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驻防湖南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派兵突然包围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当场枪杀了新四军上校参议，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和特委秘书长、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当日深夜又活埋了八路军少校副官、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通讯处财务吴贺泉；特委妇女干事、机要员赵绿吟（女）四个同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四十六年过去了，历史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革命烈士的遗愿早已实现。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平江惨案”的全部历史，至今尚未向国人全部揭露，本文试图将“平江惨案”的始末作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以便大家对“平江惨案”的全部经过有个概要的了解。
一、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武装的由来和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的建立
湘鄂赣根据地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边界地区。北临长江，东抵赣江和南浔铁路，西靠湘江和京汉铁路，南倚株萍铁路，地处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之间，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百里。境内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物产丰富，民情淳厚，是世代兵家必争之要地。自古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一直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
（一）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武装的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这个地区的平江县就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二年春，当毛泽东了解到平江县工、农运动的情况后，便通知平江县工会会长陈茀章和农会会长余贲民到湘区委员会驻地长沙清水塘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毛泽东亲自和他们谈话，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冬平江县正式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成为湘鄂赣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
一九二七年冬，中共长江局决定在岳阳建立湘鄂赣边特委，派郭亮为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郭亮牺牲，派滕代远继任。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了湘军独立五师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五军。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滕代远随红五军转战到铜古的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等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正式恢复了湘鄂赣边特委。一九二九年春，边区各县均建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一九二九年八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地区，边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红五军主力在湘鄂赣边区转战各地，连战连捷，红五纵队，挺进鄂东南，配合党的各级组织，取得了节节胜利，武装割据区域扩大。一九二九年，湘鄂赣地区创建了第一支地方武装——湘鄂赣独立团。一九三○年上年改编为湘鄂赣独立师，下辖五个纵队，有枪五百多支。八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湘鄂赣独立师改编为红十六军，下辖七、九两个师。一九三○年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湘鄂赣边区的地方武装得到很大发展。除自己的主力红军外，又成立了三个独立师，接着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共湘鄂赣特委改为省委，这时湘鄂赣省的范围扩展到了二十多个县。九月正式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二年二月湘鄂赣省的主力红军猛增到一万五千人，六千五百余枝枪。一九三三年春扩大到两万九千人。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根据中央指示，湘鄂赣的红军独立第一、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军。七月，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在湘鄂赣全省人民的配合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八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的十六师和十八师。红十八师随红六军团到了湘赣边去了，湘鄂赣地区只剩下红十六师。一九三四年一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我湘鄂赣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一月二十八日，我省苏驻地万载小源失守，留守湘鄂赣地区的红十六师受到严重的阻击，由于敌众我寡，我军连战失利，屡受损失，到六、七月间，红十六师只剩下一个营，保留一千多省级机关于部，从此转入了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湘鄂赣省委开展了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全区共动员了二千五百余人参加红军，红十六师正式恢复，建立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个团。六月，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调来进攻湘鄂赣苏区，敌人集中了六十几个团的兵力，采取连环包围方针，妄图彻底歼灭我红十六师。我军遭到了重重包围，结果在麦市突围失利，伤亡三百余人，至此红十六师只剩下一千七百余人，电台也损失了，从此中共湘鄂赣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合作谈判时止，省级机关还保存了五百多名党员干部，红十六师还有三百九十多名战士。这就是湘鄂赣地区抗日红军游击武装的基本队伍，也就是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的前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然而国内这些重大的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由于通讯中断，国民党严密封锁，我湘鄂赣省委一直是不清楚的。至一九三七年一月才接到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发布的“八一宣言”。湘鄂赣省委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等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合作抗日的政策，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和讨论，逐步加深了大家对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并讨论了如何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尽快实现湘鄂赣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同一天，发表了《中华军委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二十一日，湘鄂赣省委作出了《为国共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这三个文件鲜明地表达了我党忠诚合作团结抗日的态度和决心。文件指出：“目前国内中日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中国需要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抗日的彻底胜利”。文件明确的提出：“只要国共两党和平台作，一致抗日，”就可以“停止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目前党的中心口号是拥护国共重新合作，一致御敌救亡，一切服从抗日，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这些主张，对推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湘鄂赣省委为了促期实现和谈合作，宣布停止阶级斗争，这是违反阶级斗争客观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后党中央派李涛同志来到平江，代表中央对此作了批评，并及时予以纠正。
七月十三日，省委派秘书长黄耀南到了平江献钟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代表文正凡、罗世忠接上了关系，确定双方谈判的有关事宜。
七月十五日，十八日和二十日，省委派出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为代表先后三次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及驻军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就停止敌对行动、保证我方人员安全等问题初步达成协议。
八月二十九日，董必武就湘鄂赣地区的合作问题，与武汉行营进行了谈判，谈判成功，达成如下协议：
1、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嘉义为中心进行集结；
2、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暂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以傅秋涛为支队长，刘玉堂为副支队长。
3、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
至此，湘鄂赣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才基本形成。
谈判成功后，于一九三七年九月，湘鄂赣省级机关和最后保存下来的五百多名党员、干部，三百九十多名战士陆续来到了嘉义集中。当时，省委把整顿巩固扩大武装当作第一重要的任务，派干部到边区各县动员群众参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李辉在宜春慈化成立通讯处；派罗益成在浏阳建立通讯处；派谭启龙到平江县城设立办事处；派邱炳到通城建立通讯处；派李成铁到修水县建立通讯处，要他们广泛的向地方当局和各界人士宣传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交涉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我们的同志。
部队集结后，迅速进行整顿，把一批老弱病残的干部、战士留在地方，动员了一批革命青年入伍，部队扩大到一千一百余人，有两百一十支步检，三挺轻机枪，七百三十把马刀。部队集中期间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一九三七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新的特委组织是：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罗梓铭（中央派来的）；宣传部长骆奇勋；妇女部长冯杏娥；保卫部长谢乾；青年部长谭启龙；民运部长黄耀南。傅秋涛、邓洪参加特委常委。一九三八年二月谭启龙调走，由罗其南继任青年部长，骆奇勋调修水任中心县委书记后由黄耀南兼任特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二月涂正坤调江西省委任副书记，中共湘鄂赣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平江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选举十九人组成执委会，常委以五人组成。特委书记由罗梓铭担任；组织部长骆奇勋；宣传部长黄耀南；青年部长罗其南；军事部长吴自力；后为饶国瑞；妇女部长彭援华；秘书长钟昌基（后为吴渊）。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湘鄂赣地区的抗日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江渭清、张正坤任副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二）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古历正月初四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奉命开拔，部队由平江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奉命开拔后，因部队战士绝大部份是平江人，家属和伤病员必须有人安置和治疗；抗日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和安全必须得到妥善安置和保障；部队刚刚下山，过去扯借了地方父老兄弟的款项必须有人筹还。加上平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红军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相依、患难与共的关系。因此，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县嘉义镇，设立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嘉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农村小镇，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东西公路贯穿，南北紧靠周方、横江、丽江、芦头、辜家洞等革命根据地，我党群众基础很好。留守处借住了嘉义镇中段“亿昌药号”办公。特委没有另立机构，和留守处一起办公。留守处成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对外的公开职衔是：黄耀南为留守处少校丰任；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罗梓铭是八路军少校副官；曾金声是新四军少校参谋；吴渊是秘书主任；吴贺泉是军需；赵绿吟是机要员兼妇女干事，对外是本军家属。随着留守处的成立，湘鄂赣地区我党城立的其他办事处、通讯处均相继撤销。
新的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成立后，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因素很多，许许多多复杂的工作摆在他们面前。在远离中央，远离主力部队，斗争形势又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供给又不能按时发给，还有一大批的伤病员留在后方，需要组织医治，一批久经战争拖累的年老体弱的干部需要安置；出征将士的家属生活需要安排；过去借了群众的款项需要筹还；地方一些反共顽固势力还不时造谣中伤，需要去澄清事实；国民党平江县政府不肯全部释放我方人员，需要去交涉、斗争；皖南前线需要兵员补充必须去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要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去做艰巨细致的统战工作。在这一大堆神圣的、艰巨的任务面前，特委和留守处的干部，总共不过二十多个同志，他们在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黄耀南同志的领导下，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正确方针。他们为了完成这些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首先抓住了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由十年内战转到团结抗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委和留守处特别注意做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思想转变。特委建立不久，就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共十二朔，培训了县、区、乡骨干一百多人，各县也相继培训了一批基层干部。同时举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帮助和指导各地把组织整顿好。通过积极的整顿，艰苦的发动，认真的教育，边区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十八个县有十五个县建立了正式县委，两个县建立了工委，成立了五十三个区委，三百四十多个支部，共发展党员五千余人。如平江县，一九三七年底就恢复了中共平江县委，到一九三八年建立了十八个区委，五十八个党支部，发展党员六百一十三人。由于特委首先抓住了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在短短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为团结抗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的同志，为动员广大群众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利用各种场合，向当地群众和士兵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平江县委还在月池塘专门设立了一个宣传演讲站，每天要向数以千计的来往商人、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涂正坤、罗梓铭等多次亲自到群众集中的屋场进行宣讲；二是，组织发行抗日救亡书刊，留守处协助平江县委在平江县城开办了《大众书店》，大量发行进步书刊报纸，如《新华日报》等。大众书店为了方便读者还设立了阅览室，每天有数百人到这里来读书看报；三是，举办《老百姓壁报》，特委在嘉义，平江和其他各县都在县城办起了这种墙板报，经常刊登我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救亡的方针、指示，报导当地抗日救亡的典型事例，公开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救亡的丑闻；四是，组织文艺宣传，特委和平江县委在平江县城利用学校学生和旅省回平的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救亡剧团”，定期到街头演出，教群众唱抗日战歌，自编自演抗日救亡剧目，鼓舞群众的斗志；五是，编写《战时读本》作为学校教材，使广大师生了解我们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明确民族战争的任务。通过广大师生在全县群众中起了更广泛、更全面的宣传动员作用。使群众性的抗日热潮，从平江县迅速席卷到了全区。
第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内战时候，国民党为了对付我湘鄂赣地区的革命力量，在黄金洞、九宫山、天岳山、枣桥设立了四个特别区政治局。国共合作后，我们就着手做统战工作，在部队改编时，尽管豪绅地主造谣中伤，九宫山和枣桥政治局在那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帮助我们解决了一部份粮食和武装的困难。武汉危急时，湘鄂赣地区先后调来了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和张仲的新三军、樊松甫的十二军及八十二师、七十七师前来布防。这时，我党积极在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帮助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队伍，整顿军纪，改善军民关系，组织动员民众参战，作出了很大成绩，受到友军将士的好评，因而留守处同部队的关系很好。武汉失守后，当时国军纷纷向南溃散，军队纪律很坏，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机关搬迁，人心惶惶。在这种状况下，由于我党的策动，召开了一个边区十八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边区抗战问题，作出了改革民运、军事、行政机关、组织游击武装等重大决议。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委和留守处十分注意打击和孤立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平江县长夏正猷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特委发动群众揭发他，控告他，结果把他撤职了。后来又换了陈鲲，更加反动，通过我党活动，五个月后被赶下了台。新任县长余达美是平江红帮的头子之一，平江基层政权，基本掌握在红帮手里。涂正坤、黄耀南抓住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和他相处亲热，涂正坤当时是平江县抗敌功员会的委员，处处支持他的工作，余达美感受到我们党是忠诚合作的，因此也很关心和支持我党的工作。在平江惨案前是他提醒涂正坤、黄耀南要注意杨森；在平江惨案发生前夕，是他暗示黄耀南赶快离开县城；平江惨案后，是他接受我党意见召开了一个各乡长联席会，他在会上公开说：共产党在平江无坏的行动，是抗战中的同盟者，不应该危害它，更不要压迫其自首。自这次会后，平江当时的反共气焰暂时被压下去了。
另外平江有个大士绅叫唐炳初，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湖南河厘金局长、烟酒事务局长。因官场失意抗战爆发回到平江居住，有民族正义感，在地方上很有影响，他赞成我党抗日救国方针，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把他争取过来了。因而他能够在黄耀南身处绝境时，大胆帮助他化装脱险。日寇沦陷平江窜至三眼桥，唐炳初出面交涉，三眼桥一带房屋未遭焚毁。日寇去后，薛岳将他关押，后被保释。
第三，发动群众积极支前
当时抗日前线，兵员需要不断的补充，留守处把发动青年参军当作第一件支前工作，他们除作好政治动员外，采取干部带头，党、团员带头的办法。涂正坤同志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亲自送到了前线，接着出现了一个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参军热潮。全区先后动员了四百多青年到了部队。当时国民党部队也要补充兵员，但他们是“抓兵法”，老百姓抓也不去。特委和留守处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又以我党的名义动员了一批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保证了前线兵员的补充。
当时部队改编时留下了一批伤员，后来前线又下来了一批，共一百多名伤病员留在嘉义，由于国民党政府供给赶不上，药品缺少，又时近严冬，伤病员身上还是单衣，有时粮食都很困难，经过留守处同志的艰苦努力和全体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先后有七十余人病愈出院，奔赴了抗日前线。当武汉失守，鄂南失利，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溃散时，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还主动担任了接待安置散兵，收容治疗伤员的任务，使国民党士兵深受感动，得到了友军领导机关的好评。
平江的抗日军属很多，做好军属工作，对巩固军队、鼓舞士气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委和留守处把如何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列入自己重要的议事日程。特委和留守处为了安排好新四军家属的生产、生活，把几十个不能在农村参加生产的家属，集中在谢江梅塘办缝纫厂。对那些家庭劳力比较困难的家属，特委都一个一个地落实如何帮耕帮种，解决柴火问题。每逢节日，特委和新四军留守处领导还深入附近的家属中去慰问。同时，发动群众给前方干部、战士进慰劳品，鼓励自己的亲人“抗战到底！精诚保国！”
为了动员广太青年作好应征入伍准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我党还发动边区进步青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群众组织，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只要是拥护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样把青年组织起来，它成了我们抗战的后备军。
第四，组织敌后游击武装
特委和留守处还派出了专门干部组织和发展游击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初特委派吴自力，后又派饶国瑞到鄂南专门组织游击武装，几个月的时间，组织起一支一千多人的游击部队。同时还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筹款购枪，组织游击武装，准备抗击日寇。五十五师在前线打了败仗，有一支散兵七十多支枪，窜到了涂家脑，我党组织派出代表出面与散兵代表商谈买枪，商谈好后，动员商会拿出了一些钱，收买了这几十枝枪，正式成立了保安团，后与我们党领导的另一支武装合编为武昌国民第一大队，我们在这队伍里发展了十五个党员。经过三、四个月发展到了二百零八支枪，改编为五个中队。这个大队通过整顿后，打了三次胜仗，缴获十七支枪；伏击日本军车一辆，缴步枪一支，子弹四箱，消灭日军五十七人，击毙了维持会长。小小的游击武装，也搞得日寇提心吊胆。
岳阳党组织与当地退伍军人胡春台组织了岳阳第一游击大队。胡是一个开明士绅，开始时他筹集了四十支枪。我党诚恳地帮助他，派我党干部王国雄任政治委员，王国雄又从自己家里拿出两百石谷供给部队，因而王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支武装就掌握在我党手里，在部队里发展了十多个党员。王国雄、胡春台率领这支武装，前后战斗三十余次，缴获日寇三十多支枪，五匹马。
第五，维护群众利益，改良人民生活
特委和留守处的同志按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的“改良人民生活”的要求深入发动群众，通过复杂的、有理有节的艰苦斗争，在很大一部份县实行了“二五减租”，农民十分高兴，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有些官吏，不仅不积极抗日，反而趁机大发“国难财”，他们借“抗战”为名，巧立名目，任意收捐派款。如挖破公路，路要民众挖，还要加派“破路捐”，涂正坤、黄耀南等负责同志，多次出面，找县政府、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去磋商，仗义抗言，替群众说话。经过我留守处出面据理力争，并发动群众与之斗争，终于迫使当地政府取消了这个纯属敲诈勒索的捐款。
特委和留守处的干部还注意经常讲抗日形势，解除群众的顾虑，安定群众的生产情绪，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如兴修水利、开展换工互助，调剂耕牛，对抗日军人家属和无劳动力户实行帮耕帮种，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六，坚持原则与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特委和留守处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团结中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既顾全大局，也在非原则问题上作必要的妥协，对原则问题，坚持与顽固派作斗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平江县政府公然将关押了一年多的三个“政治犯”枪杀了，这是公然践踏停战谈判协定，有意制造磨擦，挑起事端，破坏抗战。这件事引起很大的公愤。我留守处一面与国民党平江县政府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一面发动群众向报界反映，公开揭露他们的阴谋。
一九三九年元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四月，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和县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磨擦不断发生。杨森把他的总部由县城附近的甲山搬到离嘉义只有二十多华里的长寿街，以利他们对留守处的严密监视。接着由反共顽固分子传出一些流青蜚语，嫁祸我留守处，他们向我留守处提出：你们留守处工作人员不守法令，到处大肆活动，地方人士有所表示了，这样下去，你们对后果要负责了！涂正坤、黄耀南等清楚地认识这是敌人的挑衅，他们直接到了县党部，县政府理直气壮地进行说理斗争，辩析得他们无言对答。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平江县政府的反共顽固派，深更半夜突然袭击我方_开设在平江县城的“大众书店”，进行非法查抄，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接着杨森派人到嘉义通知我留守处说：新四军远在江浙作战，后方事宜谅已办妥，留守处没有保留之必要。嘉义系我军驻地，要留者需先申报，经我军批准后方为合法等等。
杨森和国民党平江县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蓄意制造的这一系列挑衅事件，其目的妄想挑起事端，坐罪我党，达到取缔我留守处的目的。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黄耀南等，他们自始至终，忠诚不渝地执行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大敌当前，团结御敌为重，因而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例如，查抄我大众书店一事，本应向他们索回书刊，赔偿损失。但为了不影响团结，不把事件弄僵，我们只作一般的抗议，就此了事。又如要求我留守处搬家一事，留守处接杨森公函后，请示军部同意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改为通讯处，后又请示上级同意搬家，这些方面的让步，正好揭穿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欲打不能，欲罢不休”。
二、平江惨案的经过
平江惨案的发生并非偶然，是国民党反共投降派酝酿已久的一次反革命大事件，是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一）平江惨案前的政治形势和反动派的阴谋策划
平江惨案前的政治形势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开本侵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够，同年十二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声明，联蒋反共，诱使国民党妥协投降，共同对付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旋即，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逃往越南，在河内发表通电，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然叛国投敌。在这种反共投降的气氛笼罩下，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的反动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防共委员会”。以后又陆续发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大搞反共磨擦活动。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湘鄂赣地区的政治环境更为恶劣。早在一九三七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就把黄金洞、九宫山、天岳关、枣桥四个地区划为特区，设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特别区政治局。我们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往皖南前线后，国民党的这种机构虽然撤销，但取而代之的则是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孔荷宠为副总指挥。游击总指挥部设在平江县城。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将这种组织机构作了一次改变，以十二军军长樊松甫为总指挥，吴都俊为政治部主任，总部移驻修水。樊松甫从前线下来一个旅的兵力，把湘鄂赣边区划为五个游击区，每个区设一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有三个支队，每个支队有人枪一千多。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一九三九年元月，把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从皖南前线调到湖南平江，名日来这里抗日，实则来专门监视对付共产党和我通讯处，并普遍推行和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法”，来实施他们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后，陈诚、何应钦陆续签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的密件之后，湘鄂赣地区，由第二十七集团军发起，召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联席会，组织了一个“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在会议中提出积极防止共党的办法，增加特务经费。各乡、镇普遍秘密的建立了特务班、巡逻队。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以组织对付组织。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提出以汉奸名义处决共产党。在他们那种投降反共方针指导下，自杨森到平江后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取缔我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罪恶活动。
1、上下串通一气，结成反革命同盟。杨森总部移驻平江后，立即进行反革命串连，为取缔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不久把二十七集团军总部由平江县城附近甲山移驻离嘉义只有二十多里远的长寿街。他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嘉义乡长杨注本、乡队附杨楚新等串通一气，同时又在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勾通政治部主任庄文炳、少将参谋长邵陵、副官处长唐宋元结成反革命的同盟，多次进行阴谋策划，实际上就是他们制造“平江惨案”的指挥部。
2、委派特务，训练特工人员，收集我党情报。杨森部队移驻平江时，国民党反动派把中统特务庄文炳安排担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到平江来，一是要控制杨森，使其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革命命令；二是秘密调查了解我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的活动情况，直接向上峰汇报。庄文炳为了完成他的政治重任，派出四个干将常驻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和平江县政府，加紧秘密调查和收集平江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但他们还嫌力量不够，于是借抗日的名义，在长寿街开办了一个所谓“民众组训班”，为长寿、嘉义、献钟、龙门等五个乡训练了一百多名特工人员。这些特工人员公开的任务是造户口清册，发放居民牌，搞联保连坐。实际任务是逐个调查我党活动分子的情况，摸清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详细住址，当时行踪。查清一个，报告一个，监视一个。查得多的有奖，查不到的受罚。有一些特务和特工人员为了贪得奖赏，就把一些无辜群众作共党分子报上顶数，因而惨案发生后，这些无辜群众亦遭毒害。
3、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陷害我留守处。在杨森的授意下，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和三青团联名呈文杨森，要求取缔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说什么现在共产党新组织到处活动，大量发展，平江是共产党的老巢，群众易受骗惑，为消除后患，必须根据中央颁布之文件，严加取缔，以免破坏。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是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机关，也是平江新组织的发源机关。国共合作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到处活动，与国民不利。为着解决平江新组织的问题，必须首先将嘉义留守处解决。钧部驻防平江，保护后方安宁，今特联名呈请，希赐核准。并请通知驻防军与我们取得一致行动。同时，嘉义乡公所，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公开张贴布告，把新四军称为土匪，诬蔑新四军有进犯平江之企图。不仅如此，他们还暗地里在群众中制造和散布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制造反革命舆论。
4、突然公布所谓“法规”，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借口。国民党反动派。出于他们“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治需要，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突然公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战区各种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其办法共五条，规定“凡在战区范围里的一切‘团体’，须一律向我战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月报告工作。工作地点如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战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地点时，须向战区所属驻军报到，并检验护照。凡认为有必要时，得分别派遣联络员协同工作。各‘团体’工作地区得由战区所属部队指定或变更。凡未履行报到手续及领取护照者，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他们阴谋以此作为执行反革命行动计射的借口。
5、绘制地图，作好军事进攻部署。嘉义乡队附杨楚新，为了讨好杨森，真心反共，秘密绘制了留守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献给了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何学植派人进一步核对后，上报了杨森。在军事部署上，他们加上原在嘉义的驻军一个营，牢牢控制着留守处对面一左一右两个山头上的碉堡，对嘉义镇实行军事封锁。
国民党反动派的上述阴谋活动，特委和留守处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所觉察的。杨森部队移驻平江后，特委就接到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通知，获悉第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是巾统特务，特委立即引起了警惕，认真分析了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将原有工作人员精简了十多名，精简的同志一般回到原地从事地下工作，以前公开露面较多的同志大部调到新四军里去工作；二是，派了少数人到杨森部队当兵，以侦察其行动情报；三是，转移了一些重要文件和物资，改变特委与各县同志的接头地点；四是，公开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交涉如何保证留守处开展正常活动以及如何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当涂正坤提出这两个问题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却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我们公开党员名单；二、要留守处搬到县城办公。涂正坤同志当即意识到敌人的用意，义正严词地驳回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为了避免磨擦，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特委和留守处请示新四军军部批准，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改为通讯处，批准搬迁至县城办公，特委和留守处分开。然而就在特委派人进城察看房子，准备搬家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对我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下了毒手。
（二）惨案的经过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蒋介石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给陈诚、薛岳下了密令，不惜对我共产党下毒手。之后，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秘密召见了杨森。杨森回来后，向特务营长何学植出示了蒋介石给陈诚、薛岳的密电。据何学植交待，电文的大意是：共产党在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
在惨案发生前的四、五天，杨森回到平江长寿街，他在自己的总部召集了有地方反动党团、政府及军队中的反共骨干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杨森亲自动员，大肆煽动说：由于共产党的原因，平江地区遭受了大害，到处烧、杀，民不聊生，现在中央政府攘外先要安内，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抗日，而是以搞留守为名，搞他们的根据地。平江要肃清“共匪”，应该先抓主脑，首先把嘉义留守处的问题解决。大家想图安宁，现在就得留神，不知诸位有没有此雄才胆略……。当时有的在座者咬破手指，滴血盟誓，“拥护杨总司令长官的决策”。
接着，杨森召集他的亲信骨干具体部署，决定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这次行动，指定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到嘉义具体执行。根据何学植提议，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领全连，调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又从第三连调二十人，各配手枪一支和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于六月十一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派兵一个连同时赶到平江县城。计划十二日下午三时在嘉义、县城一齐动手，企图将我留守处主要负责人员全部杀害。为了使两地配合行动，李仙州决定到时和嘉义用屯话联系一次，并规定了联系的暗号是“把部队带回来”。
何学植到嘉义后，借就地驻防为名，暗暗将我留守处包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封锁了通讯处的左边；第二排分散在通讯处对面；第三排驻嘉义下街头，封锁通讯处的右边；通讯处后面是汨罗江，墈高，水深，河对面又有九挺机枪封锁。二十个持手枪的匪徒全部改着便装，散在通讯处前后左右。加上原驻嘉义的第三营，数挺机枪控制着嘉义两个制高点，这样，对我通讯处部署好了内外两层的四面包围圈。
为了防止日寇汽车、骑兵长驱直入，通讯处和当地群众加速挖破平修公路。六月十二日上午，涂正坤带领机关全体同志和当地群众在附近挖破公路，涂正坤身体虽不好，但他为着抗日救国的大局，仍坚持参加战斗。
在同一时间里，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根据杨森的事先布置，中午他在县城用电话与嘉义余启佑联系，因电话联系不上，李仙洲请杨森直接指挥嘉义余启佑连的行动，李仙洲本人在县城负责指挥捕捉黄耀南。
中午，通讯处同志由于连日参加破路，身体十分疲劳，大都睡午觉了，但涂正坤同志还在自己的住室与几位来访的群众谈话。下午三时，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我新四军嘉义通讯处驻地，急促地走进涂正坤的住房，很恭敬地通知要涂参议等到乡公所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涂正坤见日寇已陷武汉，抗战是头等大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告辞了在坐的群众，跟着张绍奇走出了通讯处的大门，他出门后向右边直奔乡公所去，当他走出三十多步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干咳一声从后面溜走。接着由早已埋伏在右边侧巷的士兵孙家慧用快枪向涂正坤开了枪，涂正坤当即中弹，涂中弹后才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于是池竭尽全力高呼：“不准破坏抗战团结！”口号声未完，倒在血泊之中。涂正坤，一九二必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湘鄂赣省保卫局长、湘鄂赣省苏主席、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中华民族的我党的好干部就如此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牺牲时年仅四十二岁。
枪响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随着喊声，早已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一齐持枪冲到街上，小小的嘉义镇，立即岗哨林立，实行戒严，街上一片喊声、枪声，各家店铺立即关门，顿时秩序混乱，气氛紧张，趁这混乱之际，一伙暴徒冲进了通讯处，通讯班长吴干成向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十多枝枪，干脆和敌人拚了！”当时，罗梓铭考虑到抗战的大局，加上敌众我寡，他说：“不要打，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的话音刚落，雕徒们就冲进来了，解除了通讯班的武装，接着他们进入内室抓人、劫物，把通讯处的同志们都赶到通讯处的救亡室，有个匪徒气势凶凶地质问：“你们谁负责的！”
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出来回答说：“我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我要控告你们！”暴徒们不由分说就来捆绑吴渊，吴渊怒不可遏，当场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我抗日战士，破坏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将他捆绑后带出了通讯处大门，吴渊为了把这消息告诉街上群众，他乘机高喊：“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十分害怕群众了解真相，不等吴渊喊完，即将他枪杀在通讯处左边的几步远的“万寿宫”门口。这位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省港罢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我党久经锻炼的坚强战士，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时年四十一岁。
在留守处工作的同志和家属，除涂正坤爱人朱引梅，黄耀南当时的爱人、宣传干事陈庭玉（徐敏）和罗梓铭爱人张美秀，由房东邓选成老人保护脱险外，其余全部被匪徒扣押。被匪徒扣押的特委和通讯处负责干部计有：
罗梓铭，湖南浏阳人，一九○九年生，织布工人出身，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八年党中央派他回到湖南，担任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湘鄂赣特委书记。
曾金声，湖南平江人，一九○九年出生，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在向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后，任江西省委纽织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
吴贺泉，湖南平江人，一九○一年生，农民出身，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担任财务工作，先后担任财务科长、县财政部长、特委财务负责人，人称他“老财务”，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建立后，调他负责财务工作，是一位忠诚老实，一尘不染，廉洁奉公，埋头苦干的好干部。
赵绿吟，女，湖南岳阳人，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湖南担任岳阳县委妇女部长，后调到湘鄂赣特委任机要员、妇女干事，当时年仅二十二岁，是我们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妇女干部。
同时被匪徒逮捕的有：警卫员赵大荣、涂炳勋、王巧清、吴干成，江西省委派来的干部邱鸿文、通讯处缮写田佛生、炊事员何海云。
罗梓铭、曾金声等看到自己的同志遭到这群匪徒们的惨杀，心里无比愤怒，大家义正词严进行质问、抗议！这些凶残的暴徒，将他们一个个五花大绑，接着匪徒们翻箱倒柜，挖墙凿壁，捅天窗，撬地板，把通讯处抢劫一空。当时，通讯处正值从武汉领回来五、六月份给养及偿还群众债务的三千多元现洋尚未发放，这些财物均被匪徒劫去。这次被匪徒劫走的物资计有：银洋二千六百元、步枪二支、驳壳枪六枝、手枪六枝、子弹千余发、电话机两部、油印机一台、手榴弹八枚、军服若干件。
当晚，国民党匪徒又非法审讯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匪徒采用法西斯的酷刑，捆绑吊打，企图要我们的同志洪出我党组织的名单。由于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个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面无惧色，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匪徒们得到的供词是：“国难当头，日寇铁蹄蹂躏着半个中国，我们的同胞每天都遭到日本强盗的残杀，你们看见没有？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你们的枪口不对外，反而屠杀忠诚合作的抗日战士，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身上难道还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你们这些民族的败类，倒行逆施，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深夜十二点左右，趁夜深人静，何学植、余启佑执行杨森的指示，为了避人耳目，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人押往嘉义镇旁边的虎形岭。同志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又害怕群众知道，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他们面对浩荡的夜空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赵绿吟虽然年轻，她明明知道敌人就要将他们处死，但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她放开歌喉高唱着抗日战歌，口号声，歌声，震荡着寂静的夜空，声声传入惦念着他们安危的周围老百姓的耳中，国民党特务做贼心虚，惊恐万状，深恐走漏消息，急忙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推入一个数丈深的废淘金井里，匪徒们向并下开了数枪后予以活埋。
第二天，嘉义乡长杨注本把通讯处的吴干成、赵大荣、王巧清、邱鸿文、田佛生、涂炳勋、何海云带到乡公所训斥一顿后释放了。
惨案发生后，许多革命群众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抢救我们的同志。特委妇女干部，黄耀南的爱人陈庭玉，那天下午她正收拾文件，准备去开会，走到通讯处东边房东邓选成门口听到枪声，就急忙拿着公文走到邓选成家里，把文件藏了起来。罗梓铭的爱人张美秀正站在天井边，邓选成老人知道门外出事，急忙将她拉进自己的房里，装着没事的样子在抽烟。匪徒们进来后，邓选成家同样遭到搜查，匪徒们指着他屋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质问，暴徒指着陈庭玉问：“她是你的什么人？”邓选成回答：“她是我的女儿，前天我老婆过生日，叫她回来的。”接着指着张美秀问，邓选成回答：“这是我的儿媳妇。”这时匪徒们把留守处各人住房里的东西都丢到了天井里，一个匪徒指着陈庭玉要她看“内面有不有你的东西你去拿！”陈庭玉眼也不看，“怎么会有我的东西。”邓选成的老伴东干娘为了使他们摆脱敌人的纠缠，她立即走过来指着陈庭玉、张美秀气冲冲地说：“你们两个妹子，吃了饭不做事，还不快去河里洗菜，挑水回来。”她们两人灵机应变，马上接过篮子，挑着水桶，装做到河里去洗菜、挑水，骗过了敌人的耳目，逃出了虎口。
涂正坤的爱人朱引梅当她得知街上出事，立即收拾组织上交给她保管的五两七钱黄金、若干法币、一支手枪和一个皮包，一起藏在邓选成家里的柴弯里，她自己在邓选成夫妇的掩护下，先转移到了太和药号，涂正坤的一个九个月的独生子，东干娘早把他抱过来了，假说是自已的外孙，骗过了匪徒，抢救了烈士的后代。当天晚上，这些同志在嘉义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安全转移到了谢江河包洲涤正坤的家里。
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主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黄耀南，根据特委的安排，于六月十一日带着警卫员李定斟，随平江县长余达美去县城察看房子，准备将通讯处搬往县城办公。匪徒们得知这个情报，立即调动一个连的兵力控制县城，想同时在县城捉拿黄耀南，企图将我通讯处干部一网打尽。
六月十二日上午，黄耀南在“天岳书院”察看房子后，去找平江县长余达美，商量搬迁的有关事宜，余达美告诉黄耀南说：“刚才杨森司令部那里来了个张参谋，带了二十多个便衣到处找你，说是筹备召开八县联席会议的事，但又没有带军需来，都是些便衣短枪，恐怕要出事，你要注意……”。黄耀南立即觉察到这是敌人的阴谋，于是，他立即从县政府出来在城里找到中共平江县委统战部长李淑陶，商量交待了一下工作，吃了午饭。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了，他带着李定国从北街绕道出了平江县城。黄耀南出城不久，县城四城戒严，捉拿黄耀南，当然是捕了一个空。黄耀南出城后到了离城二十多里外他爱人陈庭玉的家里，当晚就在这里住宿。第二天清晨，他俩出发绕道到了三眼桥，恰巧碰到了他胞兄黄瑾怀，黄瑾怀告诉他们，嘉义出事了，涂正坤被人杀害了，要他们不要去嘉义。黄耀南得此噩耗，既悲痛又愤怒，他总希望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去找三眼桥平江的大士绅唐丙初打听详细情况。黄耀南到了唐丙初家里，黄要唐同县长余达美打个电话，询问嘉义情况。唐丙初很快就与余达美通了话，余达美证实了嘉义事变的消息是确凿的。在这种情况下，黄耀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听唐丙初的劝阻，他决定回嘉义地区去。唐丙初怕他路上出危险，借给他一套衣服帮他化了装，同李定国两人又绕道返回嘉义。当晚安全地到达了涂正坤的家里。这时从通讯处脱险出来的朱引梅、陈庭玉、张美秀和通讯员吴干成等及一些地方党的同志先后来到了这里。黄耀南立即安排，一面发动群众给牺牲的六位烈士作好善后工作，决定派人把罗梓铭的爱人及小孩送回浏阳；一面收集情况，组织人员撰写《快邮代电》，立即向上级及全国人民报告“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
匪徒们将涂正坤等六同志杀害后，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一面留下了一个重机枪排及二十多人的便衣手枪队到嘉义、谢江追捕黄耀南；一面在其他地方又开始了袭杀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如在木瓜工作的通讯处干部余郁光等四人，在北乡工作的李发琪等二人，在浆市工作的姜青也先后被害。
（三）我党中央严肃追究事件真相，隆重追悼被害烈士
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后，害怕我党追究责任、激起民众公愤，于是一方面制造了种种借口，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推卸罪责；一方面倒打一耙，对我党加以“莫须有”的罪名。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余启佑奉命给士兵训话：不准讲在这里抓了人、杀了人，如有走漏风声，要敲断你们的双腿……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何学植按照杨森的旨意，作了一番所谓“调查”之后，在嘉义镇万寿宫门口召开群众大会说：昨天发生的冲突，杨总司令非常关心，特派本人前来处理。据调查，此事是因为新四军留守处收留了我方逃兵，我方与逃兵发生冲突。余连长在追捕逃兵时，误伤涂正坤参议。为严肃军纪，经报杨总司令长官核准，现将余启佑扣押，送交总部处理。接着，四名士兵将余启佑当众“逮捕”，“押送”长寿街杨森总部。这一幕戏，当时欺骗了不少的不明真象的群众。其实，余启佑被带回长寿后，不但没有受到惩办，而且还连连升级，经国民党第九战区批准由上尉提升为少校军衔。不久，又保送进了国民党高级军事教育班受训，毕业后接任何学植的特务营长职务。以后，又提升为第二十七兵站分监部分站站长和贵州保安团团长等要职。
就在何学植召开群众训话会不久，我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从淘金坑里挖出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和赵绿吟四同志的遗体，他们遍体鳞伤，罗梓铭、赵绿吟身上还有枪眼，当地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何学植的谎言不攻自破。
六月十五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快邮代电》印出来了，在嘉义镇上数处张贴，还贴出了许多革命标语和传单。国民党反动派原来满以为他们的屠刀杀绝了这里的共产党，满以为消息封锁得非常严密，不料这《快邮代电》竟发向了全国各地，因此他们气疯了，组织许多便衣队，三五成群，四处搜查，妄想抓到贴传单的人，彻底摧毁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杀绝所有的革命工作者。可是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在上级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我党组织迅速疏散了伤病员和烈军属及烈士的家属子女，有条不紊地部署了坚决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的斗争。
嘉义乡乡长杨注本见势不妙，又召开大会，强作辩解，他说：前日之事，是留守处运走了国军的枪枝，抗拒不交，与国军发生了冲突。这是他们军队上的事情，你们老百姓就不要管这些了。杨注本的解释与何学植的说法各不相同，互相矛盾，更加激起群众的气愤。
到六月下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党中央才获悉“平江惨案”的消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获得“平江惨案”的消息后，于七月一日致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白崇禧，要求迅速查明平江事件的真相，严肃处理凶犯。
七月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从延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电称：“……查涂正坤、罗梓铭等八同志，均系负责之共产党员，在平江工作多年，与地方上向称和睦。涂同志且曾参加平江县动员委员会，努力抗战工作，众所深知，今竟遭此惨杀，显系别有用心者所为。惟杨部隶属九战区，部队行动必有主使，前弟在渝，曾闻中央调查统计局派有特工委员专驻湘鄂赣担任反共，今兹惨案，不能谓为无关。……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情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用特电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象，对死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
七月十一日，党中央在延安举办的机关报《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消息报导：《杨森部包围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人员》。
七月十九日，陈诚电复周恩来，他把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给他的电报，原文照录，薛岳给他的电报是七月九日发的，薛电称：“来电敬悉，杨总司令前迭据地方政府民众急报，嘉义有土匪潜伏，谋乱地方，四处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灭尸缴械，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匪众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查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已极。该集团军派队剿办，维护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薛岳竟公然诬我抗日将士为“匪”，把枪杀爱国人士竟说成是“维护后力治安”的“适当处置”。是可忍孰不可忍。
据后来他们内部供认，薛岳为答复上峰的追查，为了坐罪我党，又上下串通一气，进行了密谋策划。一是，杨森指使杨注本联名控告留守处，搞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所谓“三十六盟”控告信。说我留守处在嘉义“发展新组织，诱惑群众，破坏抗战，实属不法，恳求政府国军予以取缔”。这封所谓代表“民意”的控告信，是杨注本网罗地方亲信，背着大多数人，写上了三十六个人的名字后，请人私刻了十四颗图章而伪造出来的。控告信搞好后，杨森派人送给了薛岳，薛岳直接派人送到南岳交给了蒋介石。二是，他们急急忙忙发布所谓“命令”，为取缔我留守处制造法律根据。在“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即六月十六日，国民党第九战区发出一道《严禁非法组织杜绝汉奸活动的命令》。说什么“为杜绝汉奸假借名义或巧立名目，编组土匪或诱胁民众”。当我党严肃追究这一事件的时候，于七月十七日，又发表了《薛代长官令》，更露骨地规定：“凡非本战区所辖部队，未经本部批准，如在本战区内，擅设办事处、通讯处之类的机关者，应立即予以解散，如敢违抗，准即追究”。他们这样做，是想以此作为下有“民众要求”，上有“战区法令”，达到“合理合法”地取缔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的目的。
周恩来见薛岳电文，无比气愤，立即电复陈诚，指出了薛电所称各节与“平江惨案”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八个方面，电文“正式抗议杨总司令掩饰惨案真象之复电，并为此次被难之新四军高级军官及中共负责同志呼吁，请兄雪冤。倘兄愿弄清事实真象，以便公平处理，并请中央或九战区特派专员会同剑英兄前往查明，定可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叶剑英于七月二十二日又复电徐永昌及军委会各部长官，一一驳斥薛电所称各节，“恳饬薛代长官再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以昭信谳！”
叶剑英于七月一日，同时发出一电给国民革命军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于七月二十一日电复周恩来。电称：经电饬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总司令查复去后，顷据齐电复称：“查前据职部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转一三四师师长杨干才寒电称：‘职师近发现少数士兵拐逃等事，职为加紧管理，通饬全师，此后再发现此类事项，责令连、排长赔偿，并施惩处在案。昨据派出嘉义监破公路之余连长元日报称：职连逃兵，探得时在嘉义新四军办事处出入，职以各军办事处，早奉明令撤销，显系假名招谣，运兵拐械无疑，乃于是率兵四名前往清查，该处公然纠众拒捕，双方械斗，互有伤亡，结果逃兵溃去，仅于该处搜长短枪九枝，马枪二枝’”。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呈何应钦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周恩来、叶剑英将薛电与杨电对照，矛盾百出，电文一一予以揭露：电文严厉指责“薛代长官胸有反共成见，决不能公平处理本案，理合请饬该代长官回避，并恳请钩座，遴派公正大员，驰赴肇事地点，详细调查，将杨总司令已撤职之余连长交付军法审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者有陈诉与质证之自由，庶沉冤可雪，国法可伸，军纪可立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提出严惩制造“平江惨案”罪犯的强烈要求，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是，通过这一事件的揭露，对于打击敌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起了积极的作用。
“平江惨案”发生后，我党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除郑重抗议、严肃追究事件真相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
大会在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各机关、团体、学校、市民共一万余人参加，台上悬挂着被害烈士的遗像，会场四周悬挂着如林一般的挽词。台上迎面挂着中共中央的挽联：
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敏，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新四军政治部等单位和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等送了花圈和挽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张鼎丞代表新四军，高岗代表边区全体党员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最后说：“敢请我中央政府，顾念团结抗战，重申明令，昭雪本案冤抑，严重惩办主使凶犯，并通令全国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发生，同时严重禁止近日秘密流行破坏团结之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并请各界诸公同声呼吁，以堵乱源，而利抗战”。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了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到会的有卫戍总司令部代表田霖先生。警备司令部代表兰其昌先生。大会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驻渝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主持。因诸烈士壮志未成，身先惨死，来宾皆哀痛泣下。新四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编辑部、川康盐务管理局等单位和朱德、彭德怀、李远扬等送了挽章或花圈。叶剑英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说：“……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在平江嘉义镇工作了一年又九个月，在这一期间，曾动员已愈伤病兵回前线者约七十余人。涂正坤兼任过平江动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曾经在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原数送还友军。事实恰恰说明在涂、罗两同志领导下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劫夺友军，而是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不仅不是破坏兵役，而是帮助政府完成兵役任务；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不仅不是捣乱后方，而是帮助政府安定后方。”
他说：“平江惨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藉口，用来掩盖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军队抗战于前，奸徒捣乱于后，公理不会容许的，绝大多数抗日军民不会容许的，恰恰是自绝于国人。”
叶剑英报告最后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
接着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新华日报》社代表吴克坚先后讲了话。肖劲光代表新四军致了答词。除延安、重庆外，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相继举行了追悼“平江惨案”遇害烈士的活动。徐特立亲自撰文《悼正坤、梓铭同志》。
平江惨案发生后，平江地区立即引起了全国爱国军民的高度关注。平江地区由于我党的坚强领导，人民群众无私的支持，湘鄂赣特委很快就得到恢复。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江西省委通知黄耀南，要他顾全大局，停止武装活动，争取和平解决“平江惨案”问题，巩固团结抗日。并责令他重新组织湘鄂赣边区特委，特委其他人员都作了安排，决定调他回省委工作。黄耀南接到省委指示后，立即在平江东坑何贵家召开边特党的会议，正式成立新的中共湘鄂赣特委。会议宣读了省委的人事决定：由原特委组织部长骆奇勋任特委书记；原特委青年部长罗其南任组织部长；调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乐如任宣传部长；调崇阳中心县委书记饶国瑞为军事部长；何彬为青年部长；彭援华为妇女部长；李盘生为特委秘书。
会议对“平江惨案”后边区的形势、今后工作和群众情绪等方面作了认真的分析、讨论，作出了《吸取平江惨案教训，为巩固边区组织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案主要内容：一是整顿加强边区党组织的领导。由于特委的人事变动，各县委领导作了相应的调整。新的特委成立后，吸取“平江惨案”发生的惨重教训，一面组织撤离特委留下的老同志和有色彩的干部，一面坚持做统战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当日寇进犯长沙时，我党用主要精力组织民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战，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充分表现了我们共产党员为着国家为着民族的自我牺牲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赞扬。
三、平江惨案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平江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事件，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件。所以震惊全国，是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还只有两年多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全国人民正是高举团结抗战旗帜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的时候，隐匿于抗日阵线中的汉奸、汪派、托派以及反共卖国为能事的投降分子，却突然派兵包围暗杀我新四军后方留守处，这是团结抗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由蒋介石直接指使的第一个比较大的磨擦事件，因此惨案发生后，全国惊愤。同时，当新四军投入抗战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收复沦陷的一部分失地，牵制了数万以上的日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英勇牺牲，换来抗战的赫赫战果，威震全国，讵料新四军将士在前方血战方酣之时，而后方竟发生如此不幸事件，引起了全国所有抗战军人的极大义愤，严重影响抗日将士的士气。因此，我党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十分重视，迅速查处此案，以平息影响，安定军心、民心，继续团结对敌。
（一）“平江惨案”发生的原因
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蒋介石为什么要制造“平江惨案”，对如此小小的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要大动干戈呢？我们究其原因？
第一，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以后，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特别是它的后方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因而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日本侵略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它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并不是拥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武装，因而由过去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此后，日本当局把主要侵华兵力，用来对付共产党，而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诱使国民党妥协投降。接着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人离开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的河内，并发出通电，响应近卫内阁的声明，公然叛国投敌。汪精卫走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国民党营垒中开始产生严重的动摇和分裂。蒋介石就是一个隐匿于抗日阵线中，没有公开声明投降卖国的汪精卫。
第二，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由于惧怕日本配合希特勒德国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又阴谋制造“远东慕尼黑”，竭力“劝说”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同他们妥协，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下，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更加动摇，投降的危险急剧上升。要投降就必须反共，反共是蒋介石投降日本的准备，是日本联蒋的条件。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有其不可告人的阴谋，是想借日本侵略者之手，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以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和消灭，反而更加强大了。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革命武装挺进敌后，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立了十几块敌后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四万零三百人，发展到一十五万六千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五千万人以上。这样，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极大的恐惧和仇视。加上这时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方针的转变，国民党、蒋介石立即将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
第四，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战的胜利，成为了国民党、蒋介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障碍。新四军投入江南抗战以来，在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大小五、六百次，缴获枪枝在四千以下，敌人伤亡近万人，新四军本身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了两万五千余人，牵制日军五、六万人。由于新四军英勇抗战，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集中兵力运用军事和政治的全面进攻，以图达到他上述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这样伤透了日本侵略者的脑筋，不得不把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要蒋介石帮他达到。蒋介石为了投降日本，也就必须放弃抵抗，为了达到破坏新四军抗战的阴谋，不惜制造“平江惨案”以动摇军心，瓦解士气，放弃抗战，为他投降铺平道路。
第五，湘鄂赣根据地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后，彭德怀、黄公略在平江起义后创建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之一。蒋介石在这里吃亏不小，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曾经组织过“三省会剿”、“七县联防”、一、二次“清剿”、一、二、三、四、五次“围剿”，最后又搞“碉堡围剿”，先后调动上百万兵力，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通过十多年的残酷斗争，无数次的“三光”，不但没有把共产党消灭，而且愈围根据地范围愈宽。从平、浏、修、铜四县发展到二十多个县；越剿红军越多，从“三枝半枪”的农民自卫队，剿到了除红五军外还有三个军（红十五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自己却屡次损兵折将，数以万计。赫赫有名的剿共司令部高级指挥官张辉瓒，也被我军活捉。因此，他对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恨入骨髓。特别是平江，蒋介石更是耿耿于怀：湘鄂赣地区的共产党是从平江发起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有平江团防参加；发动三十万农军的“二月扑城”是平江；彭德怀、黄公略发动起义也在平江；围攻长沙是从平江发起，这次新四军留守处又设在平江。从历史上看，他在平江很少有胜利的记录，故平江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非欲拔掉而后快。
蒋介石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眼见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打击新四军又是向日本投降的条件，新四军的后方机关又设在平江，于是旧恨新仇一起并发，亲自下达密令：“……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这样达到了他既取宠于日本，作好了投降的准备，又打击了共产党，一箭双雕的目的。
（二）“平江惨案”的损失和它的历史教训
“平江惨案”的发生，使我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牺牲了几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领导干部，如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吴渊等，他们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牺牲，使我们党蒙受了重大损失。
2、使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悲观动摇情绪，认为这是第二次“马日事变”，使有些同志不敢接近我们，有些退缩了，有些自首了，有的却反戈一击来危害我们。
3、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平江惨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密捕、密杀政策，使我们党的组织遭到彻底性的破坏。如平江县从一九二三年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起，到一九四○年九月历时一十七年，没有中断过党的组织，而从一九四○年后至南下支队到平江的五年时间里，全县几乎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4、失掉了一些组织的联系。由于特委和留守处合并办公，以公开机关掩护秘密机关，“平江惨案”发生后，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转入了绝对的秘密地下活动，各地找特委关系困难，失掉了一些组织的联系。同时，军队和地方政府中一些统战对象，以前都是由涂正坤、罗梓铭负责联系的，他们牺牲后，这些人员的关系无形中失掉了。
从坏事中也可以引出好事。“平江惨案”发生后，由于我党中央的重视，积极地揭露这次事件的真相，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全国爱国军民看清了蒋介石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给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由此我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作斗争，从而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平江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虽早有警惕，但仍然没有防止事态的发展，以致蒙受了莫大的损失。同时也给了我们血的教训：
1、警惕性不高，太平观念。既看到过国民党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杨森又多次寻衅闹事，既作好文件的处理，改变了特委的碰头地点，又精减了通讯处的人员，而对留守处机关的安全尚未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太平观念，没有估计到会发生公开的惨杀。
2、情报工作薄弱。我党组织有派到杨森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有派到国民党平江县地方政府服务的同志。由于杨森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惨案前的准备工作，我特委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情报，以致竟无思想准备。
3、公开机关和秘密机关混在一起，不能严格分开，靠公开机关掩护秘密机关的工作，因此，以致把公开机关的色彩闹得很大，差不多边区的党政机关和军队，都知道通讯处是一个共产党的机关。后决定把党的机关与通讯处分开，把通讯处移到平城，也行动很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