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说，“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一个放湖南。”从1954年到1975年，他先后40多次到长沙，累计时间有300多天，会见外宾12次。在这里，他作调查研究，考察地方工作，接见干部群众，体验民情风俗，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作出了系列重大决策，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佳话故事。摘要记述若干。
强调“统战工作在湖南尤其首要”
1954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专列到长沙后，毛泽东做了两件事：一是专程探望湖南省省长程潜先生，二是听取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里、周惠,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工作汇报。
1949年8月，程潜在长沙毅然率部起义，毛泽东赞扬程潜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期望他们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方面多做工作。毛泽东多次叮嘱当时的省委领导说，省委书记要抓统战工作，在湖南尤要摆在首要地位。并带头探望程潜等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朋友，为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党政军干部作出了示范。
之后，毛泽东几乎每一次回长沙都要看望程潜，对他尊重有加。毛泽东曾说：“颂公（程潜字），老年人，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抵达长沙，停留两天。他又一次到程潜家中登门拜访，一进门便说：“不速之客一人来矣！”一阵寒暄之后，两人便畅谈起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长沙，又在湖南省委蓉园一号楼宴请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老朋友，听取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工作的意见。
1958年6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到长沙后又邀请程潜共进午餐。席间，程潜因为任省长多年，又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便郑重其事地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湖南省省长的职务。毛泽东真诚地挽留他：“颂公怎么要辞职？是不是以为自己用了两个右派就引咎辞职？不要紧嘛，我也用了右派。要不您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秋两季来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大局安定，颂公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盛情难却，程潜就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尽力而为。”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程潜连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职务十多年，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信任和倚重，展示了人民统一战线的力量和影响。
杨树达，即杨遇夫，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毛泽东有很深的师生情谊。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长沙视察指导工作，都要忙里偷闲，会见杨树达教授，谈天说地，议古论今。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透露心情。
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来长沙，听说杨树达有病，便亲自到岳麓书院看望他，并就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风趣地说：“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杨树达点头表示同意。
关于这次见面，杨树达曾在日记中写道：“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请到白鹤泉相候。即留朱同饮，乘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1956年2月杨树达因病逝世，毛泽东特电致唁。
曹典球是前清举人，同情和支持湖南人民革命的知名人士，曾参与营救杨开慧烈士，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亲切接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李淑一和曹典球等，与他们亲切交谈，共进晚餐，合影留念。毛泽东特别提到曹典球的保护天心阁的义举，“听说在1924年，是曹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副省长、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等职。毛泽东回湖南时多次会见他，并互赠诗词，交谊深厚。
1959年冬，毛泽东接见周世钊，问他：“敦元兄（周世钊，字敦元）啊！你现在是一位副省长了，你分管什么工作啊？”周世钊说：“我是分管教育工作。在省政协我是管学委会的工作。因为我是民盟湖南省的主委，所以我还要做民主党派的工作。”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哎呀，你这些工作啊，都很重要，你都要认真做好才是。在你这些工作当中，我看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民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他们都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之师，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啊！”
周世钊回答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又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啊！”
毛泽东说：“敦元兄，你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来给你当入党介绍人。但是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入党。你放在党外，第一于你的工作方便些，第二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还要大些。你看如何？”
周世钊说：“照主席这么一讲，我就不入党，我就放在党外，做一名共产党的好朋友。”
毛泽东听后，赞同道：“很好！很好！很好！你回去后就大胆地开展你的工作，做好你的教育工作，做好你的政协工作，尤其要努力去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
“文革”后期，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时，每次都请周世钊参加会议。后来一些人问他：“周老，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周世钊总是回答说：“没有。我听毛主席的，不入党，我就做一名共产党的好朋友。”
周世钊擅长诗词，与毛泽东有不少唱和之作。毛泽东曾作《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答友人》、《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等诗赠他，体现了两人的深厚情谊。
即使到了“文革”时期，在长沙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毛泽东也多次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指出要作好统一战线工作。
称赞“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
一下飞机，毛泽东便与湖南省委书记们交谈、推荐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的经验，介绍安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作法。毛泽东从应举农业社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指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时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争时间，争速度，15年赶超英国。要抓钢、粮，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要搜集整理反映群众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的民歌民谣，并汇编成册。
谈完工作，毛泽东忽然提起当年的往事，说：长沙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当天下午5时，湖南省接待部门作了安排，请毛泽东到百年老店火宫殿旧地重游，视察饮食服务行业，并品尝长沙地方小吃。毛泽东一进火宫殿营业间就被工人发现了，“毛主席！毛主席！”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毛泽东和工人们握手交谈，询问火宫殿的历史变迁、原来一些老工人到哪儿去了、传统小吃的现状如何，并观看了工人布置的“鸣放栏”。
毛泽东边和大家谈家常事，边询问民生情况：现在长沙大米多少钱一斤？随行的工作人员一时答不出来。火宫殿的何炳炎便插话说：长沙大米九分八厘钱一斤。
毛泽东又问道，市民生活过得好不好？何炳炎回答说，市民生活比解放前大有提高，老百姓很高兴。毛泽东问他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没有，他说写了几张大字报，主要是讲公私合营后的改造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告诉大家说：今天是故地重游，来看看大家。
火宫殿的厨师和工人们迅速做了几种特色小吃，有臭豆腐、红烧牛蹄筋、炒牛百页、清炖羊肉、米粉，一一端出来，请毛泽东一行品尝。毛泽东称赞说：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就餐后，毛泽东和工人师傅一一握手言谢，并鼓励大家：多生产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保持和发挥火宫殿的传统名牌优势。臭豆腐是劳动人民的产品，你们应该做好。火宫殿是人民喜爱的地方，你们应该搞好。
倡导“要大力开展游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信条。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紧张，但是他总结出独特的休息之方，那就是游泳：“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的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回湖南视察指导工作之余，多次在湘江游泳，并号召“要大力开展游泳”。
1955年6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组织省委、地市委书记在大托铺的专列上开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座谈后，忽然提出要到湘江游泳。
周小舟看到湘江水猛涨，水质混浊，担心毛泽东游泳有困难，一方面请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另一方面要公安厅负责人立即调动船只和省体委的游泳队员陪同游泳，做好安全保护工作。
周世钊接受“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湘江水涨，江面又宽又深，游泳也不方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泳起来当然越要便利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当时湘江水涨，水情不好，毛泽东硬是从长沙城北猴子石下水，游到对面牌楼口登岸，历时一个多小时，过了一把瘾。
上岸后，换了衣服，毛泽东先到荣誉军人疗养院，看望100多位荣誉军人。然后，一路徒步上岳麓山，旧地重游，看了白鹤泉、云麓宫、爱晚亭、望湘亭等处风景名胜。
游了泳、爬了山的毛泽东，这时感觉肚子有点饿，一看手表，快下午两点钟了。于是，提出要请大家在望湘亭吃午饭，请大家品尝湖南风味。并亲自点了红烧肉、炒猪肝、蔬菜、辣椒、鸡蛋汤，另加一份他在学生时代露宿风餐时吃过的野果。他对随身警卫李银桥说：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作法，离不开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大家仔细尝尝。
吃完饭后，周世钊觉得毛泽东消耗了大量体力，仍精神焕发，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便对毛泽东说：“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况讲给青年人听，一定会使他们感到无比高兴，向您学习。”
回北京后，毛泽东赋诗《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记叙这次在长沙游湘江登麓山之事。即：
春江浩荡暂徘徊，
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
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
卅年仍到赫曦台。
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扩大调查范围，广泛听取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5月30日，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返京途中经停长沙。
一走出机场,毛泽东便搭乘停泊在机场附近的湘江上的一艘汽轮巡视湘江，他触景生情,随即吟诵出苏东坡《前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浓重的湖南方言加上诗词本身的深奥，毛泽东怕别人听不懂，又特意作了一些解说，还对身旁的周小舟打趣道：“苏东坡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追求小我的自由。你已经不是小舟，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午餐之后稍作休息，毛泽东便起身更衣，要下水游湘江。他从猴子石下水，一路畅游到水陆洲，顺势登岸，满腿是泥，顾不上擦拭，披上一条大浴巾,兴致勃勃地径直向正在洲上种菜的菜农们走去，和菜农和居民随意聊天，嘘寒问暖。工作人员侯波抓紧拍下一幅毛泽东两脚泥腿子站在农户门口与乡亲交谈的经典照片。
为了方便群众，促进生产和生活，毛泽东同周小舟商量，今后应该在这里修一个好码头，便利人们通行。乡亲特意打来最新鲜的白沙井水，请毛泽东饮尝。
对这次游湘江，毛泽东不仅十分满意，而且记忆犹新。过了一年，他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发表著名的关于“世界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演讲时，还特别提到：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泽东用手轻轻比划了两下，似乎横渡大江大河丝毫不费力。
1957年9月8日下午4点半，毛泽东在长沙听取省委、省军区和常德、湘潭地委汇报工作，连续参加了两个座谈会后，突然又提出：“去湘江拱一拱。”
省有关部门马上调来待命的“航海”轮拖带“8201”号船，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毛泽东来到湘江边，看见“航海”轮，说：“这条船不错，有高舵房。”他对警卫人员说：准备好了就马上开船。
船至猴子石,测验水温27℃。毛泽东当即更衣下水，辟波斩浪，游兴很高，就连陪同他游泳的专业运动员都惊叹不已。
当天是中秋节。毛泽东在船上请与会者和工作人员吃饭，四菜一汤，外加一盒月饼。有人见人多菜少，又是中秋佳节，就进入厨房，建议再加一个菜。厨师回答：这是主席的用餐制度，不能违背啊！
请大家就座后，毛泽东手执筷子，一边划弧，一边说：“省地市同志辛苦了！今天我请客，慰劳诸位！”随后，他把筷子伸向一盘红烧肉，微笑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家乡菜，湘潭、宁乡人民每逢佳节，少不了红烧肉。乡里人讲打牙祭，主要是指吃红烧肉。”
厨师又送来一碟豆腐拌浏阳豆豉辣椒，又香又辣。毛泽东吃了一口，高兴地说：“这又是好东西，我是少不了它。”
晚餐后，毛泽东提出要上岸浏览长沙市容，邀请省委副书记周惠“上街去逛逛”。周惠回答说，不行呀！老百姓不认识我，却认识你呀！上街一挤，那还了得！
毛泽东却笑道：“你们这些人就怕丢乌纱帽。你们出去前呼后拥，是不是？”
周惠没有办法，只得同意陪毛主席“上街逛逛”，看看节日的长沙城。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趁中午休息的空挡，又一次来到湘江过瘾。当时正值湘江汛期，水涨浪高，毛泽东“到中流击水”的兴趣似乎更浓。
毛泽东一边游，一边亲切地问陪游的是哪个单位的。当听说他们是省体育学院游泳队的，且游泳队只有二十多个人时，毛泽东说：二十几个太少了，还要多些。
游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又关切地问他们累不累，队员有没有湖南人，鼓励他们要勇于力争上游。并笑着说，让我给你们当教练好不好？进而对他们说:“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江河，要大力开展游泳，今后你们要深入到基层去推动群众性的游泳活动。”
当游到橘子洲头分水处水流最急的地方时，他提出上橘子洲头看看。一位同志说：这里水流最急，请等一下。毛泽东听了说：这里水流最急，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上去好。
上岸后，他顺口给大家念了一幅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然后，身披一条蓝条毛巾衣，步履稳健地走过一片菜地，到了一户农民家门前。一位老人面带微笑迅速搬来了一条长凳请毛泽东坐。刚刚坐下，附近的群众就蜂拥而来，陪毛泽东喝茶。毛泽东不断地点头与群众打招呼，说：今天看到了各位乡亲，我很高兴。
这时，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争相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毛泽东先是与长岛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等一一握手问好，然后走进第一生产队办的食堂，连夸食堂办得不错。看到地里种的豆角，又回过头来对陪同的同志讲述南北方对“角”字的不同发音。
当时，橘子洲头完全小学的师生们正在上劳动课。两个学生在去喝开水途中，一眼认出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少先队员向他行举手礼，就亲切地询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回答：“是橘洲完小的”。毛泽东说，到你们那里参观好不好？孩子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簇拥着毛泽东向学校走去。路过一间猪栏时，毛泽东进去看了看，说：这里的猪喂得不少，也喂得好。要多喂猪，又有肉吃，又有肥料，你们说对不对？
学校师生听说“毛主席来了”，都乐颠颠的飞跑过来。毛泽东热情地问候大家，并问身边的一个女学生上什么课，女学生回答上劳动课，有的学绣花，有的学种菜，还有的养猪、养鸡鸭、养小兔。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又问身边的一个男学生：她学绣花，你学不学绣花？男学生回答：我参加挖土、种菜劳动，我不会绣花，绣花是妹子做的事情。毛泽东不赞成小男孩的观点，他介绍一位身边的男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向他学习。他很会绣花，是个绣花能手，男同志也要学会绣花嘛！
毛泽东左手拉着一个男孩，右手牵着一个女孩，信步走进学校，站在操坪里同师生们见面、交谈、说笑。记者抓住时机，拍摄下毛泽东同小学师生在一起的珍贵照片。
毛泽东对学校的建制、学制很感兴趣，询问学校叫什么名字？是公立还是私立？有多少师生？学生在校要读几年书毕业……然后，用商量的语气同教师们交流：学制能不能缩短？启发他们改革旧学制，创立新学制办好教育事业。
离开学校时，毛泽东对全体学生说：“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努力学习，你们是有前途的！”
毛泽东的游泳，不但游出了水平，也游出了哲理。
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曲折的探索历程。毛泽东对大家说，游泳也有个规律。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言简意赅，语重心长。
1964年，毛泽东还对军事训练作指示：“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仍挂念着游泳的的事。11月19日至12月5日，81岁高龄的毛泽东尽管健康状况很差，“步履蹒跚，行动艰难”，外面不时还下着雪，仍坚持先后5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体现了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意志和精神风貌。
关心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领导党和国家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毛泽东用以休息身体和调节身心的办法，除了游泳就是看戏，尤其是湖南地方戏曲湘剧、花鼓戏、皮影戏、木偶戏等，那浓郁的家乡生活气息和熟悉的乡音，使毛泽东倍感亲切和愉悦。如，《打铜锣》、《追鱼记》、《讨学钱》、《击鼓骂曹》、《卢俊义上梁山》、《生死牌》、《辕门斩子》、《刘海砍樵》、《苏三起解》、《哭碑林》、《刘海戏金蟾》、《小姑贤》、《御果园》、《刘唐下书》、《鹤与龟》等，都是毛泽东喜欢的湖南地方戏保留节目。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多次在长沙观看地方戏。有一天晚上，他观看了《三女抢板》后说，当年他在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时，看过县志等历史文献，有这个故事的记载，似应是叫《生死牌》。并评论说此戏有共产主义风格，要剧团修改好到北京演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湖南戏曲工作者排演了《生死牌》，后来在上海拍摄成湘剧戏曲电影片，在全国放映。
《生死牌》的主角黄伯贤由刘春泉扮演，抢牌女由左大玢扮演。有一次看完演出后，毛泽东同演员见面、交谈，语重心长地对刘春泉说：“剧中的黄伯贤舍己为人，有共产主义思想，你在台上演黄伯贤，在台下也要学黄伯贤。你和左大玢在台上演父女，在生活中也要像母女一样，你要多帮助她，她要多关心你，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搞好团结。”
《生死牌》结尾时海瑞出场，这个人物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毛泽东让叶子龙找来《明史》，专心阅读了《海瑞传》。边读边对李银桥说：“海瑞是个人物呢！在封建社会里，他的官不算很大，也只是个专员或地委书记吧，但他很有一身刚直之气，敢骂嘉靖皇帝，是要有些胆量的。”“这戏很有意义。黄伯贤不愧为人民的清官。”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李银桥联想起看过的包公戏，说：那包拯还敢铡驸马、铡国舅呢！毛泽东却分析说：“包拯是龙图阁大学士，是有特权的，再说他铡附马、铡国舅那也只是传说、是戏，而海瑞的事是有史料记载的呢！”
1958年，毛泽东多次到湖南，工作之余，几次观看湖南地方戏演出。1月5日晚，他在长沙观看湖南木偶戏《追鱼记》，戏中人物不断变换着脸谱，当剧中的鲤鱼精变成一个美女迷惑书生时，毛主席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看事物，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看它的本质。落幕后，他步入后台看望演员，同老艺人亲切握手，忆述旧事，鼓励文艺工作者整理好地方戏曲。
在观看了钟宜淳、龚业珩演出的花鼓戏《夜战莲花江》后，毛泽东一方面表扬剧中表现的农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冲天干劲，另一方面也指出剧情存在毛病：“花鼓戏中父女二人干活干到夜晚不睡觉，争先恐后搞大跃进，妇女挑灯夜战、奋勇争先可以，但要想个办法，不能不睡觉，要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不但爱看戏，还会看戏，甚至还对《打雁回窑》、《薛仁贵征东》等历史典故进行点评。1971年8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湖南电视台临时转播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文艺节目。当看到湖南花鼓戏剧团移植演出的《沙家浜》时，毛泽东给予热情的肯定，赞扬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这个阿庆嫂演得很利索。这个胡司令缺少点匪气。”歌曲《浏阳河》更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而进行修改并得到广泛传唱。
1974年10月，毛泽东趁在长沙休养，点名要看《刘海砍樵》、《苏三起解》、《哭碑林》等湘剧、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可这些剧目在“文革”中“除四旧”给除掉多年，剧团都不敢演了。湖南省委决定组织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播，在毛泽东居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播放。10月下旬，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电视台文艺部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连同一整套设备，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除转播《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之外，还新辟第五频道，首次播出《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传统戏。这实际上促进了当时文艺政策的松动。
看过播放的湘剧、花鼓戏、京剧、歌舞后，毛泽东很高兴，说：“你们湖南的电视台不错。”
“我们湖南没有电视台，是通过从北京调来的电视转播车给您看的。”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
“湖南也可以建个电视台嘛。”毛泽东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湖南省委很快在烈士公园最高处建立了湖南电视台。随后一鼓作气，把潇湘电影制片厂也建立起来。同时，中央广播局根据毛泽东关于把彩色电视抓一抓是当前重要的事情，要长远打算，不要临时观看的重要指示，确定长沙、广州、杭州、庐山、北戴河等地，首批建立彩色电视转播台，转播北京电视台的彩电节目。并决定抽调一部从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转播车和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到长沙，拨给湖南一些彩色电视接收机，协助湖南办彩色电视节目。在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听了汇报后，同意增加投资和增添彩电设备，批示国家计委办理；同意铁道部派列车运送彩电转播车。在中央、省委的大力支持下，1974年10月30日，湖南电视台成功地进行了彩电节目的试播工作。
毛泽东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观看及其赞赏，更是开了文艺政策调整的先声。
《园丁之歌》，原是1973年2月长沙市湘剧团排演的一出小戏，反映一位小学老师，根据学生特点，坚持正面教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使学生健康成长。其内容和形式都得到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华国锋、张平化、李振军等的肯定，也深受文艺界和观众的好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湖南拍摄了湘剧《园丁之歌》。但《园丁之歌》剧组到北京汇报演出时，被认为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下令禁止影片上演，同时发表批判文章，称之为“毒草”。
在这次毛泽东调看文艺节目时，省委有意把《园丁之歌》列入节目单中，毛泽东对现代戏也很有兴趣，便圈定要看。他对剧中的内容看得很仔细，也看得很开心，随着剧情的进展，精彩之处，他甚至带头鼓掌，连声称好。当身边的工作人员轻声告诉他《园丁之歌》是当作“毒草”进行批判的影片时，毛泽东微微一笑说：“我看是出好戏。”
由于毛泽东称赞《园丁之歌》是出好戏，并在全国文艺界悄然传开，此戏虽然没有正式开禁，但批判之风已慢慢成了强弩之末了。1976年10月，《园丁之歌》得以彻底平反。
总算真正参观了一个工厂
1960年3月11日晚，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省委书记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等陪同下，毛泽东不让事先通知厂方，突然来到以技术革新的多项成果刚刚参加湖南省科学技术工作汇报誓师大会及科协会员代表大会的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他们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情况。
傍晚8时许，几辆小汽车缓缓驶进工厂。毛泽东健步走下车来，同厂党委书记李荣国、副厂长张士臣、副总工程师胡启新等亲切握手见面，并与周围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
毛泽东首先来到金工车间，一眼望见门楣上三个大字，慢慢念道：“红旗门。”并赞许地点点头。在螺钉生产自动线，他听取了胡启新关于长沙汽车电器厂在多项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生产取代以前的手工操作和笨重劳动，生产效率成倍增长以及职工们奋战三天，把冷墩机、铣槽机、搓丝机三部机床通过自动提升传动带连结起来，提高工效192倍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边观察机器的运转边问：
“为什么只见两部机床？”
“这是因为冷墩机和铣槽机合成了一道工序。”胡启新解释说。
“好！好！这是自动线。” 毛泽东连声说，随即走近青工刘孝安操作的半自动钻床，兴致勃勃地观察其自动进刀、自动退刀和手工喂料的操作，又说，“这是半自动，应该全自动！”
接着，毛泽东来到冲压车间。他径直走到一部正在工作的16吨冲床前。张士臣向他介绍说，这台床子先一天还是手工喂料，老工人曹炳根奋战一天，改造成了自动喂料，工效提高两倍。
“很好！应该大搞。” 毛泽东鼓励说。这时，他看见冲床附近放着成堆的矽钢片下脚料，便弯下腰，捡起一片边角料，翻过来，覆过去，反复看了几遍，然后问身旁的张士臣：
“这些下脚料还有用吗？”
“有用，还可以冲小部件。”张士臣一边回答，一边拿出下脚料冲出的磁电铁芯片给他看。
“那冲了这种小部件后，还有用吗？” 毛泽东追问道。
“再没有用了。”张很干脆地回答。
“不。还有用，至少可以回炉。” 毛泽东听了，调转头扫视了一下两旁的人们，以他独有的辩证思维启发说。
接着，毛泽东来到这个车间的压装工段。他微微地低着头，注视着工人用锉槽机锉电枢上的嵌线槽。大约两分钟之后，他说：“拿一个没有锉的给我看看。”有人立即递上了一个。毛泽东又随手拿了一个锉好了槽的电枢，在灯光下，反复地比较了好一阵。然后，意味深长地提出：“没有锉的能不能用？”
“一般是不能用，但我们可以去试验。”有一个技术员马上接过话。
离开绕线班，毛泽东来到总装车间感应线圈园盘流水线，示意站起来迎接他的工人们坐下，对厂领导关于流水线的革新情况汇报连连点头赞许，又伸手主动地同沾满油渍的工人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生产的状况，称道他们的革新成果。
看见一位女描图员正在用锉刀锉感应线圈外壳夹上的圆孔，他信步走过去，微笑着问道：“为什么要锉它呢？”
“这是过去的废品，现在返修，还可以用。”
“你能锉，我也能锉吧！”于是，他从她手中接过锉刀和零件，饶有兴味地锉了起来。
锉了一会，感觉自己手艺不太行，又谦虚地叫那位绘图员再锉给他看。
在这个车间的机绕组，毛泽东察看和听过调节器电阻自动绕线机的工作情况后，来到了调节器流水线前。
这条流水线把从部装到总装的26道工序连成一条龙，横跨车间中央，长21米，操作工人整齐地分坐两旁，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工效比以往提高2.6倍，节约劳动力9个，这在60年代初，还是颇富现代化生产气派的。
毛泽东看了，很是高兴，问张士臣：“节约下来的人怎么办？”
“有的去支援薄弱环节，有的调新建单位。” 张士臣回答。
“厂里办了技术训练班，现在抽调节约出来的82个人参加学习，准备培养成初级技术人才。”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李荣国补充说。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继续问：“这条流水线是什么时候搞成的?”
“3月6日。”“工人们苦战四天搞成的。”同志们纷纷争相回答。
“有工程师参加没有？”
“有!”
“当然，还有党委领导啦。”毛泽东听了，又特地回过头来，对李荣国笑笑说。
基本上把主要的车间看了个遍，毛泽东才走出工厂。
对于这次“突然袭击”，毛泽东感到很满意，说，这回我总算真正参观了一个工厂。
这时，在车间到工厂门口的路上，各个车间闻讯赶来看望毛泽东的职工越聚越多、越聚越拢。毛泽东不断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步行到厂门口，才上车缓缓离开。
应该说，毛泽东这次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的视察，为他十一天后起草关于鞍山市工业战线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示（核心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鞍钢宪法”）夯实了基础。从此，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掀起。
坚持实事求是，事情才能办好
1959年6月27日下午4时左右，宁乡县东风人民公社高桥大队境内的公路上，几辆小车从韶山方向驶来，突然在高桥四队的公路旁停下来。
毛泽东走下车，健步走上沙石公路。陪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48人。
这时，毛泽东看到公路两旁堆放着许多距离相等、长宽高低一样、外面用泥巴粉得溜光、上面还用石灰浆写了宣传标语的泥巴堆，便停下脚步忙问在旁的群众：
“这是做么子用的?”
“咯是堆肥，里面是草皮，沤烂后担到田里做晚稻肥料。”蒋清云等几个社员忙回答。
毛泽东一听，沉思片刻，指着这些“堆肥”对大家说：“草皮堆在公路上，上面粉一层泥巴，太阳一晒，泥巴就会开坼，遇上下雨草皮又会发青，沤不烂咧！”“田里担到路上，路上又要担到田里，浪费劳力啊!”“请你们(指在场的社员)告诉你们的干部，要科学种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路边政策给人看，赶快担到田里去沤凼。”
第二天，公路上堆着的那些“堆肥”全部被担回到了田里。
毛泽东继续向前走，离开公路来到田边。
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公路两边的田里，到处都可见插在田中的“卫星丘”、“跃进丘”等字样的试验田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或万斤以上。毛泽东看了一块试验田牌子上的“神仙”数字，边笑边摇头。然后，他弯下腰来，用手抓住几穗早稻苗架，看了看谷穗的长短和粒数的多少，便问站在旁边的黄土塘粮站职工王时醒：“这样的苗架，一亩能扮多少谷?”老王犹豫了，讲多了毛泽东不会相信，讲少了又怕是“保守”。于是，他试探着回答：“咯样的苗架，一亩也能扮千把斤。”毛泽东听后没有做声。良久，才对陪同的人员和在场的群众说：这样的苗架，一亩扮不得咯样多谷咧！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能扮800斤就不错，就要谢天谢地啊!”同时，用左手表示8的数字。
“现在我们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好的良种。现在我们靠的还是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接着说：“订生产计划，要充分留有余地。报产量、办一切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事情才能办好。否则，就会把事情办坏。”
随后，毛泽东从田边小路回到公路上。这时，一位近40岁的农民气吁吁地跑过来，他叫蒋富安，是附近一个公共食堂的负责人，这天下午正在整土种菜，听说毛泽东来了，跑了一里多路，手上脚上沾满了泥土，全身汗水湿透。
看见这位憨厚的农民，毛泽东忙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你好！辛苦啦！辛苦啦！
“不敢当咧，毛主席你老人家福体好！”蒋富安不好意思地忙回答。
“今年的禾苗比去年么子样?”毛泽东问。
“比去年要好些。”蒋富安回答。
这时，看到公路边一丘较低洼的田里禾苗长得不是很好，毛泽东便指着问道：“这丘么子样?”
“这丘信不得，地势低些，你老人家看，上面的那一大片长得好些。” 蒋富安回答。
“每丘田都要想办法种好，这样才能平衡增产。” 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对蒋富安说。
这时，又有一位年近50岁、名叫谭桃大嫂的妇女，一路小跑向公路赶来。这天下午，她本来在山里拾柴火，听到毛泽东来了，丢了柴火就跑。快跑到公路时，由于性急，一只脚踩到田里，险些摔了一大跤。毛泽东见状，忙走过去问道：“没摔伤吧?”
“冒得事咧！” 谭桃大嫂从田里笑眯眯地站起来，激动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
“生活过得么子样?”毛泽东和她亲切握手，问道。
“你老人家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咧，搭帮你老人家，我们现在都有饱饭呷。”谭桃大嫂忙说。
“不要搭帮我嘞，是搭帮你们自己。”毛泽东笑着说：“光有饱饭吃还不够，将来生产要用机器，生活要住楼房，晚上有电灯，出门坐汽车呢!”
毛泽东坐回汽车，慢慢前行，不停地向群众挥手示意。在场的群众依依不舍地望着汽车驶去，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
视察曹家坳
1959年6月27日下午五点左右，毛泽东一行的车队离开宁乡在距长沙市区约20公里的望城县白箬公社曹家坳大队一口山塘边停了下来。
当时正在塘里戏水游泳的小孩子和附近劳动的几位社员，看见人群中走在前面的一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朝他们走来。有人惊喜地说：“咯是我们的毛主席呀!”
小男孩张新灿从水塘里一下子跑上岸来，顾不上穿衣服，高喊：“毛主席来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亲切地将他抱了起来。
一位社员敏捷地跑向不远处的大队部报告喜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正在屋里的大队党总支书记杨仲秋和中队党支部书记李云汉急忙从屋子里跑出来。
这时，毛泽东正弯着腰在塘背四方大丘(后改名为幸福大丘)察看禾苗。杨仲秋向毛泽东自我介绍说：“我是这里的大队党总支书记。”
“咯丘田能产多少粮食啊?”毛泽东直起腰来，同他紧紧地握手，然后指着田里问道。
“600斤一亩会靠得住吧!” 杨仲秋回答说。
毛泽东点点头带着浓厚的乡音不无赞赏地说：“咯还有点像！”又对身边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那些讲亩产几千斤的，那是吹牛皮。”毛泽东边走边看，又问一位姓彭的社员：“你们食堂办得好吗?”
彭稍有迟疑，回答说：“我们办得好。”
毛泽东追问：“吃多少米一餐?”
“全劳力一人吃半斤米一餐。”
“还可以多吃点吗?”毛泽东再问。
“做重活那还吃得点。
毛泽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不经意间来到了半华里外的大队纺纱厂。毛泽东站在外边询问了纱厂的生产、销售等情况后，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企业还是要办的，可以增加收入。”
接着，在往回走的路上，毛泽东又问杨仲秋：“你们这里现在的社队有好多户咯?”
杨仲秋回答说：“大队600多户，中队200多户，生产小队一般20来户。”
毛泽东听了以后，对身边的周小舟说：“看来，还可以划小点，中队可以不要。”
不一会，毛泽东来到了公路边。这时，闻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周小舟看了下手表，说：“半个小时了，要走啦！”毛泽东这才向人们挥手告别。人们含着激动的泪花，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次敲山震虎的视察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开展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次特殊的视察。8月15日下午，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昌，27日晚从武昌动身抵达长沙，31日中午离开长沙。之后又先后在南昌、杭州、上海视察。9月11日离开上海回北京，中途在南京、蚌埠、济南、德州、天津稍作停留。仅一个月的视察，所到地方之多，可以说是超常的，意义也是特别的。尤其是在长沙的五天，尽管时间不是最长的（在武汉的时间最长，15天），但影响却是空前的。
毛泽东到武汉的第二天，即让汪东兴通知已调中央工作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去武汉。8月25日，华国锋乘飞机赶到武汉。8月26日，毛泽东在武汉找华国锋、汪东兴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谈话。
华国锋，1971年1月已调到北京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分管农业。到武汉后，刚刚考察完农业生产的华国锋不明就里，跟毛泽东汇报谈的都是农业问题。
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你是一脑子的农业，我是一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
在武汉谈完话，毛泽东即筹备下一站长沙谈话事宜，让汪东兴通知广东、广西两省(区)和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到长沙来。并要华国锋和汪东兴先到长沙做好准备工作。
汪东兴和华国锋于8月27日上午乘专机先期到达长沙，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和食宿接待做好布置和检查，大体安排毛泽东在长沙期间的活动日程，概略地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汪东兴还特意讲了几点：一是主席在房子里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思考问题时，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二是关于迎送问题，党内同事因事到主席家或专门去看望主席，一般他都是不迎送的，只有党外人士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主席才略作迎送。同时要求，毛泽东这次离京及其后的一切活动和谈话都属绝对机密。大家要遵守纪律，绝对保密。
稍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先后抵达长沙。
毛泽东这次到长沙，主要是找党和军队的负责同志谈话、吹风、打招呼。其中，找主要负责同志谈话先后就有四次。
第一次是8月27日到达长沙的当晚，毛泽东的专列又一次停在长沙大托铺机场的火车专线，前期到达长沙的华国锋和汪东兴及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到机场停车场迎接。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等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进到专列车厢后，即对他们讲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并反复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要求大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不仅要唱，要讲，不要照着去做。他领着大家边唱边讲，当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示意大家停下来，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讲完了，唱过了，毛泽东才说，走，进城。这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
第二次是8月28日上午，汪东兴和华国锋受毛泽东委托，先向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然后座谈。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
第三次是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清谈话。下午，各地负责人根据毛泽东分别谈话的精神和华、汪传达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精神，进行座谈。
第四次是8月30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毛泽东针对两天多来进行分别谈话和座谈的情况，发现各地负责人都认为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解决了，党内、军内都存在着纪律涣散现象等主要问题，便找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华国锋、汪东兴集体谈话。这次，参加的人最多，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也最为全面、详细。
华国锋、汪东兴、刘兴元、丁盛、卜占亚感到毛泽东的谈话很重要，全都是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应该及时整理出来。
为了便于保密，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起到韶山滴水洞，在不让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的情况下，用了三天时间，将毛泽东先后谈话的内容进行汇集整理。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将材料刻印5份。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事出有因，概有所指，事关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主要是：
首先，提出和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在长沙对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第二，回顾党内50年来的路线斗争史。毛泽东认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他在长沙特别注重用党的路线斗争史教育党政军高级干部。他指出：在历史上，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泽东以史为鉴，教育高级干部在党内斗争中要站稳立场，明确方向，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真机会主义者的当。
第三，揭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的目的、性质和对他们的策略。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难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当然，我是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第四，强调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毛泽东说：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第五，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搞唯心论的先验论。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谈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第六，指出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表现及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毛泽东说：99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99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这怎么行呢？他们有一套办法，我也有一大办法。对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
第七，指明了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建军方向。毛泽东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强调：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第八，告诫军队和地方都要谦虚谨慎，讲团结，讲纪律，反对搞分裂。毛泽东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泽东还直接针对林彪和叶群说：林彪固然坏，可是，他那个老婆更坏。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接着，毛泽东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我规定，今后自己的老婆一律不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
毛泽东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坏现象，就是纪律涣散，党内有，军内也有。就是讲了没人听，听了不执行，或者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都是纪律问题，要进行整顿。我过去讲过四句话，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被历史证明了的经验，是不应该忘记的。我这次离开北京谁也没有告诉，希望你们也遵守纪律，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约束自己。
第九，分析了干部队伍的状况，讲了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要求干部多读马列的书。他说：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第十，讲了人们对召开四届人大的各种心态。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向迫不及待抢班夺权的林彪集团：但是，有的人希望开四届人大，不是那么一回事哟。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文革”中的“大树特树”、文斗武斗、抢枪发枪等问题，要求一一加以解决。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8月31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江西。华国锋去送行时，毛泽东特别叮嘱他说，回北京后只能将谈话内容向周恩来总理一个人汇报。同时，毛泽东肯定了“文革”前的湖南工作，说“原来的湖南省委是好的。”当得知张平化仍在下放工厂劳动时，毛泽东即提名张平化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中央安排张平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后调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
毛泽东在长沙的重要谈话，湖南作了小范围的传达。1971年9月5日、6日，由卜占亚分别向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吹了风”；9月8日，卜占亚又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作了“吹风”报告；8日，省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同日，《湖南日报》奉省委指示，在全国各级报刊中率先刊登了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写的文章和这两首革命歌曲。
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两个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一点材料。长沙谈话实际上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最后的长沙之行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由北向南驶来，一改以往停靠南郊大托铺机场专线的惯例，停靠在长沙火车东站。列车停稳之后，毛泽东步态蹒跚地走下车来，同在站台上迎接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等负责同志握手，并作了简要说明：这一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你们搞你们的事去，我不影响你们。然后乘车驶往熟悉的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开始了他最后和最长的一次长沙之行。
10月15日一大早，长沙的天气已经转凉。毛泽东一改上午休息的生活习惯，踱出卧房，径直朝六号楼前的空坪走去。秘书忙跑上去问他上哪儿，他脱口说：
“到橘子洲头看看。”
于是，毛泽东乘上一辆小车，驶出九所，驶向清水塘、小吴门、老火车站、五一广场、湘江边。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
小车驶上长沙湘江大桥。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湘江大桥用一年就修好了。去年，省委领导把湘江大桥的照片拿给毛泽东看，说此桥有多宽多大，毛泽东却说：什么湘江大桥，应该叫湘江小桥才对。可是今天亲眼看见湘江大桥，他感到确实够大。
小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下来。毛泽东很想下车走走，但是天气很凉，工作人员极力劝阻。他只好拉开窗帘，透过车窗，近观湘江水、橘子洲，远眺岳麓山、湖南第一师范，一种若有所失又有所思的神情掠过脸庞。
许久，他说了一声：回吧！
说是休息，实际上，毛泽东这次114天的长沙之行内容最丰富，意义最重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观看湖南电视节目，5次到省游泳馆游泳，6次接见外宾，特别是会见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大胆开展工作，与周恩来一起研究商量，作出了事关党和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长沙决策”。
强力推动邓小平复出
10月20日这一天，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后，毛泽东特意单独喊住要出房间的邓小平，问北京最近有什么事，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北京没有什么事。毛泽东便没有多谈。回北京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个材料，说毛泽东在长沙找我谈了一分钟，问我北京最近有什么事，我说北京没有什么事。他用这种形式，向江青等人表示了毛泽东对风庆轮事件及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态度。
11月6日，周恩来特致信毛主席，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陪同也门贵宾来长沙的邓小平，同他就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争论和邓小平的工作进行了谈话，赞赏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鼓励邓小平担负起党的副主席和第一副总理的责任来，并把四届人大报告的起草任务交给他负责。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心中有底了。但他仍感到毛泽东最近给他压的担子太重了一点。毛泽东信任地劝道：没办法呢，只好担任起来罗!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毛主席会见外宾结束后，留下来，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
对邓小平这一系列的观点，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在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12月底，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思想才干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他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王洪文)Po1itics比他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又在纸上写下“人材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了，讲出“人材难得”这个词，毛泽东便把笔搁下了。毛泽东又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这些，都为1975年初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
1975年1月，由毛泽东圈阅同意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长沙决策
毛泽东久困沉疴，来长沙休养，暂离国际风云和国内外政坛的中心北京，但是他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决策着国家的大事要事，把定中国这艘大船的舵。正如周恩来总理当时所言：“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毛泽东住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仍然坚持批阅文件工作到深夜。由于眼疾和体衰，他大多躺在木床上或坐在床头藤椅上用放大镜阅读文件，或让秘书代念，“听文件”。身边茶几上准备着纸笔，边说话，边用红蓝铅笔写一两个字，以帮助自己表达意思。
当时，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起落于北京机场与长沙大托铺机场之间，专程送取毛泽东阅批的各种文件。一批接一批的重要外宾，也在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等陪同下，飞抵长沙，拜见毛泽东。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局势下，围绕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组合更替，政治局同江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其成败得失最终系于毛泽东一身。
江青于1974年11月12日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指名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当天收到这封信后，马上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对站立一旁的汪东兴问道：你有什么意见?汪东兴直言不讳地说：江青没有自知之明。毛泽东点头称是，又续笔添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深知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江青一伙的权力、地位和野心都是极大的遏制和威胁，所以尽管遭到毛泽东多次严肃的批评，江青都置若罔闻。她鼓励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你要再进行拼搏。
11月19日，江青再次向毛泽东写信，以“检讨”的形式发牢骚、泄怨气，以退为进。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己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公开表露了她不甘现状的个人欲望。
毛泽东读完机要秘书送来的这封信，缄言沉思。然后批道：可读李固和黄琼的书。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意犹未尽，毛泽东当天又布置新排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一方面是借用历史典籍故事讽劝江青等人，另一方面也是以古典诗词的意境抚慰重病和暮年中的精神和情感。
但江青置毛泽东严肃的批评劝告于不理会不顾忌，在11月至12月中央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加紧进行幕后活动。又托唐闻生、王海容再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告她的意见：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后立即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重病在身，大脑却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他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一再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反复强调要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1974年10月上旬毛泽东离汉抵湘前，中央已决定筹备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由于当时周恩来患病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王、张、江、姚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刁难主持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邓小平气不可遏，拂袖而去。于是，江青等人商定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趁机告状。
10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住所内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按照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口径，向毛主席告状：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一方面告状，另一方面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逐个作了一番肉麻、露骨的吹捧，建议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里给予他们以适当安排。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听完王洪文的长篇大论，心中十分清楚王洪文是受到江青的指使而来，目的是告周、邓的状，实际上是反对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和邓小平出掌国务院日常工作，而由江青、张春桥他们上台“组阁”。毛泽东当即对王洪文批评说：商量工作嘛！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会打仗。并特别告诫王洪文：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的一二三届人大都由我定，其他人选由总理定。从而否定了王洪文、江青等人组阁的动议。
当晚，王洪文便乘飞机回北京，无功而返。
12月2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就绪，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这项重大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可是，王洪文有意避开周恩来，先行单飞长沙。周恩来另乘一架飞机抵达长沙。
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周恩来、王洪文。周恩来一踏进会客厅，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周恩来的病情。
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病情时有反复，所以他感叹地说：老了，人老百病生。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并风趣地用湖南方言说：脑壳好，肚子好，就是腿不行了……周恩来听后，立即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
毛泽东也关切的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边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顶吧！
周恩来此次来长沙，原定3天。按预定行程， 12月25日，周恩来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却言犹未尽，挽留周恩来再停驻长沙三日。周恩来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讲：好了好了，主席批准我再住三天。
12月26日，毛泽东安排王洪文参观韶山，而同周恩来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问题长谈至深夜。最后商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国务院正副总理的名单和排序。毛泽东正式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长沙，周恩来曾与王洪文一起听取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对湖南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民兵问题时，王洪文说：“你们应该把民兵指挥部很快搞起来，可以派人到上海去学习学习。”
省委负责同志说：“湖南省军区就是领导和管理民兵的，不应该再成立民兵指挥部，否则就是成立第二个指挥部。我们认为，凡是没有清除派性，两派没有团结起来的，没有恢复党组织的地方，一律不恢复民兵组织，更不允许成立民兵指挥部，待条件成熟时，需要恢复民兵组织的，统一归省军区批准、领导和指挥。”
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看法，并要省委负责同志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报告中央。中央发一个关于如何恢复民兵组织的文件。
周恩来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将湖南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当时，王洪文也在座。毛泽东听后，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湖南汇报的情况和浙江、云南等省发生的民兵抢夺武器、严重武斗事件，起草了一个文件，于1975年1月17日送来长沙给毛泽东审阅。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毛主席已圈阅”的2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禁止在派性活动的地方成立“民兵指挥部”之类的机构，重申党对武装力量和民兵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文件规定：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还就经济问题、历史问题、干部问题、战犯问题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1月上旬，主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来长沙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留下李先念谈话。在听取了李先念关于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深为当时糟糕的国民经济状况忧虑，指示李先念：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回北京后，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着手扭转经济大滑坡。
1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他在谈话中说：我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不讲和平……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看医生。有病，他就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毛泽东认为，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告诫人们要注意从历史中汲取有益于当前的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会谈期间，双方还宣布将互派留学生、贸易团和举办贸易展览。从此，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的谈话中，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重大决策，其中包括解放干部和释放战犯。他交待周恩来，四届人大开过以后，要把被关押、监护和挂起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
12月，毛泽东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的指示精神。当特赦的文件和名单送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很快就进行了批阅。过了不久，毛泽东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毛泽东却说，要马上发，为什么要等春节呢？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12月2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时还谈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报告送交毛泽东。2月2日，毛泽东读后即在这个报告上批语“同意印发”。
期间，毛泽东还指示“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促使湘潭大学得以迅速恢复。
特殊的生日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
这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地将毛泽东的住所认认真真地布置了一番，茶几上还摆上家乡特产：灯芯糕、交切、寸金糖、麻花条。
毛泽东踱出卧室，走到会客厅，看到案上摆着自己喜爱的腊梅和白茶花以及家乡的点心，心情显得格外好。
中餐，全体工作人员按照多年来的规矩——吃长寿面，以表达他们的衷心祝愿。同时，他们也做了一碗长寿面、挑选了一瓶湖南的好酒——“仿茅台”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吃了一筷子长寿面，泯了一口酒，说，这酒很好，是什么酒？工作人员介绍道，是长沙酒厂取白沙古井的水酿造的，酒质、味道很好，酿制几年了，还没有酒名。毛泽东随手拿起印有“仿茅台”标签的白瓷酒瓶，看了看说：
“这酒很好，是取白沙井古井之水酿造成的酒，酒质味道不错，不叫‘仿茅台’，就叫‘白沙液’好了。”
然后，毛泽东指着酒瓶，要大家喝完，不要浪费了。
于是，这种长沙酒厂新出品的白酒便取名为“白沙液”。
晚餐，周恩来做东，张平化、万达、孙国治、李振军等省委负责人及部分湖南方面的服务员，在蓉园周恩来的住处，为毛泽东祝寿。并嘱咐工作人员，要他们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让他休养好，保证他的健康。
1975年元旦这天，长沙天色阴沉，寒风伴着小雨。
为了使毛主席在这一天能过得更愉快，工作人员在六号楼门上贴上“爆竹一声除旧岁，梅花万点迎新春”的大红对联，然后，燃放了一挂挂浏阳鞭炮。并打开门窗，以便毛泽东坐在客厅里观看。
元旦过后，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两个会的预备会议先后召开。一份份重要文件源源不断地送来长沙。毛泽东在长沙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指导着政治局作出重大的决策。
1975年1月4日，李德生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求免除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天，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1月5日，毛泽东又亲自圈阅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16日，毛泽东应工作人员的要求，同大家分别照相。
1月23日，江青不顾毛泽东 “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乘飞机来到长沙，称是来看看望主席的，带来了自己种的花生请主席尝尝，并想去主席的家乡韶山看一看。毛泽东对她说：“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并重复了过去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江青在长沙呆了五天，最终只好悻悻地返回北京。
2月2日，张玉凤给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念周恩来的病情报告，说周恩来每日便血。毛泽东非常伤感，费力地对张玉凤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
当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基本稳定后，毛泽东才稍微安心，但仍在病榻上吟诵着张元干的《贺新郎》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去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没有能够如愿。
2月3日一觉醒来，毛泽东突然决定要离开长沙：我在这里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过一个春节吧。我走啦!并答应人们的请求说：大家过个好年！我今年冬天再回来吧！
毛泽东在长沙疗养的几个月，正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宗派组织“四人帮”的揭露和批评，对周恩来、邓小平领导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制止江青一伙人梦想“组阁”的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确定中共中央、国务院新的正确的核心领导，起了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