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13日，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总司令部和总前委，从长沙撤围之后，驻扎在株洲解放东街协丰长绸布店（现作为株洲市衡器厂厂址）。次日下午，总前委在这里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株洲会议。这次会议具有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堪称我党革命史上的一块丰碑。
一、株洲会议的历史背景
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仅红军的力量和革命根据地有蓬勃的发展（全国有15块根据地，遍及十几个省，红军发展到14万人），而且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党员已有十多万。党在群众中的指导作用和政治影响显著地扩大）。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也获得了某些胜利。1930年5月初，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军阀混战，从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客观上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随着革命主观力量的增长和蒋介石因忙于内战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暂时放松，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发展起来，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党的中央政治局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于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高潮作了夸大的估计，并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第二次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左”倾冒险主义过分夸大了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忽视了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命令各路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然后会攻武汉，以实现其“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在“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从1930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命令红军进攻长沙。错误认为只要各大城市举行大暴动，加上红军的力量，就可以很快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1930年7月27日，中央命令红三军团进攻长沙。28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城，共俘敌4000余人，缴长短枪3000支，机枪28挺等。但是，红三军团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未能及时撤离长沙，也未作必要的应敌反扑的准备。8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向红军进行疯狂反扑，使长沙几千军民死亡。当敌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时，我军陷于被动，于8月6日撤出长沙向平江长寿街方向转移。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镇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一方面军成立后，推行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央又命令红军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对于要不要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便硬打，主张回到苏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当时多数干部力主再战长沙，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8月24日。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一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向长沙推进。何键为了阻止红军进攻，在长沙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湖迹渡，直到北面的捞刀河止的数十里一线，修筑了防御工事，守敌达10万人。工事共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巨型鹿寨，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此外，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
在我军与敌对峙期间，敌人的援兵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于我不利，何键除调集湖南大部分敌军来支援外，又向伪中央再三“呼救”。总计在我军围城后，敌方参战兵力约在10万以上。当时还有英、美、日各帝国主义在湘江中停泊着五艘军舰，以助桀为虐。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面前，总前委根据敌情，认为我军如强攻长沙，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决定诱敌于工事之外。但敌除9月3日由猴子石出击被歼两个团外，一直坚守不出。敌我双方对峙了半个多月。虽然红军在南郊多次猛烈进攻，给了敌人严重的杀伤，但自己也受了不小损失。这时，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敌军的援兵逐渐增多。我军屡攻不克，面临极为不利的形势。
二、朱德和毛泽东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株洲会议
红军再度进攻长沙，久攻不克，伤亡很大。尽管“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帮助红军挖掘战壕，运送粮食和弹药，抬运死伤，清扫战场，但血肉之躯究竟抵挡不住钢铁”。第二次进攻长沙于9月初开始，直到9月13日黄昏结束。
根据敌我情况，经过总前委充分讨论和毛泽东等耐心说服，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前委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驻扎在长沙市郊白田铺，并召开了一个短会。13日上午6时许，毛泽东率总前委机关的二、三十人，从白田铺出发，向株洲开进，于当天下午来到株洲。毛泽东住在港口街一家竹器店里，总前委其他首长驻扎在解放东街协丰长绸布店。随同毛译东来株洲的还有警卫连160余人。
红一方面军到株洲后，偶尔从敌人手中拾得一份中央长江局及军委八月初给红一军团的信。
为了总结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的行动方针，亦即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主要问题，1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协丰长绸布店楼上，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总前委扩大会议——株洲会议。
会议由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总前委和军级领导干部有：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副军团长、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副总政委滕代远，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总参谋长朱云卿，参谋处长郭化若，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红四军政委罗荣桓，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十二军政委谭震林等十余人。
当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尚未得到批判，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尚未得到纠正，所以红军中很大一部分干部战士还不可能认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仍然要求部队攻打长沙、南昌这样的大城市，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因此，在株洲会议上，首长们发言激烈，意见纷纷，与会者围绕撤围长沙的经验教训和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滕代远等主张继续打大城市。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自觉地起来纠正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以攻打长沙伤亡很大的教训说服、教育大家。
会上，毛泽东同志引导大家讨论在株洲获取的中央长江局及军委会八月初给红一军团的信（此信由张辉瓒搜得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发往备省，何键发往各县）。讨论结果，大家认为“夺取武汉是全国性质的阶级大决战，若没有全国特别是湘鄂赣豫等省革命条件，则夺取武汉很难维持与扩大”。因而要“坚决地消灭当前一切敌人，解除武装以武装红军。第一军团应扩大数量到12万以上，目前应迅速地攻下吉安，引导赣西南千百万群众从樟树、抚州两路向南昌、九江前进……”。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用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科学地、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指出攻长不克的原因有三：一、未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军有31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多数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合，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博，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毛泽东还认为，“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暴动，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第一次打进长沙没站住脚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还没有达到足以长期占领和固守大城市的地步。第二次打长沙，依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运动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故未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孤注一掷，冒险蛮干。”。毛泽东认为，“如果第一次占领长沙，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攻打长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朱德也认为，“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坚强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彭德怀在总结夺取长沙的教训时，一共总结了六条，前五条是：1.各方面（红军赤卫队群众）没有取得密切的联系，浏（阳）、平（江）群众亦都没有完全趁（赶）上。2.红军扩大不充分，没有后备的和各级干部，至打到琵长沙形成兵疲力尽，甚至夺获许多枪枝和负伤兵的枪没有人肩。3.在主观上不能将进攻策略予敌以集台残部调动所有力量反攻的机会，没有促进全省政权，保护全省政权消灭敌人之主力部队采取进攻策略，连到几省胜利进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4.围绕着长沙的重要城市如湘潭、宁乡、岳阳、湘阴、株洲等处，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城市也没有组织，不能与红军以行军的便利。5.敌方的士兵只受了工农斗争的政治影响，没有去组织兵变。所以十天政权以后，何键仍得拼命抢回长沙。
在株洲会议上，与会首长初步认识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战长沙的经验教训，决定部队从长沙撤围后，迅速转到吉安、南昌之间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从敌我形势、地理条件、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入情入理地分析，指出，赣江之东地跨闽、粤、赣边界，有武夷山、罗霄山脉作屏障，回旋余地大，敌军不易调集，也难于对付我们。吉安是赣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四周都是我们的根据地。打开吉安，赣江东西两岸的根据地可以连成一片。在根据地内部实行群众战争，可谓“关门打狗”。如果不顾主观条件，硬打南昌、武汉等大城市，无异如“以卵击石。
在基本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作出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9月13日下午8时，于株洲总部发布命令。“命令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淦、吉水”。“部队14日在株洲出发，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先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共17天，限于本月30日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命令还指出：“第十二军应于明日由此地出动，向黄（皇）土（图）岭、攸县一带工作前进，以后则沿莲花、安福限于本月30日全军到达延福乡集中，并担任衡州方面的警戒。”
命令又指出：“第四军自明日起分布由此地（株洲）以至白关铺、姚家坝、渌口、渔潭弯、神福湾（港）、泗汾铺、沈潭等处，工作日期11天，限24日沿铁道萍乡取齐，并担任长沙方面的警戒。”
根据这一命令，红一方面军分散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围的原因，然后提出攻取吉安的计划。朱德也回到部队，战士们象往常一样，围在他的身边，用他们结实的大手拍他，战士讲话的时候，他也伸出两臂放在战士的肩头。部队从株洲出发以后，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和赤卫队。11天以后，第一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三军团由袁州攻樟树。10月4日晚，红军和赣西十万群众向吉安发起总攻，敌邓英部及江西警察大队约四团兵力乘夜潜逃，我军占领吉安城。
三、株洲会议的重大意义
株洲会议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三点：
一、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为深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迈出了第一步。正如何长工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一书中指出：“9月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回师江西、攻取吉安的决策。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为以后深入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一倾冒险主义领导迈出了第一步。”从株洲会议总结打长沙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当时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就全国政局来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所形成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第一次打长沙时，敌军何键有“10个团以上的兵力”，而我红军只不过“4000枪，8000人”；第二次攻打长沙时，红军虽有四万多人，但敌军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固守城内。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从战略上说，不应搞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不应进攻敌人重兵固守的大中城市。正如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一号决议指出的那样：“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是执行立三路线……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株洲会议指出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撤回江西，进攻吉安”的决策，这就从根本上反对了立三“左”倾错误，正如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所指出的：“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株洲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就是从反对立三“左”倾错误，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良好开端。
二、株洲会议是朱德、毛泽东采取的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中的一次严重危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由于株洲会议讨论了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命令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吉水，不仅使红一方面军开回江西，免遭覆灭之危，而且“迫使武汉的另外两支红军（二、六军）为此不得不改向后撤，也迫他党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全国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全部计划。”“血肉之躯，怎能抵挡钢铁？”面对强大的敌军，如果硬拼蛮攻，将导致全军覆灭，革命力量在数十年内也难于发展壮大。正如朱德所说：“如果不如此（指撤围长沙——引者注），其结果必然造成‘生气勃勃的革命中心’覆灭的后果。”
三、株洲会议开袁州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为统一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排除李立三“左”倾错误对红军的干扰，为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株洲会议是反对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前奏。继此会议之后，至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连续召开了袁州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这些会议都是株洲会议的继续。通过这一系列的会议，进一步统一了红军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主观条件，从实际出发，在株洲会议上提出了攻打吉安的战略决策，自觉地起来纠正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就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红军主力退回江西、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作了充分的准备。吉安周围都是苏区，打吉安的决定，是战略转变中的重要一着，它放弃了打大城市的计划，着眼于根据地的扩展。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纠集二十四、二十八师、五十师等共10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略，西自吉安，东至建宁，向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引自《红一方面军史略》P25）。而按照株洲会议的部署，打下吉安，苏区可以连成一片，开拓赣南、湘东广大地区，这对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意义极大，为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上述观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的株洲会议，极其重要，它将载入我党的光辉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