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的深入发展，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东西，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左”的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是满意的，但“四人帮”疯狂反对，毛泽东也不能容忍。这种深刻对立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这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时，既没有召开正式会议讨论，也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从一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到清华大学去传达毛泽东对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来信的一个批示后开始的，而后扩大到全国。11月上旬，毛泽东听信毛远新挑拨性汇报后，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作了错误的否定，在一次政治局部分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评了邓小平，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后，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先是在党委扩大会范围内批判刘冰等人，然后有组织地贴出大字报，捕风捉影，上挂下连，最后上挂到邓小平。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随后，《人民日报》刊出《教育革命不容篡改》的文章，中共中央还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于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度有所收敛的“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又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否定整顿工作，乘机大乱湖南，并紧跟“四人帮”，密谋策划向省委再一次夺权。湖南通过全面整顿出现的好势头又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湖南省委于1975年12月中旬在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机关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就清华大学刘冰“写信问题”所打的招呼和中共中央23、24号文件，研究部署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问题。为期8天的会议开得十分沉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受委屈、获得“解放环久的老干部感到困惑。一些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更是难以接受，认为“工人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刚刚调动起来，如果再来一次反复，就会没人干了”。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也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他在对会议作总结时说：“一年来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中和领导运动中产生了某些缺点，这个责任由省委承担，由我来承担。”而那些早已不甘蛰伏的帮派骨干分子则向省委发难，声言省委“搞了许多与毛主席对着干的事情”，要张平化带头检讨“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甚至要求他点出“刘冰式人物”。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狠抓路线斗争这个纲，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无产阶级专政基本理论学习，反修防修，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教育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客观全面地分析形势，进一步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逝世。消息传来，湖南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许多单位和群众给中央发唁电，并向省委要求开追悼会。省委于10日向中央办公厅反映了群众的要求，中央办公厅答复：各省、市不必派人到北京来参加追悼会，各省、市也不开追悼会，群众要开的亦动员不开。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冲破了“四人帮”的禁令，以各种方式自发地举行了悼念活动。

　　3月2日，江青在北京私自召集12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开会，湖南省是张平化、唐忠富两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江青在会上大骂邓小平，再一次就《园丁之歌》责难中共湖南省委，要省委写出检讨，却被张平化当场顶了回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认为《园丁之歌》是出好戏，不是坏戏。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省委集体讨论过，认为剧本可以演，电影片子可以继续放。”

　　中共湖南省委3月上旬在全省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正式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4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更好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会议强调“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一件头等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思想要跟上，一定要抓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于部、造反派要正确对待，不要老是看不惯他们；要肯定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时候犯错误，可以改，可以帮助；要多接近、多了解他们，多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全省各地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和要求后，形势迅速逆转，全省顿时一片混乱。省总工会主任唐忠富、副主任胡勇、长沙市委书记张厚等人大肆活动，密谋搞垮中共湖南省委。早在3月初，唐忠富便利用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机会，向江青、王洪文等人告密，回湘后又对抗中共中央的规定，不顾省委领导的劝告，到处传播江青、王洪文的非法讲话，向省委发难。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诬蔑省委Z975年贯彻落实全面整顿是“刮西风”、“翻烧饼”、“压了反修防修的基本力量”。他们胡诌什么“湖南省委是清一色的翻案派、算账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21日，他们联名给张春桥写信，攻击中共湖南省委“追随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陷得很深”，“从学习万里搞的田心经验到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从推广株洲经验到炮制省委城市工作八条，都是按邓小平的指示搞的”。此后，他们按照“四人帮”旨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下，秘密串连，挑起派性，制造混乱，企图在全省夺取更大权力。唐忠富趁到北京进王洪文主办的“学习班”之机，进一步与“四人帮”勾结，并遥控长沙，指使胡勇等人在下面发动进攻。

　　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5日发生了沉痛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却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镇压。湖南省各地群众也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清明节时，一些群众自发来到长沙烈士公园敬献花圈，祁东、常宁、会同等许多地方均有人为天安门事件被镇压鸣不平，表示不满。

　　4月6日，唐忠富、胡勇等指使一部分人强行进驻省总工会，抢去公章，占领办公室。8日，他们以省、市总工会名义在省体育馆召开所谓“深入批邓誓师大会”，大肆攻击污蔑邓小平，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共湖南省委。9日以后，《湖南日报》连篇发表“声讨”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和文章。24日，省委召开布置追查所谓“反革命谣言”和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的大会。5月25日，唐忠富、胡勇以省、市总工会名义，纠集数千人在省委机关礼堂召开“促转弯子大会”，公开攻击省委是“翻案派”、“算账派”、“还乡团”，一定要转变省委的“路线”，还到处散发了由他们起草的《致省委领导公开信》。6月4日，唐忠富、胡勇等人在省委院内再次举行同样内容、规模更大的集会，并组织2万人分乘234辆汽车在长沙市内游行，呼喊“要同湖南省委斗争到底”的口号。由于唐忠富、胡勇等人上蹿下跳，四处煽风点火，邵阳、益阳、衡阳、黔阳等地也都随后举行了同样的集会游行。胡勇、叶卫东还窜到株洲市煽动帮派头目，扬言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让张平化在湖南找不到任何安定的绿洲”。6月16日，他们又搜集各种资料，汇编成《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到北京转交给“四人帮”。他们还插手一些地、市的运动，煽动一些帮派头目“要同党委对着干”，“要大胆的斗，放肆的斗，大斗大好，小斗小好，不斗不好”，致使一部分地、市和单位搞得会不能开，公不能办，生产不能抓。特别是邵阳地区，由于他们的破坏，地、市机关不能正常工作，邵阳市90％的企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市工业总产值下降到1960年的水平。

　　中共湖南省委和省革委会于6月11日至23日召开常委会，历时22天。由于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张平化在会上作了《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发言，违心地检查了“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说湖南去年在整顿中对派性问题估计和处理得“过重”，省委在一些会议的讲话和文件中受到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影响。他还说，上述主要责任在省委领导和他，下面执行工作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这次会议实际起了再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作用。此后，帮派分子得寸进尺，加紧向省委和各级党委进攻，企图乘机夺权，全省形势日趋紧张。7月20日，长沙发生大型武斗。这一事件先由邵阳帮派头目王安义挑起。18日，他们煽动邵阳群众200余人来长沙进驻省委院内，贴大字报，并在街上动手打人。20日上午，唐忠富以省会工人阶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派出广播车，调动lOOO多民兵把邵阳方面的人员围困在省委院内礼堂猛冲猛打，造成多人受伤。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毛致用、李振军、刘夫生等多次出面劝阻无效，直至下午，省、市公安干警大批开进省委院内后才制止住打斗。这次事件在长沙和省内各地产生极坏影响。随后，唐忠富又纠集一伙人去北京，在毛泽东重病期间两次到中南海前请愿，要求“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领导班子的问题”，并带头冲击中南海，企图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为了扭转迅速恶化的局势，中共湖南省委于8月20日召开了全省县以上各级党委电话会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毛致用在报告中强调，整个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内要进一步树立良好风气，坚持党性，遵守纪律，不许耍两面派、拉山头、搞宗派；再次重申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不停课，不停产，不准冲击铁路和破坏交通运输。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损失惨重。湖南人民响应省委的号召，全力支援河北唐山人民的抗灾斗争。长沙、湘潭、衡阳等地职工连日在高温中加紧生产救灾物资，铁路工人开出专列，第一批就有500余人的医疗队日夜兼程北上，参加救灾工作。

　　对于中共湖南省委所作出的上述决定，唐忠富、胡勇等人却置若罔闻，并且变本加厉，加快了夺权步伐。早在2月他们就拟定了夺权名单。8月23日，胡勇根据唐忠富从北京传来的“旨意”，纠集100余人到长沙民兵指挥部，查封办公室，砸烂武器库，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扬言要建立“一个新型民兵领导机构”，今后“军队和地方同志均应服从指挥部统一调配和安排”，“经费、武器、弹药、装备由指挥部统一掌握使用和管理”。全省一些地方在此前后再度出现了混乱局面，一些单位还发生抢夺公章、占领办公室、宣布“接管”的事件。唐忠富给这些人鼓劲说：“对党委就要斗，单位斗，市里斗，省里斗”，“党委瘫痪了，我们来”，“前几年只是一场演习，现在才是真正的夺权行动”。9月9日上午，唐忠富、胡勇等指使200人手执统一印制的“出入证”，冲入省委机关，占领了一部分办公室，准备开展“夺权”活动。后因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他们才不得不撤了出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湖南，故乡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毅然决然采取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至此，“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