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离开我们5年了。在耀邦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1993年撤县设市)，无时不在流传着耀邦与家乡父老的逸闻趣事。作为一名曾从夺过党史工作的干部，笔者有责任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知晓。
杨勇的表弟

　　在那“备战备荒”，“时刻要准备打仗”的时代，军队的威望很高，而曾任志愿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上将的威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于是，当有外地人来到耀邦的家乡谈到耀邦时，乡亲们总忘不了说上一句:“耀邦就是杨勇的表弟。”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当再有外地人来了解他们的情况时，家乡人便将那句话改成了:“你知道吗?杨勇就是胡耀邦的表哥哩!”

　　胡耀邦与杨勇确系嫡亲姨表兄弟，耀邦的母亲刘明伦与杨勇的母亲刘世珍是同胞姐妹。刘明伦生于1880年，刘世珍生于1883年，两姐妹都活了80多岁。耀邦1915年11月生于浏阳文家市区中和乡苍坊村，杨勇1913年10月生于文家市镇，1983年元月辞世。相对于两位母亲来说，两表兄弟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杨勇与耀邦不仅是表兄弟，而且是同学，但不同班。1926年春，当11岁的耀邦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山村，来到距离20多公里的文家市里仁学校(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处)高小班就读时，遇到了先他而来上学的杨勇，从此，他们朝夕相伴，共同学习，友谊不断加深。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员陈世乔、甘恩藻组织的共青团秘密支部，一起投入到了10万农军攻打长沙的行列，一起趴在学校的围墙上聆听了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所作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又一起考入了浏阳中学.在浏阳中学，耀邦的国文和数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杨勇特别佩服耀邦的聪颖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有一次，老师让耀邦背诵一篇赋的序文，他竟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他的作文常被老师批上优等，常常当众宣读。

　　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部占领了浏阳县城，浏阳中学停学。之后，杨勇参加红军走了，不足15岁的耀邦则按照他一位堂叔的安排，回到了文家市。

　　耀邦回乡后，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工作，他表现出了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组织的重视。后来，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初露头角的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从事少共工作，后任少共书记，直到长征渡赤水时才与杨勇相见。
尊师

　　耀邦从小聪颖好学，尽管家境贫寒，但在初小阶段就由他的堂兄胡规清老师把他带到山冬乡(属文家市区，与中和乡相令阳的琢玉小学读书，后来读到里仁学校和浏阳中学，都是由他们胡姓族会上提供学费考取去的。里仁学校的甘恩藻老师曾说过:“我在里仁学校教了20多年的书，所见最为好学的学生莫过于胡耀邦。当年他在斑上的年龄数最小，可是他的功课成绩却名列前茅。一个高小学生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者，这在当时就属寥寥，若在今日，可断言更是凤毛麟角也!”

　　对甘恩藻老师，耀邦从未忘记。在故乡刚解放不久的1950年，他就给甘老师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随信寄去50万元钱(旧币，合人民币50元)，以表示他对老师的深情厚意。

　　在浏阳中学读书的时候，耀邦的班主任老师是喻科盈，当时20多岁，解放后系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的工程师。

　　六十年代，耀邦在湖南湘潭工作时，曾向当地的浏阳一中(即前浏阳中学)的校长打听过喻老师的情况，但浏阳一中也不知喻老师的去向。1981年，耀邦再次写信到喻老师的家乡浏阳社港区打听，才得知喻老师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工作，随即于当年11月29日信邀老师去北京会面。

　　耀邦在信中写道:“科盈老师:得悉玉体犹壮，健饭如常，儿女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为国家为人民尽力，不胜欣慰，我没有忘记您，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时期其他几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了我巨大的感染力量。很希望能在北京见到您，不过此地气候已严寒，于年事过高之人，诸多不适，希望您明年夏秋季节来……”

　　1982年7月，喻科盈老人由女儿陪同，到北京赴约，见到了分别50多年的学生。

　　“您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耀邦端详着喻老师说，“您大致的轮廓我还记得，可是您现在的面部变化太大了。”

　　“是啊，你的记性真好，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才20来岁，现在都快80岁了!”

　　 “杨勇也是您的学生，不知您可记得?可惜他现在不在北京，不然他一定会来看您的。”

　　“你们工作都很忙，我不能耽误你们过多的时间。”

　　“老师啊，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我找了很久，能找到的，只有您一位了……”

　　离京的前一天，师生一起照了像。耀邦为老师和他的女儿各买了块上好的衣料，并设便宴为老师饯行。临别时，耀邦依依不舍地说:“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卫请代向师母问好!”

敬父母

　　从1930年11月胡耀邦被选派到湘东特委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耀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抗战时才通了几次信，可不久又中断了。

　　1949年7月，浏阳解放了，浏阳人民纷纷打听自己亲人的消息，耀邦的父母当然也不例外。经过不少曲折后，家人总算与耀邦联系上了。那时，耀邦是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象这样职务的人，后来授衔时若在部队工作则大多是授予中将军街，这在家人看来，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官了。

　　1950年春，耀邦调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其间他特意抽出几天时间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

　　这天，他偕夫人李昭和3岁的儿子悄然回到家里。一进家门，耀郑便在年迈的父母面前跪下了，含泪说:“爸爸，妈妈，孩儿回来了!”虽然他是双手空空而回，但世上还有什么比久别的儿子安然归来更好的礼物呢?

　　一家人悲喜交加，互诉衷肠。

　　耀邦拉过儿子，叫他给爷爷磕头。

　　这孩子就是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但他当时没有名字。耀邦虽与父母久未联系，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则一日也不敢忘。文家市这地方那时候一般都是祖父给孙子取名，所以德平长到3岁还是叫着乳名，这次才由祖父按照世派取了这个名字。

　　在家仅住了几天，耀邦惦记着工作，便匆匆返回了。第二年冬，耀邦又派人将父母接到川北南充去赡养，以便双亲年已古稀时略尽一份孝意。

　　耀邦的父亲胡祖卷，生于1882年，是一位饱经风霜，善良忠厚的老贫农。老人家到川北后，尽管满可以含怡弄孙，乐享天年，但他并未失去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家门前的路上长出了野草，他便找来锄头铲除。耀邦给他买了一双皮凉鞋，他舍不得穿，在耀邦的再三动员下他才打算穿，穿之前他又叫人找来桐油象在家乡浆脚盆提桶那样浆在皮凉鞋上，说是这样才经得穿，结果闹出了笑话。1952年，耀邦调团中央工作，本来老人可再享受享受，然而好景不长，从川北去北京之后仅一年多，老人便辞世了，终年71岁。

　　耀邦的母亲刘老夫人，性格温厚，慈祥可亲，待人接物，贤良慷慨，虽年逾七十，仍耳聪目明，耀邦很尊敬她，许多家事都要征询她老人家的意见。刘老夫人是在十年浩劫中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冲击后，才悻然离开人世的。

特赦投弹人

　　1962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当时浏阳属湘潭地区(现属长沙市)。

　　为了建设好革命老区浏阳，耀邦多次到浏阳各地作社会调查。浏阳60多个乡，他共跑了40多个。每到一处，他总是走进农民家里，深入群众之中，拉家常，摸情况。

　　1963年9月，耀邦又冒着高温前往青草乡。当时青草乡还未通公路，他便搭乘一只小木船，沿浏阳河顺流而下赶往青草。

　　当船即将驶至青草港湾时，突然，岸上有人朝船侧掷来一枚炸弹。“轰”的一声巨响，波光粼粼的浏阳河顿时水柱冲天，烟雾弥漫、耀邦乘坐的小船被水浪摇曳得险些翻了。警卫员敏捷地冲上般头，掏出手枪，瞄准了岸上的投弹者就要开枪。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耀郑一声断喝:“不准开枪!”紧接着他从船舱一跃而出，拦住了警卫员。

　　投弹者吓得魂不附体，拚命往禾田里钻，伏在烂泥地里直打颤。

　　船迅速靠岸，警卫员及随行人员四出搜寻，顷刻间将投弹者沙擒获。

　　耀邦一行风风火火来到青草乡政府，警卫员押上投弹人，当着乡干部大声斥责:“这家伙竟敢谋害耀邦同志，现行反革命！”

　　乡干部们定睛一看，这不是青草村的张新科么？他怎么会谋害耀邦呢?

　　耀邦要亲自问个明白。

　　张新科要在艇邦面前下跪，他浑身哆嗦，额头直往地上磕，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炸鱼咧!用大了劲，没想到把炸弹扔到了您的船边。我该死，我该死呀！”

　　耀邦笑着双手扶起张新科，毫不介意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的，家乡人嘛!”

　　张新科那年50岁，是当地有名的捕鱼好手，耕作之余，常跑到河里捉鱼。他惯用酒瓶装上土硝炸鱼，以前从未出过事。这天，他趁天色好，特地选定青草港湾这块水面，想炸个百把几十斤鱼，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枚土炸弹竟丢到了京官胡耀邦的小船旁。

　　耀邦知道这些情况后，给张新科倒上一杯茶，递上一支烟，和蔼地开导说:“老张哎，你崽大女大，又上了年纪，何必再干这危险的事咧?一旦伤了人，多不好啊！再有，死鱼烂在河里，也弄坏了水质呀！……”

　　张新科被耀邦的宽宏大量和谆谆告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他再不炸鱼了，并多次教育子女遵纪守法，努力生产。后来，他的一个儿子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耀邦走了。但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心没有走，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没走。在故乡人的心中，他仍象传唱天下的浏阳河一样，晶莹纯洁，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