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16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病危，他在弥留之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建议，尽快选一位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中央派胡耀邦接替张德生的工作，任命他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不久改为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4年11月30日，古城西安，天空乌云翻滚，寒气袭人。这天夜晚，胡耀邦轻装简从，抵达西安履任。随行人员有秘书李传华、戴云、李茂勋和警卫员解方武。

　　临行前，总书记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勉励他“团结陕西干部，把工作搞好。你仍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可按二八开，20%搞团的工作，80%搞陕西的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嘱咐胡耀邦到陕西“多作调查，先不表态”。

　　胡耀邦到达西安这天，正是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刚结束。

　　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对他说：“你不要住在省委，搬到西北局来。”胡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好，便于工作。”

　　胡耀邦是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高见，尽快了解陕西的一些情况。一位书记向胡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道姓，认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胡耀邦望着窗外淅淅沥沥下着的冬雨，此时他脑海里的思绪如同理不清的麻团，心中的疑虑恰似绵绵雨丝怎么也无法消失。陕西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不能听一面之词，他要多方调查，弄个水落石出。

　　当时全国面临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向“左”发展的严峻岁月。而在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东西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岗、习仲勋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后来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

　　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多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 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 9500余人，陕西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父、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做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里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变相投入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那就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下属的一些县、市文化局，都发生在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9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校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有的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干部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小说《刘志丹》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等陕西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案材料。似乎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阵》、《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干部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政治课教学骨干都受到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分，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第一次的结论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 40%多。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多。

　　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属于中间偏上的序列。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胡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这就是胡耀邦初到陕西时面临的情况。

　　胡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

　　胡耀邦于1964年12月3日，即他上任后的第三天，他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这日上班时刻，他身上披着军大衣，手里捏着香烟，身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谈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会议开始，他没有讲什么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快言快语，侃侃而谈，率直真切。这就是胡耀邦的性格，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讨论陕西农业上不去的原因时，胡耀邦讲了以下看法：

　　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不大，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了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条件不如其他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胡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陕西的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

　　谈到社教运动，胡耀邦只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这次讨论中，由胡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捕人暂停，但要继续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

　　（二）“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三）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四）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五）向国务院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六）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5个小化肥厂。

　　（七）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为陕西省增拨3万吨化肥。

　　前4条，立即实行；后3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心里搬掉了几块大石头，一片叫好，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大批干部下乡称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都是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的，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作为胡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后来又加上了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变成“六个暂停”。有些人还把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当作物质刺激加以批判。

　　这次会议后胡耀邦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会，为尽快落实省委常委会的7项决定而殚精竭虑地工作。10余天后，他到北京先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提出施政纲领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疑“四清”运动带有浓厚的“左”倾错误的阴影。好在“二十三条”还规定了一些宽松、求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为胡耀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胡耀邦举起宣传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旗帜，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系列观点与措施，进行了他的务实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至28日在西安举行。胡耀邦于1月22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先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人。

　　胡耀邦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清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胡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胡耀邦说，“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指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胡耀邦明确地回答：“在当前主要是反‘左’。”

　　胡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胡耀邦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胡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胡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胡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是“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

　　胡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胡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胡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胡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而把工作中的持不同观点者排除在外了。

　　胡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热衷于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胡耀邦来到西安交大，针对当时幼稚的“左”的做法和大家谈心。他别开生面地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学生就要学。什么红专关系，叫哲学家越搅越糊涂。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你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学习好，就是好学生！”“查什么男女关系？‘社教’不是让你们搞这个！我的要求就是遵纪守法，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胡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主要的，对实际工作有远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胡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分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账，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受彭德怀、习仲勋冤案、错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胡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账，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3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对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

　　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情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胡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胡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这一年的春节，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啊！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

　　胡耀邦还对群众运动讲了思虑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颤，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讲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

　　胡耀邦这一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了，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也是这样。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当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胡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胡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在学术文化领域，胡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都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节目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第一标志。”

　　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胡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196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次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胡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西、中部分片负责，胡耀邦亲自去陕南开展工作。

　　胡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至12日日夜兼程，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了的案子，胡耀邦说：“我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即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啊！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后来，批判胡耀邦时，一位领导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胡耀邦当时确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

　　胡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中的“左祸”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的感受。

　　2月12日，胡耀邦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是胡耀邦在陕西省提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汉中地委又作了一些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务了。”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

　　2月17日，胡耀邦在汉中地区城围县五级干部会议上说：“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最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生产搞好。”3月，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的一个通知中用了胡耀邦的两句话，即：“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胡耀邦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在当时是要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的。

　　二、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敲得过碎。

　　胡耀邦讲了三条：

　　（一）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

　　（二）不要着重看“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

　　（三）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大的问题，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是重申了胡耀邦“抓关键”和“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的主张。

　　三、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

　　胡耀邦提出了四条：

　　（一）“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二）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胡耀邦说：“我省山地荒地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今后几年从山地荒坡地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好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胡耀邦还在不少县帮助他们计算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大账，帮助他们提出一个一抓什么，二抓什么，3年、5年、10年，年年抓到什么程度的规划的轮廓。

　　（三）不仅要认真注意现在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包括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四）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胡耀邦提出五条：

　　（一）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

　　（二）把集市贸易搞活，我们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所有的集体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又乱没收。

　　（三）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而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

　　后来，胡耀邦到了汉中地区，农民又提山区运输难的问题，他同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后，对山区修路作了具体部署，即山区道路，可以修架子车路，也可以修简单公路，由县、社自行组织人力修建。省上给每个民工每天补贴粮食一斤，菜金二角，再调拨一些炸药和钢钎子。

　　（四）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扶持其他行业。必须非常注意解决乡镇工业的原料问题，无非是木头、竹子、钢铁、纸张、棉纱、油料等，不要扣它们、卡它们。

　　（五）三级财政当花的钱要花一点，不当花的钱花了，当花的钱不花，都是违背总的路线的。什么都有节余，不是好事。

　　五、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一）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二）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三）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四）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六、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

　　1965年2月18日，胡耀邦同汉中地委负责人张军、彭彬谈话时说：“生产队经营管理上有问题，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划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当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办法，大多实行以人定量加按劳分配，胡耀邦主张一律改成按劳分配加照顾。胡耀邦还提出了联系产量计酬的问题，但是由于还没有承包制，不好落实。

　　七、植树造林。

　　胡耀邦所到之处都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的植树造林方针：“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八、对增产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奖励。

　　胡耀邦在安康地区提出，当年秋季要在全省和各地举行生产评比大会，对增了产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

　　胡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是受到湖北、广东等地的启发。他说过：湖北的多种经营搞得好，农民比较有生气。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胡耀邦心领神会学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胡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果然吃了大亏。不仅有人抨击他否定毛主席的“以粮为纲”，而且有人还说他：“你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了粮食，另一只手抓了多种经营，还有哪一只手去抓阶级斗争呢？”

　　胡耀邦偏不信邪，他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拼尽全力干到底。他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这段时间他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每天只吃6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就当机立断，说了就干。

　　他在2月14日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以后，2月15日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召开座谈会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立即加以纠正。

　　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抛弃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他对未婚妻没有任何非礼举动，未婚妻以杀人罪把他告上法庭，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同她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也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这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合理合法地解决了。

　　2月15日晚，胡耀邦从石泉县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那位蹲点的书记认为，汉中地区土改、镇反很不彻底。地委认为：汉中地区土改中所定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左右，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基本上是彻底的。在西乡社教中也有两种意见。省委蹲点书记认为：西乡县委和县政府烂了，是夺权单位。地委工作团认为，西乡县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个副县长是问题严重的四类干部，而且这位副县长的问题仅仅是男女关系，如果不是自杀，连四类干部也排不上。至于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因为他的夫人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躲过清查，省委这位书记就说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政治立场，是四类干部。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胡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省委蹲点书记的几点分歧。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胡耀邦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从数字上看，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胡耀邦要求工作团一个人一个人地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胡耀邦认为：不仅他个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县委一把手和县级领导班子，都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一些问题，胡耀邦也否定了蹲点书记的过 “左”做法。

　　这次会后胡耀邦接见了大部分被限制自由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解放。

　　2月16日，胡耀邦到了城固县。

　　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胡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快刀斩乱麻，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下面是会上的一部分对话：

　　有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胡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有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胡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胡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年，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成。大家拍手称快。

　　有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胡耀邦回答：一种茄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5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有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胡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进行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开春前，一次在6月份。

　　有区社干部提出：汉中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万亩。

　　胡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胡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建成。

　　有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上级调派一批干部来。

　　胡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胡耀邦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有的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胡耀邦到了汉中地委。

　　17日全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胡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和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规划或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有时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胡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怎么知道？”胡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胡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账、收入账和未来发展账。那时还没有计算器，大家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结果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

　　谈完工作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胡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胡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韩溪，传说韩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胡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胡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他的经验之谈，给在座的干部以深刻的启迪。

　　胡耀邦在视察水利工程时，还能对施工设计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他长期博览群书又勇于实践的结果。当时，陕西省委许多干部赞扬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四个不断：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沔县高潮公社连续9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也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随行的林牧插话说：“他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 ‘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胡耀邦当即批评道：“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此人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过去做过胡宗南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有功的嘛！我们应全面、历史地评价一个人。”

　　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前后，西北局第一书记给胡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原来，西北局把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寄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杨尚昆送给彭真，彭真又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过后说：“除了那个四条以外，我看文字上对阶级斗争讲得也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几位领导人又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谈，毛泽东没有看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就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2月18日上午，胡耀邦给《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韦明海完全一致。

　　2月19日，胡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侯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凤县正在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县、区、社、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胡耀邦和林牧分别参加了小组会。他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胡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 “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啊！

　　2月20日，胡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他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像知心朋友一样同胡耀邦倾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

　　2月21日，胡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县。杨陵，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也是暴君隋炀帝杨广埋骨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胡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来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胡耀邦来了，要求讲话。胡耀邦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胡耀邦团团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胡耀邦谈话之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出重围。

　　2月23日，胡耀邦完成了这趟下基层调研，经过咸阳地委回到西安。

　　《电话通讯》起风波

　　1965年春，胡耀邦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但他十分坦然，无畏无悔。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5年1月下旬，胡耀邦看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报告中反映：西安市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胡耀邦批示：“看来，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已收到显著成绩，这一点要肯定。但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做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的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暂停中，派出所、居委会仍要对大的投机倒把犯注意。”

　　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按照这个批示进行复查，减轻了其中4000多人的处分。西北局领导知道后，就在2月14日上午找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去西北局向他汇报。他批评胡耀邦“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并且说：“是不是投机倒把，只有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的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

　　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在西北局宣传会议上，批判了胡耀邦的《电话通讯》，认为他提出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

　　2月28日，胡耀邦为顾全大局，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

　　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正确执行胡耀邦“四条干部政策”的正式通知。主要内容是：“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其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轻重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

　　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第一书记对胡耀邦到陕西以后的工作作出评价，肯定了五条成绩：“你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你是抓革命的，你是抓生产的，你的干劲是大的，你是能够联系群众的。”然后，他也讲了胡耀邦四条缺点：

　　第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

　　第二，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是这个错误。

　　第三，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

　　第四，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当晚7时，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以后，大多数常委认为他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估计那次会议后可以平安度过。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接着作报告。赵守一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说：“他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革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拖拉作风和陕西地区的经济面貌，都是很必要的。”当讲到胡耀邦的错误，赵守一巧妙地一句话带过，还说，“耀邦最近发生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胡耀邦、赵守一发言之后，其他人相继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包括“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四条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干部政策，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批人等等。

　　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除了“捕人”、“双开”、“面上夺权”暂停以外，还有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等。

　　3．否定党的方针。例如：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等政策。

　　4．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说成为物质刺激以外，还把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增拨化肥等措施也说成物质刺激。

　　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

　　其实，胡耀邦的《电话通讯》是先发回省委，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发出的。陕西省委书记处的7位书记当时都表示同意，其中3位也发出《电话通讯》，给以支持和补充。

　　这个会议开过两天之后，3月13日晚，胡耀邦去找杨尚昆，说：“我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但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稳住，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西北局开会期间，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6日，西北局让胡耀邦到全省贫代会上作公开检讨。胡耀邦在贫代会上宣布：“西北局指示，我在《电话通讯》中关于干部问题所提的四条意见是错误的，可能引起翻案风，停止执行。”

　　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以后，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胡耀邦被送进医院抢救。

　　胡耀邦病情略有好转以后，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胡耀邦又郑重提出，要回北京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尚昆还要胡耀邦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否则，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胡耀邦趴在病床上，写了《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第一书记说：“胡耀邦在最后一次信里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也就可以了。”

　　最后是杨尚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胡耀邦的动机是好的，肯定了胡耀邦没有犯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耀邦同志确实是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临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杨尚昆又说：“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指胡耀邦在省贫代会上的公开检讨）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等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批判，而是总结经验。”

　　杨尚昆还说：“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

　　离开西安

　　5月初，胡耀邦出院，恢复工作。胡耀邦和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还是坚守阵地。同时省、地、县都有一批坚持胡耀邦新政的干部，他们不声不响地按照胡耀邦的既定方针办事。杨尚昆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要求省委通知各地：生产要继续抓好，不能松动。省委立即把杨尚昆的意见传达下去。

　　陕西省委把整个5月份的时间都耗费在起草、争论和修改为省委6月会议准备的检查报告之中。争论的双方都抓住杨尚昆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中的一句话。一方坚持杨尚昆讲的“按耀邦检讨的水平写”，另一方坚持杨尚昆讲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是“对革命动摇”。可是，胡耀邦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摇摆”或 “动摇”。他对几位领导倾吐真情：“我的家很穷，我14岁参加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山头，在长征中都没有动摇过，现在怎么动摇了？他们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真革命，反对他们那一套，怎么就是对革命动摇了？”

　　经过双方反复推敲，检查报告勉强通过。可是，在会议规模和印发什么文件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西北局要求扩大到县一级干部，省委认为，6月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不宜把各县的干部都抽上来开会。经过杨尚昆的斡旋，才确定扩大到地区一级。

　　在准备省委检查报告期间，还有两个插曲：一个是省委有个书记的告发，另一个是林牧向中共中央上万言书。

　　有一天，胡耀邦从丈八沟宾馆回到家里，心情沉重，林牧和戴云问：“出了什么事？”胡耀邦说：“尚昆找我谈话，批评我议论了刘少奇。”他们听了很紧张。因为在那个年月，议论党的领导人，是反党性质的大问题。他俩着急地问：“你到底说了少奇什么话？”胡耀邦说，4月间，他住院治病，这位书记也去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闲谈，他主张反“左”，这位书记主张反右，并以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要求“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为根据。胡耀邦为了说服老朋友，就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原来胡耀邦传播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指责刘少奇。按照当时的规矩，胡耀邦的错误是“自由主义”、“小广播”。

　　在有人告发胡耀邦的同时，由几位同志提供材料，由林牧执笔，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反映陕西社教运动中的极左表现及其恶果，反映胡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在陕西产生的积极作用，要求中央直接解决陕西的问题。两封以林牧个人名义写的长信，都请田家英转交党中央。7月上旬，中央办公厅秘书组给林牧回信说：“你写给中央的两封信，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

　　1965年5月30日至6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专门检查工作会议。胡耀邦做过检查报告以后就不再去会场，让大家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主持陕西工作以来，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极少数人认为错误严重，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还有一些干部仗义执言，公开表示：胡耀邦同志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胡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动摇，胡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们都赞成，我们大家都赞成，难道大家都动摇了？”还有一些厅、局长在会上不发言，晚上到胡耀邦家里去慰问，并说：“大多数人心里有数，是尊重事实的。”

　　胡耀邦坦然自若，其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一面来自陕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面受到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保护和鼓舞。

　　余秋里打来电话说：“听说你出了一点问题？”胡耀邦简单介绍了情况以后，余秋里说：“怎么搞得那么厉害？在西安谈不清楚，回北京来谈嘛！”

　　两天后，叶剑英元帅率领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接风时，张爱萍将军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接风宴会结束以后，主人们向客人告别，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叶帅问：“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1965年6月11日晚，胡耀邦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8条申辩发言。后来省委6月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议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会议于6月18日结束。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由于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加以阻拦，第一书记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养病。

　　胡耀邦自1964年12月30日到陕西，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一共在陕西主政2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