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调集大批军队“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还派遣大量特务进入根据地开展破坏活动。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各根据地一面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围剿”战斗，一面在内部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虽然肃反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肃反斗争逐渐从党外蔓延到党内，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现象。
第一，湘赣根据地的肃反。
在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指示下，湘赣临时省委从1931年8月起在苏区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开展了大规模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肃反运动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由于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导致出现偏差。
肃反运动全面铺开阶段（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1930年5月，党组织在赣西南地区南路、西路同时发现所谓“AB团”组织，莲花三区的路口也发现所谓“AB团”组织，三区的路口最先破获了一些“AB团”分子，紧接着又有五个区都破获了“AB团”。不久以后，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以及吉安西区儒林等地也摧毁了一些零零碎碎的“AB团”组织。7月份，湘赣根据地的肃清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开始与反“AB团”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反“AB团”的斗争逐渐取代前者而成为一项主要任务。1931年8月，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决定组织湘赣省政治保卫处，以林瑞生为处长，谭牛山为副处长，组织肃反工作。8月21日，政治保卫处正式宣告成立。未久，各县、区、乡都先后设立肃反委员会、肃反小组，在“彻底肃清反革命”、“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加紧洗刷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动分子”等思想指导下，掀起了肃反运动。运动首先在永新、吉安、宁冈、安福、莲花进行，接着在全党各地相继铺开。为此，党内不少革命同志被当作“AB团”分子遭到逮捕和杀害。
肃反运动暂时纠偏阶段（1932年2月至7月）。1932年2月，袁德生、王震出席完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中央苏区回到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王震传达了关于反对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精神。3月上旬，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召开，比较详细全面检查了过去的肃反工作，指出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不足，认为对“AB团”的估汁和认识上都出现了扩大化、简单化倾向。为此作出7条有关规定，重新按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的要求，认真改造各级肃反机关，确立保卫局与苏维埃之间的正确关系，划分了彼此的职权，从而纠正了过去一切肃反机关超党超政权机关和党、团、工会各种群众都打“AB团”的错误。这一时期，湘赣根据地的肃反工作渐趋正常。
肃反扩大化有所节制阶段（1932年8月至1934年7月）。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省委派遣刘士杰赶往苏区中央局汇报，刘在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歪曲的汇报。于是，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由刘士杰代替。于是，湘赣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朝着更“左”的方向发展。1933年5月，任弼时来到湘赣根据地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针对肃反过程中乱提口号，乱抓人，随意杀人的混乱状况，任弼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重申党的干部政策。要求必须纠正单纯根据社会关系确定干部个人出身的做法，停止使用查田运动中提出的“检举几代”、“查几代”的两个错误口号。他强调指出，干部能否在领导机关内工作只有根据他本人的出身成分和现在对革命的表现来决定。如果仅因家庭成分不好，或者与反动的亲朋有过关系，就将其清刷出机关，这是不对的。第二，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各级肃反委员会必须有党的常委参加，实行党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台的肃反政策，吸收优秀工农分子到肃反委员会来，改变过去仅仅依靠政治保卫局的做法。第三，建立正常的肃反工作秩序。设立裁判部，建立健全各级保卫局和县、区两级肃反委员会。不能随便抓人，抓人要有确凿证据；在审案过程中，要重调查，不要偏信口供；不仅要进行阶级分析，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杀人必须经过省委批准。经过任弼时的努力，湘赣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恶性膨胀得到遏制，一些过去受到迫害的同志受到保护。
第二，湘鄂赣根据地的肃反。
湘鄂赣根据地的肃反工作起步比较早。1928年，平江县发现“四七团”、“黑夜党”等反动组织。1929年，浏阳的反动派更是在苏区张贴标语，恐吓谩骂，气焰嚣张。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各级党组织坚持认为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就是要“左”一些，而且越左越好，因而一些地方提出大烧、大杀、大劫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将肃反处决的权力下放到各县区一级的党委，从而使得乱捕滥杀的情况时常出现。
1931年4月，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分子在根据地的潜伏和活动是革命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革命斗争越是激烈，敌人的这类活动就会越是厉害。因此，要求各级党组织将肃反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认真进行。并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中建立5到7人的肃反委员会，全面负责肃反工作。
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后，肃反运动进一步加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保卫分局，赖汝樵任局长。在主观思想脱离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对反革命活动作了一些严重估计，导致实际斗争中不少地方出现一些偏向。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对以上问题开始有所警觉。省委书记李宗自强调，不能以肃反来代替一切，应该根据阶级地位、社会关系、工作历史、斗争表现，以及反动罪恶的轻重等情况来区别是否为反革命分子。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取得主导地位后，受其影响，苏区中央局认为以李宗白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决定彻底改组省委。1932年3月，林瑞笙受中央派遣接任省委书记。林到湘鄂赣后全面贯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将原本正确的做法当作错误来批判，继续推进肃反运动。
临时省委认为原省委坚持以平、浏为中心的根据地，没有向东南发展，妨碍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计划的完成；将红军分散游击是反对红军正规化，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全盘否定以李宗白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成绩。临时省委提出，湘鄂赣根据地反革命党派的组织与活动仍然很严重，势力并没有减少。因此，对一切反革命团体必须采取进攻策略，严厉处置豪绅地主残余、富农分子等反革命派，对于工人贫农出身的人，让其悔过自新，但如果是坚决的反动首领，即使是贫苦工农分子出身的也应给予严厉处理。在组织上，临时省委撤销了原保卫分局局长赖汝樵的职务，涂正坤代理；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竭力帮助保卫分局开展工作，但不能包办；各级保卫局未经上级保卫局同意，不得逮捕同级负责人，但在特殊条件下允许例外。在此基础上，临时省委将肃反工作与所谓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结合起来，与反对所谓“平浏观念”纠结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将敌人的破坏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大肆逮捕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
由于林瑞笙等坚持“左”倾错误，反对以平、浏为中心的根据地，坚持要求向东南一带发展。当时，东南方面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一带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土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各种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党的机构不健全，干部力量不强，同时又接近反动势力统治地区，如向这里发展确实十分危险。可临时省委坚持硬要将省委机关向东南转移，后来，红军主力和省委机关行进到龙门山区时，遭敌军包围，损失惨重。
苏区中央局发现湘鄂赣省的严重问题后，再一次作出改组省委的决定，派遣陈寿昌、徐彦刚到小源改组省委，撤销林瑞笙、陈佑生的职务，成立以陈寿昌为书记、傅秋涛为副书记的新省委。1933年8月，中央局命令湘鄂赣省委停止政治保卫分局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待新任省委书记到达后解决。从而制止了肃反中乱捕、滥杀的行为，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
第三，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
王明和米夫为了将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派遣夏曦来湘鄂西根据地任中央代表。1931年3月，夏曦赶赴石首县调弦口，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不顾万涛等多数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带有“左”倾倾向的文件，使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根据地得以全面推行。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在根据地先后推行4次大规模的肃反活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第一次肃反从1932年5月开始，大约在8月底结束。1932年5月，天汉县军事副部长杨国贸率部将敌张熙侯部包围于小黑潭一带，张于次日提出投降。杨认为敌人已成瓮中之鳖，遂表示同意。孰料，次日清晨，敌人在大批增援部队和飞机的掩护下向红军进行反扑，战斗中红军将张熙侯抓捕。中央分局领导人得知杨与张是同学的信息后，怀疑两人之间有勾结，便密令保卫局对张熙侯严加审讯。在酷刑逼供之下，张便诬陷与杨密谋于5月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仅据一面之词，保卫局在不许杨申辩的情况下直接将其枪决。接着，根据俘虏的口供进行深挖。随后，大规模的肃反工作迅速展开。由于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战斗经验的领导干部，再加上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红三军未能有效突破敌人对湘鄂西根据地的进攻，部队受到重创，红三军由4个师缩编为3个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夏曦领导下，被迫退出洪湖革命根据地。但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于1932年8月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中却指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党对两条战线的斗争非常不够，没有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中央的支持与指示为湘鄂西再次肃反提供了依据。
第二次肃反从1932年10月开始，12月结束。正当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蒋介石命令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10万余人，对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坚持打阵地战，固守洪湖根据地，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以夏曦为首的少数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坚持前者，而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都赞成后者。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于是，夏曦运用权力手段悍然发动第二次肃反。肃反是在部队向湘鄂边地区转移的长途行军中进行的，一直持续到行军结束，逮捕了许多同志。
第三次肃反从1932年底开始，1933年3月结束。同年10月，红军突破重围后到达大洪山。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指责和引起广大干群的反对，夏曦只得命令红三军进入鄂北山区往返游击。在枣阳县王家店，夏曦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总结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上，夏曦坚持自己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办事，将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反对机会主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警觉性不够。在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时，段德昌坚持应该恢复洪湖苏区，大多数领导人支持这一建议。可是，夏曦却主张部队绕道豫西南转往湘鄂边山区，遭到贺龙、段德昌等的极力反对。1933年1月，红三军经过3500千里长途跋涉，辗转到达湘鄂边。红三军先后攻占了鹤峰、桑植城，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急需休整。此时，段德昌以及红九师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回师洪湖。夏曦却将这一意见视为“改组派”分裂红军的阴谋，是破坏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路线。他不经中央分局讨论，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肃反。随后，逮捕了段德昌，将其杀害。与段德昌一同被肃反的还有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等，红军又一次遭受到重大损失。
第四次肃反从1933年5月开始，6月结束。1933年夏，在鹤峰毛坝的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完全失去了理智，说什么“党的活动被改组派利用了，非解散不可”。他不顾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反对，坚持作出了解散部队中的党团组织、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的决定，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经过第四次肃反和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红三军连湘鄂边根据地也守不住了。最后被迫再转移，历尽千辛万苦转战到湘鄂川黔边区时，红三军主力只剩下不足3000人。
1934年5月，中央才真正意识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要求湘鄂西根据地坚决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刻恢复党内的经常状态，坚决反对把肃反当做一切工作的中心。6月，红三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结束了夏曦对红三军的错误领导，及时挽救了红三军。
综合分析各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可以看出，肃反扩大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来说，当时革命根据地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中，敌人不断派密探、奸细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革命队伍不得不处于高度警惕中，难免扩大了对敌情严重性的认识。主观上来说，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左”倾路线和错误肃反政策的影响。其次，省委和肃反领导机关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在认识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使用逼供信的审讯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恶果。肃反扩大化伤害了许多优秀干部和进步人士，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更值得全党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