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21日在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反革命叛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失败的重大历史事变之一，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的信号。前几年，不少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史学界也发表不少文章，力图弄清事变真相，总结经验教训。但由于时代久远，加上个人经历、角度、观点不同，也有一些回忆和论述值得商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第二辑上刊登的胡允恭同志《马日事变真相》一文（以下简称《真相》）认为是由于“叶琪谋杀王基永”与“何键，唐生智威胁收买许克祥叛乱，妄图消灭湖南革命力量”，这两种因素，爆发了马日大叛乱，事发有王基永夫妇牺牲，事后有“农民数万名，准备进攻长沙”等等。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陈志馥同志《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以下称《新编》）则认为，马日事变是“反共驱唐势力勾结起来制造的”，（其实质是说唐生智不仅未同意叛乱，而且叛乱本身有“驱唐”意义）；事前何键、许克祥与唐生智有矛盾，事后根本没有十万农军进攻长沙。在此书以前，1980年12月2日陈志陵同志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试述马日事变和湘东农军进攻长沙的经过》一文，亦持此观点。为了认真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必要对马日事变的原因、策划、经过等有关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
（一）事变的原因
《新编》在论述“马日事变发生的原因”时，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何键、许克祥与唐生智的矛盾，突出了军阀内部矛盾对马日事变的影响，其实质是否定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对马日事变的决定性作用，并给明明是反革命政变的马日事变涂上了“驱唐”色彩。《真相》则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王基永对叶琪破坏农民运动的言行作斗争，因而被叶琪视为“仇恨的直接对象”的事实；又叙述了“何键、唐生智威胁收买许克祥叛乱”。认为这“是马日叛乱发生的两种因素”。这客观上也模糊了事变背后深刻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背景。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在大革命高潮中发生的马日事变，是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制造的反共反工农的革命叛乱。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工农大众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之间这个国内主要矛盾极度尖锐发展和我党中央右倾投降路线所带来的一个恶果。它的发生有以下三个原因。
（1）未经改造的北伐军反动军官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对于农民运动疯狂反扑，是马日事变发生的本质原因。
发动马日事变的元凶祸首何键、许克祥和其他一些投机革命的旧军阀一样，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扩充自己的势力，虽然换了一块招牌，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他们的本质仍然是反共反人民的。当革命进入高潮、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其本来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许克祥事后供认：“我和当时驻在长沙的袍泽决心反共是必然的。”
这些旧军阀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在马日事变中恶性发作，则是当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马日事变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生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内阶级斗争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革命仍在继续发展和深入，武汉革命政府拥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并打败了奉系军阀，占领了河南全省，取得了第二期北伐的重大胜利。其所辖各省一度掀起了讨蒋高潮。4月14日，湖南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十万余人举行了反蒋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蒋介石”，“彻底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等口号。湖南省总工会印发了《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的传单，揭露蒋介石80条反革命罪行。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开除其党籍，免除其职务，并下令通辑。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协发出了《讨蒋通电》，愤怒揭露了蒋介石的狰狞面目，严重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绝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永无成功之望”，“应请明令讨伐，克日东征”，“消灭罪魁”。他还和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联络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4月22日，武汉30万群众举行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江西省农民协会亦代表40万会员通电讨蒋。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向纵深发展。武汉工人纠察队发展到5千人，枪支3千支。湖北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50万人。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更为迅猛。4月底湖南农协会员发展到518万。全省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收缴团防枪支2万余支，各县普遍建立了梭标队。至马日事变发生时，全省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掌握的枪支有1万支左右。省、县成立了特别法庭，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如叶德辉、李佑文、俞国梁等人，取缔了“左社”等反动组织；醴陵三星里、长沙霞凝等少数地方已开始插标分田，进行土地斗争。湖南农民运动已深入到加强武装，掌握政权，镇压反革命，分配土地的阶段。
另一方面，反革命势力也加紧了对革命的进攻。由于湖南既是农民运动中心，也是反革命新官僚以及旧军人的故乡。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以及其他一些新军阀都是湖南封建地主，与逃亡外省的土豪劣绅，非亲即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于大劣绅叶德辉之流被镇压，不免兔死狐悲，早已感到痛心疾首，怀恨在心。柳直荀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中说当全国土豪劣绅领袖叶德辉被枪决后“一班土豪劣绅大为震动，纷纷投入军队”，“向军士反宣传”，熊震开始很左，听说岳父被农民捉了游乡，就“开始极端地反工农运动。”因而他们对蒋介石在“四、一二”前后掀起的反革命逆流感染最深，响应最快，配合最力。以国民党右派头目刘岳峙为首组织的“左社”，不甘心于革命政府的镇压，乘机暗中活动。各县的“拥蒋棒喝团”、“三爱党”、“保产党”、“白化党”等正在疯狂破坏农民运动，屠杀革命工农，仅马变前两个月，湖南各地农民被惨杀的重大案件就有50余起，死亡农民1000余人。他们在长沙勾结资产阶级右派阻止粮食运往武汉，拒用武汉政府所发金库券，加剧了武汉政府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还从长沙、武汉等地逃到北伐军反动军官所部（如反动最力的何键部就成了湖南土豪劣绅的避难所）充当幕僚，散布“湖南共产了”，“某军官家里被抄”，“农会没收官兵寄回的饷银”等谣言，煽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起来叛乱。这些人成了何键之流发动反革命叛乱的社会基础。
（2）蒋介石的直接指使和汪精卫的暗中支持，是马日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
“四、一二”政变后，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投向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蒋介石政变以支持；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也给了蒋介石3000万元的偿金。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了“国民政府”，并竭尽全力加紧对武汉政府的反革命破坏和颠复活动。政治上，蒋介石公开发表反共言论。经济上，日、英、美帝国主义，各省军阀和资产阶级右派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和企业，运走煤油，停止贸易，抽走资金，囤积粮食；致使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交通断绝，物价上涨，粮食恐慌，燃料奇缺，各种供应紧张，失业工人达20万。在军事上，蒋还指挥粤、桂、川、黔军阀，分兵六路，会同两湖的亲蒋军队颠覆武汉政府。
这时，曾经高喊“与共产党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假左派汪精卫也在大叫“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等迷人口号的同时，履行他于4月上旬与蒋介石在上海达成的秘密协议，在武汉政府内部压制工农运动，暗中进行反共分裂活动。他下令取缔一切排外行动，禁止长沙工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罢工；5月19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活动；5月20日严令各级党部制止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政治经济斗争；5月24日下令保护军人田产，严禁土地革命。汪精卫甚至下令叶挺师不要穷追夏斗寅叛军，蓄意保存夏斗寅叛军势力。
在汪精卫的配合下，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对两湖地区反动军官的直接支持和收买拉拢，策动他们进行武装叛乱。他派出大批特务潜入北伐军反动军官所部，并与这些人信使往还，暗通声气。何键则派他的参谋长王艽生常驻上海，与蒋介石联络。蒋介石自供：“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1927年7月4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更是透露蒋介石直接策动了夏斗寅与何键共谋“内外夹攻”武汉的阴谋。许克祥事后供称他是响应蒋介石反共的号召才发动马日事变的，故事变第二天，“即派蔡翊唐取道广东转赴南京，向总司令报告马日铲共经过。”蒋即委许为独立三师师长。
（3）我党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被敌人利用，是马日事变发生的重要条件。
在敌人策动军事叛乱，革命处于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我党中央未能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未能听取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的正确主张，因而未能抓紧发展自己的军队和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相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取消土地革命，压制和放弃工农武装，自动放弃了对于农民、政权和武装的领导权，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唐生智这些国民党“左派”和旧军人身上，对国民党右派一味妥协退让。这就严重挫伤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助长了反革命的凶焰，导致了反革命叛乱的发生。正如毛泽东所说：“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首先是压制农民土地革命，放弃对于农民的领导权。李维汉当时在《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中指出，这个时期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解决领导农民和整个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成功。”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湖南省委代表团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普遍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被陈独秀横蛮地拒绝了。接着省委在5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上，作出了《湖南土地问题决议案》，号召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又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规定“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有的土地不没收”，使农民无从下手解决土地问题。这就等于取消农民的土地要求，放弃党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因此，当许克祥向工农大众开刀时，党中央感到力量不够，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
其次是放弃对于政权和武装的领导权。陈独秀根本不提无产阶级对于武汉政府的领导权，却竭力扶植“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特别是不让无产阶级去领导武装，改造旧军队，企图“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来劝说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维持国民党军事将领势力的均衡”。陈还取消了我党关于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的计划，4月初又发表《汪陈宣言》，散布对国民党右派的幻想。当湖南省政府提出要求我党派人当县长和团防局长时，省委按照陈独秀关于“共产党人只抬轿子”的谬论，一个县长也不派，致使不少县长和省府厅长仍然是国民党右派担任，造成一些地方的团防武装未能收缴过来。尽管全省团防的三万支枪已收缴二万支以上，省里有建立工农革命师，长沙、衡阳、常德三地区各有建立一个农民自卫军总队的打算，但都因各级政府委员和各驻军首领大部分系由旧军阀、官僚、政客所蜕变，始终未脱离地主阶级本质，对武装工农极力阻挠掣肘，拖延积压，没有实现。连长沙工人纠察队收缴的北洋军阀溃兵的三千多支好枪，也先后交给了三十五军。甚至郭亮要求拔给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支一千支，子弹十万发时，亦仅给了二百零四支枪。由于不抓武装，夏斗寅叛变时，省委派人联络岳州三十五军驻军阻止夏斗寅入湘的防卫措施也归于失败，以致政变来临，省委手中没有一支正规部队作后盾；加之陈独秀附和汪精卫，不肯调叶挺部队来湘围剿湖南的反革命，这就无法制止敌人的叛乱了。
正如蔡和森所说：“假使中央政治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斗争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
（二）何键的策划
《新编》强调何键策划马日事变，是想“借反共之机，排挤唐生智在湖南的势力，形成他一人之统治。”与此相反，《真相》则认为马日事变是唐生智“同意”和“批准”的。过去史学界基本上持后一种观点；几年前史学界已有不少文章持前一种观点。我们认为，马日事变的策划过程表明，何唐之间在马变前并无矛盾冲突的迹象，何键是背着唐生智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叛乱的，却也毫无“驱唐”之意；但唐生智由于还需要工农支持，形势还在发展，大局未定，并未事先“同意”和“批准”何键策划马日事变。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1）何键策划马日事变旨在反共。
何键策划马日叛乱，完全是他反共反人民的封建军阀本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何键，湖南醴陵人，从小就在长沙崇古学堂接受清末封建顽固派代表人物王先谦顽固守旧思想的薰陶。1916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即以同学、师生关系，网罗了一批反动军官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班底。1918年至1920年乘南北军阀混战之机，在醴陵与同学、同乡张国威、刘建绪、余湘三，搜罗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人枪近千的浏醴游击队，搞封建武装割据。他和张国威被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为浏醴游击队正副司令。后因与张国威争当旅长，被张国威拉走他所部的浏醴游击队大部实力。正当何感到势孤力单，没有出路时，唐生智派周斓收编何键为唐部营长，因而对唐生智感恩不尽。1920年唐又荐举何键升任了骑兵团长。以后随唐生智水涨船高，步步高升，几年之内由团长升到旅长、师长，并随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军而混入了革命阵营，任唐部第八军师长。1927年3月，任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使他的反革命资本更足了。而这一时期的唐生智虽发表过一些拥护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的言词，但当湖南省政府和省农协工会两方面派人或去电告知军队与工农冲突情况时，并未也不可能切实地对何键部下的捣乱和挑衅加以制止。因此，马变前何唐之间利害一致，配合较好。直到马变之后，何键还跟着唐生智“东征”讨蒋，“并无矛盾迹象。马变前，哪有何键策划叛乱“驱唐”之可能呢？
何键出身在封建势力浓厚的醴陵，其高级幕僚都是醴陵的大豪绅地主，主要军官都是在醴陵搞游击队起家的。在革命高潮中，何键及其周围主要军官和亲信人物的家庭，都受到了革命的冲击。何本人因其父被游斗，曾发表通电，指责农民运动妨碍北伐后方。何的心腹参谋余湘三等，以及副军长、师、旅、团长都为其家庭受到冲击而向何键“诉苦”，并在马变后向省政府提出过“控告”。从其控告电文里可以看出他们早就对农民运动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许多豪绅地主更是从湖南跑到武汉，又从武汉跑到河南，诉说农民运动的“苦”，有的甚至硬要当兵报仇。何键不仅放任这些反共言论在其军部公开泛滥，且有意利用这些言论来推波助澜。
早在1926年冬，何键在宜昌就对身旁的亲信说：“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却处处失败”，表现了他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哀叹。1927年3月，他在常德驻地与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基永谈话，骗得了王的信任，王即谈了一些应如何支持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的意见和计划，何键听后自供“毛骨悚然”，表现了对农民运动的恐惧与仇恨。不久，他率部到达武汉，就开始策划反革命政变了。当长沙的叶德辉等大劣绅被处决后，他的幕僚在军部狂叫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其参谋处长史民公开说：“叶翠公（即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和军长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他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问题讨论会上公开反对没收地主土地的发言，得到了武汉政府中假左派首领汪精卫、谭延闿等的支持。他的反革命胆量更大了。武汉地区的反动军官由此也摸到了“左派”首领的动向，因而敢于经常麇集在何的寓所发泄对农民运动的不满和仇恨。“四•一二”和“四•一五”事件爆发，何更受到鼓舞，其阴谋活动从上层军官发展到中下层军官中了。他通过军参谋处长对军部的反动官佐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迅速设法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了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何键后来自供说：“时湘人惶惶，来求拯救者不知若干。哀此孑遗，遂密定反共大计。”说明他确是在湖南地主豪绅的支持下策划反革命叛乱的。
何键把湖南定作叛乱的发难地点，并非如《新编》所说，是利用唐生智在湘兵力甚少，“后方空虚”的机会，而是由于我党在湘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据参与策划叛乱的三十六军秘书长马继中和第八军军长李品仙说，何键趁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机会，于1927年4月下旬在汉口召集叶琪、李品仙、夏斗寅、周斓等高级将领会议密商时，最初以何键有部队在武汉，应在武汉首先发动。但何键和其参谋人员以及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都因对第二期北伐军总司令唐生智对反共清党的态度不完全了解，怕闯下大乱子，没有人承担责任；特别是我党在武汉地区驻有叶挺师和实力不小的工人纠察队，唯恐在武汉叛乱未必成功。故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和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决定避开我党有可靠军队的武汉，改在我党无军队的湖南首先发动，随之由夏斗寅在鄂东南响应，然后由何键等在武汉举事，共谋内外夹攻武汉，以成其两湖并举的清党反共“大业”。
何键在湖南的直属部队仅一个团，在湘策动叛乱也有兵力不足的困难，经过多方设法才解决。首先以武汉没有适当驻地为由，将三十五军学生队移驻长沙训练，并以汉阳学生队为基础，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共三百多人枪，由反共最力的王东原任团长，陶柳、晏国涛、魏镇分任大队长，作为军事叛乱的基本力量。接着又派心腹黄慧僧去找第八军师长张国威支援。张因与何有争当旅长、拉走何部的矛盾，且怕负不了责任，不愿为何卖命。5月初，何键派他的心腹余湘三到长沙，经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陶柳推荐，才决定利用许克祥团担任叛乱主力。许克祥的部队驻在湘潭、湘乡整训，余即找唐生智的亲信、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联系，张欣然同意。即以增防省城为名，把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调来长沙。
如上所述，从何键的起家历史到策划反革命叛乱的过程，都看不出何键有“驱唐”迹象。相反，马变之前，何唐关系一直较好，何键当着唐的面攻击农运，唐未反对，并且何键发动叛乱的主力部队也是唐的亲信张翼鹏帮助解决的。马变之后，1927年9月，何键还随唐“东征”讨蒋，任过安徽省主席。据何键幕僚张幕先说，一直到1928年，“何唐之间，仍藕断丝连，以致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和猜测”。可见何键策划马变，意在反共，无意驱唐。
（2）唐生智对马日事变，事前并未同意，事后虽有“军队立即停止一切行动”之类的言论，但不久即公开支持反共，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诚然，何键作为军阀，野心勃勃，与唐生智是可能爆发矛盾冲突的。但是，《新编》举不出马变期间的一件事实来说明这种矛盾，与《新编》同观点的同志也没有查出一件历史材料来证明这种矛盾。这就不仅说明何键为“驱唐”策划叛乱没有根据，而且何键想在反共的同时“驱唐”也纯属作者的主观猜测，不足为信。
那么，为什么在马变前后，何唐矛盾没有突出起来，更没有导致何键用政变的办法来“驱唐”呢？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行，湖南农民运动正在发展，工农大众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矛盾极其尖锐突出。何唐之间的矛盾受到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未能突出起来。
同时，在此条件下，唐生智这个与封建地主有深厚血缘关系的旧军人，对革命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唐生智本系反动军阀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1926年6月在军阀内部斗争中处境不利。又因我党在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期间，派人去做过一些“劝说”工作，使他改变了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观望的态度，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军前敌总指挥之职，倒向了革命方面。接着，他又得到湖南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持，把叶开鑫逐出湖南。直到马日事变前夕，他在河南前线的部队仍靠湖南人民每日供应二千担军米。他事后回忆说，在河南前线军粮无着时，就是找毛润芝先生发动农民解决的。然而，唐的家庭也在革命深入发展中受到冲击；唐本人也受到地主阶级和反动军官的包围。因此，唐生智从个人得失出发，站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上。一方面，他口头上表示革命，在武汉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和湖南省政府纪念周会上，也经常说些“反共产即是反革命”的话。正如蔡和森所说：唐生智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在前方直接打电话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另一方面，唐在行动上却坐观风向，一旦形势有变，就与资产阶级右派一起来镇压革命。
正是由于唐的中间态度，何键才敢于在1927年4月下旬乘唐生智去河南前线之前，“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他详细报告，问他怎么办”。唐叫何键有事找汪精卫商量。所以，何键是在没有取得唐生智支持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策划，斩而不奏的办法搞政变的。政变之后，立即争取唐生智支持，街头标语、来往电文中无不写上“拥护唐总司令”一句。唐生智事后回忆说：“何键受蒋介石指使，策动反动军官许克祥等，于‘马’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我确实是不知道的”。从已经看到的材料来看，这话是可信的。
然而，作为旧军人的唐生智在马日事变既成之后，却是十分露骨地承认和支持的。5月27日，唐在通电中就在口喊拥护三大政策的同时，称：“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操纵”。5月30日，唐电令全省各县“党部及民众团体停止活动，静候改组”，“如不遵守，即作土匪剿办”，压制工农群众反对许克祥的斗争。唐于5月26日派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来湘，代行其省主席职务。周斓这个参与马日事变策划工作的军阀，为了欺骗舆论，假意给许克祥记大过一次，而暗中向他传达何键的命令，叫他率部开往湘潭、湘乡，向农军出击，并抚慰其他军官。6月1日，周斓以省政府代主席名义（主席唐生智）通辑李维汉、夏曦、郭亮。从此，长沙每天必有几十人被杀。6月26日，唐生智来湘在省政府讲话，一而批评许克祥乱搞，一面又说农运“过火”，并向国民党中央通电，虽给许克祥警告处分，却称“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夸奖马变是“留省军人自决自卫之谋，藉宏救人救世之愿。”唐还电告国民党中央，说毛泽东已回湘，可否作反革命处理。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去试探唐的态度，被唐留在湖南与共产党联系的人回答说：“C、P不要来找我们了，我们总司令的政策还没有定。政策确定了以后，会来找你们的。”
（三）许克祥叛乱
《新编》说马变前许克祥与唐生智有矛盾，而“与我党关系比较融洽”，何键是利用“许唐矛盾”来策动叛乱“驱唐”的。与此相反，《真相》则认为唐生智也与何键一样“收买威胁许克祥叛乱。”那么，许克祥叛乱是由于“许唐矛盾”，还是他反共反工农的反革命本性？马日事变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还是在反共的同时带有“驱唐”色彩？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就必须对许克祥发动叛乱的各种因素和历史过程作一番考察。
首先，许克祥被何键利用来发动叛乱，并不是由于存在什么“许唐矛盾”。
一曰：许克祥是“土匪出身”，曾经“对抗唐生智”。许克祥是军阀混战中厮杀出来的，既有看风驶舵的投机性，又富敢于厮杀的冒险性。只要有利可图，昨天的上司可以马上变为厮杀的对象。这种投机性和冒险性，正是何键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不能用来说明他与唐有什么矛盾。
或曰：许在住地天井中架设大炮对准唐生智的省长公署。这只是一个假象。须知唐生智当时已到河南北伐前线，省长是由唐的亲信张翼鹏代理。张翼鹏恰恰是何键的同乡和老师，是何键心腹余湘三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幕后支持者。就是他，在听取余湘三告知何键的全盘政变计划之后深表赞同，并在何键派人调动张国威、周荣光部担任叛变主力失败后，于5月14日下令把许克祥团从湘潭调来长沙充当反革命政变的主力的。张翼鹏是个善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的老手。当他与余湘三、王东原等秘密策划了政变的部署以后，就隐身幕后，及至马变枪响，还故意打电话问未曾参与阴谋策划的周荣光是怎么回事，以便事败追查责任时有人出来证明。所以，“天井架炮”完全是许克祥、张翼鹏之流用来蒙蔽共产党人，为张翼鹏开脱罪责的。
其次，许克祥叛乱亦非单纯被人利用，而是他一贯反共反工农的反革命本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编》说：“马日事变前，许克祥没有反共倾向，他的部队也没有屠杀工农的行为”，“许与我党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真相》也谈到王基永当时认为许“实则是企图接近我党”，对唐欠缺军饷时有牢骚。如果真是这样，则我党本应如《新编》所说：“许唐矛盾”争取许克祥来保护工农利益，防止叛乱发生了。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克祥早在马变前，就以两面派手法作掩护，大肆反共反工农了。由于许克祥早在湘西就派他的妓女出身的妻子陈紫云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得利不少，在湘乡购置田产一百余亩，使他父亲由原来靠打推子（一种脱谷壳用的工具）为生的手工工匠一跃而为该乡名气颇大的地主。其父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在农运高潮中挨了批斗，乡农协的自卫军就驻扎在他家里——“推子屋场。”许当时怀着“辱父之仇”和“占房之恨”，扬言：“这些黑脚杆子，搞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也不得便宜他们！”于是“即有与共产党一拼的决心”。但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他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甚至在王基永提出要防止叶琪部队在常德闹事时，许还主动表示派小部精干士兵于晚上在街头巡逻，以防意外。一个蓄意反共的军阀，却突然变成了与反共行为作斗争的“勇士”，所以，当时年仅24岁的王基永直到许克祥快要发动叛乱时，还不清楚何键、许克祥的反革命动向，直到许克祥晚年的回忆才把其中奥妙说清。许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跨党分子的王基永，与我是小同乡”，“我妻陈紫云与王妻龙亦飞关系亦密切。王常劝我加入共产党，我总是虚与委蛇，绝未流露半点反共意思。”“王逆夫妇对我并不怎么怀疑，尤其是对我室人估计错误。”“我这个人实际上早有铲共的决心”。因此，许部调到湘乡、湘潭整训时，湘乡等地的土豪劣绅成了许的座上宾。许也常利用演习、出游的机会探访旧团防、旧农会、旧工会的负责人，听取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的反映。5月9日，许在湘乡土豪劣绅金银财宝的贿买下。下令杀害了湘乡县第二乡农协会长刘庭甫。许还亲自在自己的部队造谣，说他部下一位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被工农抓去游行，最后被乱棒打死，煽动下级军官起来叛乱。当时的《东方杂志》也说：“许克祥以混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人借工会农民协会欺凌出征军人家属为理由，起而反共”。
再次，从许克祥叛乱的步骤、经过和直接的结果来看，马日事变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叛乱，没有丝毫“驱唐”色彩。许克祥5月14日调来长沙以后，觉得是个报仇雪恨、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但对军事叛乱首难之责有所顾忌，不肯独担重任。张翼鹏、余湘三、陶柳都强调“反共”的必要，百般推戴奉承，提醒他这是大富大贵的好机会，不可错过，把许哄得昏昏欲醉，便欣然担任了这个反革命叛乱急先锋的角色，表示“不计任何祸福”，从事反共叛乱。5月17日，许克祥和余湘三约集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陶柳等在许克祥团部，落实叛乱步骤。开始，余湘三等人想按何键给张国威信中提出的办法，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革命机关，捕杀共产党首领，接着出动正规部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包围、捣毁这些机关，苒公开进行清党反共。但许克祥认为这样做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难以统一各部队行动，甚至事机泄露，反遭毁灭性打击。会议最后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乱，推许克祥担任叛乱的指挥官，决定在5月21日晚上发动。许克祥的三十三团担任叛乱的主力，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和其他能够争取的驻长部队配合行动。
5月13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已在湖北宜昌一带提前叛乱，并于17日占据纸坊向武汉进犯。许即加速了叛乱的各种准备。他大肆造谣惑众，利用夏斗寅叛乱，武汉、长沙交通隔绝，胡说武汉已被夏斗寅包围，政府、党部、工会，农会已被打倒；湖南不日将被包围；还有“工会农会要解决许克祥、王东原的队伍，成立工农政府”，“农协工纠将要发动大屠杀，把三十岁以上的人杀尽”等等，公开煽动各界仇恨农会和工纠。同时，组织其官兵深入友军进行串连，利用被农民游斗过的军官家属（如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尹东旭的母亲）对住在省城的同乡亲友和部队进行现场煽动，激起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仇恨。对石醉六任校长的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因石醉六曾被我党派去岳州联络该地驻军防止夏斗寅叛军南犯，有共产党嫌疑，就直接联系其总队长谢煜涛和太队长文九德；对唐生智部下周荣光团，因不摸底，怕走漏风声亦直接联系其营长。18日晚，余湘三密往岳阳向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告知许克祥在长沙的叛乱计划，并要他派要员与夏斗寅叛部密切联络，请夏师由崇阳向蒲圻侧击叶挺部队南下。叶珙即以防止夏斗寅南犯为名，将部队集中岳阳、桃林、茶冈一带，警戒叶部南下，策应长沙的武装叛乱。叶琪还通知驻常德的熊震旅，配合长沙行动。
这时，何键在湘部队已开始在全省各地屠杀革命群众。5月中旬，临湘农协委员长李中和被左社分子惨杀。18日，益阳县工会、农会等革命机关被何键军队占领，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枪支被缴械。21日晨，熊震旅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杀害共产党员、革命战士80多人。在长沙市内，三十五军留守处于19日晚开始向长沙工纠挑衅，解除了押解工贼经过该处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当晚，许克祥等唆使伤兵与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闹事，打伤工人数人。5月20日，许克祥派团副李华龄带领枪兵把守电报局。敌人发动反革命叛乱迫在眉睫。省委虽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叛乱的紧急措施，但终因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已无法制止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了。
5月21日晚上11时左右，许克祥派亲信副官通知“友军”原地担任警戒，许克祥团一千余人枪和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教导团数百人枪，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号，分三路向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工农武装干部训练班等革命机关、团体、学校突然袭击。许自己带领二十余人来往于三路之间进行联络和督战。警戒东茅巷省总工会的27名工纠战士，为掩护开会同志们撤退，与敌展开了激烈巷战，大部同志壮烈牺牲，省总工会内外牺牲的革命者多达80来人。驻扎在局关祠曾公祠省农协的农民自卫军，凭借院墙与敌激战，使敌久攻不入。后因祠侧敌军从墙顶投弹，使大多数同志英勇殉难，柳直荀和少数同志经十余次突围才脱险。教育会坪南面的国民党省党校，革命空气较浓，一千余学员被枪声惊醒，向校门口突围，赤手空拳与敌博斗，也有不少伤亡。当晚全市工农武装以劣势装备击毙许匪四十余名。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制服敌人的进攻。至次日清晨，浏阳门、南门外、妙高峰等地的工农武装与敌枪战之后，向株洲方向退走。许克祥在一夜之内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余人，逮捕40余人，捣毁省工会、农协、特别法庭等70余个革命机关，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长沙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罪恶昭著的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后，许克祥立即解散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成立了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发布清党分共通电，宣布脱离武汉革命政府，拥护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通令恢复全省团防组织，取消以前省党部之土地问题等决议案和其他革命法规。他们嫌张翼鹏以省政府名义，把马日事变说成是“军民误会”不足以“解恨”，就直接发通电、贴布告，恶毒攻击打倒土豪劣绅是“鱼肉良懦，劫掠财物”；反对帝国主义是“外人嗾使”，造成“外交棘手”；发动工农群众是“招纳亡命，破坏地方”；开展阶级斗争是“把中国来做人肉制造厂，把湖南来做炸弹试验场”，弄得“财源枯竭，社会恐慌”。号召土豪劣绅和资本家团结起来反攻倒算，“清查匪党”，“铲除孽障”，“追回田产，除暴安良。”矛头集中指向我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求尽快肃清“暴动分子”，“杀尽暴徒头目”。许克祥的“救党办公处”还做了一首反革命的歌叫小孩在街头巷尾到处唱：“巴巴头，万万岁，瓢把鸡婆用枪毙。男女学生一头睡，生出儿子当纠察队。工会你莫凶，三十三团用炮冲；农会你莫恶，我们要你的脑壳。”赤裸裸地暴露出对工农群众的刻骨仇恨。
随着反革命舆论的泛滥，开始了全省范围的反革命屠杀。如醴陵、浏阳、湘潭、武冈、邵阳、衡阳、永兴、水口山、石门、辰州、溆浦、益阳、南县、华容、攸县、桃源等二十多县，被杀的群众，多则近千，少则数百。广大革命群众被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仅5月24日，熊震部在常德就杀死革命群众200余人，伤600余人。敌人杀人如芟草，挖眼拔舌，刳肠断肢，割颈挖心，斩腰剖腹，火焚活埋，甚至以铁丝穿女同志乳房，以刀枪刺射阴门……凶狠过于野兽，残酷绝于人寰。许克祥在出击围攻长沙的湘潭、湘乡农军后，在湘乡反动派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极力诬蔑共产党，号召地主豪绅共保“桑梓安宁”。随即亲手枪杀了他的佃户、首善乡农会负责人谭某。许在盘踞湘乡的一个多月期间，又在湘乡县内惨杀共产党员、农会负责人300多人。随后，唐生智任命许克祥为省防军第二师副师长兼团长。这那里有什么“驱唐”可言呢？
时隔不久，蒋介石任命宋鹤庚为湖南宣慰使，率领学生军二千余人由粤入湘，策动许克祥反对唐生智，并将蒋介石任命许克祥为独立三师师长的委任状交许克祥，许才移师祁阳，接受宋鹤庚指挥，通电讨唐。这时唐生智调集湖南各县团防与王锡涛、俞业裕两团前来围攻，战斗进行了20天，至8月蒋介石下野，许即取道道县、江华转移到广东连县。12月蒋介石复职，再命许讨唐。历史表明，许唐矛盾是马变以后才产生的。
（四）十万农军进攻长沙
《新编》说：“马日事变时，中共湖南省委系统混乱，领导人各自离开岗位，无法统一组织进攻长沙的行动。”“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实际上只有浏阳一支农军进攻了长沙”。《真相》则说：“毛泽东同志、郭亮同志等组织农民武装数万名，准备进攻长沙。”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马日事变后，省委是不是组织了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活动？究竟有没有十万农军进攻长沙？农军是不是形成了进攻长沙的态势？进攻长沙的农军只有浏阳一路，还是其他农军也开始了在长沙外围的战斗？这只有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全面的具体的历史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马变以后，省委、工会、农会等机关虽遭严重破坏，但省委的同志仍然分途组织了进攻长沙的活动。因为省委早在事变前十天，就开过三次应变会议，决定了应变措施：整顿省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任命袁仲贤、武文元为省工纠正副队长，派员分赴各县整顿工农武装，就地自卫；压缩公开机关，重新规定代号（如规定省委机关代号为欧玉山等），减少对外活动；暴露了的负责同志一律发给路费，分途转移到湘东、湘南、湘西，就地指挥工作；另组临时省委，由林蔚、薛世伦、王则鸣、彭公达等负责。这些就是柳直荀所说的马变前拟定的“反攻计划”。马日先晚，夏曦通知谢觉哉等同志马上离开长沙，自己亦按省委原议离开长沙，马日晚上郭亮代理省委书记。事变发生，柳直荀组织农民自卫军与敌激战后，于次日清晨翻墙化装脱险，按照郭亮预先的安排，来到河西，与彭公达等省委负责同志讨论了面临的严重局势，认为敌人虽然占领了长沙城，但全省广大农村革命力量还是雄厚的，决定以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名义，通告长沙周围各县迅即组织工农武装围攻长沙许克祥等叛军；派人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和临时省委的决定；通电全国，揭露何键、许克祥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关于临时省委决定组织农民围攻长沙的计划，不仅柳直荀说过“事变之后，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5月31日进攻长沙的计划，而且李维汉在前几年的回忆中也提到他与临时省委的三次通信中得知确有一个长沙城郊暴动的计划。
随后，省委的同志分途活动。柳直荀到湘潭、株州、湘乡一带组织农军向长沙进攻，失败后于6月初从安源经株洲，秘密返回长沙，在堂叔家里住了十多天才化装去武汉。彭公达在湘潭、株洲农村活动。林蔚、王则鸣、何资深等则设临时省委于长沙学宫街，坚持与各地联系。李维汉同志转移到长沙东乡后，就是用代号与省委通信联系的。凌炳在马变前一天到平江，组织了平江县临时县政府（省政府公报上叫“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拘押了反动县长，召开了讨许大会。夏曦于马变前一天到达益阳，马变后两天转宁乡，指令省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总队长武文元率部反攻长沙。省委同志分途活动的情况，当时报刊也有记载。北京《晨报》6月17日报道，马日事变后，“共产党首领，即往附近各县，啸集农民自卫军与工会纠察队，围攻省城”。省政府5月26日《寝电》亦称：“该暴徒首领，多逃湘潭；啸聚宁乡、醴陵”。省政府×电说：湘潭农军总部“时向全湘通电调队，声言围攻长沙。”李立三同志还描述过这种情景：“农运中同志们确实是很坚决的，他们坚持反攻长沙的计划，设总司令部于湘潭，发个通电号召全省农民进攻长沙。”瞿秋白、张国焘也分别有过“临委决定仍令调集中的全省农军扑攻省城”和“中共湖南省委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的回忆。可见，《新编》说，22日以后，省委无人负责，并不符合实际。
省委同志分途活动，立即揭穿了敌人制造的反革命舆论，使广大群众明白了事变真相，为组织农民进攻长沙作了舆论准备。因为事变第二天，许克祥即根据何键、叶琪的意旨，倒打一耙，嫁祸于人，诬称“事变全系共产党发号施令”，“围攻军队”，“阴谋暴动”；省政府则歪曲真相，蒙蔽群众，胡说事变是军民误会引起的冲突，并出布告、发通电，要求各地群众“勿再误会”，“务须安生”，妄图破坏工农武装进攻长沙的计划。省委派人下去，用电报和其他方式向各地群众告知了许克祥屠杀工农的惨状。各县群情激愤，以县党部、工会、农会名义抗议许克祥的电报不断飞向省政府。5月23日，柳直荀、韩伟等以个人名义从湘乡拍电报给省政府，谴责许克祥屠杀工农。5月25日，平江、湘潭、湘乡、醴陵各县来电或来人，质问省政府，谴责许克祥。其中，如株洲总工会的电报就指出：“现反革命的救党委员会及许逆仍到处活动，继续屠杀，应恳请钧会制止！”随后，益阳县党部来电报抗议国民党右派等制造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这些抗议活动，使省政府坐卧不安，唯恐引起“全省鼎沸”。正是在这些抗议下，加之许克祥又接张翼鹏电告谭平山等人来长沙查办事变责任的消息，才“忧心如焚，通宵不能成眠。”
省委的同志还直接组织了农民武装进攻长沙的活动。柳直荀于5月22日到达湘潭后，即与省农协执委韩伟、湘潭县委书记杨昭植等，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总指挥部，以省总工会和省农协名义，通过电报、电话、写信和派人联络等方式组织各地农军进攻长沙。省政府×电说：“省农协执委柳直荀、韩伟及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基永等，已先期在湘潭、湘乡通电各县农协武装集中湘潭姜畲。”23日，柳直荀从湘潭拍电报给中共衡山县委代理书记陈新宪，告知长沙发生军事叛变，希各地严加防范。接着又以省总工会和省农协临时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由郭亮领衔，柳直荀副署，通电各地革命机关团体，命令工农武装立即集中待命。24日，衡山、邵阳、锡矿山等地党组织接到了内容相同的电报。柳直荀又派熊亨瀚持其亲笔信到衡山，通知工农武装集中的时间和地点。随又以十万火急的密件通知各方，告以反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和各地的具体任务。5月28日，柳与杨昭植及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瓒、醴陵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潘疆爪等在株洲开会，进一步落实了进攻长沙的日期等问题。当天，柳从株洲打电话给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要潘组织农军于5月31日来长沙会师。凌炳在平江期间，湘阴塾塘乡等地农民应“凌炳之召”前往平江集中。
其次，进攻长沙的农军，虽无确切数字，但有据可查的约在十万左右。各地党组织和农会接到上述命令后，即刻日夜动员群众，集中工农武装。柳直荀说：“各县都有好几万人集中”。已经集中的县份，据省政府5月27日《感电》称，有“湘潭、湘乡、益阳、宁乡、邵阳、醴陵、浏阳、湘阴、茶陵、攸县暨湘南24县”，共34县的“农工武装纷纷集合”。照此匡算，当在十万以上。现在能查到原始记载的，也在十万左右。当时坐镇长沙策划马变的余湘三在《民国十六年马日湖南剿共始末》中说：醴陵、株洲集中的“农军数约二万，经株洲至易家湾与三十五军李仲任团及工兵营接触”，“激战两昼夜”。柳直荀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中说：“湘潭姜畲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潘心源在《湘东各县综合工作报告》中说，浏阳县集合的农民“约数万人”。据当事人回忆是浏阳北乡3万，东南乡2万，共计5万，并配有枪支、大刀、梭标等武器。《省政府公报》第四十四期和北京《晨报》6月17日记载，长沙的白若铺、檀木岭，长桥、朗梨、岳麓山、耙耙街等地合计集中农军1万余人（各处数字详后）。宁乡、湘阴各地集中农军一万余人。（各处数字详后）。北京《申报》6月3日记载，湘潭县城集中农军二、三千人，枪1千余支，攻打县城，夺取县署枪支。《省政府公报》第四十四期上载有农军集中其事，而由当事人回忆出数字的有衡山农军万余人，湘乡工农义勇队七百余人枪，水口山近四百人枪。此外，原始记载和当事人回忆都证明确实集中了农军，但集中的数字尚需考证的有安源、萍乡、新化锡矿山、茶陵、攸县、衡阳、益阳、邵阳等地。仅就以上可靠数字统计，集中农军十万左右并非浮词。
再次，省委组织的十万农军尽管未能全部打进长沙，但确已分别从各县汇集在湘潭姜畲、醴陵阳三石、浏阳永安市，河西岳麓山等四个战略要地，形成了向长沙包围的态势；其中两路已分别打到长沙市郊和市内。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吴玉章同志说：马变后“长沙附近各县的工人和农民义愤填膺，集中十数万人准备于5月30日进攻长沙。”从现有材料看，这十万农军不仅汇集在长沙外围四个战略要地，而且分三路向长沙进发，构成了对敌人的严重威胁。
一路从南面进攻。此路由两处集中的农军组成。一处是湘潭姜畲和花石，包括已经集中的湘潭、湘乡农军和宁乡、湘阴一部分农军。由湘潭县农协委员长郭泳泉任司令，宁乡县总工会委员长李拔群为政治部主任。还有省农协和工会通电或派人调集的衡山、邵阳、耒阳、常宁等湘南各县农军，尚在向姜畲集中的途中。如常宁水口山工会接到省总工会命令，即解散矿警，夺去枪支。“常宁、耒阳、衡阳、衡山各属工人纠察队集中护湘关，联络向省会进攻”。衡山农军万余人由贺尔庚、刘爱农等同志率领，分两路分别援助湘潭和醴陵农军。邵阳工纠和农军于五月二十五日集中两市塘，“准备开赴湘乡永丰镇，支援进攻长沙。”耒阳农军由伍云甫率领向长沙进发。另一处在醴陵阳三石至株洲白石港、渌口、易家湾，包括醴陵、株洲、茶陵、攸县、萍乡、安源等地的农军和工纠。醴陵农军由潘疆爪任总指挥，株洲农军和工纠由省工运特派员、株洲东一区农协委员长谢墩山任总指挥。安源工人纠察队由省委委员朱步莲和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等率领，并开出3个火车头和80节车厢，运载株萍铁路沿线的工农战士向阳三石集中。省政府×电说：醴陵、茶陵、攸县、萍乡农军“集中醴陵阳三石，拆毁株萍铁轨，宣言分道向省城进攻”。在各地农军向湘潭靠拢的同时，韶山、湘乡、湘潭农军已先期集中姜畲，并于5月29日给来犯的许克祥部以迎头痛击，打退了敌营的进攻，揭开了十万农军进攻长抄的序幕。同日，湘潭东区和株洲农民自卫军在白马垅与敌接火，敌军败退易家湾。30日，安源、株洲的工人纠察队和株萍路沿线醴陵、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到达易家湾至大托铺一带，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里距长沙，远的60里，近的仅20多里。敌人兵力不够，急忙从岳阳等地调来军队，挖掘壕沟，构筑工事，进行抵挡。敌占领制高点猫咀山用机枪扫射，工农战士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占领了制高点；经两昼夜的反复较量，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击毙敌连长一名，消灭了一批敌军。至31日，打通了从南面进攻长沙的道路。
二路由东面向长沙进攻。浏阳县委于5月28日和29日分别接到柳直荀和醴陵县委关于5月31日在长沙会师的通知，即于29日下达动员令，县委成员下乡动员。29日晚，一夜之内，集合的农民约数万人。30日晨，由潘心源、苏先俊率领，浏阳工农义勇队与农民向长沙与浏阳交界的永安市集中，前卫已达到长沙市郊的黄花市，距长沙仅三十余里，后面的农民还是络绎不绝的前进。自浏上东至浏下北，约200里，途中不断。全县各地放哨，通宵不停。农民接济粮食的土车、箩担随时都可遇到。当时群众中呼出的口号有“灭此朝食，投标断流”，表示农军兵器（主要是梭标）很多，人多势众，有战胜敌人的革命气概。30日抵黄花市，当晚12点下令进攻长沙。兵分两路：第一路两百余枪，由干部队长彭兰徽率领，从黄花市经东屯渡，搭浮桥过浏阳河，向长沙小吴门一带进攻；第二路四百余枪，由团队长苏先俊率领，从朗梨市河桥过河，向长沙浏阳门及南门口一带进攻。5月31日上午11时，第一路农军分攻陆军医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及三十三团团部，占领韭菜园，识字岭，攻入小吴门。第二路农军冲进南门口，击毙敌连长1人，排长2人，士兵10余人。
三路由西面进攻长涉。主要是马变后按照郭亮安排集中在河西岳麓山、纺纱厂一带的省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长沙工人纠察队、长沙近郊农民自卫军及长沙西乡农民自卫军。长沙近郊农协委员长滕代远在河西纱厂、谷山等地汇集四、五千农军，准备进攻长沙。长沙西乡白箬铺一带农军三千余人，由第十区农协委员长易子义集中齐天庙，决定联络全县十八区（镇）农民自卫军于5月31日从三面进攻长沙。当时省政府《支电》亦称：“岳麓山后，集众数千，希图偷渡扑城。”潘心源率领浏阳农军攻长沙撤退时，驻纱厂和近郊的农军还响起了支援的枪声。
农军除汇集上述四处，分三路进攻长沙外，还有一些县份也有农军集中，并有配合浏阳等路农军向长沙进攻迹象。如长沙朗梨一带农军，由明道区省协委员长廖象乾带队，福临铺区农军由省委委员杨福涛指挥，大贤镇七百余农军由区委书记朱友富率领集中在檀木岭，配合浏阳农军进攻长沙。《湖南省政府公报》说长沙的长桥、阿弥岭等地集中农军五百，“谋亟反攻长沙”。“省城内外有工厂数所，据报聚徒甚黟，已部署外攻内应，有端午大举图逞之说。”长沙朗梨市、捞刀河等地各有农军数百人“大举图逞。”长沙“浏阳门外耙耙街第三乡农协组织1000余人，准备内应。”湘阴、武昌、锡安等处有农军3000多人，并“招兵数起，合计不下千人”，“阴谋反攻省军”，该县还“派赴湘潭、醴陵1000余人”支援从南路进攻长沙的农军。汨罗农军在黄沙街一带“拆毁铁道，阻碍湘鄂交通”，益阳岳家桥一带“暴徒啸聚”“谋攻省城”。华容农军1000余人由何长工率领，乘几十只木船准备到长沙靖港登陆进攻长沙。
由上可知：尽管当时缺乏经验，计划亦有不周，步调很不一致，但在临时省委的号令和组织下，长沙附近各县和湘南一些县份确实集中了10万左右的农军，并汇集到了湘潭姜畲、醴陵阳三石、浏阳永安市、河西岳麓山等战略要地，分东、南、西三路向长沙进攻。其南路已打到了市郊的易家湾、大托铺一带，东路已打进了长沙城，西路亦构成了对长沙的威胁。10万农军进攻长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近几年来史学界还流行一种讲法，说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告党员书》第一次提出10万农军围攻长沙是出于批判陈独秀的需要，这也有点牵强附会。在批判陈独秀之前的武汉政府时期，1927年6月初湖南各界请愿代表团为争取国民党“左派”同情和支持，把进攻长沙的事实尽量缩小的情况下，在请愿报告中仍然提到“最近有报告数十县农民讨许”的事实。当时汪精卫还当着陈独秀的面说过：“你们10万大军怎么连许克祥的一个团也打不赢。”此话虽属嘲笑之词，但它表明：10万农军进攻长沙的说法，早在批陈之前就广为流传了。
当时，长沙城内叛军仅有许克祥团2000人，三十五军教导团和后方留守处警备大队300余人，加上许克祥已经争取的部队，也不足3000人。叛军腹背受敌，潘心源说在长沙南门口一带许多军士把军服及枪抛在街上，只顾逃命。当时在长沙准备参加省民代表大会的袁任远未及离开长沙，也亲眼看到了许克祥的士兵慌慌张张，东逃西窜的场面。省政府在向外告急的电文中自供：“一夕数惊。守兵殊倦”，“此间兵单。无力援助，形势如斯，焦灼万分。”正如吴玉章所说：“只要我党领导人坚决一点，消灭这支叛军，可以说是瓮中捉鳖。”
但是，由于我党处在幼年时期，大多数同志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都缺乏经验，对于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坚持把我党与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不要求武汉政府派兵前去镇压叛乱。5月25日，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提出“切实纠正幼稚行动”，“避免纠纷”。次日全国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向湖南省工农会发出《宥电》，叫湖南的工农群众“静候政府解决，避免冲突”。5月28日全国农协又发出《勘电》，赞助唐生智，派出谭平山等5人查办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乱，一面查办农民运动“过火”。代表团刚到岳阳，看到许克祥从长沙拍来“就地枪决”的电报，又慌忙逃回武汉。谭平山等人的逃跑，使本来吓得“忧心如焚，彻夜难眠”的许克祥松了一口气，广大工农群众武装则因而思想混乱，乱了步伐。正当各路农军胜利进军之际，陈独秀又下达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命令，强迫农军撤退，致使益阳数千农军在开完誓师大会后分散各处，平江农军开完讨许大会后没有动作，醴陵、株洲农军转胜为败，岳阳农军已行抵新墙河，亦以不明情祝，受其迷惑而遵令停止前进。华容农军行至草尾，因接上级命令停止前进，撤回华容。正如当事人柳直荀所总结的：“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拾，中途改变方针，叫他停止出发。”因而使敌人能迅速撤回长沙外围各地防守的部队，集中对付孤军深入城内的浏阳农军。浏阳工农义勇队终因寡不敌众，只得撤退。农军夺取长沙的计划就这样被机会主义断送了。
马日事变以后半月之内，湖南各地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一万余人，湖南工农群众被抛在血泊之中。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开会，策划反共。随后唐生智率部回武汉开始镇压工农运动。6月26日唐生智回湘，第二天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杀害五人，并且接连出布告、发通令，取消一切工农团体，取缔一切革命活动。6月29日，何键发表清党反共通电，为宁汉合流铺平道路。汪精卫在稳定两湖以后，于7月15日公开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实行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这里，顺便说说王基永夫妇的下落。
《真相》说大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党委、青年部长兼湘西特派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王基永和他的爱人龙亦飞，“都是这次叛乱中被惨杀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坚贞的党员，”“叛乱前即被监视，后即被逮捕惨杀，连尸体都无处查获”。与此相反，过去史学界流行一种关于王基永“在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叛徒”的说法。笔者经过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资料，证明这两种说法都是失实的。
马日事变以前，王基永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驻湘西特派员，受党派遣在常德确实做过许克祥的策反工作，对瓦解袁祖铭的川黔联军（两个军一个独立旅；起过作用，支持过湘西农民运动；也与北伐军反动师长叶琪破坏农民运动的行为作面对面的斗争。这在湖南省政府公报上刊登的叶琪的电报里有所反映。但是，王也确实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警惕性不高。马日事变的元凶祸首何键和许克祥都曾通过与王基永的接触，摸过我党意图。何键说：“我那时很留心共党究竟做些什么工作，便时常同王基永谈话，才晓得他们的幼稚和错误。”于是“下决心将他们除掉。”由于许克祥是湘乡铜钿湾（现称铜钱湾）人，王基永是湘乡莲花人，在唐生智派周斓解决驻湘西的贵州军阀袁祖铭时，王曾以“小同乡”关系，拉袁祖铭的部下许克祥投靠了唐生智。许克祥不仅免遭复灭身亡，而且得到了北伐军团长的桂冠，因而对王感恩不尽。从此以后，王基永与许克祥关系密切，过往甚多，以致对许的惯匪、军阀的反革命本性丧失了警惕。因此，一直到马日事变那天下午2点，许妻陈紫云还在王基永家里偷听我党同志“聚谈”如何反击即将到来的反革命叛乱的消息，并立即报告了许克祥。下午4点，许找有关人员商量当晚的反革命叛乱部署；晚上9点半，许召集各营长开会动员大屠杀时，首先就以共产党将会进行“叛乱”，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来煽动反革命叛乱的狂热。王基永还把许的“虚与委蛇”看成是“接近我党”，给省委作了汇报。也许，这就是至今有的同志在回忆中还说许在马变前与唐生智有矛盾，却“没有反共倾向”，“与我党关系比较融洽”的原因之一。但这正是王基永当时被许克祥假象蒙蔽所致，也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反映，是我党处在幼年时期许多同志被老奸巨滑的老政客新军阀的种种伪装所欺骗，只看到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现象，而忽视他们是一伙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的表现。
王基永在马日事变中并没被“惨杀”，马变之后还到湘潭、湘乡与柳直荀、韩伟等一起参与了组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活动，这是有据可查的。后潜回长沙住了一段时间，直到湘乡籍共产党员龚际飞被害，才离开长沙，到湘乡永丰同学张翘及其亲友家隐匿，不久潜回湘乡老家“躲风”；并化装去衡阳、浏阳等地找党组织，未能找到。至1928年上半年，因其妻怀孕显怀，被人发觉，躲不下去了。于是在1928年春夏之交，通过在妙高峰中学时期的同学郭庆初的关系，以看相算命的方式（此技系从其弟弟学的），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到甘肃天水，住在郭庆初岳父赵文钦家里。赵当时任天水法院推事。经赵文钦介绍，王基永化名王鸣真，到甘肃礼县县政府当录事，不久升科长等职务。1930年古历6月，死于甘肃天水。王死后，赵文钦以王龙氏（即龙亦飞）名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抚卹，于是由伪甘肃省政府给了几年卹金，金额每年90元。1936年，许克祥为了感激王基永对他的策反，曾派其副官曹某将王的灵柩从甘肃运回湖南，由王的亲属安葬在湘乡莲花桥丁家坳。由此可见，王基永在马变后去国民党县政府当官，确系化名去远乡所为，至今尚未查出叛变自首、出卖组织和同志的材料，作为叛徒，根据不足。
王妻龙亦飞，虽然当时是中共党员，但未公开，不仅当时未被“惨杀”，而且在马变后不久，即到湘乡县的山田观、莲花桥、大育乡等地教小学，直到1951年被划为地主兼自由职业者。解放初，她去东北教育行政院学习后，分配在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1958年因身体不适北方环境，自动离职回到长沙。不久安排在省文史馆工作，月工资40元。1972年病逝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