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借给我一本《中联部老干部文集》。读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在扭转中共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尴尬局面，为开创广泛开展政党外交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中，中共“以苏划线”、“以我划线”，把凡是同我有意见分歧或在某些观点上支持苏共的，统统扣上“修正主义党”的帽子，断绝一切交往。特别是对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影响和有独立自主倾向的意共、法共、日共等，也进行了公开批判。同时，一再号召反对苏共观点的“马列主义者”，从修正主义党分裂出来，造成许多党处于分裂局面。分裂出的党或组织规模很小，有的只有几十个人或几百人。例如，澳共一分为五，支持中共的澳共政治局委员希尔另建新党，康生建议定名“澳共（马列）”，人数只有200人，是最少的一个。又如，同美共断绝关系后，只同所谓左派联系。最小的左派组织是新英格兰劳动党，总书记蔡斯曾任美共东部地区书记。康生指示邀请他来访。访问中他说：“为了避免重犯美共的错误，我党特别重视质量，现在有七名党员：我和妻子，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加一个外甥。”
因此，“文革”结束时，除朝鲜、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7个政党仍有联系外，中共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即同原有联系的80个共产党统统中断了联系。中共在世界共产党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党的外事工作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打破这种政党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无疑是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必须调整对外方针政策。
最早推动调整对外政策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他做了两件有突破性的大事。一是1977年8月邀请南斯拉夫铁托访华，一年后华国锋回访南斯拉夫,恢复了中南两党关系。二是1977年9月15日，华国锋会见莫桑比克政府代表团后，中联部、外交部根据华国锋指示，联合向中央提交关于同黑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和发展党的关系的请示。12月20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华国锋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而结束了以往中共只同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历史。
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十二大当选为总书记后,对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提出并确立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二是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超越意识形态”的主张。
1980年4月和11月，胡耀邦同意共领导人贝林格和西共领导人卡里略谈话时提出，政党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同年12月14日，他在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代表团谈话时，把上述谈话中“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改为“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把“独立自主”放在首位，从而形成完整的“四项原则”。1982年6月7日，胡耀邦在同荷共主席胡克斯特拉谈话时，进一步确定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他说，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找出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1.独立自主；2.完全平等；3.互相尊重；4.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这次谈话中，胡耀邦还论述了提出“四项原则”的理由。他说：“理由何在？因为任何国家革命成功归根结蒂需依靠本国党和人民的自觉自愿和路线正确，不能依靠外国党把自己的想法、主张、纲领强加于别国的党和人民。即使这些主张如何正确，别国的党和人民接受不了，也还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党和革命事业总会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甚至失败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任何党和革命组织历来是正确的。任何党、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没有一个国家、党和民族只有优点而没有弱点。”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四项原则”载入大会报告：“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四项原则”适用范围扩大为“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四项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1984年4月，应我党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胡耀邦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是中共同社会党之间“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说，胡耀邦提出“四项原则”时，主要是针对恢复与其他共产党的关系。而“超越意识形态”的主张，则把发展党际关系，扩大到除共产党以外，世界上所有合法政党。包括以前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从来不联系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对外联系，胡耀邦成为第一个对外宾作自我批评的中央领导人。1984年5月18日，他在欢迎南共联盟主席马尔科维奇宴会上讲话说：“过去我们在处理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过缺点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的后果。我们已经认真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
在一次会见外宾中，胡耀邦借用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风趣地比喻说，别里科夫整天把自己裹在一层又一层衣服里，三伏天头上戴帽子，脖子围围脖，脸上戴口罩，不嫌热。他怕这怕那，把自己和外界隔绝起来。我们共产党人不做这样的人，不做套中人。胡耀邦强调：“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凡他们的领导人来访，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安排我来见。各党是一律平等的，意见不同不要紧，相互交流有好处。”
1984、1985、1986年，各国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是胡耀邦会见外宾最繁忙的时期，可以说也是中共政党外交转折和开创新局面的时期。
从1986年开始，中共同民主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恢复了党的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中苏两党关系恢复。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后来都脱离了社会主义，共产党都失去执政地位。不过，中共已经摆脱了以前只同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束缚，开辟了同世界上一切合法政党发展关系的广阔天地。
中共对外工作新局面的出现，胡耀邦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