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且在全国各家报纸进行转载，随后，全国报刊发表点名批判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观点的文章越来越多，批判的声调越来越高。这实际上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认识上一时没有跟上来，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因此，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各家报纸纷纷进行转载，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前奏曲，因而没有要求《湖南日报》转载。后来，为了此事一再受到了江青的责备刁难。1966年春，北京、上海一些报刊又开展了对《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批判，中共湖南省委这才引起了重视。2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省委立即进行了认真的学习。3月底，省委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和大批判组。4月初，省委召集长沙各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二月提纲》，但是要求只限于党委领导掌握精神，不再向下传达。而当时长沙高等院校师生受到全国形势的影响，自发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和湘籍文化名人田汉、翦伯赞等的活动，并试图在本校也揪出“三家村”之类的人物，矛头指向一些教师，校内秩序开始出现混乱。省委在省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只好于4月28日，批准在《湖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著名的作家、省文联副主席康濯，给他戴上湖南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头子”的帽子。

　　5月1日至14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同时也提出省直党政机关和长沙、湘潭、衡阳、株洲4市要发动机关干部、工农兵和学生准备参加“文化大革命”。5月初，湖南农学院率先停课，5月13日，省委批准湖南师范学院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随后，湖南大学、湖南财贸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医学院等省内高等院校均在5月间相继停课。5月25日，长沙市15000多青年和民兵在15日集会，愤怒声讨“三家村”。6月5日至13日，在长沙召开的共青团湖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号召动员全省青年、团员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6月9日，省委首先提出派出厅局级领导干部带队的工作组进入长沙市内的各高等院校。工作组进校以后，配合各学校党委加强领导，试图引导运动朝着可以控制的方向发展。同日，省委还发出来《关于改进1968年中、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指示》，规定当年全省各类学校一律不举行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对招生工作也将进行改革，实际上是停止了各类学校的考试和招生。全省所有的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

　　6月16日至21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韶山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开展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问题。会议强调学不学毛泽东著作，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斗争，或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与会者表示，今后“对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期间，毛泽东回湖南视察，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和湘潭地委、湘潭县委负责人，询问了湖南的形势，对各方面表示满意，并风趣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带你们‘长征’了。”6月23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代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根据省委的部署，文化教育战线形成了揭发“三反分子”、“小邓拓”、“牛鬼蛇神”的高潮。如长沙市第一中学6月5日列出82人的“牛鬼蛇神”名单进行批斗，占了全校职工的46.3％。6月17日，省委批准《湖南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随后，又点名批判该院中文系教师马积高、羊春秋，称他们是湖南的“三家村”。此后，报刊、广播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对于“黑帮”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6月21日《湖南日报》刊登了《革命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专论以后，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教师被点名为“反动学术权威”、“小邓拓”、“小黑帮”等，有的还给学校干部和教师剃半边头（又称为阴阳头）、“关牛棚”、强迫劳动，进行批判斗争。到6月底，据长沙、株洲、衡阳、湘潭、郴州等城市不完全统计，被揭发批斗的重点对象达到3000余人，其中包括一批有才华、有成就、有影响的教师、作家、艺术家、记者、编辑、科学家。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都作了完全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次中共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会议期间及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十六条》、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几次讲话，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在讨论中，许多人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尤其对“炮打司令部”疑虑重重，思想抵触，但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崇拜和迷信，仍然表示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会后，省委决定成立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为组长，章伯森、赵冰岩、王含馥、尹子明、徐天贵等为副组长的“中共湖南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开展全省的“文化大革命”。

　　8月19日，湖南大学几百名学生到中共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张贴标语，宣传“文化大革命”，市委为了外出机关工作秩序，开始则是劝阻，后调东区300余人的工人赤卫队阻止，引起冲突，有几名学生受轻伤，以此引发了闻名全省的“八一九”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长沙市部分学生上街游行问罪，形势骤然变化。

　　“八一九”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支持学生与支持工人的各执一端，形成了尖锐对立。面对情绪激动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派出5名书记于8月20日和21日分别组织调查辩论会，播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录音，希望通过说服和疏导的方法，平息日益激烈的对立情绪，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然而，事情的发展是不以省委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加之从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鼓动支持，各大学生的情绪更加高涨。8月22日，长沙各大学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省委将情况分别向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力图得到支持，但是由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却于23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的社论，这实际上否定了中共长沙市委的行动和中共湖南省委力图扭转局势的做法。受此鼓动，长沙市大中学校学生连续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机关部分干部和工厂工人也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声援学生。8月27日，长沙市2000多名学生到省委大院里静坐示威，要求省委处理“八一九”事件。在巨大压力下，省委被迫承认“八一九”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严重错误，并报经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于27日错误地宣布改组中共长沙市委，撤销市委副书记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和市委秘书长张惠民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们成为全省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

　　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