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赶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队伍共同组建成红四军。湖南省委非常关心这支军队，经过前两次失败后，第三次派杜修经为代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等人会晤。出发前，林仲丹、贺昌召见了杜修经，将省委给红军写的一封信郑重地交给他，要求其务必送到毛泽东手里。杜修经穿越重重阻碍，终于在5月底的一天走进毛泽东住处，并递上省委的密信。毛泽东将杜修经引到办公室后，立即阅读了省委来信。因为杜曾经参与研究有关情况，知道信的内容，前一段是从整体上介绍湖南形势，后一段是要求红军创建一个休息、训练的地方，应有一个根据地，而且要将根据地巩固好。对于省委的指示，毛泽东表示赞成。随后，他嘱咐杜修经到军委去作传达，让省委指示深入军心。
第二天，毛泽东陪同杜修经前往茅坪的后山，首先来到二十九团的驻地——葛田村，会见了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接着，召开军人大会，杜修经代表湖南省委慰问二十九团的全体干部战士，并传达省委指示。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广大指战员对能听到省委和中央的精神感到很兴奋。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与杜修经来到红军军部，朱德热情接待了杜修经。当天晚上，陈毅主持在军部召开军委会议，朱德、毛泽东、王尔琢、何长工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杜修经代表省委对大家表示慰问，并传达了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然后请大家讨论。会后，杜修经还在军委驻地召开党组织工作座谈会，了解红军的建制和党组织建设等情况。
返回湖南后，杜修经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由于对毛泽东创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意义认识有限，杜修经就井冈山的战略地位以及创立根据地以来的经验等问题谈得比较肤浅，而将侧重点放在了军事方面，尤其是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讲得比较多。杜修经在汇报时提出：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而毛泽东又负军党代表责任，个人精力有限，怎顾得这么多？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和县委工作是最重要的。听了杜修经的汇报以后，省委十分关心红军的安危，认为湘南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更加适宜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很快便作出了红军转移湘南的错误决定。6月19日和26日，湖南省委两次发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6月底，杜修经带着省委的决定第四次上井冈山。
6月30日，毛泽东鉴于“三月失败”的教训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中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红四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团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特委委员宛希先、谭震林，永新县委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共约20人。会上，杜修经宣读了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毛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特委，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一名士兵代表和一名农民代表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同志前来担任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听了省委的指示后，表示不能赞同，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认为江西军阀杨如轩、杨池生部已经被打垮了，江西的形势对我们更加有利，可以采取攻势；而湘南的部队、农军、地方党组织全都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加上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烧杀政策，湘南的群众并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这一带已成了白区，红四军到湘南去并不适宜；当前应该将部队分下去，像永新那样，把附近几个县的群众充分组织起来。而杜修经、袁德生则强调：这是湖南省委的决定，下级应服从上级，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否定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决定红四军不去湘南，不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尽管如此，湖南省委的指示还是在部队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这实际上批评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
7月4日，毛泽东将联席会议精神进行归纳总结，在向上级的汇报文件中列举6个不宜去湘南的理由：
其一，红四军本身就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很不注重在一个地方做艰苦细致的群众斗争工作，充满了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过多方努力，加上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发动起来，他们才渐渐摒弃了不良习惯，懂得中央及省委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现在又马上改变，会导致红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红四军的改造必然变得更加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批评红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选择地方加以休整改造。这个意见非常正确，目前我们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变动将不利于红四军克服流寇主义思想。
其二，在敌情方面，湖南的敌人非常强硬，实力雄厚，不像江西的敌人那样容易进攻，江西的敌人被我连败4次，已经闻风丧胆，加之我们释放俘虏的影响，军心更是不稳。现在能够作战的仅王均的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想他们也难以抽调，即使能够抽调进攻根据地，我们仍然能够采用适当的战略将其打败。而湖南的敌人则不同，与我们交手在五六次以上，我们仅能将其小的部队击退，而敌人损伤不大，仍顽强如故。所以，为了避免硬战，这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如果深入，反而陷入敌人的重围，恐怕招致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力量是赣西的七八倍。即使我们可以战胜向、许，但绝对无法战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就会陷入吴、桂、向、许的包围之中，有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乎未曾考虑。
其三，宁冈之所以能成为军事大本营，就在于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而且敌人绝对无法将我围困，如果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如果这个时候轻易脱离宁冈，就会导致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局面，四军非常危险。
其四，这一主张并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就会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缘于基础不巩固，只求声势浩大。我们此刻正在努力矫正这一弊病，一面从军事方面建立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的前途建立一个巩固的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如果敌人再来进攻，我们颇有打胜仗的把握。
其五，从经济上说，红四军人数众多，每天节俭度日也需要菜金现洋700元。而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2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分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不可能的。真正要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根据地才有办法想。
其六，伤兵增至500多人，欲冲往湘南去，则会导致军心大乱，不去又不可能，这是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6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红四军不能离开宁网、永新、莲花前往湘南。等到这一地区基础有所巩固，外面有机可乘，红四军自然可以出茶陵、攸县、醴陵、浏阳参加湖南省的总部署。这时，应该竭力设法做到与湘南互通讯息，以便彼此呼应，互相犄角。
正当红军全力经营永新的时候，敌人却乘虚侵入宁冈。7月9日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再次在永新县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作为主力部队攻打宁冈，三十一团留在永新挡住敌人。对此，杜修经表示支持。10日，朱德、陈毅等率红二十八、二十九团进攻酃县、茶陵，袭击敌军的老巢以解边界之围；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以图打破湘、赣两省之间的会合。
到达宁冈后，朱德亲自布置战斗，杜修经跟随协助工作。可是，就在发动进攻的当天，敌人匆忙离开宁冈，逃往永新方向。12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顺利攻克酃县。当晚，第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竟然瞒着上级领导和军委，擅自召开士兵委员会，以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为借口，决定13日由酃县开往湘南，甚至连带路的人都私自找好了。朱德、陈毅等人得知情况后，多次组织召开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反复做思想工作，但第二十九团官兵根本听不进去，还大声叫喊“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声称“不杀回湘南就不干了”。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告知二十九团欲回湘南的来信后，心急如焚，立即回了一封信强调：“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信写好后，毛泽东派当时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的江华火速送达朱德、陈毅。
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要部队回永新增援的指示信后，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和士兵委员会，竭力劝说二十九团放弃回湘南的打算，将部队拉到沔渡。朱德还断然宣布撤消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部队仍回永新。途中，二十九团官兵又集体强烈要求回湘南。15日，围绕着毛泽东信中的意见，朱德、陈毅再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二十九团的说服动员工作。会上，对部队去向仍然争执不休，绝大多数二十九团官兵不愿回井冈山，要求回湖南。而反对去湘南的二十八团，如团长王尔琢等则主张去赣南。随军的省委代表杜修经依然坚持湖南省委意见，竟然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和军委负责人的劝阻，迎合二十九团官兵的乡土情绪，批准同意了将部队拉向湘南，贸然做出了部队南行的决策。
为郑重起见，陈毅要求部队暂缓一天行动，派杜修经回去向毛泽东请示再决定去留。杜修经专程去茅坪找毛泽东说明，不料毛泽东已经去了永新，正中杜修经下怀。他遂向特委书记杨开明说明此事。杨表示说：“既然决定了，你们就走吧。”此时，朱德、陈毅再劝阻无异于倒行逆施，军委只得屈服了二十九团的要求，并决定二十八团随二十九团前往，以防二十九团孤军深入，遭敌击溃。17日，以湘南农军为主的红二十九团和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的红二十八团从沔渡踏上冒进湘南的道路。
得知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泽东赏得事态非常严重。他立即又写了封长信，派人急追，力图将红军大队拉回来，送信人追到水口时才赶上红军大队。朱德、陈毅等读信后，在水口又召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由杜修经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都来参加了。会议讨论的主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的问题。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还是坚持维护毛泽东的意见，力主回边界，但杜修经、龚楚等则力主去湘南。王尔琢气得与杜修经顶撞起来。最后，大家又重复了一遍“围魏救赵”的道理，遂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攻打郴州，再不动摇。
23日，红军兵临郴州城，朱德不得不按照省委指示指挥进攻郴州。郴州守军乃是曾经帮助过南昌起义失败部队的粤军范石生的部下。作为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在朱德率领的部队最困难的时候曾经给过接济、帮助，两人有个君子协定：“今后我们相遇，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所以，这一仗在王尔琢指挥下中午12点便攻占了郴州城。
下午4时许，当杜修经与朱德在二十八团前线视察时，王尔琢汇报称，敌人没有崩溃，与我军在北郊山上相持，极有可能发起大规模反扑，情况非常严峻。朱德遂决定采取攻势，调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一齐上，将敌人彻底摧毁。可是，敌人大批援军赶到，先于红军开始反扑。这时，部队集中在去资兴的桥头阻击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红军只得撤退。这一仗，二十八团遭受一定损失，而二十九团千余人马只有胡少海团长带领的团部和萧克的一个连共100多人，跟上了军部和二十八团撤出郴州，退到了资兴。攻打郴州的失败，特别是二十九团的瓦解，是对分兵湘南决策的沉重打击。部队经过初步整顿后，很快派出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所部机枪连为前卫，向罗霄山脉靠拢。扫清背后之敌，其余部分由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负责就地整训，同时由陈毅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率三十一团在永新迎战赣敌11个团的“进剿”，他望眼欲穿却盼不到二十八、二十九团的回师增援。万般无奈，毛泽东只好巧布疑兵阵。他带领部队退出永新县城，留下谭震林等潜伏在城内组织搜集情报。然后，以毛泽覃、陈毅安带两个连组成东路行委，朱云卿、何挺颖带两个连组成中路行委，伍中豪、宛希先带三个连组成北路行委，永新地方党和群众武装3万多人协助。白天，各路摇旗呐喊，虚张声势；夜间，积极活动，游击骚扰。敌人因人地不熟，又害怕龙源口大捷的红军声威，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毛泽东创造了在永新县城附近15千米之内，以红军1个团兵力围困敌军11个团达25天之久的军事奇迹。
8月上旬，敌人得到红军主力不在边界的消息。于是，展开大举进攻，红三十一团被迫退守。随之，永新、宁冈等地被敌人占领，随后莲花、宁冈又被进占。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减，仅拥有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区和大院区，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区等地方。
敌人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史称“八月失败”。当时，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乘机为虎作伥，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党内投机分子纷纷进行“反水”，他们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抢掠。在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匪，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田镇经新县城一直杀到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各地的土豪劣绅还乡团也借机反扑，夺回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网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党的组织与红色政权大部分被毁，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8月中旬，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了永新。省委发出了这样的指示：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的联系，与湘南相呼应。
看了湖南省委的来信，毛泽东曾经向中央作过汇报称：“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200支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10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亦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毛泽东虽然对湖南省委的做法有些意见，但还是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会议期间，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一位本地农民从湘南返回，带来了红军主力在湘南失利的噩耗。于是，会议的主题立即发生改变，传达省委指示的会变成了声讨湖南省委错误指挥的会。此时，毛泽东敏感地想到二十八团的安危问题，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宛希先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二十八团返回，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关于湘南兵败的消息，连袁德生也感到很意外。与会人员的激昂话语使这位省委特派员也为之动容，遂一改初衷，表示同意此举，不再提去湘东之事了。
8月18日，林彪捎来桂东告捷的好消息。22日，毛泽东在桂东与杜修经、朱德、陈毅等会师。杜修经见到毛泽东内疚地说：“这次到湘南，没有搞好！”毛泽东说表示部队当时要不走就好了。次日，召开会议分析失败情况，杜修经表示承担责任。24日，大家正在研究以后的行动问题时，敌人却将桂东城包围了。毛泽东带来的第三营和二十八团一营在城外进行阻击，战斗十分激烈。于是，红军撤至寨前村宿营，晚上继续开会。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组成以杜修经任书记、龚楚参加的湘南特委，进入资兴、龙溪，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党组织及赤卫队，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与会者一致赞同。25日拂晓，敌人又来了，少数红军边打边退，拖住敌人，主力则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返回井冈山，杜修经则向湘南龙溪进发。在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桂东返回井冈山地区时，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他擅自带第二营离开大队，团长王尔琢赶去追回第二营，但他却被袁崇全打死。9月13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当场击毙了叛变的营长袁崇全。
对于“八月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10月5日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