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推动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湖南经过全面清“左”，进行拨乱反正，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湖南工作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之后，全党开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湖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1979年起逐渐展开，至1989年任务基本完成时，全省共为60多万人落实政策。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推动中共湖南省委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认真清理，开始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中共湖南省委结合整党整风和整顿领导班子，努力纠正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肃清“左”的影响，端正了思想路线。但是由于受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影响很深，有些领导干部还未及时转变思想观念，从“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到湖南视察工作。12月8日，他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同湖南领导干部见面讲话，通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帮助湖南干部正确理解中央的人事更动，摆脱一度形成的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胡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领航者，他的视察对湖南领导人的触动很大。

　　1981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央关于人事变动和经济调整的重要文件，传达胡耀邦的讲话，与会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对省委过去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为了配合这次会议，《湖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个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定了两年前喊得十分响亮的为领袖“争气”、“争光”的口号。1月底，毛致用、万达到北京，向胡耀邦、宋任穷、谷牧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形成《中共中央湖南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湖南省委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水平不高；主要是有些干部的气不顺，心不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觉悟，纠正过去“左”的影响，真正体会现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保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存在的问题要敢于领导解决；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把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搞好，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共中央湖南工作座谈会纪要》鼓励省委大胆开展工作，体现了中央对湖南省委的信任、爱护和支持。当时，在对待华国锋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省委主要领导人感到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一定程度上背上了包袱。《纪要》帮助省委振奋了精神，明确了努力方向。在《纪要》精神指导下，1981年3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清理省委领导工作中“左”的错误，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湖南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毛致用代表省委常委就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在湖南的表现和危害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会上发了言，检查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和前两年湖南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强调今后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他强调，清理“左”的错误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须贯彻边清理边落实的方针，推动当前的工作，要把清“左”同搞好经济调整和搞好各项工作紧密结台起来。这是一次真正发扬民主，敞开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标志着湖南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肃清“左”的影响，对历史进行反思的一次重大进步。此后，湖南各项工作较快发展，较快地改变了一度被动的局面。

　　经过全面清理“左”的错误，湖南工作逐渐走向积极主动，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扫清了障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党中央立即召开了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追悼大会。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部署，也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1979年起，湖南正式成立落实政策机构，逐步开始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9年1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遗留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几起重大错案分别重新作出处理：第一，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两个结论报中央批准纠正，即省军区党委常委在前段支左中犯有路线错误，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应负重要责任和高司、红联为受蒙蔽的群众组织。第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撤销有关文件、讲话。第三，1967年9月1日对湘潭革联问题的《联合公告》、9月17日对湘潭问题的通告、9月22日关于浏阳问题的通告，都是错误的。第四，对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等组织称御用组织、反动组织，给予撤销。第五，1974年所谓汽电、长港经验是错误的，撤销省委21号、22号文件。第六，1974年长沙街头“穷志诚”的大字报和王吉贤等六人的公开信，其观点是反“四人帮”的，推翻批判他们的不实之词。第七，“文革”中点名批判周立波、康濯、魏东明、林增平、马积高、羊春秋，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湖南1957年反右斗争中曾划出右派分子三万多名，经过1959年和1961年两次摘帽，还有近两万人戴着“右派”帽子。197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所有右派一律宣布摘帽，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凡属过去错划为右派的，应当给予改正。据此，湖南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在完成了全省右派的摘帽后，立即着手改正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湖南医学院等7个单位的试点。

　　1979年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批转省高级人民法院党委有关报告时指出，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法治、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巩固发展安定团结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需要。

　　同月19日，省委进一步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第一，“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刮台风”和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凡经组织批准作了错误结论、错戴帽、错处分、错开除、错拘留、错逮捕、错判刑的，都要坚决纠正、平反、昭雪。第二，“文化大革命”以后包括“批林批孔”中个人的审查材料，凡属不实的均应全部销毁。第三，凡因所谓挖“黑三线”问题受冤屈、牵连和处分的所有人，一律平反。第四，把所谓“总理遗言”当做反革命谣言进行追查，这是错误的，受审查迫害者彻底平反。第五，在1959年反右整风中，凡因对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或对工作表示不同看法而受批判，戴“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一律平反。第六，在农村，对于反右整风、整风整社、“四清”、“文化大革命”差动中发生的冤家错案，要参照有关部门关于落实基层干部政策的文件精神认真加以解决。第七，长沙市邮电局刘秀英主要是反对“四人帮”而被定位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和党的组织生活，并分配工作。

　　1979年2月4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抓好冤案、假案、错案的昭雪平反工作和落实党的有关政策几个问题的通知。2月24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建立落实政策的专门班子，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加强调查研究，分期分批解决遗留问题。3月6日至12日，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规定了全省落实政策的主要范围包括1957年反右派的摘帽改正，1959年反右倾的平反，解决“四清”中的冤假错案，复查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起义投诚人员、资本家、侨务、宗教政策，复查地下党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为“四类”分子摘帽和改变地主子女成分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解放思想，加强领导，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逐个进行复查平反，并做好落实对象的思想工作，以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而奋斗。会上还交流了试点单位的经验，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步骤和具体政策。会后，全省落实政策普遍展开，投入这项工作的干部达2万余人。

　　1979年2月，经中央批复，省委作出为周小舟同志、周惠同志平反的决定，5月30日，周小舟同志追悼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周小舟等同志举行追悼大会的做法，给湖南提供了榜样，推动了全省对反右倾斗争的平反工作。与此同时，为“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复查平反，为起义人员和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为农村“四类”分子摘帽和为地主子女改变成分等工作，都在逐步进行。到1980年春，全省登记立案需要落实政策的共达60万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通过落实政策人员艰苦细致的工作，至1982年初，全省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4年以后的“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绝大部分得到了平反纠正。改正1957年错划右派的工作经过4年的努力，至1982年2月基本结束，右派分子帽子全部被摘掉，各地共为31040人改正错划右派问题，改正对象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9.9％。同时，对1957年整风运动中不应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分子、有右派言行分子和戴其他帽子的9000余人，也全部复查改正。至1982年上半年，全省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后来经过甄别仍留有“尾巴”的4213名干部、党员，全部平反纠正。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局性的错误，因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特别多。根据省委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指示精神，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1977年至1978年判处的全部反革命案件18988件，涉及22466人；按照政策和法律纠正冤假错案15310件，涉及17042人，改判人数占判处人数的75.86％。在改判人员中，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11751人，占判处人数的52.31％。复查“文革”中判处的普通刑事案件47269件，涉及51075人；改判、纠正冤假错案5234件，涉及5743人，在改判、纠正的人员中，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有1898人，占复查人数的37.16％。

　　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在1987年10月前进行了全面复查，撤判、撤管的占62.56％，撤教、撤拘、撤捕、撤戴的占77.21％，双恢复（公职、党籍）的占43.81％，恢复公职的占77.65％，撤销开除留用处分的占45.25％，撤销其他处分的占43.42％。

　　其他各项平反工作有序进行。“四清”运动中受处理的有12448名党员和干部，至1987年10月，全部进行了复查，完全平反的有9333人，占74.98％；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肃反扩大化遗留问题，至1987年10月底，对审查确定被错杀的5123人全部平反昭雪；对戴“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帽子的人，至1982年，摘帽35.9万人，纠错7.4万余人。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还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抓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为几十万人落实政策，是一件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它不仅要逐个地去翻阅清查堆积如山的历史案卷以去伪存真，更要克服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冲破一些人的阻力，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纠正冤假错案。中共中央接连几次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1980年底和1981年初，胡耀邦两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对推动湖南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落实政策步伐，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湖南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一个要重要内容，即是敦促湖南彻底做好落实政策工作。

　　1979年3月，省委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布置。据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省直宣传、文教、科技战线所属单位统计，1978年和1979年，共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对象756人，其中撤销立案的有530人，定人民内部矛盾的有194人，维持原议的有32人（含“文化大革命”前已定为敌我矛盾的23人）；“文化大革命”开除公职的有77人，收回重新安置工作的有58人，已死亡做好善后工作的有8人，维持原议的有11人。至1982年5月，全省12万名具有相当助教以上各种技术职称的人员和中小学骨干教师中，平反纠正冤假错案17000多人，解决专业不对口问题的有5700多人，解决夫妻分居和住房不够问题的有57000多人，发展中共党员11000多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有11000多人。8月，省委召开了全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再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头看”。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复查的被判刑案件中的知识分子共有11022人，经过复查改判、纠正7794人，改判率为70.1％，其中安置工作的有4760人。从1984年8月起，全省认真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至1987年7月，全省基本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

　　1979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5月，湖南省委成立领导小组，部署落实起义、投诚、地方武装人员政策的工作。至1987年6月底，全省共认定起义投诚部队137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108支，与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45支；认定起义、投诚起义、投诚人员75527人，地方武装人员38940人，合计11.4467万人。落实有关政策先后为4万余人平反，其中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离休、退休的有4990人。对被错杀人员，给予其家属一次性抚恤，共566万余元。对错判人员给予定期生活补助，对一般生活无靠的起义投诚人员给予社会救济、补助，由民政部门按月发给，直至本人故世。颁发《起义人员证明书》和《投诚人员证明书》6万多份，对其受牵连的亲属大都作了适当安排。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问题的通知》，重申对台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遭到林彪、“四人帮”政治陷害的，一律平反；迫害致死的，应予昭雪”。198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省委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先后作出安排，组织力量，认真落实台胞、台属政策。至1987年底，全省需要落实台属政策的15111人，实际落实15045人，占总数的99.56％。台胞、台属政策落实后，其社会地位随之提高。1983年全省台胞被选为县、市以上人大代表的有19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7人，政协委员317人，县、市政协副主席7人；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广大台胞、台属积极与在台和在海外亲友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同时，地下党、原工商业者、民族、宗教等政策一一得到落实。为1956年公私合营时被当做“私方人员”对待的工商业者落实政策，45000多人被区分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他们的资产也予以发还；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教会都得到恢复；南岳祝圣寺、长沙开福寺、长沙基督教堂、常德清真寺等一批重要寺庙、教堂得以重新开发。在全省党政部门领导下，经过全省各级干部群众的努力，到1989年，全省落实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及其亲属从政治上得到解脱。此举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并使他们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