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区创建的新苏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庸成立了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贺龙为主席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省军区。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剿”战争，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红二、六军团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同时扩大巩固了根据地，以大庸、桑植、永顺、龙山为中心，包括四省边30余个县，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创造性地决策，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正式建立红二方面军，两军实现共同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毛泽东称赞红二方面军“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1]。
一、艰苦卓绝的起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历史形成发展的过程而言，是湘、鄂、川、黔、赣数省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是湘鄂西、湘赣、湘鄂川黔三块革命根据地战略重组中的转换中间环节。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前后，湘鄂西苏区红军、湘赣苏区红军，乃至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共同创造了丰硕的战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创建，为湘鄂西和湘赣苏区红军向湘鄂川黔苏区红军的战略转变，提供了一个立脚点。
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湘鄂川黔边区。1933年12月，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改成“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中心口号”。
随后，红三军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下，为实现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任务，在湘鄂川黔4省边区艰苦转战，寻找立足点，确定根据地。1934年1月上旬，红三军进入湘西龙山、桑植、永顺、大庸、慈利等5县游击。红军将领因势而变，绝处求生，使苏区红军的命运曙光重现。
1934年3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开辟新苏区工作。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同署的《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指出：“我们工农红军第三军，现在正在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交界数十县游击，企图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推翻军阀豪绅的统治，争取工人农民自己利益和权利。”
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在内的黔东革命根据地。贺龙对全军强调：“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部队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2]
7月21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贺龙、关向应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宣布了黔东红色政权的诞生。
红三军代表钟子廷向大会致词。红三军军长贺龙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会上提出要进行三件大事：(一)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二)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并要同一切破坏苏维埃革命之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三)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3千人参加红军。
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5县地域，纵横200里，人口10万以上。她使红三军结束了自退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生活，部队得到了休整补充，为迎接西征到来的红六军团和实现两军会师再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地群众的歌谣唱道：“贺龙红军来黔东，今日天地大不同。不是神仙有办法，只是贺龙是活龙。亮出红旗鬼神怕，土寨苗乡一遍红。”
黔东苏区对于红三军的整顿和两军团会师起了重要的作用。
黔东革命根据地，自红三军1934年5月31日攻克沿河城，到1934年11月28日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从梵净山撤离转战秀山抵达川河盖进入湘西，虽然前后时间才半年，但是在当时红六军团长征先遣的艰难日子里，使红军西征部队赖以立足的黔东特区根据地，对于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策应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黔东苏区地盘不大、时间不长，正如贺龙代表红二军团迎接红六军团战友时说的那样：“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还在我们的脚板上!”[3]
用廖汉生从亲身经历发出的肺腑之言来说：“黔东苏区先后坚持了半年,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大,人口不多,也很穷,但是对红三军来说,意义却是很大的。它的建立,使红三军结束了四处流动的状况,开始有了一个落脚点,一块临时根据地,不再天天走路了,而是扎下来为建设根据地而斗争。它的建立,使红三军得以吸收 1000 多名贫苦青年人伍,壮大了队伍,增强了力量,也在黔东人民心中播下土地革命的火种。它的建立,为从湘赣苏区突围长征的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找寻的目标,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也为开辟更大更可靠的湘鄂川黔新苏区提供了依托。”[4]
一个落脚点，一把火种，一个目标，一个依托，形象地揭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二、战略重组的机缘：湘赣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江西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执行探路开道的任务。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
中央指示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让红六军团起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
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湘赣军区接到中央训令后，召开了红十七、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统一思想。会后，对红六军团进行了兵员补充和整顿，加紧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和行军准备，并对红六军团离开后湘赣苏区的工作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安排。经过积极、紧张而比较充分的准备，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六军团9000余人，于1934年8月7日踏上了突围西征之途。
红六军团西征初期，连续征战，突破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冲出敌人的包围，于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圩。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和转移的任务，并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动员。会后，红六军团继续向湘南进军。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使国民党反动派一夕数惊。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不停地发出电令，命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分别在湘粤、湘桂边境堵截；令湖南军阀何键急派刘建绪出任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驻衡阳指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追击，在各地保安部队的配合下尽力拦阻红军。同时，命令各地大搞坚壁清野，强迫群众迁移集中，严密控制粮食、船只，封锁桥梁，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进入郴县，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当晚，军团部决定摆脱敌人，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佯攻零陵县城，准备抢渡湘江。湘军刘建绪发现红军抢渡湘江意图，忙调重兵防堵湘江、尾击红军。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前进，堵红军西进。湘江两岸为国民党军重兵控制，红军渡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遂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折向东南方向的阳明山区前进，拟酌情建立游击根据地。但进到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区域狭小，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同时，敌3个师又2个旅已分南北两路向阳明山围攻，于是，又放弃这个计划，东出祁阳的白果市，摆脱了国民党军包围，绕过敌十五师侧翼，急转南下，到达嘉禾县城附近。接着折而向西，经蓝山、宁远，疾进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潇水，破坏了湘桂军阀3个师的尾击堵截计划，进抵湘桂边境。
9月2日，红六军团在蒋家岭附近之螺壳山、金山独岭击溃拦阻红军的桂敌一部，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4日，一举击溃湘桂敌军8个团后，在广西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占领西延(今资源)县城。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的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火急训令，指示放弃在新化、溆浦之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命令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开展活动，最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至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然后，两军协同作战，在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中革军委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以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9月9日从车田向西疾进，不料在小水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敌军已集结6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堵红六军团北上。于是红六军团改变计划，夺路南下，于17日袭占通道县城(今县溪)。湘敌李觉第十九师与桂敌廖磊分别南北对进，向通道县城扑来。红六军团迅速撤离通道县城。湘桂两军相遇，误认对方为红军，发生混战，互有死伤。红六军团乘机进到靖县新厂地区。湘敌何平部远离主力尾追上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在新厂设伏歼敌，毙伤敌2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子弹数万发。新厂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以较小的代价，击溃敌一个纵队的重大战斗之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六军团在湘桂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东忽西，大踏步地迂回，使敌人难于琢磨。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行踪飘忽，“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并大骂地方部属“毫无准确之报告”，“殊堪痛恨”[5]。红六军团转战湘桂边，实现了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新厂战斗胜利后，红六军团于9月19日，分兵两路进入黔东南地区。10月2日，攻占黄平县城。次日，进抵乌江南岸瓮安县属猴场和余庆县属的龙溪一带。
这时，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已重新制定“会剿”方案，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再一次包围合击红军于乌江南岸的狭窄地区。中革军委不明实情，命令六军团“迅向江口前进”，“不得再向西移”。敌军发现红军改向东北前进，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石阡地区。10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第十七师3个团，抵达甘溪时，桂敌两个团赶到。红军前卫部队仓促应战，三面受敌，且与主力的联系被敌人截断，难报信息。待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甘溪附近时，全军陷于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红六军团指挥员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五十团掩护全军冲出重围。后卫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官兵浴血奋战3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损失惨重。红十七师师长龙云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于长沙。甘溪战斗，红六军团损失三分之二。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截成三段：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包围的四十九、五十一团各一部，于10月15日在沿河的水田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由郭鹏率领的五十团，冲出重围后，在梵净山麓木板坡与红三军南下接应部队会合。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与敌周旋十余天，最后得到当地一老猎人引导，从石阡小鸡公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脱离险境，在黔东印江与红三军会合。10月26日两军在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三、新的战略力量展开攻势：红二、六军团会师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在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六两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进一步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边新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中央红军刚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敌人调集了40万大军，前堵后追。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果断提出了两军集中行动，返回湘西，向敌人侧后的永顺、桑植、龙山等地发动进攻的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红军立稳脚跟，还可以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影响长江水上交通，创造有利于开辟根据地的大好形势，牵制湘鄂两省敌人，更有利于中央红军行军作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根据中央的命令，还从红六军团抽调大批政治干部，加强红二军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批准，两军在政治上，确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在军事上，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统一指挥，从而形成了两个军团的领导核心。这些措施，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进军湘西，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奠定了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地区后，湘鄂两省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围堵红军。陈渠珍奉何键命令，纠集3个旅、1万余兵力，向永顺地区反扑。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撤离永顺城，诱敌于永顺城北十万坪地区。1934年11月16日，红军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统一指挥下，设伏十万坪，歼敌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的大部，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接着，回师重新占领永顺县城，并于24日乘胜占领大庸和桑植两座县城。十万坪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是两军团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结果，是扭转两军团困难局面的重要转折点，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形成与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国民党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3县的大部，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各县的一部，并占有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进入了开辟湘鄂川黔边苏区的新时期。
1934年11月26日，两军会合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就在大庸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等为委员；又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领导机关先后驻在大庸县永定镇、永顺县塔卧。接着，分兵于各地，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员及建立群众组织，成立地方赤色武装，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12月1日，省委颁发了没收分配土地的条令。不久，相继建立了永顺、桑植、大庸、龙山、古丈、慈利等县的县、区、乡革命政权。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等机关迁至永顺的塔卧，领导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湘鄂川黔省委为开创根据地斗争新局面，作出《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提出进行土地革命，领导组织城市工人的斗争，壮大主力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建党建政等各项任务，号召红军、游击队和工农群众中的共产党员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斗争，并对创建新的苏区提出了明确指示。
1934年12月24日，永顺县和保靖县部分地区划为永保、郭亮两个县，分别建立了县委，接着，桑植、龙山、大庸、慈利等县委也相继建立，还建立了永(顺)沅(陵)中心县委、大庸中心县委以及黔东特区委、鄂川边工委等。到1935年春，桑植县党员发展到500多名，永保县300多名，大庸县100多名，郭亮县60多名。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保证了苏区各项工作的胜利进行。党领导下的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各县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巩固，使湘鄂川黔苏区得以开创、初具规模。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传达到湘鄂川黔苏区，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所采取的新的战略方针，鼓舞了湘鄂川黔苏区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和红二、六军团指战员。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二、六军团改变了从前苏区反“围剿”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机械打法，开始与国民党军打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术上采取诱敌深入、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毛泽东领导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法。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斗争历时半年时间，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师、一个师部和一个旅，缴枪8000余支，缴轻重机枪100多挺、各种大炮20多门，新建立了慈桑、龙山等县的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湘鄂川黔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至1935年9月，湖南的永顺县、大庸县（今永定区）、龙山县、桑植县、保靖县、慈利县、沅陵县、桃源县、常德县（今鼎城区和武陵区）、石门县、临澧县、澧县、津市、武陵源区（今属张家界市）及当年的永保县、郭亮县等，湖北的咸丰县、恩施县、鹤峰县、来凤县、松滋县、利川县等，四川的酉阳县、秀山县、黔江县、彭水县、石柱县等，贵州的沿河县、印江县、德江县、松桃县、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等，30余县，先后属于湘鄂川黔苏区和游击区范围。湘鄂川黔苏区红军斗争的坚持和发展，说明了毛泽东关于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指导方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2年8月，萧克将军书写一幅题词，感慨万千：“二六军团，历尽艰险。木黄会师，三军欢唱。八千健儿，挥戈东向。沅澧汹涌，狂飙燎原。赤区重建，湘鄂川黔。”[6]经过近一年的英勇作战和艰苦斗争，到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开辟了较大范围的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域，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酉阳县境，西北到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县边，北到鹤峰太平镇，包括湘西北、鄂西、黔东、鄂川边区，根据地总人口达200多万。湘鄂川黔苏区在南方各苏区相继失陷时巍峨屹立四省边区，苏维埃革命的红旗不倒、迎风招展。
四、在反“围剿”斗争中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1、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坚决反“围剿”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造成新的威胁。1935年1月，湘鄂两省敌人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红军孤立、限制和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
任弼时当时就指出红二、六军团反“围剿”的战略意义：“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举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敌侧方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7]
为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红二、六军团主力早在1934年12月下旬，就由常德、桃源等地回师大庸地区，进行休整训练。红军在回师途中，曾占领慈利县城，缴获敌人一个步枪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并教育争取了40多名技术工人和40多名缝纫工人参加红军。这是湘鄂川黔根据地军事工业的重要来源。
面对敌人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布了《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卫新的苏维埃宣言》，提出最大限度地集中红军，配合群众的一切力量，消灭敌人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围攻，巩固和扩大新的苏区。
为动员苏区军民参加和支援反“围剿”斗争，任弼时领导干部、战士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根据省委的指示，各级党委、苏维埃政府和部队政治机关，展开了广泛宣传动员。在部队内部，红二军团通过1935年1月27日召开的大庸丁家溶会议，批判了夏曦主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二军团党的工作期间，在连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以及苏维埃政府、政治机关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在地方上，开展了肃清地主武装的斗争，巩固了后方，扩大红军12000人，还组织群众参加战勤工作，这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进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定集中红军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地区，等待敌人前进，正面迎击由沅陵北进的陶广纵队3个师，尔后迅速转移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之“围剿”。
2月11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8]
中央指示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红军从1935年2月开始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国民党蒋介石大军的压迫下，任弼时、贺龙率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2月上旬，红军初战郭汝栋纵队失利，大庸被李觉纵队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再打李觉纵队，又未打好。郭汝栋纵队于3月22日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中革军委指示精神，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作战方针，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致一再受挫，根据地只剩下以塔卧、龙家寨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立即在3月22日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询问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并提出在情况不利时，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向南漳、兴山、远安地区转移。4月5日，中革军委复电，指出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然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只有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转移。省委认为，敌人自4月9日占领永顺城后，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原地区已经不利于红军作战，于是决定向北转移。这时，遵义会议的决议也传到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省委及时向县团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决议，坚定了红二、六军团转移的决心。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
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一七四两旅进驻陈家河、万民岗、周家峪一线，与西北面的敌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合成一势，协力堵截红军北上之路。4月13日，红军进至陈家河附近，与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四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城和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国民党军骇于红军凌厉的攻势，纷纷后撤，转入防御。红二、六军团因形势好转，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仍在原地区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攻占江垭，派一部分兵力前进至慈利城北，造成进攻津市、北渡长江之势，以调动敌人。从1935年5月开始，红军开始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这次，敌人兵力达到了约80个团。任弼时、贺龙根据湘鄂两省敌人存在的矛盾，重新考虑了作战行动的方向和作战对象，作出了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的方针。5月上旬，红军在塔卧、永顺之间歼敌一部。6月中旬，红军主力采取攻城打援的战略，在湖北咸丰忠堡地区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
红军继续开展了几次出击，因为过于分兵作战，没能取得大的战果。国民党军为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把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到鄂西。该敌初到鄂西，人地生疏，缺少作战经验，当其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时，红军再入鄂西，设伏于板栗园地区。8月3日，突然对敌人发起猛攻，歼敌第八十五师师部和2个团另1个特务营，击毙师长谢彬。板栗园战斗后，红军即返回根据地。8月8日，又在芭蕉溪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纠集重兵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告失败。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开展攻势行动，向东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城，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扩大。
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历时半年，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缴枪8000余支，缴轻重机枪100多挺、各种大炮20多门，新建立了慈桑、宣恩、龙山3个县的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正如任弼时所说：红二、六军团“以自己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达到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我中央野战军的兵力，配合与协助我主力红军顺利地转移和在主要战线上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壮大红军有生力量的条件下，坚决进行战斗，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扩大新开辟的游击区域，使之成为巩固的新根据地”，坚决完成了“这两个最基本的历史任务”。[9]
2、努力稳妥地开展土地革命
在反“围剿”斗争中，湘鄂川黔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陆续建立和巩固，为苏区的土地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一律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还规定，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农、贫农一律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同时，还对市镇独立生产者、医生、教员、和尚、道士、尼姑、牧师及富农，或家庭是贫农本人嫁与地主为媳的，或本人是贫农而被地主招郎的这些人的土地分配，都作了具体规定。在分配方法上，规定以乡为单位(如雇农、中农大多数要以村为单位亦可)，按人口多少，田地好坏均匀分配；对茶山、竹林、矿山、鱼塘、耕牛、农具等分配也有详细的规定。条例还规定了土地分配及土地买卖、继承等原则。12月16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就分田的意义、办法和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了进一步规定和说明。1935年1月28日，省委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农村封建势力与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强调在土地斗争中，必须执行“以农村无产阶级为基础，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联盟，以消灭地主和削弱富农”的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参加运动。省委还利用旧历年关阶级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抗租抗债，直接配合土地革命。
廖汉生回忆说：“我军看到湘西攻势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同时得知中央红军也已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往贵州遵义地区，遂于12月下旬胜利回师，投入湘鄂川黔苏区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努力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10]说明湘鄂川黔苏区的开辟和土地革命同步进行。
根据省委颁布的政策，土地革命首先在苏区中心的大庸县城郊及永顺县塔卧、刘家寨、龙家寨等地区进行，到1934年12月底基本结束，取得了一些经验。此后，在苏区内普遍开展，到1935年春天，基本完成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开展，激发了贫苦农民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吸取了以前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因此搞得比较成功，并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所修正和创新。如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及兼营工商业的资产，特别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道士、和尚、尼姑、斋公、牧师、神甫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等。这对于活跃根据地经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敌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分田过程中，有些地区沿用了过去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对中农土地倾向于打乱平分的过“左”政策，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3、抓紧进行各项苏区建设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萧克指出：我们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地方武装及军队后方工作。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青年、妇女及农村各种群众工作。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又得到大量的兵员、武器和物资的补充，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但二、六军团由于受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的影响，所以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中，更加发扬了。[11]
萧克上述对苏区建设的总结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各级地方政权机关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春，苏区先后建立永保、郭亮、桑植、大庸、龙山等9个县和51个区的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2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共青团、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女工妇女代表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建立，在团结群众、支援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据永保、郭亮、大庸、桑植、龙山、保靖、慈利、石门、沅陵以及酉阳、宣恩等县的不完全统计，有游击大队(支队)36个，游击分队、中队200多个，游击队员上万人。另外，大庸县独立团、慈利独立团、永保县独立团、龙桑独立团、郭亮县独立营、龙山县独立营、永沅联县独立营等也相继成立。为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在省军区下建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指挥大庸、慈利、石门等县革命武装，第二军分区指挥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革命武装，在发展游击战争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下，广大军民保卫苏区、建设苏区，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推动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战斗中，红二、六军团迅速发展壮大，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其中红六军团发展到1．1万人，红二军团发展到9000多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
五、湘鄂川黔红军战略转移与苏区失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敌人以中央军为主组成“进剿”军，以地方军为主组成“堵剿”军，采取堡垒政策，蚕食根据地，企图把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并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形势非常严重，危机四伏。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敌情，任弼时根据实际情况，吸取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后方作战。省委与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广大无碉堡地带同敌人展开运动战，争取在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空档，将突破口选择在向南突破澧、沅二水的方位上。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红军先后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经慈利、沅陵、安化、新化、锡矿山、冷水江、溆浦、辰溪、浦市、涟源、新邵，直插湘中，进抵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之后进军黔东玉屏、江口，进占石阡县城，于1936年初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湘中、湘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特别是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近两个月的孤军转战中，以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艰苦辗转20多个县，行程5000余华里，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重兵，策应主力突围，最后胜利归队的重大任务，集中地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
萧克回忆道：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以后，苏区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三五年十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十一月十九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12]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进抵湘西南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利用新年佳节举行政治干部会议，进行新年战斗动员，检查突围转移途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湘黔边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这时，国民党李觉部章亮基师4个团突进晃县，势处孤立。任弼时、贺龙等及时抓住战机，发起便水战役，设想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指挥和联络上的失当，个别部队没有按时投入战斗和完成任务，拖延了战斗时间，导致打成了平局。虽然消灭了上千名敌人，但也造成数百名红军战士伤亡。1月7日，红军进军黔东玉屏、江口，12日进占石阡县城，向黔东地区转移。
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时，贺龙代表军委分会把留守湘西、保卫苏区、牵制敌人的艰苦任务交给红六军团第十八师。该师是在红六军团五十三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能攻善守的特点，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留守兵员包括医院、机关、干部计3000余人，师部设在根据地中心龙山县茨岩塘。师长兼政委张振坤是有名的“游击专家”。红十八师为牵制敌人，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开展游击作战，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浴血周旋。在10多天时间内，红十八师争取主动，东奔西突，袭扰敌人，或凭险固守打阵地战，拖住敌人。总计牵制了敌人近10万兵力，承受了重大牺牲，有力地配合了军团主力的突围长征。12月3日，十八师收到军团部“立即突围、赶上主力”的来电后，为了把追剿之敌甩得更远一点，决定放弃直接突围的有利时机，而在根据地内兜圈子，继续迷惑敌人，然后寻找间隙突出重围，保证主力的安全。16日，全师掉头西向，转进永顺、龙山。在洗车河与敌人一个团遭遇，后绕过周燮卿旅防线，向招头寨以北马阻岭突围。五十三团、师直单位、五十二团一部顺利通过封锁线。五十二团一营、医院及地方干部一部被封锁阻击，牺牲较大。突围出来的lOOO多人强渡酉水，进入湖北来凤漫水。
1936年1月9日，红十八师几经辗转征战，在黔东江口的磨湾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湘境，踏上了远征万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之途。1936年2月7日，在大定（后迁毕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委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即告结束。
综上所述，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上下限，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其上限可溯至1933年12月，下限可延至1936年2月。
1933年1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宣恩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苏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大村会议可以视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起点。
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仍然在龙山茨岩塘坚持斗争。几百名省委、省苏维埃干部，为配合红十八师策应主力红军突围，担负了扩红、支前、打击地主武装等工作。最后随红十八师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征战途中仍高举“湘鄂川黔边省”的革命旗帜，以此动员和发动群众。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黔西、大定、毕节，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这一时间，可视为湘鄂川黔苏区的终点。
六、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1、“创建了继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南方最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在长江南岸创建的一块大的红色根据地，成为南方苏维埃运动的柱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信心。由于地处边陲，距离4省省会都在千里以上，境内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长期以来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有利于革命武装利用敌人矛盾，实行武装割据。红军的活动，进能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凭借山河天险，回旋驰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地军民在近两年的艰苦卓绝战斗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牵制吸引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经验。2004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称赞任弼时同志“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34年，他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功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13]。
中央军委审定公布的《萧克同志生平》，高度评价他“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通道，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同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之后，立即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他参与指挥了十万坪、陈家河、板栗园、忠堡等战役，把国民党军120多个团的兵力吸引在湘鄂川黔边地区，创建了继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南方最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4]。
这不仅是对萧克同志的历史评价，也是对红二、六军团“创建了继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南方最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伟大功勋的充分肯定。
2、自主创新贯彻遵义会议精神
贺龙回忆说:我们在湘鄂川黔根地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逐步转变的，遵义会议以后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长电，将遵义会议主要精神通告“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接到新的指示，湘鄂川黔军分会立即改变战略思想和行动部署。决定集中全部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从敌军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来打破其对红军的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力争继续留在长江南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打开新的胜利局面。任弼时向全军的团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军分会的决定。
贺龙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15]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给处于困境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任弼时、贺龙等运用遵义会议确定的新的军事原则，3天之内指挥红军在陈家河、桃子溪两战皆捷，不仅歼灭了敌五十八师，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而且将何键的合围圈撕开了一个缺口，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有力地策应了毛泽东等正在指挥的“四渡赤水”。5月下旬至9月初，任弼时、贺龙等运用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率红二、红六军团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围城打援，在运动战中以少胜多，大量歼灭敌人，积累了系统的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作战30余次，占领过7座县城，共歼敌2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毙伤敌人l0000人以上，俘虏敌人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各种大炮20多门、弹药无数。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而且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了自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任弼时指出：“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16]遵义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运用，为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3、苏区军民捍卫红旗、星火相传、卓著贡献
湘鄂川黔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从1927年湘西秋收暴动开始，历经湘鄂边、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这块红色区域斗争连绵，红旗不倒，星火相传，苏区党政军民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仅桑植一县就有13000人参加红军，2万多人为革命牺牲，“贺氏族人被反动派杀害的就有数百人，贺氏族人和亲属为革命牺牲的有数千人之众”。大庸县（永定区）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2万多人为革命牺牲。慈利县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1万多人为革命牺牲。湘西苏区涌现出不少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妹妹送哥哥、全家当红军的典型事例。大庸三坪乡覃家坪罗为生叔侄4人同时参加红军。四斗坪父子双双参军的有三对，兄弟参军的有四对，母亲送儿当红军有两家。红军烈士侯德臣，一家８口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在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苏区共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86个团、10万多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以贺龙为代表的4000多桑植儿郎从刘家坪出发，解放后，仅剩下不到100人。”湘鄂川黔根据地先后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8万余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壮烈牺牲。红二方面军涌现了166位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
4、传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卓越实践
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任弼时、贺龙、王震、萧克在回顾苏区斗争历史时，都强调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井冈山苏区对于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的指导作用和深刻影响。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通过任弼时、王震、萧克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发扬光大。按照萧克的说法，之所以能够“创建了继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南方最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苏区建设和红军建设理论与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贺龙在回忆中写道：“由于两个军团的会合，特别是任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与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对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更加健全了，群众运动更加开展了，革命根据地更加扩大了。”[17]“二、六军团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针，把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打垮了，敌人的‘围剿’被粉碎了！”
萧克则系统地总结道：“回顾二方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是逐渐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经历了创造和坚持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8]
5、沉重打击国民党剿灭红军的罪恶阴谋
国民党蒋介石的内心深处“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成一片苏区”[19]。但是，红二、六军团真的很快在武陵山区树起了一面苏维埃的红旗，这无疑是给蒋介石平添了心腹之患，他们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驱逐出苏区聚而歼之的阴谋受到重挫。湘鄂川黔苏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中巍峨挺立，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创造了能征善战打不垮的奇迹，令国民党反动派如芒在背、坐立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向蒋介石献计：“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贺。”正如任弼时所说：“二、六军团及湘鄂边苏区位置长江中部，接近武汉长沙，他的存在、发展对一、四方面军配合作用与对敌威胁均颇大，故蒋敌以大力决心进攻”[20]。红二、六军团通过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剿灭红军的阴谋，实现了中革军委赋予的艰巨任务。
6、任弼时为苏区党建作出了新的贡献
任弼时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的领导工作。他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于根据地党的建设十分重视。他所领导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证完成党的艰巨任务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任弼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强调“要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强调“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21]，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湘鄂川黔省委强调要“大胆吸引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每一乡村、市镇与每一武装队伍中党的支部”，成为动员群众、保卫新区与粉碎敌人“围剿”的核心力量；新区、游击区的党组织“应保存着秘密或半秘密的状态”，以便万一转入秘密环境时能继续活动；并应普遍建立青年团、工会、妇代会及贫农团等组织，大胆提拔干部，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领导方法上，“必须倾听大多数群众的呼声”，“到群众中去学习”，“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任弼时说：“加强和巩固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成为目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22]“必须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领导。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每一个党员都要负担一件经常的工作。要健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使它真正能领导本乡的政府、赤少队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真正成为执行党每一决定的机关和群众中间的核心。”[23]在根据地开展了反贪污腐败斗争，及时遏止了贪污腐败现象。永保县苏维埃主席田玉祥，穿上打土豪得来的皮大衣，到塔卧参加五县苏维埃联席会议。任弼时一见，就向他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根据地党建工作，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坚持从严治党，用铁的纪律加强党的廉洁性、先进性，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党建思想作出了历史贡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2] 王绍南：《黔东的春天》，载《星火燎原》第2辑，第295页。
[3] 本书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0页。
[4]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7—38页。
[5]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389页。
[6] 2014年8月28日摘抄于印江县木黄会师纪念馆。
[7] 任弼时：《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1935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4、95页。
[8]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394页。
[9]任弼时：《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193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7、98页。
[10]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6页。
[11]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1页。
[12]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2页。
[13] 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14] 《萧克同志生平》，200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4版。
[15] 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197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
[16] 任弼时：《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2、83页。
[17] 贺龙：《悼任弼时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日第2版。
[18]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35页。
[19] 宋毅军：《任弼时等抵制“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一场争论》，《党史文苑》2014年第4期，第8页。
[20] 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16页。
[21] 夏远生等著：《任弼时与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74页。
[22]任弼时：《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9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