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挫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湖南，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党组织的工作陷入低潮。但是，挫折并没有打倒英勇的湖南革命者，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开展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1927年5月，根据中共五大关于各省区委统一改为省委员会的决议精神，中共湖南区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李维汉调中央组织部长后，夏曦接任省委书记。成立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时，形势恶化，省委决定几个主要领导人转移，另组临时秘密省委。6月24日，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湘组建湖南省委的要求，并决定毛泽东任省委书记。7月初，毛泽东调回中央工作，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秋收暴动大纲，重点在湖南。
秋收起义遭遇强大的阻力以后，毛泽东率军队沿罗霄山脉向农村地区退却。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委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此举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谴责。于是，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务必继续命令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组织暴动。9月19日，中央派遣政治局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赶赴湖南，督促省委执行原定的暴动计划。22日，任弼时抵达长沙后，经过调查研究接受了省委的意见，决定长沙暴动暂停。27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彭公达仍为书记，李子骥为军事部长，向钧为农民部长，林蔚为组织部长，李运钧为工运部长，罗章龙为宣传部长，秘书长蔡以忱。会议还从湖南实际出发讨论通过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决定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部署后，发动第二次暴动。
任弼时在长沙的决策引起中央不满，遂将其调回，令派罗亦农、王一飞赶赴湖南，执行中央既定方针。10月24日，罗亦农、王一飞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对省委领导机构进行彻底改组。新的省委由18人组成，书记王一飞，常委有任卓宣、何资深二人，工委书记杨福涛，农委书记潘心源，军委书记余洒度，妇委书记郑杰（即刘英），秘书长李子骥。会议讨论通过了《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并决定尽快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迅速形成革命高潮。省委还解散了原有的特委和各行动委员会，将全省划分为长沙、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暴动区，成立湘南、湘西、湘西南三个特委，分别由陈佑魁、彭公达、贺恕担任书记，而长沙和湘中地区各县由省委直接指挥。省委紧急会议结束后，各区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陈佑魁返回湘南后立即召开湘南特委紧急会议，提出要坚决贯彻省委会议精神。随之，特委组织骨干成员赶赴湘南各县。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截止到11月底，衡阳、衡山、耒阳、郴县、永兴、宜章、资兴、桂阳、汝城、临武、蓝山、嘉禾等地的党组织业已恢复，而且衡山、郴县、耒阳、汝城、临武等地还组建了县委，党员人数也有一定发展。
彭公达于11月上旬在常德县河洑山召集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湘西特委。特委将湘西地区各县细分为常汉、常桃、常澧区3个中心，特委成员分别加以指导。不久以后，常德、澧县、汉寿、桃源、临澧、石门等县的党组织在一定程度得到恢复和发展。次年1月，特委的工作范围已经涵盖沅陵、辰溪、溆浦、麻阳、芷江等县。
湘西南特委也于11月成立，领导着宝庆城区、锡矿山和武冈3个特区委。翌年初，宝庆城区委改为邵阳县委，武网特区委改为武冈县委。湘西南特委原准备根据省委会议精神在湘西南地区发动年关暴动，但因宝庆、武冈等地党组织很快遭到很大破坏，特委被迫将机关迁到邵阳龙山继续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及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加紧筹备第二次起义。但是，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长沙、安源等地的暴动都遭失败，这不仅暴露了党的力量，还招致敌人的报复。1928年1月，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秘书长李子骥、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安源市委书记郭炳坤以及省委的重要干部林蔚、向钧等一批骨干成员先后被杀害。而省委负责人任卓宣、苏先俊、袁达时、蔡增准等人则被捕叛变，何资深等人出走避险，省委领导机关陷于瘫痪状态。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的同时，各地党组织也遭受重大损失。
3月初，中共中央为发动湖南全省总暴动，恢复和加强对省委的领导，决定再次派遣任弼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任弼时因故未能来湘。5月，中央决定由杨福涛（此时已经牺牲）担任省委书记，并以贺昌为特派员，与林仲丹一道来湖南恢复党的组织。20日，贺昌、林仲丹在湘潭主持召开部分省、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省委，杨福涛、宁迪卿、廖保庭、林仲丹、易庆和等任省委常委，杨福涛任书记，杨未到职前由宁迪卿代理书记，副书记廖保庭，职工委员会书记林仲丹，省委委员兼巡视员杜修经、李运钧、蒋长卿。会议还决定把省委机关设在湘潭，职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总接头处设在长沙，铁路委员会设在株洲。会后，省委成员赶赴各地开展工作，着力恢复党的组织。
贺昌、林仲丹、廖保庭赶赴安源后，立即召开湘东特委会议。6月初，省委作出了关于湘东工作和醴陵暴动的决定。不久，省委移至安源，先后作出《关于湘西最近工作的决议案》、《南华安工作决议案》。7日，省委与湘东特委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作出《湘东最近工作决议案》。会后，湘东特委即进行了改组，滕代远、潘心源、蒋长卿任常委，滕代远为书记，领导浏阳、醴陵、株洲、萍乡、安源、攸县、茶陵、莲花等地党的组织。随后，潘心源、蒋长卿等分别赶赴到各县开展巡视工作，帮助整顿、恢复党组织。滕代远奉调去平江后，张同嗣接任特委书记。
省委派人到衡阳、衡山一带寻找湘南党组织。6月中旬在衡阳建立了新的湘南特委，决定由罗义生担任书记。但是，由于代理特委书记何寅修叛变，罗义生到职不久即被捕，特委未能胜利开展活动。
颁布《关于南华安工作决议案》后，省委派刘鳌赶赴南华安地区加强特委工作。5月，刘在南县被捕叛变，但仍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召开南华安特委会议，毫不知情的特委领导人刘国富、周金锐等被诱捕杀害，南华安特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鉴于湘西各县党员已经达到2100多人，省委遂颁布《关于湘西最近工作决议案》。未久，省委巡视员李运钧在河洑山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湘西特委，以舒玉林为书记，蔡以忱、苏振为常委，并在特委内组建了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特委成员则分赴石门、澧县、津市等地开展整顿党组织的工作。
就在省委紧张有序工作的时候，省委工作人员李涤生、省委成员易庆和先后在长沙叛变。省委得到消息以后，立即调整领导分工，以廖保庭为书记，林仲丹、宁迪9即任常委。易庆和叛变后供出了省委在安源的组织情况，何键于8月15日亲自率领一个团奔赴安源，与萍乡驻军突然袭击安源共产党机关，湘东特委、安源市委的11个机关全部遭到破坏。
9月3日，湖南省委设在长沙北门外的总交通机关以及与湘东、湘西联络的接头处被破坏。正在联络处的湘东特委书记张同嗣等被捕遇害。与此同时，省委设在长沙丝茅冲的秘密机关也被破坏，李运钧、长沙县委委员袁汉臣被捕叛变，招供了省委总机关地址以及部分秘密联络地点，导致省委在长沙的所有机关和联络点均遭到破坏，陈觉、赵云等多名干部被捕。鉴于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省委领导成员难以在省内立足，遂决定先后转移到上海。
10月20日，宁迪卿、易足三、林仲丹、成仲青等在上海组成新的湖南省委，宁迪卿任书记。12月14日，中央批准宁迪卿、易足三、林仲丹3人担任省委常委，成仲青为少共省委书记。不久，蒋长卿、张学琅等先后来到上海，参与省委工作。1929年2月5日，省委适当调整分工，书记仍为宁迪卿，蒋长卿负宣传之责，易足三负组织之责，张学琅负农委之责并兼任省委秘书，钟有恒负妇委之责，胡一鸣负军事之责。
针对湖南的革命发展，中央政治局颁布《湖南工作决议案》指出，湖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建立党的工作基础，促进工农士兵运动的平衡发展，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决议案还提出，省委应建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抓紧时间恢复党在粤汉路、株萍路、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等产业区域以及湘中各县的组织。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制订了《湖南工作计划大纲》、《湖南委员会最近工作计划》，将从湖南赶赴上海的党团员骨干，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派回湖南各地，寻找各种有利条件，恢复党组织。3月16日，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安乡协安垸召开会议，组成湘西临时特委，徐少保为书记。临时特委为加强领导将湘西地区划分为四个区：以南县为中心的南华安区，津市为中心的澧水区，常德为中心的常桃辰区、沅江为中心的益沅汉区。
4月上旬，湖南省委机关从上海迁到汉口。随即，中央要求湖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复兴城市工作，建立党在工人中的基础，以长沙、岳州、萍乡、粤汉路、衡州、常德等地作为工作中心，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开展以上领域的工作。并进一步指示：所有省委负责人都要分散到全省各中心区域指导实际工作，在湖北的省委机关只是联络各地的交通机关。
5月中旬，省委在汉口举行第二次全会，研究如何深入贯彻中央对湖南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将全省划分为湘中、湘西、湘南三个区域以及一个平浏特区，省委领导成员则赶往各地开展具体指导，恢复党组织。8月中旬，省委第三次全会召开，研究部署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强根据地工作指导问题，同意将重点放在加强湘鄂赣、湘赣边、湘鄂西的根据地建设方面，在根据地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加强武装斗争，同时加强长沙、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粤汉路、株萍路的工人运动。
经过艰辛努力，根据地目趋发展，各地党组织也得到了部分恢复。长沙、常德、安源、醴陵、益阳、沅江、澧县、宁远、萍乡、湘阴等地恢复了党的组织。湘粤边境的地下党员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先后成立了以尹子韶为书记的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和以李光宗为书记的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工作委员会。八九月间，两个工委在广东坪石合并为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由尹子韶任书记，在宜章、临武一带独立开展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
192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要求湖南省委立即返湘，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加紧开展粤汉路、株萍路、长沙、安源、水口山、锡矿山以及湘中各县的组织工作。10月初，湖南省委迁回湘阴，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健全了省委组织机构，调整了领导分工。书记宁迪卿，组织兼经济审查和巡视委员会主任蒋长卿，宣传委员会主任张学琅，军事委员会主任易足三，妇女委员会主任钟有恒，济难总会主任梅冶成，并增补刘大荣、赖汝樵为省委候补委员。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省委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宁迪卿兼主任，并派石青、杨文德等前往工人相对集中的岳州、株洲、安源、长沙、锡矿山、水口山等处开展工作。一个多月以后，长沙、粤汉路、株萍路、安源、水口山等产业中心区域的党组织相继恢复。
12月25日，省委在湘阴召开第四次全会，总结了第三次全会后省委的工作，通过了党的路线与任务等5项决议案。四次全会以后，省委的工作起色很大。湘鄂赣、湘鄂西根据地获得长足发展，长沙、安源、锡矿山等地的工人运动初步恢复。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也先后重建。截止到年底，省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有湘鄂赣边特委、湘鄂边特委、湘西特委以及7个县委33个区委，党员近6000名。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了诸多“左”倾主张，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发动武装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特别是武汉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湖南省委接受中央通告的“左”倾主张，遂将全省划分为5个暴动中心区，省委领导成员赶赴各地暴动中心区域开展组织、发动工作。此间，何键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已经迁回湘阴一带的消息，加紧侦缉和搜捕。5月底，省委在湘阴的机关被敌人破坏，虽然11人遭到逮捕，但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已分赴各地巡视工作，并未造成重大损失。
6月初，省委在益阳重建新的领导机关，并立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省委派遣张学琅、刁牧民星夜赶赴长沙，要求红军向益阳、常德一带进攻，以便与贺龙的红军夹击敌军。不久以后，省委机关迁至长沙县杨桥照霞村。省委为便于指导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保持与红三军团的联系，在长沙县榔梨设立驻长临时办事处。此时，中央派遣关向应到湖南巡视工作。省委召开常委会，根据中央精神讨论布置了长沙、湘东、湘北、湘西、湘南等几个中心区域和铁路、海员工人的工作。为配合红军攻打长沙，宁迪卿、王首道、蒋长卿、张学琅、刁牧民、李宗白、刘建中等同志组成省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工作，并准备在红军攻下长沙以后，将省委机关迁到长沙城内。
10月初，正值中秋佳节，省委机关派人进城购买了部分过节物资，在用独轮车运回照霞村时，引起敌人注意。省委为预防不测，过完节后马上将机关转移到铜官马厂坪。由于目标过大，再次引起敌人警觉，省委被迫从铜官迁到靖港。在靖港，团省委书记郭立三（化名余慕铭）的大哥出面，在半边街开设了一个碓坊作为外围。11月底，长沙市委干部王平望投敌叛变，供出省委与湘鄂赣根据地的交通线以及各交通处，导致长沙市委和下层组织被完全破坏，并牵扯到了靖港的省委机关，省委只好再迁益阳。转移过程中，住机关的王绍坤、王绍兰被捕（后被杀害），张学琅夫妇避险到汉口。12月下旬，省委机关又移至常德。
与此同时，宁迪卿正在汉口向长江局领导汇报工作，因长江局交通主任叛变，湖南省委设在汉口中山马路荣记百货站的交通机关被破获，宁迪卿与省委的两名交通员同时被捕。张学琅立即赶回常德，向省委代理书记蒋长卿汇报有关情况。于是，省委立即决定改变联络暗号，转移各个交通机关。宁迪卿被押解回长沙以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叛变，将省委机关和领导成员，以及省委设在各地的交通站、联络点和盘供出。敌人为迷惑省委机关人员，故意在长沙《国民日报》上刊载了一条宁迪卿越狱逃跑的假新闻。而省委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停止了转移机关的一系列工作。1931年2月下旬，宁迪卿领着特务分别在常德、益阳诱捕了代理书记蒋长卿夫妇、省委常委张学琅夫妇、郭立三等人，并破坏了省委在常德的机关和省委与各地的交通处、联络点，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湖南省委遭到重大破坏，湖南白区的斗争一度失去了领导核心。但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却没有停止。1931年春，王涛等受中共两广省委派遣召集郴县、宜章、耒阳、永兴等县党组织会议，重新组建了湘南特委，尹子韶担任书记。特委机关驻广东坪石，接受两广省委的领导。特委成立后，派党员到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开展活动。几个月以后，湘南特委改组，王涛任书记。不久，特委机关迁移到耒阳南乡，后又迁至郴县，重点在资兴、郴县、宜章一带开展工作。
同年9月，中央特派员杨某来湖南，在长沙县铜官重建湖南省工委，主要成员有徐少保、文学礼、吴振亚、陶华等，由徐少保任书记。此间，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省一级的党组织，湘西、湘北、湘东、湘南广大地区已经归属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省工委只负责长沙、湘中地区，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并不是很多。
1932年1月，为加强对湘中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工委改为长沙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由张友生、徐少保、文学礼、李绍庸等组成，后来增加王务、吴振亚，张友生任书记，机关设长沙北门外王家巷。根据分工，中心市委主要负责长沙市郊、株萍、粤汉两铁路沿线的城市、水口山矿区及湘中地区的工作。
中心市委一方面积极恢复湘中各地基层党组织和零散党员的联系，发展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在长沙市内建立工会，大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同年夏，王务、张青萍、周默秋等中共党员创办了“枫叶文艺杜”（后改名“洪声文艺社”），以普及文艺宣传为掩护，指挥沅江、益阳、长沙各地党的工作。1932年3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为加强长沙、湘潭一带的白区工作，将原株洲直属区委改为长湘区委，书记易灭非。根据省委要求，长湘区委不仅在株洲城区及附近积极恢复发展组织，还积极向易家湾、大托铺、长沙、湘潭城区发展。至10月，全区党的支部已有22个，党员近200人。在发展组织基础的同时，长湘区委还领导群众开展各种斗争，比如为革命根据地收集情报、运送物资、建立交通联络站等等。
1932年5月，王务、张青萍、周默秋等人在长沙大街散发传单时被捕，不久遇害。12月底，市委成员李绍庸及其爱人谢贡荣被捕叛变，将中心市委机关及领导成员供出，导致吴振亚等领导人被捕牺牲，长沙中心市委被敌人彻底破坏。直至年底，湖南省委再也没有恢复，湖南白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较长时期处于分散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