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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高风亮节励后昆
夏远生

  在胡耀邦74年的人生历程中,以战斗的青春、治国理政的生涯和主持中央工作的贡献而载誉史册。尤其是他的人格精神、民主意识、廉洁本性,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以高风亮节激励后昆。

  1、在湖南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胡耀邦与他的哥哥胡耀福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12月,胡耀邦的胞兄耀福带着他的次子德滋来北京探望母亲和耀邦一家,同行的还有耀邦的堂兄用简。

  当时,胡耀邦老家的群力公社中和大队部顺便托请耀福、用简为大队购买发电器材,答应他们的往返路费由大队报销。为表示家乡人民对胡耀邦同志的敬重,大队部筹备了一些冬笋芋头做礼品。大队党总支还特意向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问候信。

  对这些一般人都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小事,身居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却作了严格的处置。

  1961年1月14日,他就以上述事情给家乡中和大队党总支写了一封长信,托先行回乡的用简带回。信中,胡耀邦一再恳求家乡党组织做好他亲属的工作,劝止他们去他那里。特别是就此次耀福等上京又是由大队出路费一事,胡耀邦严肃指出:“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赔退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对家乡送他冬笋和芋头,胡耀邦写道:“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送去24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胡耀福带德滋(亦名德资)上京,原想让德滋留在胡耀邦身边上学,以后好凭胡耀邦的面子找个好工作。但胡耀邦好言拒绝了,耀福不服气,叫母亲“开导开导”耀邦。

  面对母亲和哥哥的“正当”要求,胡耀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母亲、哥哥、侄儿心服口服。为帮助侄儿读好书,胡耀邦在1月14日的长信中给家乡党组织表示:“我哥哥带来的德滋,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不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胡耀邦热情关注家乡建设。当他从家乡党组织的来信及与哥哥的交谈中了解到家乡的情况时,他在信中写道:“听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收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他恳请家乡党组织经常向他通报家乡的情况,“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他对家乡党组织给他的信中所写的一些恭维话很反感,他指出:“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

  趁胡耀福回乡的机会,胡耀邦又对1960年7月家乡群力公社领导给他送去的一批土特产作了处置。他让哥哥给公社党委带去便函和现金,将送去的15斤茶油、10斤豆子、60个油饼、20斤火焙鱼一起按当时的市价照付现金,并强调一定要让公社工作组和党委领导都晓得他对这件事的处置。

  胡德滋回乡后,遵照叔叔的话在家乡读到初中毕业后,几次找叔叔给安排个工作,可一次次叔叔都是这么说:“当干部得从基层开始,你就安心务农,当好个生产队长吧!什么时候把生产队办好了,你当了劳动模范,我再考虑。”

  1981年春节期间,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领导得知胡德滋仍呆在家里扛锄头,便给他办好了到岳阳去工作的手续。可是不久这事让胡耀邦知道了,他严肃批评了岳阳县的那个领导,硬是把胡德滋退回了家。同年4月,胡耀福去北京问起弟弟这事,胡耀邦发了脾气:“我早就告诉过你,德安(耀福长子)和德滋应该安心在家务农,可你们就是不听,却要叫他们去当什么领导。你这样干是什么意思?”耀福忙向弟弟解释,说事前他根本不晓得德滋被岳阳调去,他们从没打胡耀邦的牌子托人开过什么后门,可胡耀邦仍不大相信哥哥的话,着着实实地刮了哥哥一通:“要是谁都不愿在农村,大家都想去当官,那谁来种田?11亿人吃什么?”胡耀福听得不耐烦了,便使出做哥哥的架势冲着弟弟吼起来:“就国家讲,如今就数你大,在家里讲,可我还是比你大些,人家的伢子都能当官,为什么我的就不能?德滋遵照你的话在家读到了初中毕业,又干了这么多年农业,难道他就活该干一辈子这差事?难道就因为他叔叔是你胡耀邦?”

  胡耀邦见哥哥火了,为消除僵局,便婉言对哥哥说:“当干部得从基层开始嘛,为什么他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到岳阳去呢?”耀福心烦地回答:“在基层有什么奔头呀?”“要是担心在基层没出息,那就干脆当农民,静心静意呆在家里当个好农民!”

  胡耀邦夫人李昭见双方都振振有词,就劝耀邦不要先责怪哥哥,还是弄清事情真相再谈。后来,胡耀福又来到北京,胡耀邦告诉哥哥,他弄清了情况,这事并不能怪哥哥和侄儿,责任在岳阳方面,胡耀邦反省了自己的态度,劝侄儿安心在家务农,好好干,当上劳动模范时再到北京来看他。

  1984年的一天,从与北京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个古老院落里,胡耀邦和胡耀福又吵起架了。

  那年,岳阳县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乡苍坊村,并到胡耀福家看了看。他为胡家的清贫而震撼,回去向岳阳市委领导反映了胡家的情况,帮助苍坊村买到一些平价尿素。并把胡德资安排到岳阳轻化公司当副经理,妻子叶秋娥可以到岳阳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

  胡耀邦一听就怒了。他马上打电话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推翻全部事情,严令对主事的那位领导进行处分。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胡德资工作的事。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一口否认是自己去找人开后门的。当渐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胡耀福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了,说:“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德资一个中学生就不能当工人了?”

  兄弟毕竟是兄弟。胡耀福说些气话也就算了,谅解了弟弟。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从此在乡间务农,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普通农民。胡德资的儿子当兵,在北京服役,几年服役期满,也回家乡当了农民。

  胡耀福的晚年,总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他的党籍问题。为此他反复申诉,要求组织调查落实。1985年前后,经过浏阳县委组织部调查,确认将胡耀福定为“起义有功人员”是不恰当的。胡耀福是新中国建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应恢复党籍,党龄自1949年算起。

  1986年10月12日,胡耀福又来到了北京。他对弟弟胡耀邦说,你是不是回老家看看呀?说着,掏出了红色的党员证,摇晃着对胡耀邦说:“现在我已经恢复党籍了。”

  胡耀邦说:“这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胡耀福故作生气状,说:“我告诉你管什么用,你从来就不关心我。”

  胡耀邦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顾不过来呀。等到退休了我回老家,作为一个平民和乡亲在一起,和你好好地住一段时间。

  这句话说得胡耀福非常感动。他马上将乡间带来的湖南腊肉,还有一些腌制的狗肉拿出来,说,这是你嫂子带给你吃的。

  胡耀福的女婿徐海初在座。胡耀邦对他说,你到市场去看看,这些东西市场价格是多少?我是要付钱的。弟弟胡耀邦知道哥哥家里不宽裕,他要给一点小小的补贴。

  徐海初说,市场里哪有这些东西。他知道胡耀邦的规矩,揣摩着说了一个数,胡耀邦按此数把钱给了哥哥。哥哥知道弟弟的规矩,就把钱收了。

  1988年11月下旬,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他吩咐随行的侄女胡素贞,回一趟浏阳老家,将哥哥胡耀福接到长沙九所一起住几天。

  这次与哥哥见面,胡耀邦的亲情、乡情都被搅动了。他对胡耀福说:“你过去的有些情况我不了解……对不起了!”

  “过去的情况”是指哪些?胡耀邦没有说,推测起来,大概也包含对哥哥关心得不够吧,但是哥哥已经原谅了弟弟。

  长沙九所的绿树鲜花,看到了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最后相处的日子。谁能想到,此时的胡耀邦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据《羊城晚报》当时披露,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个没有买到票的老农,蹲在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员的询问,这位老农大声哭出来,说:“我弟弟耀邦死了!”惊讶之下,列车员遂特例为他安排了卧铺。

  两年后,这位老农——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逝世,农村乡亲送的挽联写道: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2、胡耀邦教育子女亲属的感人故事岂止三两件

  胡耀邦有三男一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邦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且影响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倾向,并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1977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的两位干部赴京出差,省委领导委托他们顺便去看望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胡耀邦。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在家里热情接待湖南的客人。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胡耀邦的儿媳妇进来说,小孙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胡耀邦不答应,他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低头离去。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胡耀邦仍不给面子。他说,外面有公交车可以乘,不然,你拿点钱出来,坐出租车去。湖南客人看此情景,对胡耀邦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胡耀邦的秘书说,胡耀邦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身体不适,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

  据满妹回忆:直到十二三岁时,她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穿。记得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她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做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满妹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满妹请求母亲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至今,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3、“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家乡需要化肥,县里领导派哥哥来说情,当时只要自己不反对、不表态,手下的人也就给办了。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脸。他嚷道:“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1988年冬,胡耀邦因病在长沙蓉园休养。在几个晚上收看了四集电视连续剧《乱世黄金案》。该电视剧演的就是永和金号黄金案。胡耀邦认为徐君虎是一个不平常的人,是旧社会里难得的好官,想亲眼见见徐君虎。

  徐君虎当年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胡耀邦见到徐君虎就说:“见到你,很高兴!在旧社会里,居然还有你这样的县长。为民伸冤,敢反抗自己的上级,了不起!”

  徐君虎坦然地说:“无论新旧社会,县长是人民公仆,理应为人民做事。俗语有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番薯’!”

  胡耀邦点头赞同他的观点,两人谈起中国的前途问题。

  胡耀邦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们这一辈人老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徐君虎同意总书记对年轻人的评价。他说:“你是中共要人,有权有势,在当前出国热、经商热中,如果你的子女想出国或到深圳、香港经商,只要你一句话。可是你没有这样做。”

  胡耀邦笑笑回答:“我也是人民公仆,应廉洁奉公,不谋私也不能特殊。”并反问徐君虎说:“你是湖南民主人士,对我们干部有什么意见?”

  徐君虎说:“现在有些人官不大,官僚主义却很严重,但我对你的印象很好。”

  胡耀邦问:“对我有什么印象?”

  徐君虎:“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件是湘西一农户丢失了一个小孩,爱子心切,花了数千元,四处寻找,杳无音讯。你经过那里,不批交县里办,而是带回北京,批交公安部在全国范围查找。在你的过问下,这个小孩在福建找到了,送回到他父母身边。另一件是你不辞劳苦,走访了全国两千多个县,了解黎民的疾苦,很不简单。”

  胡耀邦谦逊地回答:“这算不得什么。”

  胡耀邦知道徐君虎为了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给蒋经国写了信,很高兴,勉励徐君虎为台湾的尽快回归祖国继续作出贡献。

  胡耀邦接见徐君虎后不久的1989年1月8日,离开长沙去南宁,3个月后的4月15日,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徐君虎泣不成声。

  4、诗言志

  胡耀邦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深刻,且有诗意。中央党校《燕京诗社》将他的语录言论,按新诗的格式编排组合,姑且称之曰“诗语”。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

  我们是共产党干部,不是封建官老爷。

  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只能站在人民群众之中,不能站在人民群众之上。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乐趣。

  必须渡过两条大河:

  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

  这两条大河不是黄河、长江,

  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

  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

  要有宏大的志愿:

  要有宏大的志愿,一生的志愿。

  要有革命的雄心。

  没有雄心就没有奋斗目标、方向。

  老的长征的雄心壮志是……

  不到长城非好汉,

  新的长征叫做实现四个现代化,

  应该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

  不到南天门非好汉:

  既然上了台,不管是我也好,

  不管是你们也好,那就横了一条心:

  不到黄河非好汉,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南天门非好汉!

  光明面和阴暗面:

  我们的社会有两面:

  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阴暗面总是非法的,总是暂时的。

  它终究要被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所抛弃,所克服。

  读万卷书:

  要读马恩列的全集,

  要读四书五经,

  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

  要读完二十四史……

  这些书一共有五千万字。

  一个人一天能读一万字,

  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十四年。

  二十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努力,

  到了四十岁左右,

  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党性和人民性:

  不是斤斤计较个人利益,

  而是时时关心祖国和人民利益,

  这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

  人没有完人:

  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没有完人,

  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

  我们要善于经常

  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

  在执政条件下,

  永葆革命青春。

  马列主义不能丢:

  别的可以丢,

  马列主义不能丢,

  革命传统不能丢。

  如果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是要衰朽的。

  你要马列主义,

  我这里有。

  你要点什么东西,

  我这里没有。

  不能脱离群众:

  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鱼离开水就不能活,

  一个党离开了群众

  就不能生存。

  还会有新的困难:

  在我们的面前,

  还会有新的困难。

  天下哪有伟大的胜利,

  是平平安安、舒舒服服,

  而不需要克服各种严重困难

  就能取得的呢?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不可阻挡。

  这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

  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

  伍绍祖少将曾深有感慨地说:“我的三位人生老师,两位湖南人,一位四川人。第一位是胡耀邦,他是我的思想理论老师。第二位是王震,他是我的政治老师,爱憎分明,斗争性很强。第三位是张爱萍,他是我革命工作的老师。所以我很有幸啊!”

  胡耀邦是搞苏区红军宣传鼓动工作出身的。他讲的话,短小精干,言简意赅,诗意盎然,哲理深刻,也是他人格精神的诗意表达。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