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革命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火种点燃了各地的革命烈火。浏阳自1928年11月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县各区乡都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特别是1929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王首道回浏阳秘密工作，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他与夏明翰一道在浏阳全县建立了13个区委，有党员 2400余人。县委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在军阀混战、红白相拼的动荡局势下，浏阳县立中学被迫停课，大多贫苦出身的学生投入了革命的洪流，胡耀邦的表哥杨勇参加了红三军团。
胡耀邦的家乡，成为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1928年文家市恢复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胡耀邦的父母、哥哥、姐姐都参加了革命。父亲胡祖仑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是乡妇联主任，哥哥胡耀福是儿童团团长，大姐是妇联的积极分子。亲人的革命行动，深深影响了胡耀邦。1929年12月，在家度假的胡耀邦参加了革命斗争，担任了浏阳第八区四十三乡（今中和镇）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总团长。从此，胡耀邦走上了革命道路。
年少志壮的胡耀邦，带领儿童团员团结在共青团组织的周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利用节假日上街下乡搞宣传、贴标语、喊口号、散发传单。起初，有的土豪劣绅、顽固分子嘲讽他们，说他们是“儿戏团”、“鼻涕团”。可是，当胡耀邦发动儿童团员们反对封建势力，拦路打烂他们的轿子，剪掉他们的辫子，撕破他们的袍子时，他们都无可奈何地跪在这些娃娃面前求饶：“儿童团先生们，请高抬贵手！”在胡耀邦的带领下，儿童团真正成了党和团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胡耀邦率领儿童们，不畏流血牺牲，积极协助红军打仗，传送指令，侦察敌情，为红军送信、送水、送饭、写标语，积极从事宣传活动。乡政府召开大会时，因胡耀邦擅长演讲，很多时候由他出来讲话。他讲得有生有色，富于鼓动性和感染力，常常博得阵阵掌声。他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为文家市大捷、为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由于胡耀邦是一位读过中学的小“秀才”，他在“少共列宁学校”儿童启蒙教育工作中，大显身手，经常到各赤色小学校去讲课，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据当时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统计，“该县计有列宁学校4所，学生211名，其中男144名，女67名。赤色小学校116所，学生4237名。” 许多学校都留下了胡耀邦这位“小教师”的身影和足迹。
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1930年8月，胡耀邦经杨国英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乡团支部书记。从此，他更加日以继夜地从事革命活动。
8月19日，骄阳似火，热浪蒸腾。红一军团在朱德、毛泽东带领下，驻扎文家市附近。次日拂晓，朝霞满天，山野一片宁静。红一军团全面发动进攻，由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担任主攻，先取制高点九峰寺。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和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从西南截击。在文家市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三个团，击溃一个团，毙敌旅长戴斗垣和一个团长，获得了军团成立后第一次重大胜利。
文家市大捷后，红一军团挥师西移，于8月23日到达东乡永和镇，与由平江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由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兼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军主力进入浏阳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大大激发了浏阳人民的革命热情，鼓舞了浏阳人民的斗志。为适应这一新的革命高潮，县委和县苏维埃作出决定：在全县实行土地革命，在各区成立拥红会、互济会、妇联等群众组织。毛泽东发出关于“补充整理军实”，要求浏阳协助扩军一万名的指示。同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浏阳十八区区委从事宣传工作，并担任团区委委员。
在扩红工作中，胡耀邦凭着他富于鼓动性的口才和幽默的语言，全身心地投入“扩红”工作之中。他带领团员们，走村串户，一面大力宣传鼓动适龄青年参加红军，一面加紧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县委县苏维埃的号召下，通过做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一批又一批优秀浏阳儿女应征入伍。据初步统计，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期间，浏阳青壮年加入红军的有一万人以上，超过红一方面军提出的要求。如唐亮、孔石泉、饶子健、杨世民、王才伦、叶子龙、张翼翔、黎东汉等，都是在这时参加红军的。他们随红一方面军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成长，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决定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萍乡等相邻的11个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青年工作卓有成效、崭露头角的胡耀邦被派去湘东特委工作。
这时，中共湘东特委驻地在萍乡。1931年春，春光明媚，微风轻拂，鸟语花香。刚满15岁的胡耀邦，踌躇满志，怀着无限喜悦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家乡父老和双亲，独自一人向江西进发，走到芦溪一条河边，遇敌设防拦截。芦溪是湘赣边界的要道，敌人在此处严加把守，并张贴布告：凡出入桥头者，一律要严格搜查，可疑者一律扣押。本来，为安全起见，区委拟派区联队护送，但胡耀邦考虑到区联队战斗任务繁重，而且人多容易暴露目标，引起敌人注意，便婉言谢绝，独自赶路。
从家乡苍坊到芦溪，多为山间羊肠小道，胡耀邦凭着一双铁脚板，迅速来到芦溪郊外，进入了敌占区。他加倍警觉，巧妙地躲开敌人的盘查和关卡。但要进芦溪镇，必须经过一座桥头堡，而这正是敌人严加防守之地。胡耀邦一边向前行走，一边思量对策。蓦然，他见一位推着独轮车打柴归来的老者正要过桥，便灵机一动，急步向前，大声喊道：“大伯，看样子您老人家推车很累，我来帮您拉车。”
大伯被胡耀邦的言行所感动，连声夸赞他是个“好后生”，两人边走边聊，得知大伯姓罗，唯一的儿子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体弱多病，与老伴苦度光阴，胡耀邦顿生怜悯之心，便将自己急于到镇上去的打算如实告诉罗大伯。他满口答应把胡耀邦当作自己的远房亲戚带他进镇。
他们走上桥头，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原来，今日萍乡防区敌人来此巡视，除本地人可以通行外，外来人员一律不准入镇。尽管大伯好话说尽，也无济于事。
胡耀邦担心连累大伯，便理直气壮地冲着拦截他的哨兵说：“既然你们对我这个走亲戚的学生都这样害怕，不讲情面，那我今天就不进镇子了。不过我们湖南人不会像你们这样无情无义！”
一个哨兵大声嚎叫：“这小东西嘴巴好厉害，把他捆起来！”
“老总，他是帮我打柴的亲戚，您就高抬贵手，让他进去吧！”罗大伯再一次哀求道。
“不让人家进镇，就让人家回去吧。天快黑了，一个细伢子在外怎么办？”人群中有人说起公道话。
众怒难犯。哨兵不由分说，对着胡耀邦吼道：“你快给我滚回去！”
胡耀邦无奈，只得离开桥头堡，连夜返回浏阳苍坊老家。
这次芦溪受阻，胡耀邦未实现赴特委的计划，心急如焚。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区委一定要派人尽快护送胡耀邦到特委上任。就在三天后的深夜，区联队突袭了芦溪镇桥头堡，胡耀邦安全地进入芦溪，与特委赶来迎接他的交通员接头，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苏区立功
不久，中共湘东南特委由萍乡迁至莲花县城附近的花塘村，并改为湘东南特委。胡耀邦远离家乡，担任少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任湘东南儿童团总团长。
胡耀邦离别家乡，奔赴江西中央苏区时，对同窗好友说，好男儿岂能恋守几亩土地几间房屋？应该像李立三那样去闯天下，离家干革命。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927年4月，他与毛泽东共同出席了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他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两次命令红军打长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但很快得到纠正。
中学时代的李立三，在与同窗好友罗章龙的合影照背面题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亦不可无此志，非敢自负，实自勉也。”
李立三中学未毕业，就离家去闯天下，他在言志诗中写道：“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李立三的壮举与诗篇，对胡耀邦影响很大，他立志像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那样，告别“诗书”，投笔从戎，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31年2月，胡耀邦改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8月，湘东南特委、湘南特委以及赣西南所属西路、北路三个特委合并成立湘赣临时省委（10月上旬正式成立省委，王首道任书记），10月17日至25日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了湘赣省少年先锋总队和湘赣省儿童总局，由谭启龙任少年先锋总队总队长，胡耀邦任儿童总局书记。在此任内，他积极组织全省青少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并在《列宁青年》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吁各级党、团组织进一步重视儿童工作。他还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各县学校检查巡视，要求各校在抓好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的同时，抓好儿童的品德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一般的军事常识教育，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胡耀邦在1931年至1932年这两年里，一直在湘赣苏区负责少儿工作。他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弱冠年华，但人小志大，开朗活泼，朝气蓬勃，吃苦耐劳，被人们称为“红小鬼”。在他的带领下，湘赣苏区的儿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苏区儿童身心得到健康发展。胡耀邦对苏区少儿工作尽职尽责，为苏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胡耀邦对湘赣苏区的少年儿童工作抓得很紧。他根据少年的性格好跳爱唱，对儿童除了政治教育以外，还开展很好的文艺活动来陶冶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健康成长。在湘赣省共产主义儿童局工作期间，胡耀邦抓了儿童局主办的《红色儿童报》的编辑工作，并亲自编刻。当时，各级儿童团成立娱乐部、列宁室，开展队列训练、做操、踢毽子、滚铁环等体育活动和唱歌、跳舞等文娱活动。1932年5月下旬，在胡耀邦的组织下，省儿童局举办了全省儿童文娱体育活动总检阅，更推动了儿童文体活动的开展。
胡耀邦非常重视对儿童的思想教育，亲自抓了《共产主义儿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一份四开页的半月刊，每一期的组稿、编写甚至油印工作，都花费了胡耀邦大量的精力。这份报纸办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为广大苏区儿童所欢迎，在增长儿童知识、培养儿童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同时，他还主编儿童团的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他在创刊号上写过一首生动的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小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尔（儿童团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儿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湘赣边区的少年儿童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卓有成效。当时少共苏区中央局冯文彬来湘赣巡视工作，对湘赣少共工作评价很高，说湘赣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的模范。在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有几件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省儿童总检阅。1932年5月，湘赣儿童局举办全省儿童总检阅。参加者有湘赣全省200余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的代表共计近万人。其中永新、莲花两县代表最多，各有100余人。检阅集中在永新、莲花两县之间进行。内容有三：一是集体军事演操，项目有正步、跑步、齐步走，以及刺杀、投弹等；二是政治测验，考试儿童团组织的基本知识；三是文艺表演，赛歌赛舞。通过检阅推动了全省的儿童工作。接着，永新县在县城沙罗洲举行全县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操练检阅比赛，参加者有里田、石陂等8个乡的少先队代表。比赛后，有500余名青年集体报名参加了红军。
胡耀邦注意发挥儿童在根据地的战斗作用，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警戒敌人，维持地方治安。当时湘赣边区每个区乡都设有哨卡，由儿童团担负警戒，来往行人都要出示乡政府以上的通行证，方能放行；凡形迹可疑者，经详细检查后，交乡政府处理。每次敌人想派侦探打入苏区，都因为哨卡检查严密，阴谋未能得逞。儿童团员办事非常认真，从不徇私舞弊。有一次，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因事经过永新里田，忘了带通行证，被儿童团抓住送交乡政府。事后，他翘起大拇指夸奖儿童团说：“小朋友，你们做得对！”
对一些特殊重要的任务，胡耀邦还亲自布置，面授机宜。一次，省军区白区工作团需要一名女孩去白区侦察敌情，胡耀邦就从儿童团中挑选了斗争性强、机智灵敏的贺金姬小姑娘去执行任务。
临行前，胡耀邦严肃地告诉贺金姬：“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你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千方百计迷惑敌人，拼死也要完成省军区交给的任务。”
贺金姬忽闪着一双精灵的大眼睛，记住胡耀邦的叮嘱，利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事后，胡耀邦表扬了她，她还受到省军区的赞扬。
胡耀邦在湘赣省苏区期间，工作作风踏实，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巡视工作，湘赣苏区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每到一地，总要找干部和群众了解情况，他随身带着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笔记本，把了解的情况记录下来。
胡耀邦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挤出时间来为《湘赣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撰写文章、山歌，以鼓动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如1932年8月30日出版的第13期《列宁青年》上就刊载了胡耀邦写的题为《拥护红军》的山歌。唱词是：
男?唱
山歌开口不骂人，告诉朋友两事情，
讨婆要讨贫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
女?唱
一针一针又一针，做双鞋子送红军，
先生老板我不想，不嫁红军不甘心。
男?唱
你我同意又合心，何不结成自由婚，
自由婚姻结成后，你理家事我当兵。
女?唱
亲哥勇敢愿当兵，愿与亲哥就结婚，
家中事情你莫念，望你努力杀敌人。
在第20期《列宁青年》上又刊登了他写的《参战歌》。
胡耀邦刚任儿童局书记时，有些区、乡、村儿童团组织尚未建立或不健全，这些地方的儿童工作还未真正开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他即把儿童团组织建设作为最首要的工作来进行，并主持制定了湘赣苏区发展儿童团组织的工作计划，强调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儿童团组织，扩大儿童团队伍。为把计划落到实处，胡耀邦还带着省儿童局干部到县、区、乡检查指导工作，帮助建立儿童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各区、乡、村都普遍建立了儿童团组织。
儿童团建立后，广大儿童踊跃参加自己的组织，但也有些家长认为细伢子参加儿童团是图好玩，参加儿童团要耽误做家务，因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胡耀邦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要求儿童团干部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鼓动，挨家挨户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自愿让孩子加入儿童团。他强调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为了革命事业，我们也可以去三顾茅庐嘛。”经过各级儿童团组织积极宣传动员，儿童团队伍迅速扩大。到1932年7月全省计有7万余名儿童加入了儿童团。这时，培训儿童团干部又成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省儿童局不定期地举办了儿童团干部训练班，胡耀邦亲自与训练班研究制订培训计划，编写有关教材，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怎样做儿童工作。他讲课时，声音洪亮有力，还不时插入一些生动的例子，幽默风趣，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受教益。通过培训，儿童团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胡耀邦非常重视苏区儿童教育，懂得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性。由于当时湘赣省各县经济贫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儿童都上不了学。为了造就和培养革命后代，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把动员和鼓励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全省儿童局书记会议上强调，“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和督促广大儿童入学”。胡耀邦还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主办的刊物《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团在儿童运动中的一件中心工作——领导全体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的文章。文章指出了苏区儿童教育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团组织领导不力”。文章阐述了对儿童加紧共产主义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并向各级儿童团提出：1．要领导广大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2．向儿童及其家长广泛宣传，启发儿童的求知热情；3．没有建立列宁小学的地方，儿童团组织要负责发起并着手进行组织。他的文章对苏区儿童入学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他每次下基层，都要把儿童入学问题列为检查内容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次，胡耀邦来到永新厚田、三房一带检查工作，在村口，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坐在路旁哭，他当即走向小孩的身边询问，原来是小孩没有钱买课本读书，他便把身上当月分伙食尾子得来的20个铜板给了这个孩子。回到省里后，他即向省苏维埃政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村、乡政府从公田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来解决部分贫苦农民孩子无钱买书的困难。在他及各级政府、儿童团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下，苏区儿童基本上都进入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读书学习。
胡耀邦注重训练儿童深入白军做兵运工作。有一次，他在湘赣省儿童团代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儿童年纪小，善于隐蔽，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具备深入白区做兵运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人小可以干出大事业来。他的一席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话，使与会者深受启迪。
果然，1932年，湘敌陈光中部进攻茶陵，重兵盘踞腰陂镇，其时，有三个白军士兵经儿童团的几名团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带枪投奔红军。像这样在儿童的影响下白军投诚的例子在边区莲花、攸县、分宜等县不胜枚举。莲花花塘村儿童团员彭晓与两个迷路的白军士兵套近乎，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将他们故意带到红军游击队中，让他们乖乖地带枪投奔红军。
组织儿童团跳舞唱歌慰劳红军。胡耀邦能歌善舞，还吹得一手小号，是个出色的文艺活动能手。在他的感召下，每次部队胜利归来，省团部组织儿童团去慰问红军。他亲自负责训练文艺骨干，编写节目和慰问词、祝贺信，并亲率慰问队去医院慰问红军伤病员。当战士们听到嘹亮悦耳的歌声和热情洋溢的慰问词时，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胡耀邦即兴向凯旋的指战员表演了自己参与编写的深受湘赣军民喜爱的采茶剧《大放马》。该剧以牧童与村姑对唱的形式，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工农运动。歌词中的一段是：
共产党宣言是什么人起草？
十月里个革命什么人领导？
什么人呀在中国组织工农运动？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起草，
十月里的革命列宁来领导，
苏兆征是工人的首领，彭湃来个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
此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还获得优秀奖。
动员儿童收集废铜烂铁，支援前线。当时苏区红军枪支弹药十分匮乏，为了支援前线，湘赣儿童局号召广大苏区儿童收集废铜烂铁送到红军兵工厂造子弹。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响应，很快掀起了收集废铜烂铁的热潮。在胡耀邦等同志领导下，每日往永新县委驻地肖家祠送废铁的少年儿童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永新少年儿童收集的废铜烂铁，总数竟达36万斤。
识字扫盲，移风易俗。儿童团除了站岗放哨以外，还担负着识字扫盲的任务。每个哨卡都有识字岗，竖着识字牌，每天新换五至十个字，过往行人除检查通行证外，还要能识字方准通行，不识字的由儿童团负责带读，直到认识为止。通过这项工作，苏区的文盲大为减少。其次是禁烟禁赌禁缠足。当时苏区内吸鸦片、赌钱、缠小足的风气很浓，用行政命令禁止很难见效。儿童团发动起来后，日夜上阵，这几种坏习气很快就看不到了。人们称赞道：儿童团神通广大。
胡耀邦深知学习的重要性，他学习十分勤奋，虚心好学，经常向斗争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的省委领导同志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袁德生等请教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尤其爱好读书，除读一些革命书籍外，也涉及中国古典名著。由于胡耀邦刻苦努力，他在湘赣苏区工作这段时间里，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受到省委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胡耀邦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待人热情，胸怀开朗。他读过初中，在当时称得上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且能刻一手漂亮的钢版字。他在任湘赣儿童局书记时，仍主动参加刻钢版的工作。因此，当时出版的《列宁青年》和《共产主义儿童报》上，都留有他苍劲俊逸的笔迹。他还热情地帮助文化较低的同志学习文化。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谭启龙回忆录》中写道：“省少先队总队部机关同省委机关都在永新县城北门附近的肖家祠堂办公。同时住在祠堂里的还有省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那时，我们都住在肖祠堂二楼上，他住在二楼的西边，我住在二楼的东边，又同是少共省委的执行委员，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他还教我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相处得很好，亲如兄弟，从此，奠定了我们以后近60年革命友谊的基础。”
提起胡耀邦与谭启龙（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的友谊，在湘赣苏区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湘赣苏区战斗的岁月里，两个“红小鬼”感情甚笃。胡耀邦深深同情谭启龙苦难的童年。谭启龙1914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乡黄塘村一个赤贫家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父亲靠做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他6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无钱医病，丢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4年后，母亲被豪绅家的团丁欺凌毒打，含恨离开人世。10岁的谭启龙，成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他只得给人家放牛、砍柴，苦度光阴。1928年，14岁的谭启龙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参加了革命，成为儿童团团长。湘赣省委成立后，他担任省少先队总队长。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胡耀邦拉着比他大一岁的谭启龙的手，推心置腹地谈心：“小老兄，我们既参加了革命，就得好好干，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得解放，奋斗终生！”
谭启龙仰着童稚的脸蛋，忽闪着机灵的大眼睛，认真地回答说：“老兄，共产党把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我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一定跟着党好好干革命。不过，我没进过学堂门，仅在儿童团里学习了一些字，由于没有文化，工作起来非常吃力。你肚里墨水多，以后要多多帮助我学习文化，好吗？”
胡耀邦高兴地回答：“我肚里谈不上有多少墨水，也只在学校读过7年书，学习还得靠自学，边干边学嘛。只要你肯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胡耀邦历来办事认真，说到做到，从不违背诺言。他根据谭启龙的实际情况，为他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什么时候读哪些书，看哪些文件，每天写多少字，都一目了然。无论工作多忙，他总是抽时间进行检查督促。每当谭启龙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他总要耐心解答，直至帮助他弄懂为止。
几十年后，谭启龙还深情地说：“我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较快，这与耀邦的热忱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胡耀邦与谭启龙总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哪个工作环节遇到困难，就共同想办法一起解决。
对于动员苏区8至16岁的儿童加入儿童团，谭启龙为胡耀邦出了好主意，他说：“我可以向全省的少先队员布置一个任务，每个队员要做通自己父母或叔伯的思想工作，并主动多做家务，让自己的弟妹参加儿童团。你看怎么样？”
胡耀邦听了心中乐开了花，高兴地打了谭启龙一掌，笑着说：“要得！好主意！行得通！”
通过各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湘赣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团。
对于谭启龙担负的全省少先队的工作，胡耀邦更是尽力支持。苏区少先队是由16至23岁的青少年组成，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是红军的后备军。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要把年满16岁的儿童团员及时地输送到少先队去，壮大少先队组织。
在湘赣苏区，胡耀邦和谭启龙都是少共湘赣省委的执委，他们经常一道下基层，到县、区、乡检查、巡视共青团及儿童团、少先队的工作，一起交流工作经验。在他们的努力下，湘赣省的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都开展得卓有成效。
胡耀邦和谭启龙在生活上更是互相关心，亲如兄弟。胡耀邦性格活泼，待人热情，谭启龙性格直爽，做事踏实，以诚待人。两人又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情同手足。工作之余，他们一起讲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革命人物。胡耀邦读书多，还讲《水浒》、《三国演义》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故事。谭启龙经常率领模范少先队去前线配合红军打仗。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中，崴了脚，肿得像个大包子，走路疼痛。胡耀邦每天背他下楼办公、上楼睡觉，为他端饭送水，又到红军医院抓草药，熬成汤，帮他擦洗。
1932年10月的一个深夜，肖家祠内一片静谧。谭启龙一觉醒来，见胡耀邦房门缝隙透着灯光。耀邦怎么还未睡？他推门进去，只见胡耀邦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写作。谭启龙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么晚还不睡！不能明天再写吗？”
胡耀邦站起身，揉揉眼睛，说：“《列宁青年》为配合全省开展的秋季扩红运动，准备出一期专刊，约我写一篇文章和一首山歌。我明天要去吉安县检查工作，今晚要打个夜班写出来。山歌已写好了，你看行不？”
谭启龙接过来一看，山歌名为《拥护红军》，清秀的字迹映入眼帘，看完后，连声称赞：“蛮好！形式蛮新，唱起来肯定好听。”说着，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大红薯回来，说：“下午从埠前乡回来，王大娘硬塞给我这个烧红薯，我没舍得吃，正好犒劳你。”
“真是雪中送炭，我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哩。”胡耀邦也不客气，接过来，一把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谭启龙说，“二一添作五。”
“哈哈哈！”两人笑得前俯后仰，笑声在寂静的夜空中荡漾。
1932年6月，根据少共中央局的指示，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湘赣省委的协助下，改组了少共湘赣省委，以加强省委中工人雇农的成分。由工人出身的王炳生代替学生成分的易心平任省委书记，易心平任宣传部长，王坚中任组织部长，曾昭明、王泉媛为青妇委员，郭英清任秘书长，胡耀邦、谭启龙、易素兰、王龙光、段苏权、刘培德、曾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
胡耀邦不负重托，恪尽职守，把苏区的少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少共中央局的表彰。
蒙冤“AB团”分子
正当胡耀邦领导儿童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以王明“左”倾错误为标志的党中央，对革命组织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肃反政策，并强令将湘赣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责令省委进行“审理”。
“AB团”中的“A”字，是英文“反”字的第一个字母，即反对的意思。“B”字代表布尔什维克。“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7年初建立的一个反共组织，几个月后便被解散。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批好干部、好同志。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领导肃反的肃反委员会只凭口供，不做调查，使许多革命同志含冤九泉。
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认为，对待肃反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重调查研究，重确凿的证据，绝不能错杀无辜。但苏区中央局再三催促“速办”，甚至指责省委在肃反问题上“右倾”，逼迫省委抓紧肃反工作。
当时的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左”得出奇，他背着省委，挑选了一些战士，成立了一个纠察队，用逼供信的办法，逼着一批战士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全部将他们杀害。
苏区中央局偏信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一面之词，他打“小报告”说湘赣省委在肃反工作上软弱无力，对“AB团”姑息纵容，从而爬上了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宝座。此人心狠手辣，品质极坏（在长征时叛变）。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32年4月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他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的罪名搞掉了。之后，纠察队又重新抽调政治上可靠的骨干组成，结果又被他搞掉了。他任肃反委员会头头后，耀武扬威，首先加害于朱昌偕，逼得他在永新梅花山自杀身亡。
在这段时间，王首道与张启龙等同志，较好地控制了肃反局面，保护了大批好同志。有的上级下令要杀，被抵制住，免遭杀害；有的上级下令要逮捕，他们没有执行。后来中央认为他右倾，撤销了他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
面对湘赣苏区大抓“AB团”的严峻局势，引起大家的极度恐怖，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胡耀邦感到无比困惑和迷茫，心中生起一阵阵疑团：“肃反”怎能如此胡来？昨天还是一起冲锋陷阵、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省委书记王首道不遗余力地领导苏区军民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怎么竟被撤销职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场横祸随即降临到他和谭启龙的头上。胡耀邦（时任湘赣儿童团团长）和谭启龙（时任省少先队队长）的私下议论很快被省委政治保卫局知悉。加之胡耀邦的一个老师是“AB团”，他平日和这位老师在工作中接触较多，胡耀邦又是一个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湘赣省保卫局“顺藤摸瓜”，认定胡耀邦也是“AB团”成员。1932年底，保卫局报肃反委员会同意，将他们两人列入“AB团”分子名单，并停止了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俩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对他们的处理还需要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肃反委员会头头当场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逮捕。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他们这两个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的“红小鬼”，会是“AB团”分子。有的领导还说：抓了他们又怎么办？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从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不能抓！”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委任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他的话使肃反委员会头头露出窘相，然而他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恰值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这次会议，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把他们保护下来。他看着肃反委员会头头与谭余保争论不休，便起身坚毅地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肃反委员会头头觉得也有台阶可下，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不持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躲过了当“AB团”分子被杀害的厄运。
12月下旬，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还有省总工会干部宋新怀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
一天，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把少先队中央总部部长张爱萍叫去，严肃地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敌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两个人就是胡耀邦和谭启龙，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张爱萍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大为反感，况且他自己也有过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受，因此，对胡耀邦和谭启龙没有丝毫怀疑态度，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两个娃娃是“AB团”分子。既然组织上把他俩交给他“审查”，便分别找他俩谈话。他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觉得他俩纯系冤屈，于是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张爱萍兼任“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长，便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20世纪末，张爱萍在《丹心耀日，矢志兴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指胡耀邦、谭启龙）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跃，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每事问’精神，好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两个人绝不是‘AB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足可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
听了张爱萍的报告，顾作霖双眉紧蹙，陷入沉思。停了片刻，他对张爱萍深有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对革命同志一定要从爱护出发，不能捕风捉影，陷害好人。”
胡耀邦17岁的年纪，人小心红，却无端受屈，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烦恼。为了澄清是非，还自身一个清白，经再三考虑，他决心去找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一吐为快。
一天晚上，朔风呼啸，寒气袭人，胡耀邦鼓足勇气，来到顾作霖住地，向他开门见山地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与顾作霖彻夜长谈，从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谈到14岁离家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到湘赣省做儿童团工作等革命经历。顾作霖听后深受感动，安慰他说：“你别急，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好好等着。”事后，顾作霖对冯文彬说：“不像吧，胡耀邦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冯文彬回答：“是啊！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他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不可能是‘AB团’分子。”
这以后，胡耀邦有了行动自由。冯文彬经常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们谈，别闷在心里。
不久，冯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泪眼婆娑地去送他，一边走一边问：“你走后，我怎么办呢？”
冯文彬深情地安慰他：“相信组织上会对你作出正确的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要经得起考验，你应坚强起来。”
胡耀邦依依不舍，一直把冯文彬送到村外的桥头。冯文彬策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到胡耀邦仍在寒风中伫立不动，目送他渐渐远去。
后来，在顾作霖的主持下，组织上实事求是地为胡耀邦作出了正确结论，使他免于灭顶之灾。
1933年1月，胡耀邦调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先期由少共中央局派他到福建省宁化和清流县巡视工作。5月，到中央苏区儿童局，从事少共中央局《青年实话》的编辑工作，并主编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组织上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宣传组织才能，便调他任“反帝拥苏大同盟”宣传部长。9月，不到18岁的胡耀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初出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 “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正巧遇见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跟他开玩笑说：“你保了个‘总书记’。”冯文彬哈哈直笑，说：“还保了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
1933年10月，谭启龙奉命赴湘鄂赣苏区工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夕，胡耀邦特意来看望他。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都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真有点依依不舍，相互紧握着对方的手，互相鼓励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干出更好的成绩来！
自中央苏区一别，直到全国解放，16个春秋，他俩未谋一面。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和谭启龙各自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尽管他们见面机会很少，但是他们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淡。他们始终深切地关心和惦念着，莫逆之交情谊深啊！
1988年春，谭启龙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得知胡耀邦因病在京住院治疗，即抽空前往医院看望。谭启龙的到来，使胡耀邦很是欣喜，两人尽情叙谈。胡耀邦还坚持要谭启龙把家人都叫来，一起吃顿饭。席间，谭启龙劝胡耀邦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到处走走，散散心，以利于早日恢复健康。胡耀邦说：“我也这么想过，除掉散散心，也做些调查研究。”两人在倾谈中，胡耀邦回忆了在苏区受迫害的难忘岁月，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同年夏，胡耀邦身体稍有好转，即去胶东视察、游览。9月返京路过济南时，特意停留一天，打算与居住在济南的老战友谭启龙见见面。不料，谭启龙因身体有疾已于日前去了上海检查、治疗，因而未能如愿。胡耀邦在住所，静静地想着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想着与谭启龙几十年的战友情谊，不禁心潮翻滚，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一首：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赠。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 AB 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春，寿到雏声胜老声。
9月26日，胡耀邦回家后，将此诗用宣纸抄好，也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寄出。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人清理遗物时，发现此诗，由他的儿子胡德平将此诗寄给了谭启龙。
谭启龙将此诗捧读再三，诗中那至诚至深的战友情谊激荡着他的心，胡耀邦的音容笑貌、桩桩往事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不禁潸然泪下，在胡耀邦赠送的诗篇上留下了斑斑泪痕。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几年里，胡耀邦倾注了年轻人火热年华的全部心血，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
他组织创办了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为苏区的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时刻准备着》创刊于1933年10月5日，到1934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8期，每期发行4000份。凯丰、胡底、陈丕显、胡耀邦都曾为该刊撰稿。在创刊号上，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亲自撰写了《发刊词》，称赞该刊是苏维埃领土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的刊物”。
在创刊号上，胡耀邦发表了一首诗。诗云：
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小弟妹，
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
我们都是皮安尼尔（英译意“少先队员”），
我们要时刻准备着！
在创刊号的“识字栏”内，胡耀邦根据少儿特点，通过教写“狗”字，配诗一首：
狗儿汪汪叫，
见了主人跳两跳；
国民党也像一只狗，
见了帝国主义就把尾巴摇一摇。
胡耀邦少年气壮，工作起来生气勃勃，总有一股“不搞出点名堂，决不罢休”的劲头。一次，他到地方参加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回来后，要赶着出一期《时刻准备着》刊物，因为版面上有块空白，不能付印，他便拉着赖大超（时任少共儿童局书记）到张爱萍（时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办公室共同凑了一组猜名人谜语作为补白，其中三则妙趣横生，使版面增色不少。抬耳向上——张闻天；精通往事——博古；谁是雇农——何长工。胡耀邦兼职主编《时刻准备着》，他除了负责审稿、定稿外，版面的编排，甚至校对，他都亲自去干，乐此不疲。
1933年9月27日，胡耀邦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刊物《红色中华》第113期“党的生活”栏，发表了一篇《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三个月的活动情形》的文章。该文翔实地总结了1933年红五月以来苏区儿童团的各项工作。在充分肯定红五月以来3个月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是有些地方对少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很好理解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实际工作中存在某种“左”的倾向，如有些地方拒绝中农子女加入儿童团等。据此，他提出了 “目前儿童局的三大工作”：第一是加强阶级教育；第二是大力发展组织；第三是“苏区的皮安尼尔们，学习我们过去的经验，努力执行共产青年团、中央儿童局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皮安尼尔，我们时刻准备着！”
胡耀邦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期间，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养成了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在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后，除协助主要领导抓全面工作外，还管机关事务，工作再忙再累，他都要挤时间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一次，他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用打骂方法教育子女、学生的情况，还有童养媳的严重问题。他及时向少共中央局作了反映，据此，少共中央协同教育部门发了专门指示进行纠正，并在《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发表报道和评论，使上述不良现象得以及时克服。
他先后任少共中央儿童局委员、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在不同岗位上他都勇于开创局面，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赞扬。
艰苦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10月初，敌人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红军伤亡越来越大，根据地越来越小，局势越来越严重。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博古、张闻天等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
10月10日夜，乌云密布，秋风萧瑟，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率主力红军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军团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汀洲、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举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当时随二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年方19岁的胡耀邦，调二纵队中央工作团任党总支书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中旬，正在华北视察的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的意图，便急忙赶到南昌，召见军政要员，商量对策。他电令西路军何键、南路军陈济棠等负责堵截，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设置四道封锁线。他唯恐部下对他的命令执行不力，特意叫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命令上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长征开始时，胡耀邦编在“军委二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他血气方刚，像每一个红军战士一样，胸前挂着手榴弹，肩挎上了刺刀的步枪，背着沉重的背包、粮食等，全副武装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开始没几天，个子矮小的胡耀邦不幸身患疟疾，打起摆子来，全身颤栗，高烧不止，行走十分困难，靠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行军。
这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后骑着马跟随休养团行动。他不时与其他休养员谈笑着，那爽朗的笑声使胡耀邦感到特别亲切和熟悉。
“那不是世俊（杨勇的原名）哥吗？你过来呀，世俊哥！”胡耀邦在担架上用微弱的声音喊着。
“谁呀？”杨勇顿生疑惑，红军中知道杨勇的人很多，但知道原名世俊的人却很少。他不顾伤痛，翻身下马，循声走去，来到担架旁，使他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你呀？耀邦！”接着用双手将胡耀邦扶起，见他面色蜡黄，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病了？”
胡耀邦有气无力地回答着，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蓦然消失，拉着杨勇的手说：“世俊哥，我担心到达不了行军的目的地哩。”
杨勇安慰他：“不会的，你要有信心。再说，有我在一起哩。”
杨勇和胡耀邦，不仅是浏阳河畔的老乡，而且是浏阳小学、中学的同学和姨表兄弟，杨勇的母亲和胡耀邦的母亲是亲姐妹。他们从小朝夕相伴，亲如同胞一母生。后来，一起参加共青团秘密支部，一起参加十万农军攻打长沙的战斗行列，一起爬在里仁学校的围墙上聆听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所作的鼓舞人心的报告。杨勇十分钦佩表弟勤奋学习的精神和惊人的记忆，胡耀邦的国文和数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他记忆犹新，有一次，教师让胡耀邦背诵一篇赋的序文，他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他的作文常被教师批上“传观”，在班上当众宣读。
如今，竟然两人在长征路上相遇，一个身负战伤，一个染上疟疾，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杨勇让出自己的坐骑，忍着伤痛，把表弟胡耀邦扶上马，他俩随着浩浩荡荡的人流，坚强地向前跋涉着。
红军经过英勇奋战，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却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集中了五倍于我的兵力，在武宁、绥宁一带阻拦，同时命令广西军阀向西延、龙胜一带追击，企图彻底围歼红军。
在这危急关头，正是毛泽东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
他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等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湘西南的通道之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接着冲破乌江天险，攻占遵义城。当时如果没有毛主席坚决果断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5年1月7日，中央主力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军团一级的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中央纵队被精简，各级领导人员大部分充实到作战部队，从而加强基层单位的力量。胡耀邦从“中央工作团”调任红三军团由名将彭雪枫任团长、李干辉任政委的第十三团任党的书记。
彭雪枫领导的十三团，是一个具有同敌人打硬仗、能攻善守、英勇作战的英雄团队。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白色起义，1932年夏到中央苏区，和红三军团五师合并为十三团。在反对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中，有名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就是该团配合友军进行的。战斗中，国民党军汤恩伯、攀菘甫两个纵队6个主力师，在7架敌机、几十门大炮的掩护下，气焰嚣张地向我石城县高虎脑防御阵地猛烈攻击。我团指战员顽强地死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4000余名。敌军死亡惨重，两个师完全失去战斗力。此役使十三团一举闻名全军。
胡耀邦被调入该团任职，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幸。他上任伊始，就经历了激烈的娄山关攻夺战。
当时，蒋介石把重兵往川南调动，贵州境内敌军空虚。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首先歼灭王家烈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的8个团。
2月10日，细雨霏霏，道路泥泞。红军占领了云南的威信，因渡江受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政委为杨尚昆，参谋长为邓萍，政治部代主任是刘少奇）命令十三团千里回师，再渡赤水，攻占娄山关。
彭雪枫、李干辉率红十三团过水造桥，巧渡二郎滩，再渡赤水河。指战员们心中的敌人，除了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的尾随其后的周浑元。“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的口号声，响彻在浩浩荡荡的行军途中。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迅速挥戈黔北，直逼娄山关。
娄山关是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是通向遵义的门户。其周围群峰陡峭，直插云天，中间峰回路转，曲径奇特，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毛泽东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把攻打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杨尚昆又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彭雪枫、李干辉领导的十三团，同时令张宗逊、邓国清等部配合攻关。
25日，春日和煦，微风轻拂。彭雪枫、李干辉率红十三团配合友军，只用一个小时就击溃桐梓城守敌，占领桐梓城，残敌向松坎方向逃命。
这次战斗后，彭德怀来到红十三团驻地，对彭雪枫说：“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贵州北部的要冲。若是我军占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是囊中之物了。现已得悉敌人向娄山关急进，你团力求先敌进占娄山关！”
彭雪枫牢记彭德怀的教导，回到团部，召集李干辉、胡耀邦等团部领导开会部署，他斩钉截铁地说：“攻打娄山关，关系到红军长征成败的大问题。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军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如果娄山关这一仗打不赢，就不可能割掉五个指头。战情十分紧急，红十三团的行动刻不容缓。”
谈到这里，彭雪枫转脸向坐在一旁的胡耀邦说：“耀邦，你是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战斗鼓动就靠你发挥威力了。”
“团长有令，我坚决执行。请你放心，我是会竭尽全力做好政治鼓动的！”胡耀邦声如洪钟，一字一顿，像是在临战前宣誓。
战斗打响前，胡耀邦以他敏捷的思维，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很快拟好了鼓动口号：“同志，为了夺取遵义，必须占领娄山关！”“潇水渡过去了！湘江走过去了！乌江飞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飞不过吗？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同志们，在这场敌死我活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发扬高虎脑顽强作战精神，猛打猛冲猛追，不怕流血牺牲，占领娄山关，夺取遵义城，消灭王家烈！”
胡耀邦又带领和勉励全团党团员学会和高唱《高虎脑、万年亭战歌》：
杀啊、杀，冲锋、冲锋！
高虎脑，万年亭，
红军个个都英勇，
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杀得敌人胆颤心惊，
前进，快前进！
消灭前面的敌人，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
攻击前，歌声响彻云霄，口号声在营房震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连队活跃起来了，这个说：“过去那个陈矮子（陈诚）都不在话下，如今王家烈又算老几？”那个说：“鸦片烟鬼王家烈，我们领教过了！这次捉到他，要缴他的三枝枪（水烟枪、鸦片烟枪、步枪）！”一个连一个连的喊着口号：“攻过娄山关，猛打猛冲猛追，多打胜仗多立功！”
指战员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誓死攻下娄山关。
桐梓县城距娄山关大约15公里，巨蟒似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公路两旁是悬崖峭壁。突然，前卫营营长莫寿庭跑过来向团部报告，该营在路上碰上8个背煤的人，发现他们神情慌乱，行踪可疑，经再三盘问，他们承认是王家烈部派来的侦探。该营还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人的主力已于昨夜赶到板桥宿营，两个团已出娄山关，其中第六团由娄山关向桐梓县城前进，第十团于当日午后3点钟占领了娄山关。
根据这一情况，团部预料在娄山关外围会与敌遭遇，便把强占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一营，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夺下点金山。然后全团一股作气，智夺娄山关。
团部首长彭雪枫、李干辉、胡耀邦等爬上一个山坡，用望远镜极目远望，只见不远处的娄山关上，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特别引人注目。大娄山的苍林褐石，浮沉在茫茫云雾之中。刀削斧砍般的山峰，重峦叠嶂。点金山之高、尖、陡、大，犹似一根擎天柱，直插云霄。缠山绕岭的盘山公路，直穿闻名遐迩的关隘——娄山关。
“好险呀！难怪人们说‘桐梓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大门易进，二门难开’，真是名不虚传！”团政委李干辉在50年后向笔者谈及攻占娄山关的情景时，无比感慨地如是说。
彭雪枫手拿望远镜，凝视前方，激动地说：“我们就是要凭借这个天险，叫王家烈寸步难行，插翅难飞！”他又转身对胡耀邦等尾随其后的团里其他领导说，“目前，我红三军团的主力还在桐梓，为了抢关，我团只能‘强攻’了，再加上出奇制胜，一定能拿下娄山关！”
“是啊，我们无论如何要夺取娄山关！党团员的战斗动员就看我的了！”胡耀邦坚定地回答。
红十三团指战员按预定时间抵达娄山关，遭遇战打响了，强攻的第一梯队一营，在第二梯队二、三营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退回娄山关两侧的工事里，用火力封锁了公路和左翼的山路。
时近黄昏，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敌团长指挥敌军往关下冲锋。红十三团首长命令机枪手率先打倒一排敌人，然后向指战员高喊：“同志们，敌人企图凭借娄山关高地，据险死守待援，最后同我们决战……我们一定要攻上娄山关，全歼敌人！”
胡耀邦在战斗中，一面作政治动员，鼓舞士气，一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带头杀敌。
霎时，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一会儿，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双方成胶着状态，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娄山关的群峰都在晃动。阵地上，一串串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炸得敌人血肉横飞。
经过连续战斗，红十三团接连打垮敌人6次冲锋。正当敌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张宗逊、黄克诚指挥红十团从左侧杀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同时红十一团、十二团积极配合，一同向敌人发起进攻，致使黔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经过多次夹击冲锋，红十三团终于按照军团命令，于黄昏攻占了娄山关。
至此，敌吴奇伟两个师大部被歼灭。吴本人若丧家之犬，仅带少数残兵向乌江方向逃窜。当红一军团追到时，他不等败兵过江，为了保命，便下令斩断乌江上小浮桥保险索，把1000余人甩在北岸，成了红军的俘虏。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连战皆捷，消灭敌人两个师和王家烈的12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红军首次大捷，震撼了全团，鼓舞了全军。从遵义到娄山关两次大捷，红十三团杀出了军威。
不几日，红三军团在贵州鸭溪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庆祝长征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在庆功祝捷的日子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三军团参谋长）一起骑马来到红十三团驻地，特意看望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和彭雪枫、李干辉、胡耀邦等团领导一一握手，祝贺他们在娄山关战斗中取得辉煌胜利。
朱德高兴地说：“你们红十三团的同志，一天冲杀十多个山头，夺回了娄山关，扭转了整个局势，为红军争了光！”
周恩来用凝重的江浙口音说：“这次从娄山到遵义，你们红十三团确实打得勇猛出色，为中央红军立了大功！打仗嘛，就是刀枪对刀枪的斗争！英勇善战的团队，就是战无不胜的部队！”
作为红十三团直接领导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兴奋地对彭雪枫说：“你们红十三团一拿上去就打了大胜仗，20多个小时攻下12座山头，打得敌人尸首成堆，血流成河！我军四战皆捷，大煞了王家烈、吴奇伟的嚣张气焰，大长了红军的志气！”
朱德连连点头，笑着说：“是啊，是啊，遵义会议后，我们红军转败为胜，愈战愈勇。早几天，毛泽东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赞颂红军攻打娄山关的辉煌业绩。”
周恩来激情满怀，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朗诵这首词给大家听听吧。”
顿时，抑扬顿挫的朗诵声在指战员中间回响：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月27日，正当娄山关战斗胜利告捷，红军快速前进的时候，在离遵义不远的地方，胡耀邦和他率领的宣传队在这里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突然天空一阵轰鸣，一群低飞的国民党飞机，向着红军俯冲下来，胡耀邦急忙叫大家迅速隐蔽，可是他自己的右臀部被弹片击中，负了重伤，顿时鲜血直流。
胡耀邦负伤后，被战士用担架抬进遵义的一所教堂里医治，外科医师王彬给他做了手术，但有一块弹片未能取出，一直留在臀部里。身边的一位战友对他说：“耀邦呀，你可是捡了一条命啊！”
胡耀邦本来体弱多病，伤口没有完全愈合，很需要在医院治疗一个时期，但他坚持要随部队出发征战。由于征程劳顿，得不到休养，他的伤口感染，高烧到40度，只得由两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和大家一路长征。伤势稍愈，他就策马而行。不几天，他便把坐骑让给比他更需要骑马的同志。他不顾伤口隐隐作痛，坚持与大家一道徒步行军。
经过伤病的考验，胡耀邦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革命信仰更加坚定，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
在娄山关战斗中，原五师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孔宪权，身负重伤，腿被打断。他们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意志，深深地感染了胡耀邦，使他深受感动。当时部队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让医师锯掉一条腿。他坚持不掉队，坐担架行军。他很快伤愈，可以骑马了，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跳跃自如。
孔宪权在战斗中胯骨被打碎了，手术后伤口很难愈合，他坐了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才被留在当地养伤。胡耀邦回忆这些情景时，激动地说：“孔宪权使我整夜睡不着，他在睡梦中老是喊：杀！杀！杀！每当想到战友们身负重伤都如此坚强，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死。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别无选择，我们只有顽强地战斗下去，才有出路。如果我们不战斗，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被敌人杀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血战到底！”
胡耀邦伤势刚愈，便担任了红三军团直属收容队队长，同时负责民运工作和青运工作。行军中，他随时将伤病老弱和一时掉队的人员组织起来，互相照顾，鼓舞斗志，勉励大家克服行军途中各种艰难险阻，树立永不掉队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跟着大部队行进在漫漫征途。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四川时严重缺粮，胡耀邦负责红三军团某部的筹粮工作。有一次在贵州某地，胡耀邦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精灵的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在与他谈话时，眼睛老是盯着一个地方。胡耀邦于是认定这里有粮食，而且就藏在首领不断盯着的地方。经过耐心说服，终于为部队筹集到一大批粮食。胡耀邦在长征中筹粮的事迹很突出，红三军团将他的事迹报告了中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表扬了胡耀邦。在延安，毛泽东与胡耀邦有了更多的接触。毛泽东酷爱读书学习，也特别爱结交好读书的人，而胡耀邦也酷爱读书，因此毛泽东多次表扬胡耀邦能刻苦学习，并且非常注意教育和培养胡耀邦，见了面总是热情地叫“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导。
前进征途是异常险恶的。为了在运动中歼灭围追堵截之敌，红三军团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连战连胜，后又穿过野兽成群的泡桐岗，占领天全河，再经宝兴翻越邛崃山脉，来到一座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下。
一路上，年近20岁的胡耀邦，作为参加长征的32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不顾伤口疼痛和身体消瘦，以充沛的精力和对同志的满腔关爱，沿途悉心照料老弱病伤的同志，艰难行军，不使同志掉队。每当见到掉队的人员，胡耀邦总是上前安慰，嘘寒问暖，向他们讲清“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鼓励他们坚忍不拔地走到目的地。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感染着每个收容者。部队来到夹金山下，只见山上皑皑的积雪覆盖着连绵起伏的山峦，恰似昂首呼啸的银龙，奔腾飞向天际。在夕阳余晖照射下，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胡耀邦带领大家高唱着在当地流行的一首民谣，霎时，嘹亮的歌声在山谷中回响：
夹金山，大雪山，冰封雪裹银龙翻。
鸟儿飞去从无还，平日无人敢登攀。
夹金山，大雪山，盛夏登山身穿棉。
口喝姜汤手拄棍，喇嘛庙里求神仙。
6月15日上午，在洪亮雄壮的军号声中，收容队的工作人员，在队长胡耀邦的带领下，互相搀扶着，拄着木棍，一步一个脚印地跟随红三军团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夹金山进发。
翻越夹金山，接着又攀登梦笔山。爬到山腰，胡耀邦臀部伤口处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但他不吭声，始终坚持照料体弱多病的同志，常用幽默风趣的话语，引起阵阵欢笑声。
红三军团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胡耀邦带领收容队员模范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里气候变化无常，土地贫瘠，满目荒凉，老百姓苦不堪言。部队在藏区驻扎几天，胡耀邦与队员们向当地群众宣传“红军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加上他以身作则，对老百姓做到秋毫无犯，深得少数民族的欢迎。
胡耀邦率领的收容队战士，克服比大部队更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闯过重重难关，向毛儿盖进军。
这时，张国焘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估计，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三四月间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26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苏区。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接连翻越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
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到抗日第一线，遂将部队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叶剑英、陈昌浩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中央直属队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21日清晨，晨曦初露，金风轻拂，右路军后卫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的率领下，向茫茫无垠的大草地进军。胡耀邦带领收容队的战士步履艰难地行进在大部队中，他一面帮助体弱伤病的同志拿东西，一面鼓励大家鼓足勇气，不怕千辛万苦，穿过人迹罕至的草地。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军。红军要经过的这块草地，是一块纵横数百里，没有房屋，没有牧民，没有羊群的一片大沼泽地，被深草覆盖着。
是日，部队行走了40余里，进入了一望无垠的草地。胡耀邦举目远望，不禁触目惊心！只见草地茫茫苍苍，阴森迷蒙，雾气缭绕。草中河沟纵横，黑水横流，一片泥沼泽国。草丛里积水，呈现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林，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足有数尺高的青草。走在上面，稍一不慎，就会陷进泥潭里不能自拔。胡耀邦常常提醒大家，必须踏稳前脚提后脚，一脚一脚地走好，千万不能误入泥潭，更不能误饮含有毒素的黑水。
草地的天气是娃娃脸，说变就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暗，中午狂风大作，吹开积云，天空忽然晴朗，射出万道阳光；可是到了午后，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时近黄昏，由于暴雨的袭击，河水挡住了去路，部队只能在一个稍高的小坡上宿营。
每当宿营时，胡耀邦不知疲倦地忙开了：时而为患感冒者送姜汤，时而为体弱者送温水烫脚，时而为脚痛者挑脚泡。他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哪位同志有困难，他那矮小瘦削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面前，难怪大家说他对同志有大海一样的深情。
长征时任红十三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部长、上将张爱萍在《丹心耀日，矢志兴邦》的纪念文章中回忆道：“耀邦同我们一起在草地里跋涉。草地里布满沼泽，险象丛生，天气变化无常，又缺少吃喝。但耀邦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常对指战员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草地里的月亮也比草地外的大，不好好欣赏欣赏，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他协助我这个政委做了不少细致而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经过7天的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右路军终于走出了草地，接着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座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尽管右路军仅剩下七八千人，但至此，完全走出了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草地，再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魔毯”般的草地没有成为红军的陷阱，上下包座也没有成为红军的生存障碍。
9月，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右路军从巴西出发，渡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跨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到达甘南岷县、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这时，敌人急忙拼凑二三十万人马，妄图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之后，故作向天水前进的势态，诱敌将主力集中天水。红军乘虚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城。
金秋十月，右路军经过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4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终于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穿越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翻过18座山脉，渡过24条河流，攻破62座大小城镇，经过300余次战斗，突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熬过368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终于胜利完成富有历史意义的史诗般的长征。
胡耀邦在长征中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经受了死亡的严峻考验，增长了才干。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大会上豪迈地说：“当今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长征，我们应该从红军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到达陕北后，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