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至9月，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在7月下旬，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工农武装的支援下，乘长沙空虚，一举攻占了长沙。第二次是在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后，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再次围攻长沙。围攻半月之久，在形势对红军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召开了总前委会，当机立断，9月12日撤围长沙。
红军两次攻打长沙，震惊中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是红军军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它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是党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我们根据当时大量的文献资料、许多老同志特别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近几年来党史界的有关文章，综观了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历史环境和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个实践活动，对其作了纵向和横向研究。现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叙述。
红军攻打长沙前的形势
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革命发展的时期。在国际上，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和农民破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又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国内，夏季，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大规模的混战，特别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给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战祸所及，人民群众背乡离井，颠沛流离，从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基础更加脆弱。革命和革命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形势。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尽调湘鄂赣诸省驻军开赴津浦、陇海、平汉诸线”而用来对付红军的正规部队，在江西战场上，只有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和独立十四旅大部；在湘鄂西战场上，只有新编第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一部；在鄂豫皖边战场上，只有川军第二十军和新编第五旅等部。除此之外，均为地方武装和当地民团。各地红军乘敌人采取战略守势之际，广泛地发起攻势作战，取得许多胜利。
由于军阀之间忙于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许多有利条件。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声望不断提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到1930年夏，红军经过三年的奋战，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各地红军根据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普遍进行整编。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日益加强，组织编制更加适应新的形势，武器装备有了改善，战术技术有所提高。红军的发展和整编，为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与红军大发展的同时，苏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遍及全国11个省、100多个县境的小块的、分散的、流动性很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发展成为联成一片的、范围较大的、比较稳固的苏区。在苏区内，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武装，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经济建设也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由于土地革命的逐步深入，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使红军战争有了广阔的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
1930年，湖南的革命形势也很好。这年上半年，桂军在蒋、冯、阎大战中曾攻占长沙、岳州，何键败退常德。以后何键在粤军和蒋介石的援助下，击退桂军，并追击到湘桂边境。当军阀混战时，湘赣、湘鄂赣、湘鄂西三个革命根据地得以同时向前发展，红军先后攻克了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平江、浏阳、岳阳、华容、南县、大庸、桑植等十余座县城，全省建立了22个县、173个区和214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
1930年，江西省是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发展最突出的地区。（包括赣西南、赣东北，及邻近的湘鄂赣、闽西部分地区）红军已发展到11个军，共4万余人。这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四军、第六军（不久改称第三军）和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共2万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此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在红一军团组建的同时，活动在湘鄂赣地区的红军第五军和八军，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组成红军第三军团，共1万余人。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在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组建后，赣东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十军，共2000余人；赣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三十五军，共3000余人；闽西地区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二十、二十一军合编为红军新十二军，约5000人。与红军发展的同时，苏维埃区域也得到很大的发展。1930年2月，中共赣南、赣西、湘赣边三个特委并为赣西南特委，3月组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辖30余县苏维埃政权，辖区“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
此外，湘鄂西地区、鄂豫皖边地区、广西右江地区，红军、苏维埃政府、游击根据地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许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影响逐步提高。
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形势下，党和红军如能正确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尚未改变，利用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止、有时异常激烈这一有利时机，采取既积极而又不冒进，既稳妥而又不保守的路线与方针，继续在农村建立根据地，长期积蓄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那么全国必将出现更好的革命形势，革命力量也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但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错误地估计形势，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一度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挫折，并且丧失了在有利形势下求更大发展的宝贵时机。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
李立三的“左”倾思想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就存在着“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这种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反而随着形势的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而进一步滋长起来。同时，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的指示和影响，导致了党的领导机关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形成（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
党的“六大”时，受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要领导作用，这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1930年5月，周恩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中央工作由李立三主持。由于李立三早就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思想，1930年有利的革命形势又助长了他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并发挥了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完全否认世界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强调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大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照搬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忽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主张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并在全国中心城市实行武装暴动，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来夺取全国政权。他还完全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在党内集中力量进行反对所谓主要危险右倾的斗争，认为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与这一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点”，对于不同意或反对其“左”倾错误的同志，一概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加以严厉的处罚和打击。
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以李立三（政治局常委）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1930年2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定为准备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从这时起，李立三等连续发表文章，不断提出“左”的错误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为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5月李立三发表《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一文，明确提出了“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任务下，加紧争取一省与数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路线”。接着，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到我们的面前，迅速地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我们在这最后的决战中获得胜利是毫无疑问的”。通过这两个会议，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已经提出并得到确立。此时，发生于反革命营垒中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李立三被这一有利形势冲昏了头脑，决心大干起来。
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在革命形势的问题上，过分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而革命高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在革命任务问题上，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提出要“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并将此作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把“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作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指责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进而“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为了实现这个“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李立三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其主要表现为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以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计划规定各地红军以如下任务；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湘鄂赣边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在夺取各重要城市后，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另外，令右江地区的红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已经由李立三掌握了实际领导权的党中央，通过发出指示信，派人口头传递和派遣特派员监督等各种途径，将“左”的政策和错误迅速地贯彻到根据地和红军中去，要求红军按照“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令，立即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红军经过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的艰苦战斗，开辟了湘鄂赣、湘赣、鄂东南三个苏区，形成了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的一长块革命根据地，兵力扩大到7000人左右。1930年6月，红五军主力在鄂东南的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和三江口一带集结整休。6月15日在大冶刘仁八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由滕代远、何长工、谭正文等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会议作出如下决议：第一，将第五纵队集合鄂东南游击队即赤卫军扩编为红八军，第一、二、三、四纵队编为红五军，湘鄂赣边的独立师改编为第十六军，原八军的留守部队与地方部队扩编为独立第六师（后为十五军）。上述各军合起来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同时成立红三军团前委，彭德怀为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为政治委员。第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红军（中央要求红三军团在8月1日之前，扩大到5万人）。第三，根据中央下达的任务，决定红军的军事行动。中央对三军团直接指示是进攻武昌，配合二军团夺取汉口、汉阳。由于武昌城内有敌军五个团据守，又修了坚固的工事，江面上帝国主义的军舰林立，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路可接近城墙；而且有敌钱大钧部12个团驻守岳州，罗霖师驻在阳新城。如果三军团硬要冒险进攻武昌，敌军必从岳州、阳新调兵夹击，又无退路，可能遭到全军覆灭。彭德怀依据实际情况，决定以部分红军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要打武昌，而主力部队挥师南下，攻取岳州，消灭后顾之忧再取武汉。
红三军团在大冶的马蹄驿宣告成立后，按照彭德怀的决定开始了军事行动。红军先攻占了大冶城，并打开了黄石港、鄂城等城镇，获得了大批军饷和装备。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进攻武昌，因此把岳州钱大钧两个师（12个团）约4万人的兵力星夜调往武汉，造成岳州空虚。
7月初，岳州城内只剩下王东原部的旅直属队和1个团，形成了红军乘虚攻占岳州的好机会。因此，前委会在通山作出了攻打岳州的决定。除留一部分力量在鄂东南坚持斗争外，红军主力全部南下，7月3日，红军直向岳州猛攻，消灭了王东原师的一部分兵力，其大部分兵力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乘船逃往洞庭湖的君山，红军占领了岳州。彭德怀于9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夺取武汉的任务，故乘着张、桂军与何键在湖南混战之际，岳州空虚条件之下，而夺取了岳州”。切断了武汉与长沙的水陆交通，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
红军占领岳州城后敌人十分惊恐，急调重兵向红军扑来。红军趁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退出岳州，重返平江。平江守敌望风而逃，红军占领了平江县城。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自蒋、冯、阎战争爆发后，又发生了蒋介石、张发奎之间的激烈战争，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调去广西攻打桂军，从而使省内防御力量薄弱，长沙城内只剩下7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红军数量虽不及敌军，但打下岳州后，斗志旺盛。联席会议决定乘虚攻打长沙，夺取湖南。随后，又成立了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由赖汝焦任总指挥，并发出了《为实行湖南总暴动告全湘民众书》，号召全省工农劳苦大众，积极行动起来，夺取长沙，实现湘省总暴动。7月22日，又在平江天岳书院广场举行了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的誓师大会。彭德怀在会上讲话，号召军民打到长沙去，实现湘省总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在革命暴动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平、浏、修、铜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20多个团，以及担架队、运输队共约20万人纷纷向平江集中。
何键闻讯后，急调第十五师危宿钟部四个多旅的兵力，分路向平江进攻。22日，敌先头梯队开到了瓮江镇，二梯队到了金井，三梯队到了春华山，摆成一条蛇阵。三军团抓住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主力于23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镇5里处设伏，在敌人向平江推进时两翼奋起夹击，打了一个大胜仗，敌人大部被歼。为了继续扩大战果，部队立即赶到金井，击溃敌第二梯队，消灭敌人过半。金井战斗后，敌人集中约四个旅的兵力，防守在榔梨市一带。24日三军团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人三梯队，消灭其一部分。25日强渡榔梨河，向长沙进攻，突破敌人多层封锁线，击破敌人约5个团的阵地。7月27日傍晚，在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安的指挥下，第一纵队先头部队两个团首先从韭菜园、小吴门入长沙城。接着各路大军向长沙城挺进，捣毁了省政府、法院等反动机关。红军随即占领发电厂、江岸、码头、火车站，夺取了营盘街军火库，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9时左右整个长沙被红军占领了。
红军攻克长沙城，何键仓皇逃命，原想找日本领事馆借兵舰上的小船护送过河，而领事馆却叩门不开，只好另找小划子渡过湘江，到纺纱厂找其族弟，乘小船渡河，携带余款逃往沅江。
红军占领长沙期间，召开了10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名单；宣布了苏维埃政纲、劳动法、土地法等；出版了红军和苏维埃日报；没收了几家商店及外国人的堆栈屋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劳动群众；组织了纱厂及各行各业赤色工会56个；召集了近郊农民开会分田；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也被逮捕枪决；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扩大红军队伍8000人，筹款40万银洋，从而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等方面的困难，武装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
红三军团以4000支枪，8000人，打败敌人10个团的兵力，攻克长沙，震惊中外。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加深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汪精卫等通电指责蒋介石“纵容共产党”，蒋介石则“向各国说明共产党的活动，系受汪精卫之指使”。长沙绅商指责何键“只顾保全自己实力引军退走”。另一方面，给了立三中央以极大的刺激，李立三被此胜利更加冲昏头脑，一再炫耀长沙事变证明了其“左”的理论和路线是何等正确，甚至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即将迅速崩溃，全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何键逃窜沅江后，即与陶广、刘膺古等商讨反攻计划，将所属各部大体部署妥贴后，8月2日，率作战人员由益阳进至望城坡，并与湘潭刘建绪商定具体反攻日期和步骤。命王东原部两个团由新河口对岸附近过河，于5日午前1时开始行动，3时发动攻击，由北门方向向小吴门进攻；陶广部两个团跟着王部在电灯公司码头对岸和水陆洲码头渡河，与王部右翼联系向北门大西门进攻；刘建绪部19师全部和罗藩瀛师的彭位仁旅陈光中部两团，从大托出发，在5日拂晓前达火车南站附近，向南门方向攻击。新收编的渔湾市的某团，拂晓前渡过灵官渡，协助王、陶两部攻击；戴斗垣部4个营5日前至三汊矶附近待命；危宿钟部两个团为总预备队。何键行营人员又从望城坡移至纺纱厂指挥。8月4日，何键还亲往停泊湘江的英、美、日兵舰，请其援助掩护攻击部队过河。8月5日午前1时左右，王东原部从三汊矶移至新河口对岸渡过湘江，沿铁路线向杜家山、经武门、小吴门攻击前进。下午3时，敌军以15个团的兵力从北门、大西门、南郊先后发起猛烈进攻，南北夹击，激战通宵。红军各部奋起杀退了敌人的多次攻击，但终因敌众我寡，战斗逐渐由长沙城向经武门外的阿弥岭转移。此时驻在市中心的军团政治部还在敌军包围之中，彭德怀和陈毅安亲自带领一个师对市中心的敌人发动钳形攻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把政治部的同志接出城外。接着彭德怀率红五军3000余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全力突击南进之敌，消灭敌人一个整团，6日拂晓全军才向浏阳撤退。这一事实说明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并长期占领中心城市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行不通的。
红三军团第一次占领长沙的行动，虽然不是按照立三中央进攻武昌、占领武汉的直接命令打的，并且在军事上是抓住了反动军阀内部混战的有利时机，战役的指挥是成功的，红军的作战也是英勇顽强的，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既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增加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又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筹集了大宗款项，扩充了红军队伍，改善了红军和地方部队的装备。这些都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攻打长沙的整个过程来看，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打长沙的军事行动是冒险的，是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贯彻和实现立三冒险主义总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实际步骤。如果说红五军当时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趁着蒋、冯、阎和湘桂军阀混战之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湘鄂赣根据地，积极扩大红军，那么革命形势的发展必定更为可观。由于对立三“左”倾错误缺乏认识，接受了立三中央对敌我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左”的错误战略及政策，勇敢地向大中城市冒险进攻，因而坐失了发展革命大好形势的良机，仅攻打长沙所得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错误在全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所以，在政治上、战略上无疑是错误的，“对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的作用”。第二，红三军团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挥师南下，进攻中心城市，采取“轻装袭击”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没有农村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有力的配合，实际上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第三，以城市为中心，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此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道路，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违反了中国革命特点和客观规律的。一打长沙后建立省苏维埃政权，企图长期占领城市，以城市为根据地，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皖豫五省总暴动，实现全国胜利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错误的，正象朱德在七大时所作的评述：“长沙战役作为一个战役袭击是对的，作为攻取长沙、夺取武汉、影响全国暴动，则正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品”。也正如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所作的正确论断：“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作为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
（一）
1930年8月1日，红一军团在牛行示威之后，从报纸上得知湖南军阀何键正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红五军前进之势。于是决定向湖南浏阳进军。8月3日，红一军团在奉新第一次发布“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提出：“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五军前进之势。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据此敌情之具体变化，决定“本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定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8月19日、24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又说：“一军团在奉新、安义一带，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以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此时报载何键向五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阻击敌人，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此时预计敌人集中兵力打红五军），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取武汉”。“军到万载知第三军团攻下长沙……。我们估计目前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被第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一军团（现在铜鼓一带派人去联络了），有把敌人次第消灭，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开展三省更大局面，促进全国总暴动的必要。”
从上可见，红一军团前委决定由江西向湖南浏阳前进，是出于从敌我当时的形势出发；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拓湘鄂赣三省之交的更大局面；其行动计划是：先去浏阳击敌人直取长沙，再由株萍路回师击赣敌，夺取吉安，然后再回南浔，进取武汉。按照这一行动路线，红一军团从奉新、安义出发途经宜丰、上高、万载。在万载的黄茅发出“进攻文家市的命令”。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分三路奔袭文家市，一举歼灭敌第三纵队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俘敌1000余人，击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枪1400支，取得一军团成立以来的空前大捷，胜利攻克了文家市。同日，又在文家市发布了攻击张家坊的命令。命令部队“以消灭何键部为目的。继续攻击张家坊之敌（陈光中独立第七旅）”。23日，一军团进到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彭德怀派来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取得了联系，随即又与从长寿街前来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在此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总前委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对再打长沙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一番争论。据朱德的回忆：在永和会议上就李立三命令“再占长沙，夺取武汉”的问题进行过辨论。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朱德也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攻强打“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但是，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李聚奎回忆中说，徐彦刚（当时红一军团红六军第三纵队长）“在同我一次谈话中，曾谈到总前委会在论论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最近几天，总前委几乎每天都在开会研究打不打长沙的问题。有的赞成打，有的不赞成打。毛泽东认为我军不具备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守敌有十万人，而且城内并无工人、士兵运动作内应，取胜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毛泽东同志不赞成打。他还说，在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坚持打长沙的同志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好了。而这位同志却回答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当，长沙也得打”。何长工的回忆中也说，当时多数干部认为，按中央指示的精神，一、三军团应立即再战长沙。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多数同志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先试试。朱德在《红一军团军史座谈会上讲话》中还讲到，“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从具体情况来看，红一军由江西向湖南进军的途中发布了命令，毛泽东在8月19日给中央写了信。打下文家市后，8月24日又给中央去信，信中说：“入浏阳之敌，共有兵力4团左右，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红军亦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保证。不过须付与相当的代价就是。”又说：“三军团（五、八两军）已从长寿街来集中。三军团士气很壮，有7000支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由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可占领长沙。”这就不难看出，红一方面军决定再打长沙，一是中央有命令要打；二是因多数干部主张打；三是因文家市大捷之后，敌军趋于退却状态，想乘胜打击敌人。
红一方面军于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布命令向长沙推进。8月29日，红一方面军在浏阳镇头市发出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同一天，部队赶到长沙东南郊离城二、三十里的枫树湾、新桥一带，对长沙取包围态势。红一方面军总部设在长沙市郊白田铺。红军开始采取诱敌离城尔后歼敌的方针。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要求红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红军多次向敌军阵地发出强攻，诱敌出击，敌人始终坚守不出，凭借工事进行抵抗。9月1日，发布红一军团总攻击的命令；同日，又发布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9月4日，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诱敌出击准备围歼命令；同时，还发布了红一军团集结兵力待机出击敌人的命令。按照这些命令，红军曾多次发动攻击并等待敌人出击有一星期左右。但敌人始终坚守工事不出。9月10日，红军再次发动总攻，终因缺乏强大的炮火，数次攻城不克。红军英勇善战，虽然在局部地区打击了敌人，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但因弹药给养日益缺乏，而敌人援军又不断集中，德国帝国主义派了军舰在湘江游弋，伺机配合，形势发展越来越对红军不利。在这关键时刻，毛译东、朱德于9月12日在洞井白田铺肖家祠堂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军以上千部会议，作出了果断决策，撤长沙之围。
长沙撤围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9月13日到达株洲，当日召开了株洲会议。总前委作出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定。这是红一方面军首先迈出了摆脱立三冒险进攻大城市的错误路线，使红军的军事行动转到正确道路上来的关键第一步，具有重大意义。
（二）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不仅导致了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而且使各大、中城市所举行的政治罢工、武装暴动、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军事行动都先后陷于严重失败，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苏区人民和全党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停发6月11日决议和停止武装暴动的决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8月指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同志式的方式批评了立三“左”倾错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9月1日的信中指出“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9月4日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9月9日的信中指出：“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在9月4日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决议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所有的李立三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努力下，在三中全会前已经开始纠正了。为表示中央对中共长江局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视，除发出许多指示外，中央还指派刘伯承、邓中夏赴武汉，参加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又鉴于一、三军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央就两军团攻打长沙的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8月29日，发出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省委及行委的信。派交通员专程送往武汉。信中指出：如果一、三军团已经进攻长沙，则应吸取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的教训，注意采取正确的策略，即“以三、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小部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之任务”；占领长沙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要注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将何键及在湖南之主要部队完全予以消灭，不让湖南敌人有机会聚集力量反攻（你们上次不及时穷追何键，让其聚集力量反攻，是绝大错误）”；占领长沙后，革命必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派大批干部往各县去”，建立县、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实行土地革命，以完成全省胜利；在“湘赣包围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没有击溃之前，我们不应轻率冒进武汉，我们应巩固的向前发展，有配合、有联系的向前发展”。中央这封信，虽然没有明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但其基本精神已是反“左”的，在战略的策略方面对立三的“左”倾错误已经作了较大的纠正。长江局接到中央指示信后，即派周以栗为代表携信前往红一方面军中传达贯彻。此后，中央在9月4日又发出给长江局转三、四、五、八军前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指出：红军攻取长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实现8月29日信中提到的计划，在条件许可时，消灭何键主力，攻占长沙。二是何键依据防御工事死守待援，一时难以攻下长沙，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当然应当争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不宜用强攻硬拼的办法攻打长沙，而应从长沙撤围，改向江西边界发展。
以上中央的指示精神，因为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中去。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作出撤围长沙的果断决策，是在尚未得到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自觉地抵制和纠正立三“左”的错误路线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完全符合当时中央纠正立三错误的精神，而且在革命最紧急的关头表现出毛泽东远见卓识的革命胆略和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有助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并采取他们“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推翻立三路线”但在没有得到中央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指示精神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扭转立三“左”倾错误是极其艰难的。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中，对立三路线的错误主张，对于红军行动方向伺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摆在毛泽东和总前委面前首要而严重的任务是耐心地做好教育干部的工作。毛泽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逐步解决存在的争论，统一军内思想，一步一步地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把红军的行动逐步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30年9月，正当毛泽东以极大的革命热忱耐心地纠正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的时候，由周恩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三）
对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的问题，不能单纯地从围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上看，而且要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他在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去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党的“六大”以后，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而且正确地解决了“六大”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理论文章；在实践和理论上开创了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道路，同时还批判了那种企图用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来夺取革命胜利的城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的”。并且指出：“这种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就是说，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但是，李立三认为，毛泽东的长期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因此，立三“左”倾错误在发展形成过程中，与毛泽东一贯坚持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闽西经营的两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又特别重视，竭尽全力将其“左”的错误和政策在红四军中贯彻。从1930年上半年起，立三就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下达了许多指示，要求红四军“依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改变“过去的路线”，接受中央所谓“新的策略”。4月3日、4月26日中央军委致红军前委的信，5月22日中央军委给南方办事处并广东军委的指示信，6月9日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均要求红四军改变“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放弃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向长江流域发融“由江西会合五、六两军进攻武汉”，配合“湘、鄂、赣三省的首先胜利”。6月，中央派特派员涂振农专程到闽西，传达和贯彻全国苏代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一方面批评红四军犯了“新的右倾主义错误”，一方面命令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并北上攻打南昌、九江。6月15日，中央又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再次严厉批评红四军前委所坚持的路线，命令红四军前委坚决执行中央的“左”的错误。要求四军前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中央指示，实行“路线转变”。并强调指出：“如果前委谁不同意的，应立即来中央解决”。在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说：“猛烈扩大红军的问题——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出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争。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是不适合现在的形势”。
面对来自中央严厉的批评和一系列“左”倾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前委怎么办呢？根据朱德的回忆，一方面在思想上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颇表怀疑”，另一方面又因当时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好抱着“怀疑”的态度，在组织上服从，在行动上执行。这里讲的主、客观条件主要是：
第一、1930年上半年以来，红军和根据地确有很大的发展，党在白区的组织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特别是4、5月间，爆发了蒋、冯、阎混战，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有利变化。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久居山区”，不能得到“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全面情况，对全局形势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因此，“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已经处于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第二、立三“左”倾错误是在革命形势出现好转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他们提出的过“左”口号，在党内有很大的吸引力。况且，立三“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声势，又“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他的做法”。毛泽东又“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李立三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所以，在“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别无选择、只好接受”。
第三、立三“左”倾错误是以中央的名义向下贯彻的。他曾多次对毛泽东为首的四军前委进行批评，要求红四军“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应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面对中央的一系列严厉的批评和强令转变路线的指示，还有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闽西的直接督促，毛泽东作为下一级组织的负责人，有一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观念的约束，尽管对中央的路线有怀疑和不同意见，但在组织纪律观念上必须服从，行动上必须执行。因此，红四军前委扩大会（即由各纵队和闽西特委负责人参加的汀州会议），接受中央的命令。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书记。按照中央的规定：“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奉命北上。
毛泽东、朱德在组织纪律上的服从、行动上的执行，并不等于思想上完全赞同李立三“左”倾错误。在整编的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将一切武装都集中到红军中去，有意识保留了农民的赤卫队和地方红军，编成三支队伍。“命令他们留驻原地，保卫自己的乡土”。汀州整编后，在执行中央命令向南昌进军过程中，仍然坚持农村根据地思想和游击战的方针，始终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采取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伺机消灭敌人，尽量避免冒险行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6月22日，一军团发布《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提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当红军于7月29日来到南昌城郊以后，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决定不打南昌，并写信报告中央，阐述不打南昌的理由及其打算。信中说：“……若进攻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红一军团从汀州整编到“八一”牛行示威这段历史表明，前委在怀疑中首先执行了中央关于进攻南昌的命令，但执行中又从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攻打南昌的冒险计划。“……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1万人左右，这时约1万8千人”。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执行中央的命令再次攻打长沙，也是执行了立兰“左”倾路线，是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毛泽东的思想和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完全一致。历史的事件是错综复杂的，人们的思想是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的，同一事物同样的现象，往往反映出不同的思想本质。同样攻打大城市，但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不同。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我们认为毛泽东和立三“左”倾错误所不同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毛泽东和总前委在整个攻打长沙的过程中，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消灭敌人主力”之上，而且考虑到消灭何键还须经过一度剧战，还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因而采取了慎重的步骤和诱敌出击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这就使得红军不但避免了大的损失，而且伺机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第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打长沙是在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后，利用当时有利形势，与三军会合，乘胜消灭了何键部队主力，再攻长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湘鄂赣地区革命局势的发展，这与立三的建立城市根据地，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张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在红军围攻长沙的过程中，当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据守不出，红军多次猛攻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总前委采取了果断决策，撤围长沙。这显然和李立三“左”倾错误那种不顾实际情况，“打硬仗、打破逃跑主义”的冒险军事行为完全相反，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正如毛泽东1936年7月说的，“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使立三路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全部陷于破产。朱德的回忆中说：“当时红三军团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军打长沙。……但打了三次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来的，准备好了精密步骤，长沙打不了，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回江西”。这证实了，毛泽东虽然执行了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并不是积极地全面地赞同立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是不相同的。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历时半月之久，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红军也有重大的伤亡。毛泽东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围攻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一次战争的胜利”。“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也不少”。
这次战争，从整个战略上看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装备落后，不具备攻坚战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又毫无群众基础的配合，因而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它的实践证明：以城市为中心，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的道路是违反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毛泽东于9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此次围攻长沙不克的原因：“第一、未消灭敌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13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团以上，但大多数尚未消灭，即退入战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第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切断敌人的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经济与军事运输；第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合，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此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的原因，而以第一条为主要原因”。
自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毛泽东领导总前委以极大勇气，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经过总前委召开株洲会议、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罗坊会议，进行了许多反复的讨论和耐心而艰巨的政治思想工作，使红军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从立三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影响下走出来，完全回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初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上来。
结 束 语
从以上叙述的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前委、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立三“左”倾错误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及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态度，可以看出：1930年7月至9月，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时，尽管彭德怀、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理了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作战行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指挥，在第一次攻打长沙时，彭德怀、滕代远等红三军团领导人，正确的估计了敌我力量，没有按立三“左”倾错误的部署去攻武汉，而是乘虚直捣长沙，取得了攻占长沙的胜利；在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守敌较多、工事坚固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胜利攻入长沙”。在久攻不克的紧急关头，他们又果断地作出撤离长沙的决定，避免了红一方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是，全面地、历史地观察彭德怀、滕代远、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在攻打长沙时的军事行动，无疑地是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当时主要任务是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没有必要打长沙”，“攻打长沙这件事本身有冒险的成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立三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认识态度与红三军团相比有不同的特点，经历了一个在怀疑中执行，在执行中又抵制，在抵制中又纠正，到最后反对，从思想上逐步认识到行动上的彻底转变的及其曲折复杂的过程。正如1931年3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一号》结论中指出：“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不到四个月，这期间，特别是从二次攻打长沙撤围之后，毛泽东始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把革命的胆略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宏伟的气魄，极大的忍耐纠正了红一方面军的“左”倾错误。因此，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不但没有因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遭到重大的损失，而且在频繁的战斗中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这种情况，与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因贯彻立三路线而遭到重大损失相比较，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高明和可贵之处。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纠正了红一方面军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1930年底至1931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0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的一年，也是毛泽东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认识大大深化并发生质的飞跃的一年。如果说毛泽东在李立三“左”倾错误开始形成时期，就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起主导作用的正确思想，又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还有对形势认识不足之处，有攻打吉安、南昌的想法的话，那么，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特别是第二次围攻长沙的失败，亲身经历了立三“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损失，使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了更加深刻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特点及其规律的认识，从沉痛的教训之中，深刻地体验到，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命令弱小的红军去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无疑会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挫折和失败。进一步牢固确立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要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去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