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理政治委员曾日三，是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红军高级将领。长征时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后卫。他经常到前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指挥战斗，有力保障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曾日三任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随部队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永昌等战斗。后任红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理政治委员。红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阻击，最后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高喊“红军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3岁。

　　红西路军牺牲的湘籍红军将领，还有湖南湘乡人任炳煌，历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红西路军总政治部剧团导演，1936年12月在永昌县二十里铺战斗中牺牲。

　　红西路军某团政治委员杨喜明，1937年1月在河西走廊作战中不幸被俘，在青海西宁被敌人杀害。

　　红西路军五军保卫局局长梁旷生，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红西路军五军地方工作部部长盛梦吾，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湖南醴陵人彭德轩，历任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参谋长、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湖南平江人傅长寿，红西路军五军供给部部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湖南平江人俞荣华，红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3月在石窝子战斗中牺牲。

　　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1937年4月在安西县红柳园作战中牺牲。

　　湖南平江人方理明，历任红六军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四师政治委员。1936年渡金沙江时腿部中弹。为了不增加战士负担，坚持不用担架，硬是拖着伤腿爬过雪山、越过草地。后因伤口恶化被送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截肢治疗。不待伤病痊愈，不顾医生劝阻，以坚强的毅力，凭着一条腿，上前线指挥战斗，被誉为“独脚英雄”。1936年10月随部西渡黄河。1937年春，在甘肃永昌县与敌人作战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援西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的妻子吴富莲，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937年壮烈牺牲，年仅25岁。刘晓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时，得知噩耗，强忍失去妻子的至痛，努力完成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

　　红西路军战败以后，不少红军指战员或负伤、或被俘、或掉队，九死一生，艰苦倍尝。他们为了一种革命信念，千方百计回归革命队伍，艰难跨涉数千里，终于找到党和红军，继续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其中，就有一些湘籍红军指挥员。

　　开国上将李聚奎，湖南安化人。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参谋长，红西路军第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1936年在红西路军征战中，参加了土城、永昌、黎元口等战斗。红九军在古浪一战损失过半，由6个团缩编为3个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让他到九军任参谋长。红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拄着一根讨饭棍，行乞千里，历尽艰险，历时两个多月，1937年终于找到了援西军司令部，回到红军部队。当时挥泪写下《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总结血染的教训，存为中央档案。

　　开国上将朱良才，湖南汝城人。历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西路军失败后，他只身一人，风餐露宿，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终于回到革命队伍。为了实现这一坚定的信念，他夜里摸小路走，白天找石窝子睡；饿了抠草根，找牛粪、马粪中未消化的粮食颗粒充饥；渴了砸地沟里的冰块吃。有一天，他在老乡的茅草房里，看见几个红军的伤兵，饥寒交迫，十分艰难。他将身上所剩无几的钱全都交给老乡，求他想办法救救这些红军伤兵。一次与敌人远远地正面相对，已经躲避不及。正好附近有一群羊，他灵机一动，求牧羊人帮助，牧羊人用羊皮袄把他包住，混在羊群里，瞒过了敌人。就这样，他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机智地躲避敌人的搜捕，找到了党和红军队伍。

　　开国中将饶子健，湖南浏阳人。历任红西路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红三十军一支队参谋长。率部随西路军驰骋河西走廊与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战斗，指战员伤亡惨重。红西路军在大西北祁连山麓艰苦转战，备受磨难。1937年1月，马家军骑兵配以飞机、大炮轮番向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据守的高台发起猛烈进攻。留守临泽的饶子健等发扬红军夜战特长，乘着夜色，一次次将包围红军的敌军打退，守住临泽阵地。在总指挥部的严令下，饶子健奉命率二营300余名战士增援高台。300人的队伍面对百倍于红军的优势骑兵，只有抱定牺牲的决心去完成任务。饶子健命令二营长将部队带进渠口堡北面一座庄子，准备派侦察员侦察一下敌情再西进。渠口堡突围之战，饶子健指挥的二营无一伤亡，在西路军过黄河开始西征以来是少有的战例。但是，高台被敌人占领，3000红军将士除个别突围外几乎全部阵亡。在倪家营子、梨园口、石窝等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协助支队领导果断的指挥部队用大刀、枪刺及自制的长矛同敌人的步兵、骑兵拼杀，坚持与优势的敌人血战。西路军最终彻底失败。饶子健矢志不移，带着先头部队，杀出一条血路，经千辛万苦，同少数幸存战友艰难跋涉，穿过人迹罕见的戈壁滩、大沙漠，经星星峡，到达新疆迪化。西路军余部整编为一个大队时，他奉命任大队长，率部整编、学习，军纪严明，受到上级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赞扬。1940年1月5日回到延安。饶子健在《忆西路军》一诗中沉痛写道：雪压霜袭军衣单，刀光剑影杀声寒。雄师浴血抗马帮，出征末捷梦已残。忠魂不灭留青史，烈士壮举千古传。战友回眸应笑慰，河西已是艳阳天。铭记了红军西路军的艰难奋战和牺牲精神。

　　开国中将欧阳毅，湖南宜章人。历任红五军保卫局局长、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五局局长、西路军侦察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被编入干部支队。支队被打散后，沿途乞讨度日。下祁连山以后，被一个警卫员持枪抢劫，抢走身上仅剩的10块银元，还险些被杀。好在他写一手好毛笔字，在当地暂时靠卖字为生，准备存够路费就回陕北。恰巧遇到副总指挥王树声，就收起卖字摊子一路走。几个人都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讨饭越来越困难，只得临时干些重体力活，赚一口饭吃，还经常被监工用皮鞭抽打。他们几个人就这样靠乞讨一路走到甘肃庆阳驿马关，终于见到红军部队。1937年秋回延安。

　　开国中将晏福生，湖南醴陵人。红二方面军第六军第十六师政治委员。陕北罗家堡激战时，身负重伤。全军都以为他牺牲了。军团政委王震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高度赞扬红十六师和他在此次战役中的功绩，并提议：“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事实却是，他没有死，苏醒后不顾伤痛只身追赶部队500多公里，因伤口恶化，再次昏死在路旁，被好心的群众送到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部。做了右臂高位截肢手术，挽救了生命，却成了“独臂将军”。伤口未愈，他又奉命随红四方面军西征，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政治委员。西路军激战河西走廊失败后，进入祁连山打游击，随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艰苦转战。被敌人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晏福生和几位干部战士困在祁连山数日，弹尽粮绝。他不得不利用独臂的方便，多次化装出山为战友讨饭。他不愿拖累大家，命令道：“我作为红军部队的政委，有为党和红军保存力量的责任，让你们分开单独行动是我的命令!”他要求大家分散出山，回陕北去。日夜兼程中，他唯一健全的左手又被恶狗咬伤，伤口发炎化脓，只好时常往伤口上吐唾沫消炎。夜宿荒野，他险些被狼吃掉，经过生死搏斗才脱离险境。又一天傍晚，他饿昏在夏官营一个长工院旁，好心的老长工给他送过来一碗饭，又围着问寒问暖，收留他在长工院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他化装前行，孤身一人，凭着坚强的信念，历尽苦难，百折不挠，终于1937年3月底走到镇原，见到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战友重逢，两人三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承担，晏福生又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和贺龙。

　　开国中将方强，湖南平江人。历任红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被分到右支队，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被打散后，一路讨饭到了黄河边，被国民党军抓获，关进凉州监狱。1937年4月被押至兰州监狱。在押往西安途中脱险归队。毛泽东得知方强在西路军被俘的经历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焉。”

　　开国少将吴彪，湖南长沙人。历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团宣传队中队长、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团宣传队队长。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和红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西路军幸存之一。

　　开国少将曹玉清，湖南新晃人。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兵站二大站科长。红西路军西征失败后，不幸被俘，在牢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国共合作后，回到援西军教导团，进延安抗大第三期一大队队学习。

　　开国少将幸元林，湖南醴陵人。历任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西征失败被俘，在狱中秘密参与组建党支部，与敌人斗争。后组织越狱成功，带领86名干部归队，受到组织奖励。

　　开国副部长喻杰，湖南平江人。历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红西路军失败后被俘，押往青海山地时，他和一名战友乘敌不备，深夜逃走，沿途乞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祁连山到镇原的荒原里走了3个多月，于1937年初夏回到红军援西军司令部。

　　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女红军更是惨遭厄运。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湖南宜章人，任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1937年１月在战火中生下一个男婴，当地花园村农民子收养了这个取名为继曾的红军之子。吴仲廉被捕后被押到西宁服劳役。在敌人的监狱里，她秘密告诫难友：“注意不要暴露身份，保守党的秘密。”同时揭露叛徒，保护同志。在中山医院做苦工时，遇到被她教育释放过的医生罗承训。在罗医生帮助下，她与张琴秋、陶万荣一起逃出青海马步芳的魔爪。与罗医生告别时，吴仲廉赠照片并题诗：“西海困羁幽，赖君释楚囚，惜别添新恨，怀德永难休。”1937年8月18日，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交涉出狱，才回到延安。全国解放后，吴仲廉找到失散在河西的儿子，改名吴长征。

　　蔡申熙烈士的妻子曾广澜和女儿蔡萍迹也在马家军的监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蔡萍迹由母亲、妇女先锋团特派员曾广澜携带参加红军长征。母女俩随红军西征、长征再西征，三过雪山草地，红西路军惨败后经历九死一生，与王首道的妻子、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李开芬等20多名女红军被马步青的士兵抓捕关押。国共合作后，经八路军办事处营救才回到延安。

　　总而言之，红西路军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两万余人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途中，遭遇马步青和马步芳骑兵为主力的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红西路军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红西路军孤军苦战4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惨败。正如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所写：“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旗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前后直接战死者约万人。”红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牺牲精神，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悲壮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