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用墓志铭，烈士何需记功碑。
生为真理而斗争，死为主义来牺牲！”
这一首气壮山河的革命诗歌，是陈佑魁烈士在青年时代为抒发革命情怀所写的。其中体现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和高尚情操，至今读起来仍然感到荡气回肠，肃然起敬。
陈佑魁是麻阳县江口墟镇陈家湾村人。1900年12月22日出生于当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随父亲下田耕种，上山开荒、砍柴、烧石灰，学会了耕植技术。父亲对他说：“你长大了，我要送你去读书，咱家祖祖代代都没有人读过书，只要你肯努力读书，我挑牛粪，上山砍柴、开荒、烧石灰，再脏再苦都心甘情愿。”陈佑魁忙问为什么。父亲伤心地告诉他：“因为我吃了不识字的亏，为了不让你未过门的嫂子被地主抢走，恶霸地主就买通县官，罚我家30串钱，要我按手印，由于我不识字，地主就把30串钱写成300串钱，弄得咱家破产。”于是，儿童陈佑魁有了要求读书的强烈愿望。
陈佑魁8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本村附近的一个私塾读书。他认真好学，入学不久便能写短小的文章。1913年，考入麻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一个乡下孩子初到县城，忠厚老实，经常受到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欺负。他忍辱负重，发愤求学，成绩进步很快，而且乐于助人，许多穷苦同学都愿与他在一起学习功课，谈论国事。他经常与同学谈论民族英雄岳飞，少年的心胸中埋下了忠贞爱国的种子。
1917年秋，陈佑魁考入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写了一首《蕉窗夜读》抒怀：“院宇深深处，芭蕉数尺阴。绿窗休废读，一刻值千金。”表达了一个好学男儿惜时如金、勤奋进取的精神。在这里，他遇见了国文教员龙植三先生的女儿龙淑。龙淑有机会从父亲那儿阅读陈佑魁的文采斐然的文章，从他那清晰活泼的语句中感受到充满朝气的爱国志向，从他身上了解了为人忠厚、学习刻苦、富有正义感的优良品质，两个男女青年心里滋生了爱情。
1920年秋，陈佑魁中学毕业后，远离家乡，乘船东下长沙，继续寻找革命真理。他考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专收穷苦失学青年，宣传革命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外文、文史、自然等各门科学。自修大学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毛泽东经常在百忙中辅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情况，坚定学员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1921年秋，陈佑魁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与夏明翰担任补习班教员，参与培养党的早期革命骨干。1925年元月，他与龙淑结婚，生育一子，取名“仇白”，寓“仇恨白色恐怖政权”之意，表明他与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决裂的坚定立场。
为了掩饰身份和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困难，中共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陈佑魁先后到长沙邮政局当邮务员，到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到兑泽中学当补习班教员，借有利机会向青年学生散发宣传品，领导开展省学联活动，扩大党团组织。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期间，他大量撰写革命文章，宣传救国救民真理，动员群众起来斗争。毛泽东夸他“很有文才”。他在自修大学的《新时代》月刊上发表了《货币革命观》、《利用与同情》、《北京政府是什么东西》和《自杀》等文章，揭露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时，他发表了《今日何日》、《中俄交涉与法国》、《誓雪国耻》、《人心不死》、《欢迎野火烧长沙》、《明天是劳动节》、《日本人的矛盾》和《过激派在中国势力之可惊》等文章。在《少年》发表的《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里，他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使青年们认清现实和应走的道路，积极投身革命。当时麻阳、芷江、常德的一批青年在他的带动下参加大革命、加入党团组织。
1924年夏，陈佑魁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青年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秘书、教育和宣传工作，兼管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他经常组织党员骨干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子女职业学校。他往来于常德、衡阳、衡山、湘潭等地，组建了中共衡阳和常德两个地方委员会。他派孙家信等人回到麻阳县开辟工作，发动工农运动，建立了中共麻阳县特别支部和工会、农会、农民自卫军，使麻阳的大革命蓬勃展开。
1925年，长沙人民从日本轮船公司手中收回了大金码头。陈佑魁等领导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反“关税会议”游行示威，焚烧了日本商船及警厅的护卫船，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的胜利。1926年，为迎接北伐，湖南党组织发起驱逐军阀省长赵恒惕的革命运动。陈佑魁根据省委决定，召集长沙工人领导者张汉藩、袁福清等人开会布置，组织工人连夜印刷和散发传单，举行示威游行。他亲自登台演说，历数赵氏在湘六年的弊政和罪行。他不顾个人安危，同赵恒惕谈判，最终迫其下台。
1926年8月，陈佑魁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地方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南二十四县工作。他首先抓党的建设和农民运动，建立了30多个党、团支部，发展党、团员上百人。创办了《衡阳日报》，他白天教书，晚上修改稿件，撰写社论，开展革命宣传，同时常到水口山和衡山发动工农群众。特委开办了农运短期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村师范讲习班，训练农运骨干，并通过省委将派到叶挺独立团去的衡阳工农运动负责人屈渺澄调回衡阳，加强农民运动领导力量。湘南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农协会员达到150万人，占全省当时农协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1927年春，湘南多次发生反革命势力捣毁进步团体和农民协会，枪杀工农干部的事件，引起特委和陈佑魁的高度警惕。他按照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布置各县农民协会迅速建立武装。衡阳县农民协会没收挨户团300多条枪，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在衡阳南门外雁塔寺召开公审恶霸地主大会，全县6万多工农群众参加大会，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毛泽东考察衡山等县农运时，陈佑魁请毛泽东作形势报告，毛泽东讲到：国共统一战线总有一天要破裂的，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嘛，打算带人到江西的安源山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佑魁深入到衡阳东阳渡兵工厂和常宁水口山矿区布置，准备建立工人武装。4月底，陈佑魁作为中共湖南区委代表参加了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支持毛泽东对时局的正确主张。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陈佑魁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放弃城镇转移农村，暂时隐蔽待机行事。虽然衡阳5月27日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当地党组织避免了重大损失，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党中央八七会议后，陈佑魁任衡阳地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兼湘南二十四县游击队总指挥。他和特委干部毛泽覃、曾志等人分赴各县农村，分批训练党员骨干，恢复党组织，指挥各路游击队，配合全省的秋收暴动。在白色恐怖的衡阳，陈佑魁的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坚持斗争，他常扮作商人、小伙计或教书先生，坚守在秘密联络站。在潇湘河街三顺祠庙交通联络站，他白天在香案前敲木鱼念经文，夜晚接待各县来衡同志，传达贯彻党的指示精神。他先后指导发动衡北暴动，夺取衡山石桥团防局步枪30多枝，建立衡北游击师、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第九师，在衡阳西北山区坚持武装斗争。省委布置年关暴动时，他派特委成员赶赴衡山、耒阳、郴县开展斗争。他到水口山矿区，依靠宋乔生等党团员骨干，组织上千名工农群众解除矿警队武装，缴枪360支，组成工农武装，后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
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湘南。朱德主持在汝城召开军队与湘南、粤北地方党的联席会议，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及郴县、耒阳、宜章、资兴、汝城等县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分析了全国和湘粤边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决定于12月中旬举行湘南起义，并以朱德率领的革命正规军打先锋。他们共同领导在湘南和粤北举行年关暴动，100多万农民踊跃参加。陈佑魁等率领衡阳各地农民武装开赴衡阳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第七师，到衡阳郊区出击南岳守敌，牵制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朱德、陈毅在湘南的暴动。随后，他率特委及其指挥部移驻郴州，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连克郴县、永兴、资兴，直取耒阳。1928年3月，在永兴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陈佑魁为主席，朱德、陈毅、何长工等21人为执行委员。会议作出土地问题等决议。会后，各县苏维埃政府制定《土地分配法》，开展插标分田的土地革命。湘南起义吸取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于湘粤国民党军9个师的夹击，加上党内“左”倾盲动政策的危害，3月下旬，朱德、陈毅率起义部队退出湘南，分两路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湘南暴动是农民武装割据及土地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928年4月7日，陈佑魁到长沙向省委汇报工作，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送茶水、送酒肉“款待”，对他进行诱降。陈佑魁将计就计，撰写《陈佑魁自传》在《国民日报》逐日发表，最后以“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向我作任何妄想”的豪言壮语，表白了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敌人恼羞成怒，凶狠地质问陈佑魁为何最后要这么写？陈佑魁正色答道：“这是我的成功，我不徒今日成功，明日还要成仁。既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敌人无可奈何，于1928年4月19日残忍地杀害了陈佑魁。就义时他年仅28岁。
192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陈佑魁烈士的夫人与儿子也在衡阳被捕。后经同志设法营救出狱。龙淑女士含辛茹苦将儿子培养成人。有诗言志：“烈士遗言我牢记，携儿背女转湘西；二十年间斗饥寒，一心向党志不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委托湖南省委找到陈佑魁烈士家属。组织上将陈仇白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后从事图书馆工作。陈烈士毕生奋斗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佑魁的战友谢觉哉怀念先烈，1961年6月写诗称颂道：“浑身是劲陈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瓒。远瞩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