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23日，中央军事部制定《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提出扩大红军的策略和各地红军的发展方向，将全国根据地划分为赣粤闽、湘鄂西、赣西南、湘鄂赣和湘赣、赣东北以及鄂豫皖边6个大区，要求各区红军实行“集中部队力量统一指挥”，以促进部队发展。12月2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由中央统一红军指挥”的建议，认为“红军决不能受地方党的限制，必须超越地方性受中央指挥”；“由中央有计划的指挥红军，容易应付敌人的围攻，可以互相呼应，彼此得到援助”[1]；甚至要求红五军归中央直接指挥。1930年1月以前，中共中央在没有统一编制红军时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
1930年4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明确提出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5月23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在规划红军发展时提出，以赣南、闽西地区的红三、红四、红十军组成红一军团，湘鄂赣地区的红五、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湘鄂西地区的红二、红六军组成红二军团，鄂豫皖地区的红一、红九军组成红四军团。6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同时规定了各地红军具体的行动方向和任务：湘鄂赣苏区的红军，“一面截断武〔汉〕长〔沙〕铁路”，“一面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以“进迫武汉”。同时，中共中央再次强调，红军过去实行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改变过来，一切“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
1930年6月初，红五军在分3路向长江以北、以西和鄂南游击之后，正集中在湖北大冶、阳新两县边境的刘仁八和三溪口附近休整。根据中共中央4月3日和12日关于“阳新大冶红军，中央决定为第八军”的指示，彭德怀在大冶县殷祖镇马对于村宣布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军第八军。红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何长工（因李灿负伤未到职，何长工改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原来的3个支队分别扩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陈毅安（后为李锷），政治委员郭一清；第二纵队，纵队长谢振亚，政治委员石衡中；第三纵队，纵队长何时达，政治委员徐策。
此时，湘鄂赣苏区和红五军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以及中央派到红五军工作的周桓、谭政文、彭雪枫、黄克诚等10多名干部，先后从上海抵达红五军司令部驻地。于是，中共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出席的有滕代远、何长工、邓萍、谭政文、袁国平、周桓、谢振亚等20多人。列席的有中共湖南省委驻鄂东南特派员胡梓（吴致民）和大冶、阳新等县委的负责人。滕代远、何长工、谭政文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扩编红军第五军为红军第三军团和进攻武昌的命令。会议进行了讨论。对形势问题，与会人员不了解全局，同意中央的分析，没有提出异议。对扩编问题，彭德怀开始持有不同意见，认为红五军现在不到8000人，仅三团制的1个师，即使发展到3万人，也只有1个军。等发展到5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2]但多数人认为，红五军由1个军扩编为军团，能壮大声势，还是有好处的。滕代远认为，扩编是中央的决定，不是红五军一支部队的问题，至于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同意扩编，成立红军第三军团。对攻打武昌，彭德怀则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他指出，武昌城高墙厚，有国民党军5个团驻守，修筑有坚固工事。长江正值涨水期间，江面上帝国主义军舰密布。南湖水满，沿江只有1条大堤可通城墙。武汉附近的岳州、阳新，有钱大钧的12个团和罗霖1个师驻守。红军如果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红军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比1929年1月井冈山突围和6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因此，他认为攻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不能马上执行。为了不与中央关于攻打武昌的指示相对抗，彭德怀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消灭鄂东南6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伺机攻占岳州为后方，再作攻打武昌的实际准备。[3]这个方案，比较切实可行，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根据刘仁八会议的决定，以红五军、红八军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组成中共红军第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红三军团下辖2个军：第五军，彭德怀兼军长，滕代远兼政治委员，邓萍兼参谋长，袁国平兼政治部主任，辖4个纵队（由原红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编成）。第一纵队，纵队长孔荷宠，政治委员胡筠；第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张启龙；第三纵队，纵队长吴溉之，政治委员喻庚；第四纵队，纵队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张纯清。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邓乾元，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李锷（后由何时达接任），政治委员郭一清；第二纵队，纵队长侯中英，政治委员石衡中；第三纵队，纵队长谢振亚，政治委员徐策。全军团共1万余人。
红军第三军团的成立，对于加强红军主力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推动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和巩固，为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次攻打长沙和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1930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进入胶着状态。粤军张发奎部和桂军李宗仁部为配合冯、阎在中原的作战，于6月4日击溃湘军何键第四路军，攻占湖南省会长沙，10日占领岳州。蒋介石立即组织湘鄂赣的国民党第四、第八、第九路军等部，反击张桂联军，湘鄂赣边仅留一些地方部队据守，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这为红三军团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6月13日，红三军团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抓住湘鄂赣边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战机，发动攻势作战，击溃国民党第二十军郭汝栋部1个团，攻占大冶县城；当日下午攻占长江南岸重镇黄石港，击溃第二十军另1个团，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机枪2挺。当红军追击到石灰窑时，游弋于长江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向红军开炮，红军予以还击后，撤到黄石港。红三军团在黄石港筹集2万余元经费和一批物资。随后，集中到大冶地区。
6月15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召开前线作战会议，部署消灭鄂东南6县地主武装的作战。
6月16日，红三军团主力由大冶地区分兵向鄂城、通山进击。先后攻占了铁山、金牛、鄂城、通山、崇阳等重要市镇，并控制咸宁大部地区，消灭国民党军罗霖师一部，基本扫除了这一带的地主武装。同时宣传红军进攻武汉。
此时，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开始向东北发展，在石首、公安、松滋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大有东下武汉之势；鄂豫皖边区红一军也逼近武汉以北平汉铁路沿线；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军游击队在武汉以东积极活动。
各路红军逼近武汉，引起敌人的恐慌。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驻岳州的钱大钧部2个师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加强武汉防御。岳州仅驻何键部1个多团的兵力。根据敌情的变化，6月25日，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在通山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乘岳州城敌人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夺取该城。
会后，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进抵崇阳，向岳州方向运动。30日，占领湖北蒲圻县重镇赵李桥、羊楼洞。7月1日，分别夺取湖南临湘县城和羊楼司、城陵矶、云溪等城镇，进抵岳州附近地区。红军每到一处，都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群众，帮助组建工会、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劳苦群众。
7月4日，红三军团向岳州发起攻击，经过2小时激战，歼敌2个营，攻占岳州城。残余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乘船逃往君山。这次战斗，红军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枪18挺，七五野炮4门，山炮12门，子弹、炮弹250余担，及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至此，红三军团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切断武（汉）长（沙）铁路的任务。
红三军团攻占岳州后，开仓济贫，释放政治犯，帮助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帮助群众组建工会、农会。同时，与由段德昌率领在当地活动的湘鄂西红军一部取得联系，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弹药、食盐和服装。
红三军团十分重视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1930年6月，红三军团攻克大冶县城期间，何长工动员该县的医护人员参加红军。普爱医院的何复生（中共地下党员）、饶正锡、陈春甫、陈复汉、石恩赐等5人响应红军号召，携带部分药品、器械参加红军，并奉命组建军团总医院。6月中旬，总医院正式成立，何复生任院长，刘惠农任政治委员。总医院成立后，一面开展救治伤病员工作，一面采取边干边学和办训练班的办法，培养了100余名军医、几百名护士和大批卫生员，逐步建立了军、师、团3级卫生机构，改变了部队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的状况。
红三军团攻占岳州后，敌人急调长沙、武汉的兵力，联合向岳州反扑。红三军团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于7月6日主动撤出岳州，重返平江苏区，中旬进到平江及其周围地区。彭德怀、滕代远考虑到部队连续作战很疲劳，决定在此作短期休整。为贯彻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规定的体制编制，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纵队、支队改为师、团建制，并调整了部分干部职务。第五军，邓萍兼军长，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吴溉之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第三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朱荣，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邓乾元。下辖两个师：第四师，师长何时达（后为黄云桥），政治委员石衡中，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第六师，师长陈毅安，政治委员郭一清，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军团部直辖1个特务团和1个随营学校。
在红军连续作战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湘鄂赣苏区人民踊跃参加红军。红三军团在平江地区一次性补充新兵5000余人，全军团兵力大为增强。整编期间，红三军团帮助中共平江县委在18个区建立和恢复了苏维埃政权，再次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并派出部分兵力进驻新市、长乐、伍公市和平江西乡、浏阳北乡及金井等地，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侦察和监视浏阳、长沙方面的敌情。
这时，湘桂军阀混战加剧，张（发奎）、李（宗仁）的粤桂联军退守衡阳、宝庆。湘军何键第四路军主力南下追击，长沙防务空虚。红三军团在攻占岳州时，曾考虑过夺取武昌前先攻打长沙的计划。面对变化了的形势，更加坚定了攻打长沙的想法。于是，中共第三军团前委、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及各县负责人，在平江长寿街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进攻长沙的部署。会议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变化，认为当前军阀混战正酣，长沙只有敌军7个旅驻守，其中5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1个骑兵旅。除何键女婿李觉的一个旅战斗力比较强以外，其它都是杂牌部队。而红军打下岳州后，补充了大批士兵和武器弹药，战斗力明显增强。各军都编有教导队，可随时补充干部。对长沙的地形、敌情，红军也比较熟悉。长沙又是湖南反动派的统治巢穴，马日事变时1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到现在还有大批革命同志被关押在狱中，亟待解救。因此，会议决定趁当前的有利形势攻打长沙。
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成立了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由赖汝樵任总指挥，并发出《为实行湖南总暴动敬告全湘民众书》，号召全省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夺取长沙，实现湘省总暴动。在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很短的时间内，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组织20多个团，还有许多没有正式编制的担架队、运输队等，纷纷向平江集中，共有20万人左右。
7月22日，红三军团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天岳书院操坪召开1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纪念平江起义2周年，誓师攻打长沙。从天岳书院门前直至鲁肃山下，方圆一里多路，全是荷枪束装、威武雄壮的红军和农军，平江城郊，群情鼎沸。彭德怀、滕代远、赖汝樵等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工农兵群众打到长沙去，实现湘省总暴动，建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红三军团主力进占平江，准备攻打长沙的行动，震动了湖南之敌。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匆忙从衡阳调第十九师五十五旅到长沙，会同留守长沙的第十五师第四十五旅等部共约7个团的兵力，归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统一指挥，于7月19日由长沙沿长（沙）平（江）大路向平江县城推进，对红三军团实行“进剿”，企图先发制人，一举消灭红军，解除红军对省会长沙的威胁。
红三军团得悉上述敌情后，迅即做好在平江城外迎击敌军的准备，并计划在击退敌军进攻后乘胜向长沙进攻。7月23日拂晓，国民党军先头第五十五旅进到平江城西南15公里的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带。后续部队第四十五旅等部进到金井、春华山一线。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抓住敌人呈一线部署、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定集中力量，首先伏击歼灭敌先头部队，然后跟踪追击。
7月24日，红三军团在瓮江公路两侧设伏，敌人停留在平江城西南15公里的晋坑一带未敢前进。25日，红三军团沿平江通往长沙的大道向晋坑之敌发起进攻。红八军在正面、红五军在左翼，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和20万农民赤卫队随后跟进。经过激烈战斗，歼敌第五十五旅约1个团，其残部逃向长沙金井。
红三军团乘胜追击，迅速逼近金井。红八军由花门楼出发，从正面进攻。红五军由更鼓台出发，绕道三口港、赤马殿，从左后向金井东南包抄，断敌退路。在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与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金井，歼敌第四十五旅大部，残敌向永安、榔梨市、长沙城撤退。金井战役，红三军团缴获长短枪数百支，轻重机枪6挺。在激战中，红八军第四师师长何时达、第六师政治委员郭一清壮烈牺牲。
金井之战，国民党军主力损失过半。湘桂边境的湖南军队与张发奎部相持不下，一时无法增援。这形成了对红军攻占长沙十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滕代远在长沙近郊永安市召开各军负责人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夺取长沙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以红五军为前卫，红八军为总预备队，立即发起追击，乘胜直扑长沙。会后，各部队抓紧攻城准备和战前动员，提出“坚决捣毁反革命老巢长沙，解救受苦受难人民”，“坚决消灭湘军王牌李觉旅，打破湘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活捉何键，为马日事变死难烈士复仇”等宣传鼓动口号，激发了参战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国民党军第四十五、第五十五旅残部由金井向长沙溃退。何键深恐省会长沙不保，即令溃退下来的部队和刚从宝庆调来的独立第九旅2个营、从衡阳调来的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2个营，“沿浏（阳）河构筑工事，分段固守”。同时电令第十九师主力由湘桂边境驰援长沙。
7月27日，按照红三军团的部署，红五军向浏阳河东岸榔梨市发起攻击。榔梨市是进攻长沙的最后一个关口，河宽水深流急。国民党军企图凭借浏阳河负隅顽抗。
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敌人终于不支，向河西溃退。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追击敌人至长沙近郊的七里巷、乌梅岭。该处有国民党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等部4个团防守，筑有数道防御阵地，火力很强，不宜正面攻击。彭德怀便命令红八军绕道榔梨，顺河直下杉木港，迂回侧后进攻。红八军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只小船。战士们一边划船前进，一边用机枪向岸上敌人猛烈射击。主力部队在敢死队的掩护下，利用船渡、泅渡随后跟进，很快到达杉木港，夺取了国民党军的阵地，歼敌约1个团。
红五军、红八军前后夹击，战至午后，攻占榔梨，突破国民党军的浏阳河防线，歼敌一部，残敌纷纷向长沙逃窜。红三军团乘胜追击，直抵长沙城下，并乘长沙守敌惊慌未定之际，对长沙城发起进攻。
7月27日20时，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城东阵地，由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攻入长沙城内，迅速攻占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清乡督办署所在地。平浏农军上万人也涌入城内。何键见大势已去，率其残部向沅江、湘阴、湘潭、宁乡等地撤退。当日午夜，红三军团控制了长沙全城。
1981年2月19日王首道在湖南老红军座谈会上回忆说：“那个时候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发生了湘桂军阀战争，使湘赣和湘鄂赣边这两个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各个地方都闻风而起.在座的恐怕就有那个时候在地方上参加游击队，参加群众斗争的。这个时候，湘赣、湘鄂赣边已打成一片，整个根据地都处于革命高潮。这两个根据地有时被敌人分割封锁，但始终未能割断两个地区的联系。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茶陵、攸县，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这些地方都有革命势力在活动，而且互通情报，互相支援，所以说两个根据地是打成一片的。后来，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何长工率领的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的领导下回到湘鄂赣，趁湘桂军阀混战之机，乘虚进攻长沙，占领长沙10天。”
红军攻占长沙，是彭德怀等红三军团指挥员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正确指挥的结果，是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大力支援、参军参战的结果。
攻占长沙之役，红三军团以8000人的兵力，在地方红军和赤卫队配合下，打败了3万多兵力的优势敌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手提机枪20余支，轻重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红三军团伤亡1600余人。彭德怀后来总结道：“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4]
7月28日，红三军团在长沙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滕代远、袁国平率红八军留守长沙；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向长沙以南的易家湾追击退守湘江西岸之敌。易家湾是长沙的南大门，距长沙25公里，扼粤汉铁路、湘江水路和株（洲）长（沙）潭（湘潭）公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红五军前卫第三师第七团急行军5个小时，抓住了正在渡河撤往湘江西岸的敌后卫1个连，将其压缩在渡口予以全歼，缴获了敌人未及撤走的全部船只和粮食物资。
攻占长沙后，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和中共湘鄂赣特委在长沙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7月29日，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李立三、何长工、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李宗白、赖汝樵、胡筠等1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李立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李立三到任之前，由王首道代理主席职务。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黄兴路湖南省商会宣告成立，正式建立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前后坚持1年多，为发展中国的苏维埃斗争、建立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相继公布了《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政纲》和《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宣布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没收大企业及交通机关，收回外国租界。红三军团政治部、指挥部设立了长沙办事处，成立警备司令部，镇压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维护城市秩序；成立长沙市苏维埃政府和湖南省赤色总工会，并组织了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助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反革命分子。曾经从秋收起义部队叛逃、出卖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曾任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的叛徒李涤生，均被红军逮捕枪决。
封闭了国民党湖南当局的报馆，先后出版了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编印的《红军日报》、《苏维埃日报》，宣传共产党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及国内外形势。《红军日报》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份和唯一的铅印大报。红三军团政治部接收国民党的长沙《国民日报》，于7月29日铅印出版了《红军日报》。至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红军日报》共出版6期。每期第一版重复刊载《土地政纲》、《共产党十大政纲》，每期第二版一篇署名社论，还刊登红军告工农兵、青年、妇女等各界群众书以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第三期起第一版重复刊登通缉何健、刘建绪等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令。《红军日报》设有国际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本埠新闻、地方新闻等栏目，第二期起辟有“血光”栏目发表歌谣等作品，歌颂工农革命、妇女翻身等，群众宣传工作手法灵活、形式多样。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撰写了两期社论：《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7月30日），他提出四点要求以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一、坚持镇压敌人，二、彻底实现苏维埃政纲，三、扩大红军，四、坚决采取进攻精神；《扩大红军》（8月4日），他针对军阀何键反攻长沙的严峻形势，呼吁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红军重视报纸舆论宣传，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大公报》当时感叹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
红军在长沙没收国民党反动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工农群众，并规定了大米、油、盐价格。释放几千名政治犯，从中挑选一批党员干部到军团机关及军部任职。其中有唐近仁、唐延杰、向仲华、许建国、乐天宇等干部。红军组建了炮兵部队。动员了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士兵共7000余人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筹集军费30余万元，解决了红军被服、装备、医疗上的困难。与此同时，长沙市苏维埃政府、长沙县苏维埃政府及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
红三军团进入长沙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曾留学法国的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及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共有300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用法文和英文宣传红军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政策，要他们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支援医疗器械和药品。红军攻占长沙轰动中外，英国路透社等世界媒体纷纷发出电讯，西班牙驻长沙领事馆发出的报道说“红军根本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
红三军团及时在长沙进行了内部整训。组织红军指战员到敌人的刑场悼念就义烈士，同烈士家属一起控诉敌人的罪行。请从狱中解救出来的同志，揭露敌人对他们施加的各种酷刑和摧残。组织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员。把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及时武装主力部队和平江、浏阳等县的游击队。通过整军建军措施，进一步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提高革命群众的觉悟，振奋干部战士的斗志。
8月2日，红三军团和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市教育会坪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长沙解放，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红三军团主力集结在长沙周围，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红十六军位于榔梨，保证后方安全并守卫浏阳河浮桥。红八军位于长沙西门并沿湘江东岸警戒，一部位于北门外。红五军一部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一部位于浏阳门外及天心阁附近，一部位于城南猴子石警戒。军团总指挥部位于浏阳门附近。
何键从长沙逃到沅江后，集中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十五师第四十五旅残部、独立第七旅等部兵力，在游弋湘江的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由株洲、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城的红军反扑。8月5日，进到长沙的南郊、西郊、北郊。第七十七师由鄂南进到湖南新市地区。当晚，何键部开始向长沙发起进攻。敌人2个团由新河附近偷偷渡过湘江，进入北郊一带。第十九师约2个团向长沙北门、大西门进攻。第十九师主力、第十六师、独立第七旅分别由株洲向长沙进攻。第七十七师向金井、社港方向前进，支援何键部作战。
红三军团立即部署对进攻之敌进行英勇抗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军团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彭德怀总指挥率红五军1个师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掩护部队撤退。
8月6日，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向浏阳门对进。此时，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尚未撤出长沙城。在此紧急情况下，彭德怀亲自指挥2个连阻击北进之敌，集中1个师的主力突击南进之敌，牢牢地控制着城东浏阳门外高地，掩护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及进城的苏区群众撤向浏阳、平江。红三军团在撤离长沙的作战中，歼敌1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红八军第六师师长陈毅安在指挥部队转移中英勇牺牲。
国民党军进占长沙后，何键即以其新编第三十一师、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十一师师长陶广任纵队司令；独立第七旅编为第二纵队，该旅旅长陈光中任纵队司令；第十六师第四十七旅编为第三纵队，该师副师长兼旅长戴斗垣任纵队司令，分头向浏阳、古港、永和市、达浒、陈家桥、陈家坊追击红三军团。同时，何键在长沙城内外疯狂地屠杀革命群众。据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揭露，当时“炮火血肉弥漫长沙城”，“总计民众在赤化嫌疑下被捕的有三、四千人。在检查中，凡穿得像工人、农民、学生，诘问时色现恐慌的就地斩首。所杀已在二、三千以上。”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在浏阳地方红军配合下，于8月7日攻占浏阳县城。8月9日，红三军团转移到平江县长寿街进行休整补充。
这时，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以红八军军委书记名义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红八军和红五军分家，红八军回鄂南进攻武汉，红五军再打长沙，并写信给红三军团前委，指责彭德怀“独裁”，“军团前委组织不合法”。他没有报告军团前委，准备带领红八军向阳新进发。彭德怀认为事态严重，立即指示红八军停止这一非组织的行动。彭德怀、滕代远决定由滕代远主持召开有各军、师书记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进攻长沙的作战经验，讨论邓乾元提出的问题。与会者认为，邓乾元的指责全非事实，脱离前委指挥是一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大敌当前，这种行动对革命十分不利。会议决定撤销邓乾元红八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的职务，调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由袁国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
前委扩大会议后，红五军、红八军进行整编。红五军第三师划归红八军，改称第六师；红八军第六师划归红五军，改称第三师。红五军军长邓萍（兼），政治委员张纯清。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谢瀚文；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袁国平（兼）。第四师，师长卢匿才，政治委员石衡中；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军团炮兵团，团长武亭，政治委员谢松龄。连同新成立的红十六军，全军团总兵力达1.7万余人。
成军未久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切断武长路的命令，发动攻势作战，攻占通山、崇阳、岳州等县城，切断了武长路。在作战过程中，红三军团抓住长沙国民党军守卫力量薄弱之机，在平江、浏阳地区20万工农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震惊了国内外。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攻占省会城市。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第一次攻打长沙“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5]。
在国民党军重兵反扑的形势下，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撤出长沙，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随军转移至平江长寿街湘高大屋，1930年冬迁驻江西修水上衫，继续坚持三省边区苏维埃斗争。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是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建制省的苏维埃政府，为发展中国的苏维埃斗争、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初步的尝试。至此，湘鄂赣苏区步入鼎盛时期，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庚午大红”。
[1]《湘鄂赣特委王首道给湘委并转中央的综合性报告》第四号。中央档案馆：湘鄂赣特委省委综合卷第2号。
[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3]《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155页。
[5] 毛泽东语。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