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2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13日凌晨达到长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回湖南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这一次在长沙居住了一共计114天。在这期间，长沙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毛泽东在这里领导了抵制“四人帮”的斗争，批准了邓小平职务的任命，指导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还指导全国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活动等。

　　1974年12月2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就绪，主持这项重大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有关工作，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拟任人选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行前的12月22日，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有潜血，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是，周恩来毅然回答：“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周恩来此行可以说是舍生忘死，他和毛泽东一起就党和国家大事作出了重大决策，被誉为“壮行长沙定国是”。

　　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乘机飞来长沙的周恩来、王洪文。周恩来一踏进毛泽东的会客厅，毛泽东就马上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关心地询问起周恩来的病情，见到了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十分高兴。周恩来简要地报告了病情，更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转达了中央各同志对毛泽东的关切和祝愿。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病情时有反复，所以他对周恩来说：“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有点困难，肺、腿有些毛病。”周恩来听了以后，立即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这一举动充分反映了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互之间的真挚情谊。

　　12月24日、25日、27日，毛泽东又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周恩来汇报了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具体筹备情况，同时提出了一些需要请毛泽东决断的重大事宜。他告诉毛泽东：“主席交给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报告稿我己审阅过了，按照主席的指示，报告不超过5000字。”18年后，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曾回顾道：“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表示赞同和满意。他不满意的是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针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宗派活动，毛泽东严厉地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是对王、张、江、姚的帮派组织和活动的定性和批评，警告他们“搞宗派要摔跤的”。

　　随着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临近，江青不顾毛泽东的多次警告，写信给毛泽东，明目张胆地要权，提出了“组阁”名单。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露批评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仍然不甘心挫败，又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建议王洪文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十分气愤，与人谈话中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我死了，她会闹事”。毛泽东对“四人帮”帮派活动的一系列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对于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12月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严肃地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在长沙所说的江青有野心的警告。毛泽东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巡视南方在长沙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责令王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对王洪文三番五次替江青、张春桥代言，非常不悦，当面批评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从王洪文的检查来看，当时“四人帮”迫不及待地想要摘掉周恩来、邓小平，而毛泽东对他们一伙的批评和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宗派活动本质的深刻揭露，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为毛泽东身后中共中央能够迅速粉碎“四人帮”，顺利消除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和势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几次同周恩来、王洪文一道谈话之后，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生日的那天，建议王洪文去韶山参观，而于当夜同周恩来促膝长谈，共商国是。两位巨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内容主要有：一方面是后来被邓小平归纳成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关于理论问题、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于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为时8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他心力交瘁，因此认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倡导要“团结起来”，禁止搞宗派、搞分裂，明确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就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部署：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他在长沙了解到湖南和全国存在着利用民兵搞派性斗争的情况，即明确地对来长沙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作了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当得知邵阳造反派组织所谓“民兵指挥部”冲击省委机关时，责备在全国解散这类“民兵指挥部”。1975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2号文件，正式向全国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各地区按照文件精神对民兵指挥部进行整顿，收缴枪支，有效地遏止了“四人帮”在民兵体制上另搞一套，煽动派性斗争，扩建所谓“第二武装”的情况，使四人帮自始至终没有掌握到武装力量。二是解放干部，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交代周恩来，全国四届人大开过以后，要把被关押、监护和挂起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大力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1975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文件，把“文革”中由中央立案审查的人员660多人（不含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员），绝大多数解放出来，使四届人大以后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增加了一批领导骨干。三是释放战犯，把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这些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部署，说明毛泽东认识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尽快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这些都是周恩来一直以来想做或在做的事，有了毛泽东下的决心，周恩来就可以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落实。

　　毛泽东明确要求“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来长沙与毛泽东会见，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深表忧虑，指示李先念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还重申了他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其主旨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执政的共产党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予以防范。从理论的高度上讲，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有远见的，有着现实的警戒作用和深远的教育意义。毛泽东力图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层次上，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找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的积极探索，有其合理内涵和重要意义。但是，在当时由于这些理论指示被用于指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而造成了很大的失误，这又是应该充分汲取的教训。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传达，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部分内容。于是，在全党掀起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活动的高潮。

　　“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被奉为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后来，邓小平就是以此为依据，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的整顿工作。

　　在1974年12月26日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不顾重病缠身，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新一届中央人事安排。有关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十届二次中央全会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最后敲定的，具有深远意义。

　　毛泽东十分尊重和支持周恩来，坚持要重用邓小平，这对于当时开好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未来的党内斗争也是举足轻重的。从1974年10月20日至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多次会见了邓小平并进行了交谈。后来毛泽东在12月底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思想才干。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王洪文），Politics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这是毛泽东重病中表达意见的常用方式。在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明确地补充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指示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会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人才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了，讲出“人才难得”这个词，毛泽东便把笔搁下了。毛泽东又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样，便敲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负总责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把实际上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艰巨使命交给了邓小平。此时，周恩来已经是76岁高龄的身罹重病的老人，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重托，他抱定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竭尽忠诚和力量辅佐同样处于重病中的毛泽东，无私也无畏地坚决支持邓小平领受重任，以求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艰难中得到发展。周恩来是拥护和贯彻这一重大决策的第一人。

　　1974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长沙相聚5天，十分难得。他们懂得自然的规律，所以特别关心彼此的生活和身体。毛泽东感叹地说：“老了，人老百病生。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可以到外边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周恩来不辱使命，因为事情解决得比较顺利圆满，所以，他心情很好地乘飞机返回北京去贯彻落实长沙决策。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带病宣读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20世纪内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大会选举了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排第一），大会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使江青等人妄图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毛泽东以其特殊的地位，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四人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这就为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列取道南昌去杭州、上海，后于4月底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