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希望借此维护和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并通过“批孔”进一步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但这一运动实际上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趁此机会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把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作为第一号文件下发全国，这就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始了。

　　中共湖南省委于1月28日在长沙市召开有9万多干部群众参加的大会，对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了动员和部署。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切实抓紧抓好，强调“在批林批孔中，要紧密结合湖南省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彻底批判林彪一类骗子在湖南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他们散布的反动谬论，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同时还提出了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2月8日，《湖南日报》发表了《领导一定要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前列》的社论，表明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运动的态度和方针。社论指出：“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一切革命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将经受一次严峻考验。”“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就要充分相信群众，敢于发动群众”，否则“就不可能燃起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就不可能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并强调：“凡是束缚群众手脚，妨碍斗争深入发展的清规戒律，统统都要破除。”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怒，加上江青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推波助澜，以及1973年以来报刊上开展的对历史上儒法之争的不正确宣传，“批林批孔”运动在全省迅速开展起来。

　　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实际“批林批孔”，首先是对原广州军区副政委、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给他戴上“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的代理人”的帽子，上纲上线，大加讨伐。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升温，揭批卜占亚之后，中共湖南省委又错误地决定开展揭发批判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等人。清算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在“三支两军”、“一打三反”、揭批卜占亚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认为他们是批卜的“阻力”，是省、市委内部的“拦路虎”、“坐地虎”，对卜占亚“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否定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卜占亚和杨大易开展批判，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意见：“要联系本省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卜占亚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的活动和推行林彪反革命的罪行。群众揭发批判杨大易、景林（省军区副政委兼长沙警备区政委）的错误，应表示欢迎，对他们与卜占亚还应有所区别，更不应扩大打击面，在军队内部亦应如此。”“要注意团结两个95％，使教育过来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省委才能建立起威信。”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长沙市委于4月10日联合召开“誓师”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杨大易等一部分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为了配合批卜批杨，《湖南日报》还多次发表社论和文章，宣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湖南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是下了工夫的，他们紧锣密鼓、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林彪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王朝作一系列的反革命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掀起了一阵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从5月17日起，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军区常委联合召开扩大会议，“联系湖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次会议整整开了50多天，集中揭发批判杨大易等人，扩大了打击面，并将会内批判和会外批判相结合，还提出了“回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口号，号召在全省开展“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的斗争”与此相呼应，在许多地、州、市，如长沙、湘潭、邵阳、怀化等地纷纷找出批判对象，而且大多数是军队参加地方工作的领导人，进行“揭盖子”斗争。

　　在“反潮流”、“反复辟”、“反右倾”旗帜下进行的“批林批孔”给湖南省造反派以夺权力和扩充势力的机会和条件。运动开始后不久靠造反发迹窃居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帮派骨干分子唐忠富、胡勇、叶卫东等，秉承“四人帮”的意旨，利用“批林批孔”，大乱湖南，阴谋乱中夺取湖南省的党政大权。

　　以唐忠富为代表一批打着“工人阶级”旗号的权欲熏心的造反派，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面内乱，夺取了湖南省工会系统的权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唐忠富等利用手里的权力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1974年2月13日至18日，省总工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布置“批林批孔”运动。唐忠富未经过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意，擅自在会上传达他从中央读书班带回的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讲话稿，大肆鼓吹“造反”和“夺权”，并且声称自己“已经在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会后，唐忠富、胡勇、等“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以工会为中心垂直领导运动，进一步扩大其帮派势力，企图实现其野心。3月11日，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15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唐忠富、胡勇等在发言中声称“工人阶级要做批林批孔的主力军”，鼓吹‘批林批孔”的实质就是“复辟与反复辟、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要求把敢于“反潮流”的人发展入党。会后，唐忠富等人还根据王洪文的讲话稿精神，在《湖南日报》上连续发表了署名“富勇忠”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篇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说“革命造反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国家，就是要靠头上长了两只角的人”，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给全省带来了一场动乱和破坏。受到形势的鼓舞，被挂职下放好几年了的章伯森、叶卫东等人也活跃了起来，章伯森、叶卫东担任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章伯森还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列席常委。这使造反派在省一级机关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许多地、市、州一批被冷落或者遭到贬斥的原“三结合”初期上台的造反派头面人物也纷纷回任原职，从上到下扩大了他们的势力。4月12日，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向全省、全市工人阶级发出号召，要“揭开省、市委内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17日，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又串连长沙地区28个工业交通企业向全省工交系统发出深入批卜批杨批景林的倡议书。在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带动下，各地、市、州直至基层单位的工会竞相效仿，开誓师大会、批评大会、搞大串连、大辩论，声势越来越浩大。

　　随着形势日趋混乱，中共湖南省委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4年5月中旬以后，召开了几次会议，提出要注意掌握政策，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求“以革命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不要为小派别、小团体或个人利益纠缠不休”；在依靠对象上，改变了年初以来‘依靠革命造反派”的提法，并且向一批单位派出工作队。但是这一切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局势。唐忠富等人拒不接受省委的批评劝告，仍然坚持另搞一套。在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省委负责人张平化、张立宪于7月9日赴京向中共中央汇报湖南省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8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又通知唐忠富、章伯森、张厚等人到北京进行谈话。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唐忠富、章伯森、张厚等人的错误以后，才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中共中央认为：湖南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增产或减产是检验“批林批孔”运动的标志之一，对于离开工作和生产岗位的人员要动员回去，对于乱立名目、拉山头、闹分裂的人要批评教育；党要领导一切，妨碍党委统一领导的“大批判组”、“运动办”等一类组织，要坚决撤销，人员回原单位、原岗位。8月31日，省委下发《中央领导与平化等五位同志谈话记录要点》，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迅速传达到全省干部群众中。9月初，省委又在南岳先后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和地、市、州委书记、军分区和省直各战线主要负责人会议，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省委相继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稳定局势的措施。9月3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通知》，要求职工坚守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执行规章制度。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湖南省的形势开始逐步趋向好转，大部分地区逐渐安定了下来，并基本上刹住了在运动中盛行的所谓“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歪风。1974年底，全省“批林批孔”运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