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是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也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的任务。然而，大规模地对这种思想倾向进行批评，有组织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则以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新湖南报》考虑到朱中立是刚刚翻身的乡村干部，为了帮助教育他，在对其错误思想进行讨论时没有用他的真名，而是起了“李四喜”这样一个名字，意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对此，《新湖南报》在这场讨论结束时向广大农民透露了这一秘密：“本报提出的‘李四喜思想’，实际上是以朱中立同志过去的退坡思想为典型。朱中立同志是长沙县十五区农裕乡人，做过12年雇工，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种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中，表现得很积极，是该区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农民积极分子，经过土地改革，他分到几亩田，前年春天结婚，去年年初生了小孩。去春土改结束时，他被选为该乡副乡长和青年团支部书记。但是去年五月之后，他的工作情绪下降了，区里找他开会也不参加，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虽然朱中立同志当时已在转变，但他从积极斗争、认真工作到坚决辞职、回家生产的一段情形，是足以代表若干乡村干部在土改后退坡思想的。因此，我们决定以朱中立同志的思想为典型，发动讨论。由于我们考虑到他还是一个刚刚翻身的农民，参加工作不久，因而改换了一个名字‘李四喜’，在报纸上提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在发起讨论之初，提出了对像“李四喜”这样的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并逐渐成为参与讨论的广大农民和领导干部的共识。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强调：“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错误思想，整顿乡村干部队伍，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从批判中教育李四喜本人和全体干部与群众；另一方面各级党与政府今后首先要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乡村干部，要在各种斗争中，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确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对党员干部还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其具体的办法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检查干部的思想情况，并针对这个思想情况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认为，“必须设法让农民群众知道，土地改革只是解除了封建压迫的痛苦，并没有最后解放。只有工业发达了，工人阶级生产大批的农业机器，农民生产才能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可能过得美满”。怀化县委书记张士林提出了三条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建议：“一是县区领导上应重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有领导地在乡村干部中普遍开展讨论。通过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使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今后要结合各项具体工作，不断地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二是组织乡村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心。三是今冬明春进行土地改革时，应着重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宣传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的方向。”这种解决思路是各地县区领导较为普遍的方法。

　　《新湖南报》自1951年7月18日发起“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到1952年1月结束，前后持续了5个多月，这场讨论是以吸引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的方式进行的，突出了农民“自我教育”的特色，实际上就是一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新湖南报》在发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时，便确定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基调：通过大量刊发各地群众来信，将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呈现出来，并且以“编者按”的方式加以点评，吸引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时刻控制讨论的规模，掌握讨论的发展方向，逐渐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引向深入。在讨论中，《新湖南报》特别注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耐心教育，引导他们反省自己的错误思想。如在讨论发起后，有“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开始自我检讨，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根源，并将检讨公开发表以引起更多的农民群众注意和思考。一位乡村干部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有“退坡”思想时说：“主要的是我对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没有深刻认识，从自私自利出发，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体会得不够。”这些乡村干部多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与“李四喜思想”进行对照，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检讨。使更多的农民认识到不干工作的危害性，也教育了其他乡村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说《新湖南报》刊发署名“章正发”的来信是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起点的话，那么刊登柳石泉、黎民怀的来信，则是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重要步骤。《新湖南报》在发表这两封信所加的“编者按”指出：“一般地说，大家都批判了李四喜分了田就不工作的思想。现在，我们又接到读者柳石泉和农民黎民怀的两封来信，他们有的认为干革命工作可以轮流搞，不能让一个人‘吃亏’；有的认为革命干部的任务重，津贴少，乡村干部不干工作，不能怪他们自己，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待遇。这些意见是不是对，请大家继续展开讨论！”在这里，编辑部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而是采取了民主的方法，将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组织广大农民参与讨论，在讨论中提高其认识，使大家真正认清“李四喜思想”的错误所在，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不仅如此，在“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每一阶段，《新湖南报》都以发表“社论”和“综合讨论意见”的方式，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除此之外，编辑部还对各个阶段讨论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说明讨论中应该克服的倾向，并指明讨论发展的方向。如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在总结半个月讨论的情况时说：“现在报纸上讨论李四喜的思想只是这件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开端，今后应该长期进行下去。半个多月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讨论对群众是很有益处的，这是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8月19日，该报在总结第一个月的情况时不仅说明了发起讨论的原因、各地讨论情况，而且说明了开展讨论后已有的效果和现在的问题，为进一步讨论指明了方向。

　　正是由于《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下采取了民主方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自我教育，所以这场讨论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指出：“其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不仅吸引大量的农村干部与农民直接地参与了讨论，从中取得了教益，教育了自己；而且以它巨大的说服性，引起许多地方党的组织的警惕，并惊醒了不少濒于‘泄气和松气’的危险中的骨干干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农村干部，都在广泛地组织这个讨论。批判李四喜思想的战斗声音，已经扩展到湖南的广大地区之上了。”

　　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把握讨论的方向，树立从落后向先进转变的典型，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新湖南报》在发起讨论之初，一方面暴露各地乡村干部存在的严重的松气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表彰那些坚持工作的乡村干部。尽管“李四喜”这个名字是虚构的，但“李四喜”的思想及做法却是真实的。长沙县十五区区干部朱中立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长经过，成为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树立的教育与改造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成功典型。在5个多月的讨论过程中，《新湖南报》对“李四喜思想”的原型——朱中立从落后到先进典型的树立与表彰，称得上是教育农民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方法。

　　尽管自《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以后，许多读者来信问“李四喜”本人的情况，问他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检讨。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湖南报》早已将朱中立思想的转变情况作为典型向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介绍和“示范”了。1951年8月4日，《新湖南报》在《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朱中立撰写的检讨文章《从李四喜想到我自己》。他承认从前有过像“李四喜”这样的思想，并检讨说：“李四喜松气是不对的，我走了弯路，我写下这些话给李四喜同志参考，希望他迅速改正，做个优秀的青年团员，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出力。”在这里，作为“李四喜思想”的原型，朱中立没有暴露自己“李四喜”的真实身份，《新湖南报》为了教育广大农民并没有急于将这一秘密告知群众，朱中立的自我检讨是对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进行的现身说法，更具有说服力。8月17日，朱中立在《结合讨论，学习党史，我认清了革命的远大前途》一文中，再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汇报了自己从存在严重的“李四喜思想”到克服“李四喜思想”的转变历程：“我在土地改革时，工作非常积极，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分了田地房屋，我就消极了。我抱着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家里埋头生产，只想个人发家，不愿干革命工作。这是我的眼光短小，没有看清革命的伟大前途。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别人打通我的思想，我才继续搞工作。后来区上让我当区干部，分配在凤山乡工作。从7月31号起，区上刘焕同志帮助我学习党史，学的课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学习党史使我认清了党的伟大和工人阶级的优点。”通过学习党史，朱中立认识到了农民的散漫性、自私观念和眼光看不远的弱点，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还表示：“现在还只是我学习党史的开始，为了继续提高我的觉悟，我决定坚持长期学习，还准备买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证章挂在身上，时刻警惕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湖南报》刊发此文所加的“编者按”指出：“朱中立过去觉悟不高，只愿回家里埋头生产，不愿干革命工作。后来经区干部打通他的思想，又出来工作。最近区领导帮助他学习党史，思想进步很快。这说明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只要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清了革命的前途，他的工作就会积极起来。学习党史，是提高干部思想觉悟的很好的方法，希望各地讨论李四喜思想，组织学习党史，加强他们的革命意志和信心。”在这里，《新湖南报》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作为“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物，朱中立在过去是乡村干部的落后典型，如今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为一个改正错误、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先进典型。这场讨论结束后不久，朱中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及乡村干部的典型代表。

　　乡村政权是新政权的基石，乡村干部是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传达者和直接执行者，是群众各种活动的带头人。许多乡村干部不愿继续工作，直接影响着土改后乡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但土改后乡村干部中出现的比较普遍的“李四喜思想”与县区领导干部工作上的强迫命令、单纯任务观点及“压任务”的工作方法密不可分。所以，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在开展“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对各地县区领导中存在的“压任务”做法进行揭露，不断呼吁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注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王首道明确地将“改善对乡村干部的领导方法”作为克服“李四喜思想”的重要举措加以强调。他指出，各级领导把乡村干部当作“跑腿”的工具是不对的，单纯的“压任务”也是不对的，尤其要反对强迫命令、指责谩骂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要充分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各种困难，给以具体的领导和帮助。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启发和诱导他们的思想觉悟与积极性，经常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

　　针对有些区县干部不去耐心地做乡村干部的思想工作，而是采取强迫命令和“压任务”的情况，《新湖南报》一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揭露和批评，另一方面对一些县区克服命令主义、改进领导作风的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如该报对武冈县改进领导方法的做法进行了正面介绍和表扬，并将“改善领导作风问题”作为一条基本的经验加以肯定。《新湖南报》强调，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经常地利用各种总结工作的会议、学习班、训练班和订出简单易行的学习制度，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具体办法：县区干部要坚决克服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工作作风，要善于体贴乡村干部的具体困难，耐心帮助乡村干部提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应该针对乡村干部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布置工作时要简单明了，要帮助乡村干部学会走群众路线，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出主意；乡村干部在工作中如有缺点或犯了错误，要采取“治病救人”和耐心说服的态度，启发他们并帮助他们自觉地进行检讨：坚决制止对他们采取单纯批评指责或惩罚的官僚主义态度。

　　在开展“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过程中，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发现，土改后农民和乡村干部之所以不愿意继续干工作。除了思想上的问题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实际困难。因此，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时，特别注意帮助乡村干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放下包袱，轻松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王首道强调：“必须对乡村干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如待遇太低的，要在可能条件下予以提高，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的，要组织当地农民互助。这样，才能全面地彻底地克服‘李四喜思想’。”必须将进行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是《新湖南报》5个月的讨论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今后进一步解决“李四喜思想”问题的基本方向之一。这条成功经验避免了“空谈政治”的偏向，真正将思想教育工作落到了实处，既强调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又充分考虑到了乡村干部的实际状况，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这条经验，成为此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动员广大农民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之一。

　　总之，为了克服土改后普遍出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松气”思想，《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发起并领导了这场大规模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长达5个月的大讨论中，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基本弄清了“李四喜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弄清了克服这种思想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广大县区领导认识到了忽视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严重危害性，逐渐重视并有组织地领导对各地农民及乡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这场大讨论，不仅是对湖南广大农民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时也是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开端。讨论采取民主的方式、树立典型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必须注意改进领导方式、对农民思想教育要与解决其实际困难相结合等等，为中共解决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的基本思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教育农民的成功典范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