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与发展时期，土地革命全面展开。随着红三军团的建立和攻势，各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大规模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已趋成熟。湘鄂赣边区特委决定集中精力，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到边区农村，在总结前一阶段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和发展苏区。

　　1930年2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结合边区实际，提出“党在农运斗争中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对富农，采取“中立富农，对富农不是无条件的进攻”的策略，争取把富农团结在反对封建势力革命战线的周围，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这表明，湘鄂赣苏区已经有了比较完整、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分配土地的政策上，湘鄂赣边区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田分给农民，这是政策上的一个进步，因而很快在苏区各县得到贯彻。

　　1930年红五月武装暴动后，湘鄂赣苏区各地普遍开展了分田运动。万载县参加分田人数达到14万人，占全县总数的70%。平江全县开展土地革命。到1930年3月，平江除琅洞、石洞、南江桥等少数地方因受国民党军队的严重摧残，未能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外，其他地方都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土地分配。浏阳县在占全县3/4的苏区进行土地革命。浏阳的分田在实行上述政策外，还对国民党军队中的浏阳籍士兵，据了解确实不是反动分子的，也予以记名分配土地，只要人回来，立即可以分得田地。这在当时对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具有积极的意义。

　　铜鼓县分给苏区人民的土地达55870亩。宜丰县没收地主土地43000亩，一个5口农家可以分到20亩。修水县有39个乡分配了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户有3万个。农民分得田以后，由苏维埃政府发给“地照”。分田的原则是以原耕为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还抽出部分好地作为“红军田”、“教育田”，由苏区群众共同耕种。1931年春，根据苏区中央局土地革命的斗争策略，采取群众和政府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实行“允许土地私人买卖和租佃”。

　　实施更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分耕制”，得到边区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当时，湖南省委常委蒋长卿倾向于采取醴陵实行的办法，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耕制”。张启龙和多数人认为把田分给农民自己耕种比较适合农民的迫切要求，更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即“分耕制”。事实证明，最后实行的“分耕制”较之“共耕制”更有利于苏区的农业生产。王首道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指出，“目前农民私有观念不能打破，实行共耕制易于发生怠工的现象”，“影响生产的减少或田园的荒废”。到1930年底，在边区除平江外，还有浏阳、万载、修水、铜鼓等县的12个区约70万人分得土地；在鄂东南地区已分配土地的有阳新、通山、大冶、通城、广济、鄂城、黄梅、咸阳等县的24个区，约有近百万人分得土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

　　分配土地是关系到雇农、贫农、下中农切身利益的问题，挖掉豪绅地主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分配土地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对土地进行调查，登记家庭人口和经济情况，划分阶级成分；第二步，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揭发其罪恶，清理其财产，烧毁田契、债条、账簿，将牲畜、衣物、房屋分配给贫雇农、下中农，金银器皿和现金没收作战争费用；第三步，丈量土地，按人口好差搭配分配，分配以后土地不准买卖。由于建立了人民武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分配土地给农民，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得到巩固。到1930年冬，大冶与咸宁，阳新交界处的一些大山，如太婆尖下面的高桥楼下，鸡心寨下面的董家口、金盆、马对于右手进山的徐家山、芦家山、卫家山，北山头的骆驼山、刘家垴，南山头的查家山、上饶、下饶、金柯、上高峰岩、下高峰岩等地区，土地革命普遍开展，成为大冶县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1年8月，通城县苏区根据中共鄂东南道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进行第二次土改，采取统一没收和统一分配的原则，全面铺开土改，贫雇农每人分得田地4斗以上，全县10万人分得土地。

　　鄂东南根据地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环境，使土地革命斗争渐进开展。阳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没收土地和分配简例》，详细规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后制定《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规定了土地使用和取消使用权的办法，是阳新党组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普遍动员发动的结果，其经验极具创造性，为鄂东南各县借鉴采用。1930年夏，阳新全县四分之三的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除县城城郊、富池口、枫林等地没有分配土地外，全县50万人分得了土地，为湘鄂赣根据地各县之冠。其后经过两轮的土地重分和调整，阳新土地革命更加深入、普遍，成为湘鄂赣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成功典范。

　　湘鄂赣苏区注意从山区的实际出发，在农业生产中，重视集体的力量。他们组织共耕队、种子站、耕牛站等，帮助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困难，是党较早组织的一种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在工业生产方面，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传统手工艺，发展煤炭、造纸、染织、鞭炮、陶瓷生产等。平江徐家洞、灶门洞造纸厂除生产一般文化用纸外，还能生产质地优良的皮纸。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从土地革命获得的切身利益中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他们的救星和贴心人，从而产生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与血肉般的联系。“湘鄂赣工农群众斗争的顽强在全国革命历史上占了光荣的位置，群众对红军的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国民党一切改良欺骗的破产，群众更加认识只有红军都是他们的靠山。”阳新地区的顺口溜唱道：“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他们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父亲牺牲了，儿子上前线；哥哥牺牲了，弟弟去接班；丈夫牺牲了，妻子去报仇。他们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物，冒着生命危险，送给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机关；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作向导，抬担架，掩护红军，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他们以全家、全村的生命来保护红军伤病员，保护红军家属，保护党员干部。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节时，特别表扬说：“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毛泽东还指出：“苏区工会会员数”“湘鄂赣40000人”。

　　湘鄂赣苏区由于战争需要，首先建立和发展了军用工业。如兵工厂、机械局、被服厂、铸锅厂、缝纫厂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民用工业。1930年春，修水县在修水上衫西湾创办了兵工厂，修理枪支，制造梭镖、大刀等武器，装备赤卫队、游击队。后发展到造炸弹、罐崽炮、独子枪、鸟枪等。依靠群众献铜铁、捡弹壳、自熬土硝、自制弹药，供应前方作战急需。1932年底，敌人进犯修水兵工厂时，游击队和兵工厂干部、工人用自制武器毙敌70多人，俘敌2人，获得胜利。1931年修水大椿兵工厂有工人18名，造出了一批罐崽炮、马刀、独子枪等。

　　大冶县赤卫军用罐崽炮作战，取得神奇的战果。罐崽炮使用2尺长的铁管子，做成炮筒，内面装硝药、破锅片、断铁钉，作战时用此炮配合步枪冲锋，打敌人，很有效。再是把檀树、松树剖开两块挖空，把它合上用铁箍箍紧做成炮管制成大炮，里面装上硝药、碎锅片、碎瓷瓦片、碎石片，安放在险要的山口，待敌人走到大木炮射程的距离，就放炮。敌人非常害怕这种武器。俘虏兵说：“与红军打仗打伤了当俘虏还好些，就怕与赤卫军打仗，那种‘罐崽炮’、‘土大炮’，打在身上取不出来，都把人烂死了。”

　　修水县朱溪被服厂，增至100多名工人，棉布等原料主要靠红军攻打县城没收土豪和官僚资本家的，或由转运局到白区采购一部分，主要生产军衣、军帽、绑带等，供红军使用。修水县建立的桂坳石灰厂、古市锅厂、陶瓷厂、石门瓷厂，通城县药菇山兵工厂、被服厂、铁木厂，阳新县龙燕、排市、木港兵工厂、被服厂、硫磺厂，武宁泉家源、大冶、鄂城煤矿，平江、万载、大冶、通山纸厂，平江黄金洞制药厂，地方手工业的印刷厂、夏布厂、花炮厂、制笔厂、篾货厂、铸锅厂、石灰厂、瓷厂，在苏区工业生产中发挥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区红军作战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为苏区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创造了经济效益。苏区交通、邮电事业也有了发展。1931年省苏维埃政府在修水上衫成立湘鄂赣边区赤色邮务总局，在修水渣津街、平江长寿街分别设立赤色邮务分局，主要为党政军机构服务，同时兼办民众通信传递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