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胡耀邦清廉作风，人们印象深刻、耳熟能详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在全党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篇文献：一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一是《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讲话。同时，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些重要文献，胡耀邦在中央主席和中央总书记任上，为全党作出了遵守准则、全面整党、要做表率的典范。
1、一篇《准则》划时代
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胡耀邦领导制定和实施了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十二条准则，虽然过去35年了，拿到今天，每一条都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性。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拿原则做交易，投机钻营，向党伸手要名誉地位的官僚政客作风和市侩行为。”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
“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按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
中央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任何党员如果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997年、2010年中央政治局两次制定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可以说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升级版和具体化。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必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为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为重申和弘扬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为全党倡导的清廉作风，奠定了基础。
也可以说，第十八届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精髓上的融会贯通性。既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成果。
2、全面整党开新风
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胡耀邦对此有着更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1980年他在《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搞好”的要求，强调“党内的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党风不正，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关系，损害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泛滥”[1]。他重申毛泽东的警告，强调说“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共产党人“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决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可以说，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他特别批评那种丧失原则或者说不顾党的原则去搞“关系学”、“关系户”，请客送礼，索礼受贿，损害党和国家的声誉，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的人和事。
胡耀邦在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对全体中央委员会成员郑重相约：“我们大家都坚信这么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让党心，军心，民心，对我们每个人作再一次的鉴定吧！”他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好自为之”，“维护党纪、端正党风”。
胡耀邦1983年3月1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高度评价革命导师的品德作风：“马克思的勤奋和毅力是惊人的，他治学态度之严谨，尤其堪为一切科学工作者的典范。他历遭反动政府的迫害，颠沛流离，寄居国外，而斗志弥坚，在革命和科学的道路上奋战不已。他一生从未摆脱过物质贫困，只靠恩格斯的帮助才稍许减轻。……他的献身精神，真是可歌可泣。马克思确实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是一位代表人类智慧和良心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2]胡耀邦向全党讴歌了马克思这一典范，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中共十二大上，胡耀邦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三个根本好转的任务，要求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他对端正党风一直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倾心推动。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他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主任，组织领导“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艰巨斗争，为改变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端正党风，纯洁政风，改善社会风气，不断地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其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关于监督的重大命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这是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最大的亮点——“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常委会成员”。回顾改革开放史，只有30多年前的中共十二大，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地方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但十二大《党章》，从十二大到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都没有这个明确规定。200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同样也没有这样规定。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成了一个禁区、一个死角。因此，胡耀邦当年敢于这么提，十八届中央终于这么提，反映出党内监督要落地、要落实，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艰辛努力。所以，可见胡耀邦在从严治党、好转党风上的贡献是载入史册的。
3、“中央机关做表率”
为了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央机关担负着特殊重大的责任。在我们整个事业中，中央机关起着枢纽的作用。这个枢纽运转得好不好，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极大。因此，必须尖锐地向中央机关提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要以自己高尚的精神面貌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做全国的表率。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声疾呼。30年了，言犹在耳。当时，笔者参加湖南省委农村整党工作，整党联络组下到祁东县归阳区，听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感觉从严治党动真格的了，党风廉政建设抓到关键环节上了。
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讲话。中央机关整顿纪律和作风，军队的情况和端正党风的他严肃强调“克服不正之风，一要坚决、二要持久”，“需要愚公精神”，用挖山不止的精神来克服不正之风，端正党风。“愚公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
胡耀邦严肃批评“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颠倒”。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应当把这种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胡耀邦阐述了四个方面作表率：“第一，应当提高效率。第二，应当努力学习。第三，应当严肃纪律。第四，应当增强党性。”他最后断定，“以上这四条要求，只要我们大家都认真做起来，并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末不要很久，中央机关的风气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全国两千多万国家工作人员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
1984年，胡耀邦给中央党校法学研究班学员讲话，强调要端正党风时说：“现在有两股不正之风，一是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一是经济方面的违法乱纪，钻改革的空子，大发横财。”“这些歪风如不及早制止，会迅速蔓延，对改革开放很不利，不抓这种问题，群众很不满意，最终损害党的形象。”
胡耀邦在1985年7月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的报告中指出：“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谁做了不准做的事，就查到底。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他严肃批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严重现象。他声色俱厉地强调：“总之，一定要把党风、党纪搞好。如果不争取在今后两、三年使党风有个根本好转，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关于党风党纪，我今天只着重讲两条：一是党风一定要搞好，二是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3]历史证明，胡耀邦关于“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胡耀邦晚年对友人讲过他最后一次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胡耀邦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
胡耀邦痛心疾首地强调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4]
4、“正气清风称楷模”
“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这是人们悼念胡耀邦时送的一幅挽联。胡耀邦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大形象。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反对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胡耀邦深得毛泽东哲学的真精，不搞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做行动上的马克思主义。
难能可贵的是，胡耀邦从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到1987年卸任总书记，经常风尘仆仆，奔走于祖国各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考察指导，了解情况，触摸民心，以资决策，改善民生，促进改革，促进发展。
据有关方面统计，1979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2350个县市——包括2002县、70自治县、53旗、3自治旗、3特区、3工农区、2山、1镇、103省辖市、110地辖市, 胡耀邦走遍全国1703个县市；全国的 321个地州市，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外，他都走到了。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玉树、果洛外，他都去过。胡耀邦创下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硏考察的记录。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郑重地宣布他要跑遍全国所有的县。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图前沉思，然后在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先跑“老少边穷”（这个概念是他先提出来的），就是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比较穷的这些县。他下乡总是轻车简行，一般不坐轿车，而坐旅行车，面包车，更很少坐专车专机，他认为这可和车上随行人员、陪同干部交谈，探讨问题，酝酿思想。出发前，有时还要随行秘书通知要去的地方：一、不准为他站岗放哨；二、不准对他请客送土特产；三、宾馆不准为他清理住客；四、当地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不准到外地借调好车；五、只要当地党委有干部碰面即可，不准组织欢迎队伍。他认为夹道迎送、警车开道、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甚至带家人老小，是腐败现象，共产党人不准搞这种低级趣味。
在麻阳县考察时，当地接待胡耀邦，没有摆香烟和糖果，只摆出麻阳物产优质冰糖橙。胡耀邦拿起一个冰糖橙尝了尝。出乎意料，夸奖说“麻阳冰糖橙好，麻阳冰糖橙最好呷！”他特别嘱咐当地要大力开发冰糖橙，把冰糖橙做成苗乡人民的“致富果”。县里给准备了一些冰糖橙。胡耀邦还让按价出钱。
——“为人民办事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胡耀邦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勤政为民。“活着就要拼命干”，这是胡耀邦谆谆告诫一位“小朋友”的话，也是他70多年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挤出点滴时间，在马背上、战壕里、枪炮声中，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更是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日理万机为国事操劳。据《人民日报》报道，自1979年至1985年，他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亲自批阅了群众来信2000余封。
“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是胡耀邦的勤政廉政观念。他经常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三个方面都作出了表率。虽身居高位，但是谦虚谨慎。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俭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构成胡耀邦的鲜明特征。胡耀邦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的投入，夜以继日。他当总书记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家虽然就在中南海附近，但他只周六回去吃一餐晚饭，其余时间除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的勤政殿。他常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5]
——“关心群众生活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
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胡耀邦到湘阴县搞调查，在县城剧院对两千多人发表演说，重点讲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县委书记插话说：我们有个干部叫王恩，家庭出身很苦，参加工作不到10年，因贪污受处分了。胡耀邦马上说：“这个干部还有个名字叫傅义吧！”听众感到诧异，他解释说：“这个人是忘恩负义啊！”于是，全场欢声一片，讲演的效果很好。党员干部警醒，对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忘恩负义。
胡耀邦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担任总书记后，反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为此，他率先垂范，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每到一地，认真宣传和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地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共商脱贫致富计划，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他还多次深入祖国边疆和海防前哨，慰问人民子弟兵。他的这种深入扎实、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工作作风和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赞颂。
——“共产党人要清廉要身体力行”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仿佛是胡耀邦总书记的化身。
胡耀邦常说，共产党人要清廉，并且一直身体力行。从50年代初起，他一家便居住在灯市口富强胡同团中央宿舍，直到他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没有立即搬出去。在这里一住就是29年，大门的油漆早已剥落，他却从未请人粉刷过。1984年底，出于警卫工作的需要，搬到中南海附近的南长街一条胡同里居住。那也是一座地板上翘、墙壁已外鼓的老房子，搬进来时，只是做了些简单的室内粉饰。他不仅居室简朴，外出也一向轻车简从。
胡耀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做到了无私，才能做到无畏，做工作才有说服力。共产党员要求人家做的事情，首先要自己做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了一套《辞海》给胡耀邦，他很喜欢该书，但一收下就付了钱。因为胡耀邦一直认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做人既不能因小善而不为，也不能因恶小而为之，这是原则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据说，胡耀邦在烟台考察时，听说白酒价格飞涨，“茅台”飙升了4倍，而不少地方领导干部依然在用公款狂饮，挥霍浪费，无视国家政策法令。胡耀邦十分痛心和愤怒，当夜便写下一首《饮酒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写到这里，胡耀邦义愤填膺，补上两句：“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人们应该知道，胡耀邦写酒之诗借助了李白的《月下独酌》，但针对时弊，痛恨至极，虽然诗尾写了粗话，确实志在重敲警钟。
——“以人为本、以民为天”
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同事和部下胡启立曾经有感而发：80年前，十多岁的耀邦从湖南浏阳的山村农舍走出，投身到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幸福、求解放的事业中来，为此孜孜奋斗达60余年。其间饱经风霜，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他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他对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选择，给他平凡的人生注入了伟大的内涵，提升了他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他整个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从而青史留名，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道路。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他有别于其他人，即他独特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准则是什么呢？如果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纵观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实践，他终生的追求和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基石和支点。
——“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一句名言，是一座丰碑。
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自己的亲属，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铁面无私，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家乡干部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为此，胡耀邦曾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家乡的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定下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这些事，当时没有见诸媒体，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颂。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清廉作风和纯洁品德，油然而生敬意。相反，对于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内腐败分子和官场腐朽文化，则心中痛恨，怨声载道。
胡启立回忆说，胡耀邦曾指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说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他还用凝重的语气说，“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6]
正是：“风高节亮，身正名扬。”胡耀邦主抓整党、端正党风、严惩贪污腐败、厉行党内准则，珍重党的生命线，由此带动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从根本上维护了执政党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党心民心。
——“给老兄送两百元意思意思”
胡耀邦14岁离家投身革命，60年来只回过家乡一次。农村生活困难的时候，胡耀邦每年都要夫人李昭给哥嫂寄些钱。“文革”前，他还给哥嫂每人寄了一件皮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干部：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又给家里立下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什么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什么事。家乡的一位领导曾帮胡耀邦的二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胡耀邦知道后批评了这位领导，并要他把侄子退回村里。为这件事，胡耀邦兄弟俩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第二年，胡耀邦得知侄子已回家务农，并当上了村干部时，高兴地对哥哥说：“叫德资好好地干，做出成绩，当上农模，再到北京见我。”这次故乡之行，胡耀邦把哥哥接到九所住了一星期，兄弟俩同吃同住，情深意笃。临别时，胡耀邦送给哥哥200元钱。这事被别人知道了，曾议论说：“送200元钱，也太少了！”胡耀邦笑呵呵地说：“意思意思。再说我也没什么钱。”
胡德资，是胡耀邦的亲侄子。他第一次见到叔叔胡耀邦是在1963年冬，那年13岁的他随父亲胡耀福赶到十几里外的文家市去迎接叔叔回家乡视察。“2月6日，叔叔还特意在老屋里过了一夜，和父亲拉了拉家常，以后就再没有回老屋住过。”长大成人后，他和叔叔接触的机会增多。“叔叔很清正，也很严厉。”这是胡德资对叔叔胡耀邦的一贯印象。1983年，胡德资和妻子叶秋娥被安排到岳阳化工厂工作，叔叔胡耀邦知道后认为是走后门，搞特殊，予以反对。于是，胡德资和妻子又回到了乡下老家务农。“当年为这事，父亲在北京对叔叔发了火。但叔叔是党的总书记，我们这些亲属当然要维护他的威信。”胡德资说，“这几十年，我们一家人习惯了自力更生，很少麻烦叔叔一家。不过，我们常去北京看望叔叔、婶婶，每次都带点家乡的冬笋、腊肉、糯米等土特产，他们很高兴。现在婶婶李昭还健在，我和孩子们也常上北京看望她老人家。”
1986年10月12日，胡耀福到了北京。他对弟弟胡耀邦说，你是不是回老家看看呀？说着，掏出了红色的党员证，摇晃着对胡耀邦说：“现在我已经恢复党籍了。”
胡耀邦说：“这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胡耀福故作生气状，说：“我告诉你管什么用，你从来就不关心我。”
胡耀邦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顾不过来呀。等到退休了我回老家，作为一个平民和乡亲在一起，和你好好地住一段时间。
这句话说得胡耀福非常感动。他马上将乡间带来的湖南腊肉，还有一些腌制的狗肉拿出来，说，这是你嫂子带给你吃的。
胡耀福的女婿在座。胡耀邦对他说，你到市场去看看，这些东西市场价格是多少?我是要付钱的。弟弟胡耀邦知道哥哥家里不宽裕，他要给一点小小的补贴。
女婿说，市场里哪有这些东西。他知道胡耀邦的规矩，揣摩着说了一个数，胡耀邦按此数把钱给了哥哥。哥哥知道弟弟的规矩，就把钱收了。
1988年11月下旬，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他吩咐随行的侄女胡素贞，回一趟浏阳老家，将哥哥胡耀福接到长沙九所一起住几天。
这次与哥哥见面，胡耀邦的亲情、乡情都被搅动了。他对胡耀福说：“你过去的有些情况我不了解……对不起了！”
“过去的情况”是指哪些?胡耀邦没有说，推测起来，大概也包含对哥哥关心得不够吧，但是哥哥已经原谅了弟弟。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长沙九所的绿树鲜花，看到了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最后相处的日子。谁能想到，此时的胡耀邦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据报纸当时披露，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个没有买到票的老农，蹲在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员的询问，这位老农大声哭出来，说：“我弟弟耀邦死了！”惊讶之下，列车员遂特例为总书记的哥哥、一位老农民安排了卧铺。
两年后，这位老农民——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也逝世了。乡亲们送的挽联这样写道：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风气不好要从党内找原因”
在长沙参观岳麓书院时，胡耀邦在正门高高的赫曦台上，走来走去，足足看了好几分钟。他悟出了此处为什么名为“赫曦台”的道理。赫，是显赫；曦，是早晨的太阳。太阳注定要从此地升起。朱熹把培养青年学子的地方名为赫曦台，是不是有托起东方太阳的意思？
在岳麓书院讲学堂的左右墙壁上，刻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遒劲的大字。他在“廉”字面前停留了很久，神情十分严肃，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当学院负责人向他介绍这几个字时，他说古人对“廉”字要求很严格，今天有些人反而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南宋这位大哲学家、教育家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贡献，有些教学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当汇报到目前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还不太好时，胡耀邦说：“风气不好怪谁呀!不能怪工人，不能怪农民，更不能怪学生。要从党内找原因，首先要搞好党风建设。我们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我们共产党人打江山除了靠英勇顽强外，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有的干部不是一针一线啦，而是汽车拖，大把大把的捞，这怎么行呢！此风非刹不可。”
1988年冬，胡耀邦因病在长沙蓉园休养。晚上看电视，正在播映4集电视连续剧《乱世黄金案》。该剧演的是民国时期湖南的永和金号黄金案。胡耀邦认为主人公徐君虎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在旧社会是难得的好官，想见一见徐君虎。
徐君虎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胡耀邦一见如故，说：“见到你，很高兴!在旧社会里，居然还有你这样的县长。为民伸冤，敢反抗自己的上级，了不起!”
徐君虎坦然地说：“无论新旧社会，县长是人民公仆，理应为人民做事。俗语有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番薯’!”
胡耀邦点头赞同他的观点，两人谈起中国的前途问题。
胡耀邦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们这一辈人老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徐君虎同意总书记对年轻人的评价。他说：“你是中共要人，有权有势，在当前出国热、经商热中，如果你的子女想出国或到深圳、香港经商，只要你一句话。可是你没有这样做。”
胡耀邦笑笑回答：“我也是人民公仆，应廉洁奉公，不谋私也不能特殊。”
中国有句古语“诗言志”。胡耀邦的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深刻，且有诗意。他的语录言论，按新诗的格式稍加编排组合，就是“诗语”。比如：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
我们是共产党干部，不是封建官老爷。
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只能站在人民群众之中，不能站在人民群众之上。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乐趣。
光明面和阴暗面：
我们的社会有两面，
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阴暗面总是非法的，总是暂时的。
它终究要被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所抛弃，所克服。
党性和人民性：
不是斤斤计较个人利益，
而是时时关心祖国和人民利益，
这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
人没有完人：
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没有完人，
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
我们要善于经常
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
在执政条件下，
永葆革命青春。
搞这些有什么意思：
小算盘，小圈子。
小报告，小动作。
小是非，小恩小惠。
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低级趣味！
一身正气埋头苦干的人不少，
不琢磨事、专琢磨人的人也不会消失。
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
下一代也解决不了。
不能脱离群众：
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鱼离开水就不能活，
一个党离开了群众
就不能生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官倒”盛行，“后门”成风。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的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谋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
胡耀邦曾经说过令人深省的格言：“公则明，廉则威，正人先正己。”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呵!他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家属子女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还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
胡耀邦逝世时，中央的悼词高度评价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概括对胡耀邦的印象是：“耀邦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湖南省委送的挽联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湘哀悼四水悲歌。”
“赤子情怀，鞠躬尽瘁，肝胆长如洗”。今天，我们纪念胡耀邦，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更是因为他一身正气，能够正己正人；两袖清风，能够端正党风；清廉如水，执政美德的象征；光明似玉，做人理想的表率。
党的十八大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胡耀邦革命一生，践行为民务实清廉，树立和弘扬清廉作风，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将发挥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的功用。这也是湖南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至今仍深深地为有这样中央领导人而倍感自豪、充满思念的原因之所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胡耀邦：《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胡耀邦在1985年7月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的报告》，《理论动态》第590期。
[4] 张黎群：《胡耀邦最后的二十七个月》，《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5] 胡启立：《我心中的耀邦》，《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
[6]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