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5日，率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联络指导处一行8人，深入到基层党史联系点——湘东浏阳，开展苏区红军历史考察调研。又一次来到中国第一个建制省的苏维埃政府——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浏阳市楚东山锦绶堂参观考察。此行，距2008年7月29日—30日接受省文物局“湖南发现之旅——走进浏阳”之邀考察浏阳史迹，已经过去7年。

　　那一次，专程考察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和文家市大捷战场遗址等多处重要革命文物遗址，为统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党史部门的认定意见。

　　那一次到锦绶堂，记忆犹新。1930年7月30日，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正式成立，管辖湘鄂赣三省苏区各县。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也在王首道副主席带领下，于1931年3月进驻锦绶堂，坚持苏维埃斗争。同时进驻的还有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共湘东特委、省总工会、省反帝大同盟等机关。至今锦绶堂内墙壁上还保存有若干苏维埃和红军标语、油印小报以及苏维埃政府财务报表等珍贵文物资料。1931年上半年，以杨幼麟为首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锦绶堂办公，领导苏区人民开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锦绶堂内外墙上保留有大量红军标语。还发现一份墙壁上的《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务收支表》，我觉得是省内首次发现红军的账目收支记录。在锦绶堂西边阁楼墙壁上，还有多处遗留下来的小报，其中一处是《纪念“三一八”告白军士兵书》，是为纪念法国巴黎公社70周年（1931年3月18日）印发的，落款是“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会”。

　　那一次，还到了文家市大捷战场遗址高升岭，察看刚清理出的战壕，围绕着山峰好几圈，战壕内部纵横交错，体系完整。是省内发现的战壕中最具代表性的。我当时认为,此战壕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建造，在文家市大捷中被红一军团攻下，属于朱毛红军重要战地遗址，但尚不能说是红军战壕。1930年8月20日，红一军团为支援红三军团，由赣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文家市全歼敌人一个整旅，取得著名的文家市大捷，成为红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成功尝试，为红一方面军的正式建立创造了条件。

　　红一军团是8月19日进至浏阳文家市附近的。国民党军戴斗垣旅追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未得逞，正在文家市大肆烧夺抢掠，当地群众恨之入骨，闻听红军主力到来，纷纷前来通风报信。文家市区委书记钟世华，浏阳游击队指挥张启龙先后找到红一军团，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敌情。耿飙等率领的游击队也前来报到。毛泽东当即命令游击队配合红军攻打文家市，歼灭戴斗垣。

　　8月20日，红一军团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黄公略军长令红三军担任主攻，先取制高点九峰寺。林彪军长率红四军、罗炳辉军长率红十二军两面夹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国民党戴斗垣旅三个整团又一个营，俘敌上千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及连以上军官30多人，缴获机关枪20多挺，步枪4000多支，子弹20万发，取得了文家市大捷，使龟缩在长沙的何键惊恐万分。

　　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三年前，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曾转战浏阳，在文家市率领失利后会合的秋收起义军实行战略转变，踏上了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新征途。当时毛泽东就鼓励战士们增强信心，总有一天会打回来。今天，毛泽东又率领由秋收起义部队发展而来的红一军团长驱入湘，直捣浏阳文家市，取得了进军湖南、攻打长沙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并非历史的偶然。

　　那一次，我们还到了浏阳永和李家大屋考察。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当时红一方面军辖2个军团8个军，近4万人。湖南青年涌跃参军，在红一方面军中，湘籍将士近半。他们浴血奋战，屡建战功，英勇献身。红一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军威显赫，成为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支柱，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这是最早最强大的中国工农武装力量，强将如林，猛士如潮。史称“中央红军”。猎猎军旗升起。浏阳永和市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建军纪念地。李家大屋也成为红一方面军诞生地而载入史册。

　　这一次，我们在浏阳市委党史办主任周如冰和小罗的陪同下，不但重访锦绶堂，还考察了中共湘鄂赣边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1931年7月初，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将各苏区党的特区委统改称省委，使之成为地方党部与中央之间的一级经常性组织”的规定，在浏阳县东门乡楚东山村召开湘鄂赣边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鄂赣省第一届委员会。这也可以说是中共湖南省委历史的重要一段。

　　这一次，我们还考察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重要战地白沙和上坪会议旧址；考察了张坊镇蟹形山王首道同志故居和陈列室；并在村组歇息一晚，实地感受革命旧地、发展新景的气息。

　　浏阳张坊，是毛泽东的遇险地。1927年9月9日，本来是秋收起义约定的日子。毛泽东与潘心源赶往第三团。谁知道他们途经浏阳张家坊时，遭遇反动团防武装。毛泽东和潘心源冲散了。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9月10日，他到达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20几个字，却暗藏生死，危机四伏。中国革命的进程，差一点要重新写过。

　　关于这次遇险和逃生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时，才稍为详细一点地披露道：“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刚刚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却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毛泽东浏阳遇险，不仅是一次毛泽东本人生死攸关的考验，而且是中国革命存亡成败的关键环节。幸好毛泽东机智脱险，大难不死，中国革命必有后福。

　　毛泽东的湖南战友谢觉哉，后来写了一篇《浏阳遇险》，有声有色地描写了毛泽东遇险脱险的传奇经历：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守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等他走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

　　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梦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星火燎原》编辑部收到谢觉哉的回忆录，喜出望外，但是事关毛主席遇险故事，编辑部拿不准，需要考证核对。编辑部请示了谢觉哉，谢觉哉二话不说，提笔批示：“这个故事是毛主席闲谈中告诉我的。”

　　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在江西铜鼓，亲自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的秋收起义军事行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第三团迅速占领浏阳白沙镇，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国民党守军一个营望风而逃，向达浒方向流窜。三团进驻东门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反动团总，东门市人民拍手称快。群众热烈欢迎和拥护起义部队，自动地送茶、送水、带路、送信。9月14日，敌人一个营向东门反扑，驻平江国民党军的两个营也向东门扑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指战员奋力还击，三营营长汤采芝率领全营向敌人阵地连续发起攻击，在最后一次攻击中腹部中弹，小肠流出，仍继续指挥作战，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此时，由于第一团在平江金坪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第三团同敌人鏖战六小时后，被迫向上坪方向撤退。毛泽东在乡农协委员长陈锡虞家里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行动。上坪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一）暂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并建议省委停止16日的长沙暴动，（二）先退萍乡再说；（三）一、三团迅速到浏阳文家市会师。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报告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打算，并要求省委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同时致信师部余洒度，要他率部迅速向三团跟进，于19日到文家市集中。上坪会议为文家市最后作出转兵的决策作了准备。

　　1965年5月，38年过后，在长沙省委九所六号楼，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他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攻打城市失利后，秋收起义军士气极为低落，特别是原北伐军的军官牢骚更多。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主张退向湘南山区，先做个“山大王”站住脚再说。师长余洒度打着中央和省委的旗号，要先取浏阳，直攻长沙。团长苏先骏则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一、三团和二团部分战士先后到达浏阳文家市会合。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因此，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境的农村中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农民相结合，坚持农村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余洒度则继续主张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取浏阳后直攻长沙。毛泽东反复做说服动员工作，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委员的支持，前敌委员会才通过表决认可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最后作出决定：经萍乡退往湘南。

　　文家市转兵的意义极其重大。这一点，连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访知这段历史之后，也都看得很清楚。她这样写道：“1927年，毛泽东主义在湖南浏阳县问世。”显然，所谓“毛泽东主义在湖南浏阳县问世”，就是指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转兵，转败为胜，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方向。

　　浏阳，是湘鄂赣苏区中心县。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慰问老区人民，湘鄂赣分团团长傅秋涛在其《访问工作报告》中指出：“湖南——以平江、浏阳苏区为访问重点……所谓重点区域是指在苏维埃时期比较长时期存在。湘东地区苏维埃发展最早，农民暴动最激烈者是平浏两县，湘鄂赣的领导机关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后坚持到抗日战争，一直在平浏铜之黄金洞及连云山脉。因此湖南访问团分团应以平浏两县苏区为访问重点。”

　　浏阳现遗存115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故址，数量为湖南全省之最。

　　正因为浏阳在苏区红军斗争中的历史地位，省委党史研究室多年来重视浏阳党史征研宣传工作。我本人参加了胡耀邦研究会的创建工作；参加了胡耀邦总书记和王震、杨勇等开国上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纪念活动；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建军80周年、秋收起义85周年纪念研讨活动的组织工作；也曾为浏阳电视台“品读浏阳”专题讲述过秋收起义、毛主席四到浏阳、红一方面军建军地等12集节目；审查电影剧本《毛泽东在浏阳》等文学作品；对罗章龙、李梅羹、罗汉等浏阳人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对早期建党活动所作的贡献给予过客观评价；在浏阳永和屋场上作过红军故事讲座•红一方面军的故事；我们开展的湖南苏区历史研究和认定工作，为把浏阳等18个县市区列入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联动区提供了史料支撑和政策依据。这一次，率领有关处室的同志一道重访浏阳苏区革命遗址，主要是进一步商讨和对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工作，争取出版《胡耀邦与湖南》、《胡耀邦与家乡》两部纪念著作；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党史工作联系点具体化。

　　总之，虽然考察只有两天时间，但也丰富多彩，不虚此行。

　　再到锦绶堂，又见苏维埃。

　　红军故事天下传，一曲浏阳河唱不够。

　　回到长沙第二天，知名金融作协副主席胡玉明先生来访并赠书，畅谈毛主席与浏阳，回顾浏阳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之悲欢离合，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