉累，何况他这位年过50的老同志呢？
1972年冬季的一天，下着雪，我们建车库的工程仍在进行着。“老干部”一直干着吃力的活——从地面往空中的踏板上甩砖。
当我搭好4米多高的第二层踏板时，“老干部”拿过砖来就往上甩。第一块砖被我伸手抓住。
“嘿！我还可以。”“老干部”高兴地说。
第二块砖从我手中落下，将地面砸了一个坑。
第三块砖又从跳板下落下，将“老干部”脚边的地面砸了一个小坑。
“停下，‘老干部’！”
我从踏板上下来说：“‘老干部’，你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去休息一会。”我知道劝他休息或干轻活是从来没有效的，就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扯到一边。这时，另一个同志接下了他的工作。
谁知没等我爬上踏板，他又到那边运砖去了。
一个伟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可从中表现出非凡的气质。“老干部”以自己坚毅不拔的毅力，超人的意志，在精神倍受折磨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多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挺过了两年多苦役似的生活。
困惑与深省
在“文革”漫长的岁月里，胡耀邦忍受了团中央机关内外常人难以忍受的不计其数的批斗。他也耳闻目睹许多久经考验、出生入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在敌人的监牢里、枪口下，顶天立地，成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任何艰难险阻都挺过来了，然而，却惨死在共和国的监牢里，或“造反派”的毒刑下，这是为什么？真理何在？良知何在？他的心灵深处升起团团迷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什么？能对毛主席怀疑吗？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啊！回忆的闸门顿然打开，他追思那难忘的峥嵘岁月，追忆毛泽东对自己的赏识、器重和影响：
胡耀邦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是他12岁在文家平里仁学校读书时，正值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汇集在文家市，那天早上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起义的部队讲话，他听到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给他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这个“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长征到遵义，他所在的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外休整。遵义会议结束后传达到部队，说毛主席将要参加领导红军继续前进，红军战士个个都兴奋异常，觉得从此红军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打胜仗了。爬雪山过草地，也都充满信心。
长征到陕北后，红军渡过黄河东征，他参加李富春领导的后勤给养和征兵扩军工作，后来总结时毛主席表扬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7年在抗大学习时，他聆听了毛主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实践论》、《矛盾论》，在讨论中常常被毛主席点名发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点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使他牢牢树立起实践第一和辩证分析的观点。
此后，毛主席提名他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当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他说要管八路军那么多干部，自己太年轻，毛主席要他放开胆子干，还说他要给胡耀邦撑腰。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川北当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
1952年他被点名调到北京，毛主席提名他当团中央书记，还不断鼓励他要大胆工作。那几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询。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他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地委第一书记，领导家乡人民度过灾荒，增产粮食，发展经济。
从湖南回来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他每每想到这些，总是怀着一种对领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多次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有我胡耀邦啊！
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胡耀邦一直把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来尊敬，对于毛主席著作、对于毛泽东思想，胡耀邦更是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热情宣传，忠实贯彻。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来是一心一意，从无二致，令人十分钦佩。
如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初衷如何，客观上在全国引起一场天怒人怨的浩劫，这是不是说明他老人家晚年犯了错误？我的怀疑是不是对毛主席“不忠”？此刻，胡耀邦想起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他对恩师柏拉图的态度时曾说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毛主席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简直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最大禁区。原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严如平回忆，一次胡耀邦和他谈话，冲进了这一禁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大勇。
粉碎“四人帮”后，严如平到胡耀邦家拜访他，当谈到毛主席点将让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怎么一下又把他和胡耀邦一批人打成“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呢？胡耀邦叹了口气，神情黯然地说，他老人家老了，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对他的那一套很固执。“四人帮”这批人又挑拨离间，怎么会搞得好呢？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四人帮”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帮”还要连带批邓，因为“批邓”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这不还是原来那一套吗？林彪、“四人帮”这10年来弄得我们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再要按照原来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险至极！
胡耀邦说到这里，神情更为严峻，疑虑重重。严如平有些不解地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还能再怎么样啊？胡耀邦回答：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帮”不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吗？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导。今后如果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还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说到这里，胡耀邦又点了一支烟，猛吸起来，加快思索。严如平惭愧地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还认为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胡耀邦宽慰他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过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应当吸取哪些教训？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过硬，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不深，被林彪那一套骗了。
接着，胡耀邦向严如平谈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阶级斗争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彻底，这是和他这些年来一直搞阶级斗争一脉相承的。这两年反复想，觉得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对党、对国家，是个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绩谁也比不了，历史上也很少见；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挥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可是他在晚年十几二十年里有些东西，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思想体系。
这时，胡耀邦陷入对过去岁月的沉思，他继续沉重地说：还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始我们头脑也跟着发热。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大炼钢铁，都是瞎吹；办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在看来，他老人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严重了。即使到各地视察，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大都是听少数干部汇报，或者是看几个“样板”，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倒是彭老总真正深入到家乡群众中去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结果倒了大霉，说彭老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目，空气搞得紧张得很，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决议，大家不能不举手。接着在全国“反右倾”，掀起又一场阶级斗争。
胡耀邦谈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在陕西，只能多讲“二十三条”里“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最后，他又把“走资派”这个概念从基层弄到上头、弄到中央来了，就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说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老人家当然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好，让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他把我们党的情况看得很糟糕，甚至说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经是修正主义分子了，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在敌人手里了，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于是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当然要被林彪、“四人帮”用来搞他们的阴谋。《毛选》第一篇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搞颠倒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对于自己的认识同一贯十分尊敬的革命领袖存在差异，胡耀邦显得十分痛苦，他满脸愁云，心情沉痛地说：对于他老人家这些大搞阶级斗争的东西，过去自己也不是没有疑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而还不断反省这些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胡耀邦在同严如平谈话中列举了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进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问题，正说明他对毛泽东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学习而不是迷信。
胡耀邦谈得正沉重之时，大儿子胡德平进屋来了，于是约严如平明天再谈。
次日，胡耀邦对严如平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又继续搞极左那一套，我这就开始了多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问题。又重新看了四卷本《毛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是多么精粹啊！他在抗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结合了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论和辩证法阐述得深刻极了；后来搞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际上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条主义，是批判王明，实际上也是批评斯大林嘛，只不过没有公开点名就是了。延安整风使全党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的风气，形成了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听大家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的党得到很大发展，各项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战争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以后，开头一段他还是很谨慎的，听说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这件事，他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得很深很远。可是之后不几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里不大出来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众接触；党内党外更是滋长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我们去汇报工作，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霉。如今想起来，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吸取。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脑海里翻腾着深层次的东西。他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我想得比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反对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内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领导经济建设，就是不断反对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大搞群众运动。在他看来，超英赶美都不是难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消灭阶级达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们中国不用很长时间。我说这些，是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也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讲到这里，胡耀邦离开座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沉思，时而吞云吐雾，似问非问地说：现在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这些东西，总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吧。所以我想，我们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总要把他晚年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要有人来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论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确的，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高举、就继承、就发扬；哪些是不正确的，也要弄明白，千万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会害死人的！前几年大家打“语录”仗，将来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胡耀邦语调高亢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连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在此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才不干呢！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胡耀邦在困惑中的思索，真是石破天惊，使人振聋发聩。这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性认识之上的。他既不同于多少年来盛行不衰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义的迷信崇拜，也不同于康生、陈伯达之流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或任意舍弃。他敢于否定和勇于纠正一切错误，是出自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确的东西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坚持、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出于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曾经检讨过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即对“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怀疑。实践证明，他当年的“动摇”和“怀疑”，正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
铮铮铁骨
“文革”伊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之流，倾巢出动，指挥批斗团中央派驻各中学的工作队长，从而掀起一股各校学生赶打工作组的武斗歪风。胡耀邦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阴谋家的矛头所指，气愤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当即打电话向邓小平汇报。
胡耀邦一身正气，铁骨铮铮，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疾恶如仇，敢怒敢言。他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倜谈到“文革”遭遇时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他会叛党叛国，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我早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但他都拉上来，结党营私；同时排除异己，对他有意见的人狠整，打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点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说林彪的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唐的。我开完九大回到黄湖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当周倜问他如何评价“四人帮”时，胡耀邦气愤地冲口而出：“一群疯狗！”接着又说：“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这一次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最得人心的。错误的东西总是要发展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才会走向反面。”
在九大会议上，康生主动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屑一顾，扭头便走。因为他认为康生是“老左”，在1942年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把一批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讨个没趣，从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四处活动，伺机报复，终使胡耀邦未能当上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于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但由于康生的记恨，在九大会内会外进行非组织活动，康生的阴谋得逞，胡耀邦仅当了一名九大代表。
本来，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60人，其中有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因康生一伙认为他在“文革”中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有人找胡耀邦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
“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狂热鼓吹“顶峰论”、“三忠于”、“四无限”等现代迷信，胡耀邦感到非常厌恶；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胡耀邦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说：“毛主席哪能万岁呢？只有封建社会才喊皇帝‘万岁’，我们不能搞封建社会那一套。”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袖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绝不要盲从。
胡耀邦在受审查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乱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江青一伙炮制的所谓“批儒批孔批周公”，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他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画红杠的地方——“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一。”对于江青其人，胡耀邦早在1938年在军委政治部任副主任时，就有看法，他曾对彭平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是不同意、不赞成的，结果他们结婚的时候许多人没有参加。”他还说了一句大胆的话：“我对江青印象不好，她有点矫揉造作。”他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嗤之以鼻。
在干校，有人请他讲党史，他欣然应允。讲党史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生动形象，爱憎分明。
他还对干校的学员盛禹九说：“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难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确或错误，要靠实践来检验。作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投机取巧，胡说八道。”
他正是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走资派”，他坚持不承认，不签字。他坚定地说：“我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着桌子吼道：“你在北京挨斗时，已经承认了，现在怎么翻供了？”胡耀邦满脸严肃，不紧不慢地说：“那个时候嘛，对形势看不清楚；再说，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其他几个书记处书记担当不起，受不了啊！”
军代表板着面孔，恶狠狠地问：“你看怎么办？”
胡耀邦快言快语，毫不含混：“那好办，你们把对我的结论报上去，我也写出我的意见，请中央决定。”
军代表将“审查结论”上报以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归中组部直接管理。就这样，在“文革”被审查的5年中，胡耀邦始终未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表现了藐视颠倒是非的倒行逆施，显示他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严词拒绝：“我没有什么揭发。”要他写别人的“材料”，他不投别人所好，更不写违心的话，不添油加醋，而是实事求是，不屈服于压力。宁愿自己迟迟得不到“解放”，也不伤害他人。
“文革”中，湘潭的“造反派”头头上京逼胡耀邦揭发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霍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十分气愤地说：“我在湘潭是地委第一书记，如果工作上有什么偏差，我负完全责任，与高臣唐无关，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几句掷地有声的话，顶得来访者一无所获，灰溜溜地离开了。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骨、大海般情怀的人！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误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他想用什么，就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梁效”等就是这类人物，是名副其实的林彪、“四人帮”的“御用文人”。
1974年，胡耀邦“赋闲”在家，他对下放到四川原团中央干部曾德林前来拜访他时说：“天府之国，流民三千万，真是荒唐透顶！孙中山搞国民革命还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文革’是什么纲领？究竟为什么？搞了8年还看不到尽头，抗日战争也才8年嘛！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那几个人呀，‘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落桃花逐水流。’他们能‘颠狂’多久，‘流’向何方？我们走着瞧吧。”从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可见他眼光之远大，境界之高深！
1975年，报刊上猛批“经验主义”、“事务主义者”，全国上下不抓生产。胡耀邦气愤地说：“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不是因为它符合什么道义，而是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也需要通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来证明，如果生产总是上不去，经济发展速度反而不如资本主义，那怎么行呢？”
胡耀邦说：“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早就讲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
针对那些帮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说：“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文章，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马列主义的本质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的。”
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真理，敢于同敌人作坚决斗争，正是胡耀邦的高贵品德所在。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位有铮铮铁骨、凛然正气的人！
在十年浩劫中，胡耀邦受尽了种种磨难和煎熬，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矢志不移！岁月的流逝，没有使他的赤胆丹心黯然失色，反之，经过多种严峻的历炼，却越来越无比坚强，光彩夺目！
赋闲在家
经过“五七干校”几年的屈辱生涯，经过一番非人的磨难和炼狱，胡耀邦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引起了深沉的思索和探求。“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解决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第一批点了4个人的名字：胡耀邦、苏振华、林乎加、周荣鑫。这意味着大批老干部将要陆续得到“解放”。胡耀邦终于得以回京养病，虽尚未分配工作，在家过着赋闲的日子，但他赋闲不闲，他家成了受迫害干部聚会的“红色俱乐部”，故旧友人倾诉衷肠的“干部之家”。
在“文革”后期，到他家聚谈的有老战友、老部下和素不相识、慕名而来的受冤屈的人们。胡耀邦对他们总是热情相待，或鼓励或安慰或指引人生的迷津，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勇气。
抗战初期在抗大一大队任宣传干事的牛克伦，于1974年到胡耀邦家看望老首长，当谈到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惨景，胡耀邦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凄凄惨惨，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四人帮”正猖獗之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何等艰难险阻的逆境，胡耀邦的身上时刻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在一次中央会议前，王震曾关切地问他：你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着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等哈哈大笑。这是胡耀邦在讥讽“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
有一次，牛克伦和老战友王恒一道去看胡耀邦。胡耀邦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落座之后，胡耀邦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他们两人说：“今天喝这个。”牛克伦和王恒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胡耀邦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证。我说：我没有购货证。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别的什么证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没有本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随便买！”
听到这儿，牛克伦和王恒哈哈大笑。胡耀邦也笑了，他给牛克伦、王恒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着，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战士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一席寓意颇深的话语，使在座的故旧深受启迪。
胡耀邦从干校回来，家里还未安置好，家具还乱堆乱放着，连沙发也未摆出来。院里堆着砖头、石灰、沙石，准备修复暖气锅炉。他去干校时，他家与胡克实家合住在这个院子里，房屋被他人占用不少。房子拥挤不堪，但前来聚谈、访问者络绎不绝。
前来拜访的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各地团干部和他的老战友、老同志等故旧。不管是谁，他都平等接待，热情问候，有求必应，竭尽全力解决来访者的疑难问题。即使有些受迫害的同志未来访问他，他也不顾自己仍处逆境，自身难保，十分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河南焦作市的“五四青年钻机”劳模王海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王海祥到北京找胡耀邦，要证实一些问题。胡耀邦为他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证明，还曾亲笔写信，转交前来访问的河南省老团干杨静琦、赵风岐等同志，请他们帮助王海祥向省里反映情况，解决其平反问题。原安阳地区共青团书记王友志和原禹县团委书记刁文，都因“文革”中受迫害问题，找过胡耀邦。他都满腔热情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其尽快得到平反昭雪。当时受迫害的同志互相传颂着：心发慌，找耀邦！
胡耀邦家里不仅是老前辈们的“聚散之家”，也是南来北往的“小朋友”的“聚散之家”，无论长幼尊卑，凡有苦难忧愁者，都乐意到他家探访。他那时的工资并不高，常常留来访者就餐，每顿都是围一大桌，边吃边聊，不时爆发出欢声笑语。后来，“四人帮”的爪牙得知此事，还诬蔑他家是“裴多菲俱乐部”。胡耀邦听了付之一笑。大家往他家照跑不误，他们说：“在万马齐喑的严寒日子里，谁不愿往有春意的地方跑呢！‘俱乐部’有什么不好？”
胡耀邦关怀北京市原公安局的干警王金锐使他鼓起生活的勇气，被传为佳话。
王金锐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成员，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尝尽了人间屈辱和世态淡凉，他与胡耀邦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在他走投无路、痛不欲生之时，找到了胡耀邦。尽管当时胡耀邦身处逆境，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但他毅然仗义执言，伸出热情援助之手，给了王金锐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一天上午9点多钟，王金锐来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一打听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他进到小院，走进了一个房间，屋内书橱里放满了书，横着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胡耀邦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他怕打搅胡耀邦看书，轻声地问：“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王金锐说：“我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已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他从没见过胡耀邦，心里比较紧张。胡耀邦对他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胡耀邦拉过一张椅子，让他坐在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他怕打扰胡耀邦看书，胡耀邦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安慰道：“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的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随即王金锐简要谈了悲痛的遭遇。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着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的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胡耀邦充满深情，加重语气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道：“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道：“只有顶住，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
胡耀邦停了会又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是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胡耀邦还劝他：“一时别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了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谈话近两个小时，胡耀邦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怎么样？当王金锐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胡耀邦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胡耀邦劝他眼界放宽些，“想事情想得更宽些”。
说到农村，接触农民，胡耀邦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
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发愤读书，思考着天下大事。
时近中午，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与王金锐一起吃了顿便餐。临别，胡耀邦再三叮嘱：“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
胡耀邦那纯真、质朴、出自内心的关怀和热诚，使王金锐流下了热泪。王金锐感激地说：“耀邦同志，我感谢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
胡耀邦爽朗地回答：“我的门对你敞开着，李昭你说对吗？”李昭诚恳频频点头。
“文革”后期，王金锐深感自己的问题是明显的错案，但申诉无门，他又去找了胡耀邦。胡耀邦听了他的诉说后，让他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王金锐很快把信交给他，胡耀邦说：“我现在说话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他劝慰王金锐：“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着不办。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感慨地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着，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人微言轻嘛！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没有回天之力啊！”
当时，胡耀邦身居斗室，一心读书，思考问题。来访的男女老少推门就进，他都热情接待，诚恳交心；有的老人拄着拐仗被人扶着来找他，有的年轻人哭诉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听，诚恳劝告；有的写申诉请他转送，他戴着老花镜认真看，及时转。在那时，他自称自己是个“闲人”，可他何时闲过？
由于胡耀邦对众多受冤屈的人的关心，“四人帮”及其打手就放出风来，说胡耀邦的家是“黑据点”，他是“牛鬼蛇神”聚会的“黑后台”。
王金锐听到这些流言飞语，当即告诉了胡耀邦，他听后置之一笑，说：“我现在无权，说话没人听，我算得上什么后台？也没资格做谁的后台。连你那不算问题的事，我转封信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我见了吴德也说过，不解决，有什么用？人家来找我反映一下情况也不允许吗？不要理会社会上刮的什么风和怪论。”
粉碎“四人帮”后，王金锐获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他百感交集，想起了在厄运临头时，对他真诚帮助、鼓励他坚强活下去的胡耀邦，便特意到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和一盒点心，骑车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胡耀邦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
王金锐赶忙解释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这是我和孩子的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完他痛哭流涕，哽咽着说：“您在我最困难、感到绝望时，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
胡耀邦听说他的错案已经纠正，又恢复了工作，高兴地说：“啊！这是好事，你的问题解决了该好好工作。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
李昭进来，听了也很高兴，她说：“我为你全家高兴，这礼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
临别时，胡耀邦嘱咐道：“你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他还反复叮嘱：“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学会理解、宽容，不要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
王金锐激动地回答：“耀邦同志，我会这样做的，请放心。”
胡耀邦身处“文革”逆境，面对险风恶浪，始终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坚定信念，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特殊的“俱乐部”，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