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三曾里，只是上海市闸北区一条小弄堂里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建筑。这个里弄最初只有3个门牌，住的是3户曾姓人家，所以取名“三曾里”。

　　1923年7月，“三曾里”陆续住进了3户人家，那就是毛泽东、杨开慧一家，蔡和森、向警予一家，罗章龙一家。当时毛泽东30岁，蔡和森、向警予28岁，罗章龙27岁，杨开慧22岁。都是湖南人，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提到的建党重要人物包括湘籍的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24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三曾里”故事就开场了。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选出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新设的仅次于党的总书记（委员长）的重要职位。按中共三大修订的党章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中央局秘书负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职责。“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三大及其之后的活动情况，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鉴于在广州与国民党相处并不像预料的那样融洽，“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住进了三曾里。之前，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后增补为中央局成员）受中央委派先到上海，为中央局寻找办公场所。考察后，他看中位于上海闸北区香山路（今象山路）交叉处的一条小弄堂里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建筑“三曾里”。

　　偌大的上海，中共中央确定把“三曾里”作为中央局机关，有一些考虑。2014年12月，我们专程赴上海市考察蔡和森革命活动，在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陪同下到“三曾里”参观，介绍有如下因素：

　　一是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地处闸北路宝山地区，属于中国地界。紧靠闸北火车站，公路纵横交错，与外省市、上海各区交通、通信联络方便，宝山路地段与租界毗邻，如有紧急情况可能危及中央局安全时，便于迅速向租界转移；

　　二是在“三曾里”的周边，有众多的居民、百姓，有民族资本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几十家缫丝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商店、杂货铺等。居民多是广东人，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党工作是最隐蔽的；

　　三是政治基础坚实。这一地区是上海工人阶级形成较早的地区之一，有数万工人。还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所辖的中共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两个中共组织，党员24人。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420人，闸北的党员占全国的5.7%，党的群众基础强。“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

　　不久，中央局5名成员中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其他人如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先后由广州来上海。当时，“三曾里”石库门楼上楼下共有八、九间房，毛泽东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楼下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党中央开会、办公均在楼上。陈独秀住在距离三曾里不远处，但楼里也设有陈独秀的床位，以便开会太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此留宿。增补为中央局成员的王荷波住在英租界同孚路，也来这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常派人来此联系工作。恽代英当时是青年团中央书记，有时来列席中央会议。

　　为了便于工作，门外挂着醒目的“关捐行”招牌。“关捐行”是帮人做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3家人对外称“王姓兄弟”，向警予是“户主”。这样，“三曾里”既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集中办公的一处秘密机关，又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加深战斗友谊的固定场所。

　　为了掌握国内外政治动态，三曾里订了一些中外报刊，如《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以及外文报《密勒氏评论》，还有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一个小小的“关捐行”订这么多的中外报刊，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此，订阅的这些报纸不是直接都送到三曾里，而是要求送到不同的信箱，派人去取。

　　9月中旬，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长沙筹建国民党的湖南组织。于是，中共中央发出十三号通告，明确秘书职务由罗章龙代理。年底，他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返回上海。

　　毛泽东回到上海，还住三曾里。1924年1月中旬，他与大家坐船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由粤返沪，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又住进了三曾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代表青年团中央）4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遇有特别重大的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奉命参加上海执行部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并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该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距离三曾里较远。时人称环龙44号为“国共群英会”。当时，毛泽东、罗章龙等人是坐车前往上海执行部办公的。大家在指定的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是坐出租汽车。为确保中央局机关的安全，他们总是在远离三曾里的地方打车、停车，避免暴露自己的行踪。

　　毛泽东、罗章龙、向警予身着干净整洁的蓝布长棉袍，到上海执行部最早上班。临走时，杨开慧说：“你们三个呀，如今成了国民党的大官了，也该换换装了，别让人家看不起。”毛泽东说：“比衣衫，我们三个都没有本钱；比肚里的货，我们三个的书不比哪个读得少。”听了这句双关语，向警予脸就红了，因为她怀有身孕了。

　　国民党人上班晚。汪精卫来了，举止文雅，抱拳还礼，与向警予握手时说：“孙夫人十分赞赏你，没想到我们成了同事了。”向警予笑道：“以后请多多关照。”

　　“三曾里”，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局的重要机关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基地。作为“三曾里”的户主，向警予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保障作用，成为中共中央局机关名副其实的管家。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三户楼”生活告一段落之后的下回分解。

　　毛泽东，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合作不下去，针锋相对，水火难容，曾经状告到孙中山那里，也起不了作用，势必分道扬镳；在中共中央，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家长制”也渐生间隙，政见分歧；于是一半被迫、一半主动地回湖南，通过韶山农民运动实践，由城市转向农村，继续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蔡和森、向警予，当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然在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工作，分别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妇女运动领导工作，参与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并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深造，1927年回国。

　　罗章龙，致力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历任中共中央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杨开慧，随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培养党员和农民骨干。之后，又随毛泽东南下广州，北上武汉，积极投身国民革命。毛泽东曾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

　　1927年，在中国大革命转折关头，这几个湖南人又集聚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力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筹划秋收起义。

　　22年后，他们一生奋斗的革命理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对于“三户楼”的居民——亲友与战友，毛泽东都有一些中肯的评价：

　　评价蔡和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评价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评价罗章龙：“罗章龙是湖南人，我跟此人相当熟悉。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评价杨开慧：“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90多年过去了，“三曾里”的故事还在传颂，“三户楼”的精神仍然感人。后人唯有缅怀先烈，激励奋斗，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而感奋不已，为“长岛人歌动地诗”、“芙蓉国里尽朝晖”、“彩云长在有新天”而努力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