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耀邦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对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拨乱反正，对爱国统一战线对象和方针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结合中国统一战线历史与现实的实践所做出的科学论断，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胡耀邦　爱国统一战线理论　拨乱反正　贡献

　　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始全面摆脱长期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容，在实践上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从而开创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胡耀邦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对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世纪新阶段，学习胡耀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所作的贡献，对于深刻认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胡耀邦与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拨乱反正

　　从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妥善协调和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所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统一战线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1962、1964年两次遭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统战工作和理论更是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了”[2]。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长期遭受破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干扰，全面恢复和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为“左”倾错误强加给统战工作和广大统战干部头上的“投降主义”、“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政治罪名彻底平反，还处于徘徊的局面。

　　正本才能清源，要想实现统战理论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就必须突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非凡的政治胆略和气魄，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的悼词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所作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重新评价和认识建国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我党各项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胡耀邦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统战工作的拨乱反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明确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3]，倡导各民族之间要建立“兄弟姐妹般的关系”，并多次深入新疆、西藏等边疆省份和少数民族聚集区视察；他还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热情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军政界人士回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力倡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他积极主张密切党同党外朋友的关系，认真落实党外人士政策，吸收并鼓励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他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统战工作者平反昭雪。

　　由于长时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些领导同志轻视统战工作，把统战工作看作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有些地方在三中全会以后仍然不认真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基于上述情况，胡耀邦多次重申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胡耀邦指出:“一定要充分地认识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这个认识问题，那么统战工作要搞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明确地和强调地告诉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今后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统一战线将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胡耀邦说，实现建设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和国际反霸这三大历史任务，离开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是绝对不行的，忽视乃至抛弃统一战线，不仅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大的困难，而且甚至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在我们国家，什么时候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什么时候还要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还要有我们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

　　对于怎样提高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认识?胡耀邦也有科学的论述，他认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同今天新的历史条件和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再教育”[2]是最根本的办法。他进一步提出，应当组织各方面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认真学习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光辉论著，从中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把我们今后的统战工作推向前进。胡耀邦还向全国统战部门的同志发出倡议，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做好统战工作。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政策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最早提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不同，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也有所区别。具体说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建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大义出发，倡导结束内战，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战的对象不但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而且也包括了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买办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强大的革命阵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历史上的最辉煌的记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所产生的《共同纲领》，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固定下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我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战对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重新认识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问题作了一系列科学的阐述，以澄清统战理论上的重大是非问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正式把现阶段的统一战线称作“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随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把“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提法改为“爱国统一战线”。

　　胡耀邦在深刻领会邓小平统战思想的基础上，联系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和性质，最早对新时期统战对象进行了深刻阐述。胡耀邦指出，就国家范围内的爱国统一战线来说，我党有十个方面的统战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二是无党派知名人士，其中主要是爱国人士；三是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大量的；四是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五是工商业者；六是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七是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八是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和亲友；九是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十是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这十个方面是对新时期统战对象的全面概括，它涉及“恐怕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人而是上亿人口”。那么面对如此广大的统战对象。我们如何开展工作?胡耀邦进一步指出，前五大方面，主要由统战部门去做；至于六七两大方面，主要是由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局去做；后面的三大方面，则主要是主管侨务和台湾、港澳的部门去做。这些部门之间“既要有具体分工，又要有相互配合，相互协作”。

　　胡耀邦将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为“统一领导，分工合作”。

　　胡耀邦还对人数众多的统战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他们确有许多优点，“主要有三条:第一，他们比较有知识；第二，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第三，他们还有为国家出力的强烈愿望……这三条，是他们的主流，是我们决不应当忽视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胡耀邦强调说，如果看不到他们的主流方面，“就会缩手缩脚，处于被动的地位，就会不敢放手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开统战工作的新的局面”。联系当时工作实际，胡耀邦认为应当“继续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克服关门主义的，孤家寡人、包打天下的错误倾向”[2]，一定要很好地同各方面的统战对象讲团结，并且主动、积极、细致地向他们做工作。

　　胡耀邦关于新时期统战对象的深刻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是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发扬民主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有着胡耀邦的重大贡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发生了新的变化。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究竟是要一个党好，还是要两个党好”的疑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随后，党的八大把这八个字正式确立为我党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遭到了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恢复并发展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中明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更加一致了。因此，我国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方针亟需补充新的内容，单单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统一战线性质的根本变化了。

　　1981年12月底，第十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1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把统战部门办成党外朋友之家”，对一切党外朋友要“采取平等商量，互相切磋的同志态度”。要“同一切党外人士交朋友，并且从泛泛之交变成真朋友，进而达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他要求全党同志并同时向党外朋友宣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2]。这样，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又补充进了新的内容。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又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必须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3]这一方针不再局限于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范围，而是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表述，标志着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正式形成。

　　十六字方针不单单是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八个字，更重要的是使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带有处理阶级矛盾性质的“互相监督”，改变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同志式的“民主协商”。

　　十六字方针的现实依据不再着眼于我国内部劳动者在具体利益上的差异，而是侧重于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劳动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各自的具体利益都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党不仅把各民主党派作为统战的对象，而且更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

　　胡耀邦对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对象、方针等一系列论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统一战线历史与现实的实践所做出的科学论断，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