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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夏远生

  一、创建中央苏区的提议与湘委办事处的建立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岳阳,占领长沙,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攻克长沙战役创造了红军战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且是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克省会的唯一战例。此后两个月时间中,中央政治局提出将湘鄂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联结成中央苏区的计划,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对斯诺讲过:第一次攻打长沙“可以认为是有益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1]。

  193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第八次主席团会议上提出: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应在几个赤色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提议在苏区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苏区的工作,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会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区成立中央分局,称湘、鄂、赣苏区中央局,直属中央。[2]8月29日,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但在有些区域还没打通以前,暂仍由旧省委或长江、南方两局管,一俟打通,即应归苏维埃区中央局管。”[3]

  9月29日,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7个特区,其中“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4]。9月3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所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一方面把苏区整个地联系起来,集中指导到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之下,集中红军,加强红军,在几个主要苏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向外发展。”现在红军所在的主要区域,“第一是北从通城南达赣州,包围到湘鄂赣三省边界及赣西南的一个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红军,主要的力量是第一、第三两集团军。……在这两个集团军以外,还有平浏和赣西南广大赤卫队以及吉安附近的二十、二十二两军。这就是第一个最主要的红军区域的情形。”[5]“现在苏区六大地域除了广西外,都联系起来,一致地向着武汉发展。譬如人身,以鄂东北为首,武汉成为咽喉,湘鄂赣及赣西南为身躯,左手在鄂西湘西,右手在赣东北,右腿在闽粤赣,左腿在广西,总之如一人的身体全副脉络都要打通起来,这样才能有巩固的发展。”[6]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并通过《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要求“为要巩固各苏区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必须首先注意于各苏区的联系配合与一致的行动。在中央苏区中,湘鄂赣与赣西南的主要联系在樟萍线与株萍线,这条线以萍乡为中心的群众发动与军事的巩固,是制胜敌人围剿计划的基本工作。”[7]“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8]。由周恩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先派项英前来中央苏区,负责组建中央苏区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成立,发布第一号通告《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重申中央决定,全国各苏区划为6个特区,其中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后来,因为苏维埃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湘鄂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才未能连成一片并组成中央苏区。

  1931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强调“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入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指出“目前红军苏区的发展方向,应以造成湘鄂赣整片的苏区为目的”,“先使现在的中央苏区与赣西及湘鄂赣边的苏区打成一片”,进而“推动着湘鄂赣三省尤其是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的来到”[9]。“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0]这几个文献,都说明中央当时是把“江西中央区”与湘赣、湘鄂赣苏区联系在一起,湘鄂赣苏区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湖南省和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共湖南省委建立了湘委办事处,以加强对革命根据地斗争和红军工作的指导与联系。

  1930年6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益阳重建领导机关,并着手恢复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7月下旬,得到红三军团攻下长沙的消息后,湖南省委立即派张学琅、刁牧民星夜赶往长沙,与红军取得联系,要求红三军团向益阳、常德方向进攻,与红二军团配合,夹击敌人。同时,省委立即将机关迁至长沙县杨桥照霞村,以便就近开展工作。8月5日,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后,为了便于指导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保持同红三军团的密切联系,省委在长沙附近的榔梨设立了省委驻长临时办事处。这时,中央巡视员关向应来湖南巡视工作。8月下旬,中央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湖南省委的工作范围主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心任务是发动工、农和士兵运动,以配合红军的进攻。并指定湖南省委由宁迪卿、王首道、张学琅等组成,湖南省委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8月28日,在关向应参加下,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布置了长沙、湘东、湘北、湘西、湘南等几个中心区域和铁路、海员工人的工作。按照中央的“左”倾方针,为配合红军再次攻打长沙,省委决定由宁迪卿、王首道、蒋长卿、张学琅、刁牧民、李宗白、刘建中等组成省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工作。行动委员会由宁迪卿任书记,王首道任组织兼军委,张学琅任宣传兼秘书,刁牧民负责青年团的工作。

  这时,受中央“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错误地认为湖南确有取得数县或数十县甚至全省政权的可能,于是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并且准备一旦红军攻下长沙,即将省委机关移到长沙城内。但是,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未克,省委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相反,由于省委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将党的力量暴露在敌人面前,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红军撤出长沙后,何键派人屠杀了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的全家,派人至韶山挖断毛泽东的祖坟,并派特务侦探到正在长沙附近从事地下工作的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下落,将她及年幼的孩子逮捕关进监狱,百般折磨。但杨开慧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视死如归,并说:“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她被敌人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前留下遗言:“牺牲小我,成功大我!”毛泽东随后从报纸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挥泪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30年10月初,正值农历中秋节。为给艰苦环境中的节日增加一点气氛,省委派人到长沙城内购买了一些过节物品,用独轮车运回住地长沙县杨桥照霞村。不料此事引起敌人的注意。为防不测,省委在节后立即将机关移至铜官马厂坪。这时,省委只有王首道留守机关主持工作。由于过往的人员较多,又一次引起敌人的注意。省委只好将机关从铜官迁到湘江对面的靖港,通过团省委书记郭立三的大哥郭伯勋出面,在靖港半边街开设了一家碓坊作掩护。11月底,长沙市委一名干部自首叛变,供出省委至湘鄂赣苏区的交通线及各交通处,致使中共长沙市委及下层组织完全被破坏,并导致在靖港的省委机关也遭暴露。省委机关只得又迁往益阳。转移中,住机关的王首道爱人王绍坤及妹妹王绍兰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12月下旬,湖南省委机关从益阳移至常德。省委书记宁迪卿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省委书记由蒋长卿代理。湖南省委在平江辜家洞成立的中共湘委办事处,由刘建中任书记,指挥湘北、湘东特委、赣北中心县委、长沙县委、红十六军军委及省苏维埃政府党团工作。湖南省委办事处下辖湘北、湘东和赣北三特委及红十六军军委。

  1930年12月初,湖南省委办事处向湘鄂赣红军主力红十六军传达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指示红十六军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避敌精锐,击其虚弱,尽可能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12月中旬,红十六军在群众武装的配合下,主动出击,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先后在修水、武宁等地重创敌人,23日、25日,先后攻克通城和平江,歼敌2个团,使部队得到了较大的补给。随后,红十六军巧妙地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入江西,于1月下旬,连克万载、宜丰、上高、高安等县,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胜利。

  不久,由于长江局交通主任叛变,供出湖南省委设在汉口中山马路荣记百货站的交通机关。宁迪卿和省委两名交通员同时在此处被捕。省委闻讯后,紧急决定改变联络暗号,并转移各处交通机关。宁迪卿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立即将其押回长沙。在威逼利诱面前,宁迪卿叛变投敌,他不但供出了省委机关地点和省委领导成员,而且供出了省委设在各地的交通站和联络点。于是,敌人设计了一个阴谋,故意编造了一条宁迪卿买通看守越狱逃跑的消息,登在长沙《国民日报》上。湖南省委果然上当,为便于与宁迪卿联系,停止了机关的转移。1931年2月下旬,宁迪卿带着大批特务,在常德、益阳分别诱捕了省委代理书记蒋长卿夫妇和省委常委张学琅夫妇、团省委书记郭立三等,破坏了省委在常德的机关和省委与各地的交通处、联络点。省委组织系统被破坏殆尽。蒋长卿被捕后,在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他在“自供状”中这样写道:“我是共产党湘省省委,这就是我的供状。绝灭天日的酷刑,尽管白天黑夜加在我的身上。自首呀,自首,你休作痴心妄想!”3月在长沙慷慨就义。省委遭此大破坏后,湖南白区革命斗争顿失领导核心。

  在1931年2月省委遭受大破坏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与湘鄂赣根据地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仅特委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如王首道等都是由省委派去的,而且经常派巡视员到根据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潘心源、袁国平、蒋长卿、石青、宁迪卿等省委成员都到过根据地进行巡视,并向省委和中央递交了巡视情况的报告。

  1931年1月,中共湘委办事处为加强赣北各县的领导,在修水上衫建立中共赣北特委(4月改为赣北分区委)和少共赣北特委,张警吾为中共赣北特委书记,甘特吾为特委组织部长,胡筠为宣传部长、李幼军为军事部长,李焕为少共赣北特委书记。

  3月中旬,中共赣北特委在修水上衫召开赣北联县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修水、铜鼓、宜丰、通城、武宁、瑞昌等县党政负责人,会上作出了以巩固苏维埃区域为赣北共产党主要任务的《政治决议案》。

  《决议案》对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赣北共产党过去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自中心县委建立以来,对于纠正盲动主义已收到相当的效力,但在反富农的工作中,都有把中农当富农打,和雇农把富农的农具完全分夺,以及不合实际的规定过高的工资等左倾的错误发生。”

  《决议案》提出赣北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苏维埃区域的防守计划,以迎击进攻革命势力的敌人。在政治上要深入土地革命,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动团体的公开秘密的活动,实行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治。在军事上,要有能够作战的守卫军,实行工农全体武装集中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建筑要隘工事。”“要特别注意使各县苏维埃区域取得联系造成一块整个赣北苏维埃区域根据地。”

  二、上衫会议和湘鄂赣特区委成立

  1931年3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滕代远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达湘鄂赣苏区,在修水上衫召开湘鄂赣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正式组建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这次会议是湘鄂赣边党的建设与苏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湘鄂赣苏区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时,国民党军队以7个师另1个旅的兵力,开始部署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反“围剿”斗争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党加强对湘鄂赣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领导。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解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情况,以加强联系,特派遣滕代远作为巡视员,巡视湘东南和平江、浏阳一带,向各根据地党组织、红十六军传达中央局指示,指导党的工作。[11]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要滕代远慰问从长沙退出时留在平江、浏阳养病的伤病员,并招募一批新兵,扩充红一方面军。[12]

  中央巡视员滕代远来到湘鄂赣边区,在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同时,积极协调各特委关系,建立和健全湘鄂赣根据地党组织。他在巡视活动中,布置招募新兵的工作,要求边区各县征调志愿兵1500人参加红军。[13]遵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他把湘委办事处改为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并将湘东南苏区划归特区委指挥。[14]

  3月31日,滕代远在修水县上衫主持召开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滕代远1931年7月《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记载“我于1931年3月31日召集前湘委办委员会以及参加别种会议”。参加会议人员,除了主持者、苏区中央局巡视员滕代远,还有湘鄂赣边特区委负责人李宗白、刘建中、杨幼麟,湘北特委杨奇,鄂东、鄂南特委吴致民、方步舟,赣北分区委张警吾,修水县委卢振陆,铜鼓县委戴坤厚,宜丰县委刘小青,平江、浏阳、宜春、万载县委和湘委办事处负责人,约40余人。

  上衫会议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决定撤销湖南省委办事处,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员会,李宗白任书记。特区委隶属中共苏区中央局,下辖平江、浏阳、宜春、万载等县委和湘北、赣北分区委,鄂东、鄂南两特委。湘鄂赣边特区委的成立,使原独立发展的湘北、赣北、鄂东、鄂南四特委结束分散状态,湘鄂赣根据地在组织上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

  修水上衫位于湘赣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革命基础雄厚。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之后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以上衫为中心的“周围300多里,完全为赤色势力所割据”。1930年6月在上衫召开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修水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12月26日中共湘委办事处在此建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迁驻上衫,在此颁布一系列指导湘鄂赣开展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法令、政纲、法规、文件,积极开展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上衫会议的召开,事实上形成了湘鄂赣边革命斗争的组织指挥中心。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边、闽粤赣等苏区都要成立中共特区委,以领导各特区的斗争。修水上衫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调整特区范围,将原先独立发展的鄂东、鄂南地区,除长江以北的黄梅、广济、蕲春、蕲水4县外,其余全部划归湘鄂赣特区。上衫会议首次明确了湘鄂赣苏区的版土范围,改变了鄂东南苏区领导关系,鄂东南苏区自此成为湘鄂赣省苏区成员之一,这是湘鄂赣苏区统一领导最重要之一环。这时的湘鄂赣特区范围,北抵长江南岸,南至湘赣边区,苏区有近30个县,有20多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党员约4万名以上。

  上衫会议后,湘鄂赣特区委和下属党组织非常注意发展组织。在平、浏、修、铜等县中心区域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党的县委、区委,还在湖南长沙和江西德安、上高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其中平、浏各有党员3千,修、万4千,铜、宜(萍)各1千5百。鄂东之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等县共约2万5千,鄂南之蒲圻、嘉鱼、崇阳共6百,通城、宜丰各有5百,赣北、湘北白区共有党员3百。红军中党员有1千4百。至1931年7月,湘鄂赣边区各县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如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宜丰、通山、通城、阳新、大冶、鄂城、瑞昌、武宁、崇阳、咸宁、蒲圻、嘉鱼等20几个县。各县苏区面积,万载、阳新、通山约五分之四,修水、蒲圻、大冶约三分之二,宜丰、宜萍、铜鼓、鄂城约三分之一,通城、咸宁、崇阳、武宁、嘉鱼约五分之一,平江、浏阳约六分之一。湘东北湘阴、岳阳等县也创建了小块苏区。湘鄂赣特区委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7月和9月分别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和平江长寿街召开全省第一次党的代表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赣省委、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作了组织上工作上的准备。从此,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湘鄂赣苏区因此发展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六大苏区之一。

  1931年下半年,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李宗白的报告,反映了湘鄂赣苏区情形和党员发展情况,湘鄂赣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18县中,鄂东南占9县,面积最大,最为稳固;根据地党员总数四万以上,其中鄂东南二万六千一上,占总数的一半多;苏区范围“万载、阳新、通城占全县五分之四,修水、蒲圻、大冶占三分之二,鄂城、宜丰占全县三分之一,通山、咸宁、崇阳、武宁、嘉鱼占五分之一,平、浏虽在长沙战争时有全县,但因长沙敌人进攻严重,得而复失,现在全县只有六分之一的苏区面积。”1931年3月黄梅、蕲春、蕲水等4县正式划属鄂豫皖苏区,鄂东南特委一度管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咸宁、蒲圻、嘉鱼、武昌、通城、崇阳、临湘、瑞昌、武宁、修水、九江、德安、星子和湘赣边等18个县的广大区域。从1929年冬至1932年10月,是鄂东南根据地迅速发展、不断巩固的阶段。这一阶段,以阳新、大冶、鄂城、通山等县为中心,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稳固的核心区;鄂东蕲春、蕲水、黄梅、广济和鄂南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咸宁等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并普遍建立,武装斗争不断扩大,各级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小块根据地不断形成并逐步连接成片,使鄂东南根据地成为湘鄂赣根据地面积最广大的区域,鄂东南根据地进入发展、巩固的全盛时期。

  经过巡视,滕代远了解到,从打长沙到1931年3月半年多的时间内,湘鄂赣边区虽然同样受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一度遭受损失,但不久革命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局面。苏区面积除平江、浏阳外,均有所扩大;苏区武装有很大发展;土地问题的解决虽然不彻底,但有的苏区基本上没收了所有土地,按人口分配给了贫苦农民,红军家属也分了田。

  关于地方武装,滕代远指示:要依据中央指示,“统一地方武装的编制及执行其工作任务,特别是积极进攻和消灭地主武装,配合群众发动广泛工农游击战争,扩大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

  关于工作任务,滕代远要求:“加紧一切工作并充分准备战争这一工作,及有计划的牵制湘敌入赣,响应河东方面争取二次的战争大胜利,并积极打通湘东南的交通,使各苏区打成一片,并注意建立长武路白区的工作及交通线。”

  关于肃反工作,滕代远针对修水、万载以及红十六军存在的“专凭刑讯”和“以肃反代替一切的错误”,提出肃反的三个原则:一是根据阶级地位与社会关系,二是根据工作历史与斗争表现,三是根据反动罪恶的轻重,“同时还指出不要以肃反代替了一切”。[15]但是,这种纠正未能根本转变湘鄂赣的肃反局面。至1932年3月,因肃反被杀者“在鄂东者不下三千,在修水与红十六军者不下五百,在平浏铜宜者共计不下二千,因此仍旧是犯了扩大化、简单化与中心论的错误。[16]

  巡视期间,滕代远专门了解了红十六军的情况。从攻打长沙失利的半年来,中共湖南省委等地方党组织在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再要求红十六军进攻岳州,威迫长沙,若不执行,就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干部更换频繁,军政治委员连换了三次[17],甚至连一级的干部换了七八次。上级领导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差。部队缺乏必要的训练和休整,行动和作战时缺少精密的计划。接连的失败,使部队受到损失,士气低落。有的群众甚至对红十六军失去信心,认为“十六军没有点用”,迫切地盼望红八、红八军返回湘鄂赣边;国民党军也说“十六军是我们的菜,五、八军来了,我们不打自退”。[18]滕代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向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黄志竟等传达了中央局的指示,要他们认真理解执行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纠正和抵制“左”倾错误。

  滕代远出席了红十六军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务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红十六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要协助当地赤卫队,发动群众,消灭湘鄂赣边的地主武装,帮助地方改造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苏区。关于红军政治建设,他指出:“红军政治部是担着政治领导的责任,从前红军中唯一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政治,只学习单纯的军事,以致不能战胜敌人”。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政治水平;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反对极端民主化和腐化、消极怠工倾向。他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得以身作则,确为士兵群众模范,所以在政治部工作人员,无论干一件什么事,工作是要多做一点,利益却是少得一点的”。“对白色区域,就要发展群众组织群众,尤其要彻底分配土地,给群众以实际利益,绝对不要乱烧房子,犯到盲动主义,就是捉有土豪,如无反动事实,尽可能向他筹款就够了,至于中农和小商人等只要注意其行动,领导他站在革命战线上来,绝对不要没收他的财产,这也是要注意到的一椿事实。”[19]

  在滕代远指导下,红十六军的工作有了很大转变,加强了军事训练,注重实用教训,反对形式主义,政治方面加紧阶级教育,提高政治水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取分散策略时,以八师在赣北,七师在湘北,九师在宜浏万等县,同时注意本军亲密的指导联系,并担任打通大冶、阳新及萍乡的连接,向长沙和赣北发展。”不久,“在分散约十天时内消灭地主武装得有二百余枝枪,后集中两师兵力占领宜丰、万载,响应河东二次革命战争胜利,又给谭道源部大的打击,得枪约六百余枝,因此士气日益壮盛起来,群众对他们的信心亦日益增高了。” [20]

  湘鄂赣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后,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为了加强红军的力量,继续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巩固和扩大苏区,于1931年7月10日作出了《秋收斗争计划决议案》,决定“要在秋收斗争中,动员群众一切的力量,冲破敌人围剿,争取二期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为此要求各地提出“集中军事力量,坚决消灭苏区敌人,冲破敌人‘围剿’”的口号。“红十六军和湘东、鄂东南独立师实行集中力量统一指挥,首先给苏区敌人一个各个击破,一直到占领苏维埃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各县地方武装,如湘北、赣北、湘赣及独立团,应首先消灭赤白夹杂现象,一直到相机占领县城,并特别向长岳、株萍、南浔路,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中心城市,扰乱敌人后方。”在苏维埃区域的策略上,“提出反对军阀进攻苏区红军,反对敌人的烧杀欺骗政策与压迫缴税抢谷抢米割禾的强盗行为,一直到恢复被敌人占领的一切苏维埃区域。”同时指出,“秋收斗争是扩大地方武装创立新的红军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要在秋收斗争中,“扩大地方武装与红军组织”,在苏区“举行征集红军新兵运动周,在湘鄂赣边新区,应预计征调十万志愿兵到红军中去,鄂东南应有三万,赣北两万,湘北一万,湘东二万,平浏各五千,万载四千,宜春三千,长沙上高一千。”在斗争中要注意“征收红军的干部”,“凡属在秋收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坚决的雇农以及城市乡村的工人,应即选派到湘鄂赣边特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及十六军与湘东、鄂东独立师随营学校与教导队等,要在这次斗争中至少要造就得六百工人干部给红军”。各县都要有计划地在这次斗争中扩大地方武装。

  三、边境第一次党代会与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区内划分省级行政区,建立省委和军委,并重新明确了隶属关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21]。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巡视员黄火青的指示,1931年7月初,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李宗白、李大慎、赖汝樵、胡梓、杨幼麟、孔荷宠、杨琦、于兆龙、汤昭、刘建中、张启龙、黄志竟等19人为委员,以李宗白、李大慎、胡梓、于兆龙、孔荷宠、杨奇、杨幼麟、刘建中、黄志竟等9人为常务委员,李宗白为书记,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属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各项工作决议案,内容为:发展党组织,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巩固和扩大红军,促进革命运动的新高涨等。

  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以后,苏区的各级党组织,纷纷举行会议,贯彻大会精神。1931年8月,中共鄂东南特委在龙港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依据贯彻执行中央6月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及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中共鄂东南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案虽然强调“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强调“绝对反对分给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宗教徒等以任何土地”,强调中心城市工作等,但在其他很多重要方面,如对于巩固与扩大苏区、武装工农、扩大红军、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决定。如关于“扩大与健强工农武装”,决议案规定“(一)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须尽可能的普遍的建立工农武装,必须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及中农真正志愿的参加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等。”“(二)地方工农武装,须取消从前一切五花八门的名称。凡十六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劳苦男女群众,都编入少先队;二十四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劳苦男女群众,都编入赤卫队。不论纠察队、赤卫队、少先队中最积极、坚决、强壮并志愿的成分,都编入赤卫军或游击队。”“(三)集中鄂东南各县新式武装,有系统的编成警卫团一团。在鄂东南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设团部,共辖四营,每营三连。瑞昌、湖市、武宁、龙燕成立第一营,大冶及阳新北乡成立第二营,通山、咸宁、鄂城成立第三营,蒲圻、崇阳、嘉鱼成立第四营。每营支配快枪二连,炸弹、梭镖一连。经常在各驻在地袭敌、扰敌、打民团、收缴豪绅地主武装,发动与帮助广大劳苦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经常受各驻在地党部政府指挥。如需要集中力量,打击较多的敌人时,由团部命令集合统一指挥。” [22]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特委书记胡梓调省委工作,遂改造了特委,由方步舟任书记,委员有刘海山、王应田、叶金波、吴干等。会后,决议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中共鄂东南特委所辖范围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湘鄂赣根据地内,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领导时期,边区党组织共有县委和临时县委8个,特区委3个,区委45个,特支28个,支部618个,党员达1万余人。中共湘鄂赣省委建立后,湘鄂赣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2年9月,党员达约5万人。湘鄂赣苏区所辖县、区,几乎都建立了相应的县委、区委,仅县委和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关就达20多个。湖南境内除平江县委和浏阳县委外,主要有中共湘北工委,1932年4月由湘北特委和通城县苏维埃政府合并而成,以岳阳药姑山为中心,辖临湘、岳阳、通城、崇阳等地党组织。湘北工委在筹建时先后建立了中共壁山区委(1931年3月)和中共云山区委(1931年8月)。中共平(江)浏(阳)长(沙)县委,1932年4月成立,原为中共平浏长县工作委员会,8月省委将其撤销,在浏阳黄昙盐井成立中共平浏长县委,辖平江嘉义区、安定区、三阳区,浏阳的达浒区、古港区、城郊区和长沙的尊阳区,活动至1937年9月。中共湘鄂边县委,1933年4月建立,1934年2月改为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以药姑山为中心,辖通城、蒲圻、岳阳、临湘等县部分地区和长武铁路段,活动至1937年结束。中共平(江)湘(阴)岳(阳)县工委,系1934年8月湘鄂赣省委撤销办事处,由平江县委建立的,将汨罗江以西的谈岑、梅仙等区部分地区组成河西办事处,并将湘阴的汨罗、岳阳的渭洞等地划归其管辖。1934年11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后,湘鄂赣省委为纪念他,将平(江)湘(阴)岳(阳)县一部分划分咏生县,建立中共咏生县委。中共平(江)修(水)铜(鼓)县委,1934年湘鄂赣省委迁至铜鼓幽居后,于12月建立。

  1931年11月,湘鄂赣苏区组成100人的代表团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后来,还颁给湘鄂赣红十六军“坚强苦战”的锦旗,以示嘉奖。

  四、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县长寿街召开,有20多个县的230多名代表参加。会前开了3天预备会,推选李宗白、刘建中、杨幼麟、于兆龙、涂正坤、赖汝樵、邓乾元、胡筠、张警吾、张怀一、孔荷宠等11人为主席团,组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⑴听取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主席赖汝樵代表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所作的关于湘鄂赣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⑵听取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李宗白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⑶检阅湘鄂赣边区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进行认真的讨论;⑷选举产生湘鄂赣省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等。

  会议期间,遵照中共中央训令,撤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管辖湘东北、鄂东南及赣西北地区,选举赖汝樵、李宗白等2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廖畅一、廖鸿禄、辛克明等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主要内容为:接受中央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巩固和发展苏区,深入敌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十万铁的红军,改组红十六军;反对攻坚打硬,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争取白军士兵拖枪投诚,大力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武装;加强对白军士兵的阶级教育,打入白军组织,破坏敌后交通,发动白区群众斗争;加强妇女工作,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加强少共及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和领导;遵照中央指示,彻底执行土地法,分配土地、实物、肥料、耕牛、种子等,应给贫雇农以优先权;对出征红军战士的家属,应特别照顾,坚决执行优抚代耕制度;等等。[23]

  大会于10月4日结束。5日,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届执委会召开会议,推定赖汝樵、刘建中、杨琦、刘彦、杨幼麟、张怀一、涂正坤、李楚屏、曹玉阶等为常务委员,赖汝樵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建中为副主席。省苏维埃政府成员分工是:杨幼麟为军事部长,李楚屏为文化部长,涂正坤为财政部长,张怀一为粮食部长,刘彦为经济部长,胡梓为卫生部长,杨琦为劳动部长,黄志竟为外交部长,于兆龙为交通部长,李宗白为市政部长,赖汝樵兼政治保卫局主任,黄仁为统计局长,曹玉阶为工农检查所主任,会议决定立即建立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四部和政治保卫、统计两局,其余各部则视工作情况陆续建立。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平江长寿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省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使各级苏维埃组织日趋完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重要法令,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斗争,从而打击了国民党和豪绅地主等反革命势力,保卫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

  与此同时,湘鄂赣省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广大群众,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努力恢复被敌人占领的苏区,积极发展新苏区,促进了政权建设的发展。

  红十六军攻克通城县城,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1930年12月25日,中共通城县委在石坪段召开县、区、乡三级负责人会议,正式撤销通城县暴动委员会,成立通城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1931年2月17日,经湘鄂赣边境特委批准,通城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30余人,正式选举产生通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如炎。县苏维埃政府下辖6个区苏维埃政府,每区下辖3个乡至5个乡苏维埃政府。

  1932年6月,鄂东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距龙港十里左右的桂盛潭召开,参加大会的有阳新、大冶、鄂城、咸宁、蒲沂、崇阳、通山、武宁、瑞昌等县代表。大会讨论了“全苏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和各种政策法令,通过了《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宣布撤销鄂东南办事处,成立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下设内务、财政、土地、劳动、食粮、卫生、文化、工农检查、裁判等部和政治保卫局。大会选举了盛茂炯为主席,曹玉阶、徐福亨为副主席。

  到1933年上半年,浏阳、宜萍、铜鼓等县,都恢复了一部分乡苏维埃政府。在万载宜春边界的丰顶山,新成立了万宜上县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了3个区革命委员会,其中三阳区政权的势力,已发展到距袁州只有5公里的地方。

  另外,修、铜、宜、奉苏区,修、武、崇、通边区,湘鄂边区等处,增加和恢复了5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24]

  湘鄂赣苏区自1930年至1931年底共有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1932年至1933年上半年,湘鄂赣省各县苏区时有变化,但一般说来,基本上都保存着。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5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3]《中央关于第二次攻打长沙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指示信》1930年8月29日。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页。

  [4]《中央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1931年1月15日。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

  [7]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69页。

  [8]《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2页。

  [9] 同上,第1656页。

  [10] 同上,1649页。

  [11]《苏区中央局巡视员滕代远给鄂东南特委的信》,1931年4月1日。

  [12]《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45页。

  [13]《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45页。

  [14]《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1月7日。

  [15]《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

  [16]《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

  [17] 一次李楚屏,二次余伯坚,三次于兆龙。

  [18]《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1931年7月12日。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2~543页。

  [19]《红军第十六军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4月1日。

  [20]《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1931年7月12日。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22]《中共鄂东南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1931年8月14日。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6~567页。

  [2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编:《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24]《红色湘赣》第一期至第三十五期,1933~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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