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日事变前的政治形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同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加快了工农运动的步伐，使湖南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1927年春季的湖南，的确是一个革命的湖南。”当时，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40万。长沙城里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有工农训练班，有带着红星镰刀斧头帽徽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组织。5月中旬，长沙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个新的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政纲。其中规定“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和荒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复员士兵”；“拨给工人纠察队经费，请求政府给工人发枪”；“保护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等。在这前后，长沙爆发了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斗争，开展声势浩大的对英经济绝交运动，接收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湘雅医院和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收回了帝国主义长期把持的湖南邮务管理权利长沙、岳州海关。
4月16日，浏阳县城关几千名革命群众自发包围了天主教堂，愤怒声讨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英国牧师。英国牧师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跑。与此同时，全县十一处的反动牧师都逃跑一空。“长沙的英国领事及所有英侨都到汉口来了”。帝国主义在湖南的侵略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4月14日上午，湖南工农商学各界在长沙教育坪举行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示威大会，有几万人参加。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散全省团防武装”，“普遍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并当场处决了著名大劣绅俞诰庆。5月，留在湖南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柳直荀于“五一”、“五四”两节日组织了游行示威。长沙城里掀起了以声讨蒋介石、“拥护唐总司令北伐”、打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为主要内容的“红五月”运动。
在这前后，湖南的农民运动也迅猛地发展起来。1926年12月，望城县杨桥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接着农民纠察队、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1927年3月，浏阳县将全县团防局712枝枪接管过来成立浏阳工农义勇队。到1927年4月，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增加到518万。“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1927年春夏之间，湖南的农民运动，已进入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开始分配土地问题的新阶段。4月间，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处决了大地主叶德辉、李佑文等。浏阳县至4月12日止，全县共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近百名。“长沙没收逆产和地价值以百万元计”。长沙附近的霞凝乡要算是首先实行的区域，农民将田土依照人数力量分配，成年每人可得产谷八石面积的土地，未成年者又依其年龄之大小，给以四石或五石的土地。3月下旬，浏阳县北乡，枫浆乡，砰山，西乡的白关乡，南乡的孙家塅等地区的农民协会自发地开展分田运动，不少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
二、“马日事变”的发生
工农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地主豪绅、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的利益，引起他们对工农运动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必然要伺机向工农阶级进行反扑。
帝国主义眼看依附自己的北洋军阀纷纷垮台，封建势力土崩瓦解，他们的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便收买、勾引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分子，趁机组织反革命联合阵线，制造反革命事件。这时，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反革命恶浪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广州、福州、南京等地的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湖南的反动组织“左社”、“拥蒋棒喝团”、“保产党”等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农村逃到长沙、武汉、北伐军中的豪劣，更是大肆散布歪曲湖南农村革命的谣言。如说“湖南农村共产了”；“湖南农民自卫军收缴了湖南境内革命军的枪枝”；“兵士6个月不归家，老婆离婚改嫁”；“某军官家里被抄”；“农会没收了官兵寄回家的饷金”等。以此煽动北伐军官兵反对农民运动。北伐军中一些出身于地主阶级，特别是那些家庭受打击的军官，对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更是蠢蠢欲动。
“四•一二”政变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受蒋介石指使，加紧策划在湖南发动事变，公开反共。5月初，何键在汉口暗中约定第八军李品仙、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等反动军官，商定在两湖举行反革命政变。接着何键受意其心腹余湘三回湘精心策划“马日事变”。尽管许克祥与何键“无一面之识”。但在余湘三、魏镇等说合下，决然承担了反革命政变的指挥官，成为发动“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
5月17日，夏斗寅乘武汉军队大部赴河南北伐之际，在宜昌率部叛变，企图乘机袭取武汉，并声言“奉命”南下“讨赤”。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与夏斗寅叛部紧密配合，率部集中岳阳、通城一线，名为防止夏部南犯，实则与夏勾结，共同阻止叶挺部队南下，以支援长沙的反革命军事行动。叶琪还通知了驻常德的熊震旅，叫他们与长沙采取一致行动。敌人到处剑拔弩张，反革命军事叛乱已迫在眉睫。
其时，长沙与武汉交通断绝，处四面包围之中，消息不通，军米不能外运，市面奸商拒用革命政府所发军用流通卷。反革命谣言到处传播，眩惑社会视听，人心颇感不安。
5月21日晚10时，驻扎在长沙的三十三团许克祥和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三十六军留守处陈其祥等，率兵千余人，分途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会、省党校及省农运讲习所等机关。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与敌人开展了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革命机关均被摧毁，土豪劣绅全被释放，捕杀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一百余人。此即“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的发生，从主观上来讲，是党中央领导人右倾思想严重。“当时党中央整个政策，尤其是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策略，不是站在时代前面去领导，而是立在后面抓住不要快走，成了一个尾巴主义者”。在对待农民运动态度上，不是积极支持已经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而是捆住农民的手脚，限制农民起来土地革命。汪精卫叫嚣，如再搞土地革命就要依法惩治，陈独秀就曲从其意；国民党指出制止农民夺取乡村政权的所谓农村自治时，陈独秀也深表赞同。这样，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锐气，助长了反革命的威风，导致两湖地区反革命叛乱发生。
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我党主要以退让求团结，只强调国共合作，忽视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当时，在陈独秀眼里，所谓“左派”，除了汪精卫以外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1927年4月，中央决定派夏曦回湘，以执行整个让步政策。临行前，陈独秀再三嘱附，要向唐生智让步，缓和一切反帝运动，以便“得唐反蒋”。当时唐生智受蒋介石抑制，处境困难，想依靠共产党找条出路，所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马日事变”时，唐生智的大部分军队驻在河南前线作战，所部日需军米2千石，依赖农民协会筹办，运送，需要我党对他的支持；同时，他在湖南的兵力异常空虚，留湘之兵，不及4团，而湖南农军枪枝早已超过3千以上，他怕端他的“老窝”，所以不敢得罪共产党。因此，唐生智在“马日事变”前后一段时间里表现是比较左的，“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党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
为反蒋作准备和发展两湖工农运动，当时的策略是正确的。但陈独秀不是壮大工农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国民党有团结、有斗争，而一头栽在他们的怀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唐生智身上。当时，省政府要求我党派人去当县长，接收团防局枪枝。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竟按照陈独秀的所谓作官不清高和共产党人只抬轿子不坐轿子的谬论“一个县长也不派，一枝枪也不收”，以表示自己“在野”，“无上台野心”。我们只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公开批评唐的政府的政策，不侵犯唐的军权、政权。“唐要求我们加入省政府，我们拒绝，在北伐军行到长沙的时候，我们曾自以是在野党”。有的共产党员在湖南省政府担任了职务，也令其辞掉。而没有懂得要夺取政权来保护土地革命。
“马日事变”后，对唐生智来说，面临两个矛盾：一个是唐生智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矛盾，另一个是唐生智和何键的矛盾。其时，唐鉴于何势大难除，更为阶级利益所左右，乃决心反共，终于掉过枪口来镇压革命。
严重右倾的第二个表现，是放弃抓武装。当时，湖南省委曾打算利用北伐军中和中央军校三分校的骨干，建立一支由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因此，省委曾派人到北伐军中进行策反工作。当时如果我们利用部队党的政工干部去作思想工作，是很可能建立一支左派军队，在紧急关头带领部队投向工农成为革命的力量的。但在陈独秀“不要与国民党争军权”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这些本来通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事，都没有成功。致使长沙的工人纠察队仅有200枝不好的枪；各市、县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也处于零散状态。
何键最初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叛乱，因此刻大家对唐生智反共态度不完全了解，怕闹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尤其重要的是慑于共产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师和武汉三镇的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军事叛变成败未可预料，故不敢在武汉贸然发动叛乱，而决定在长沙发难，这与长沙我党的军事力量的薄弱是密切相关的。
无可否认，在农民运动中，亦免不了做出一些幼稚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产，普遍的罚款，禁止谷米出境”等等。在国民政府保护军人财产之命令未颁布以前，少数农民的行动，有时不免侵犯了革命军人的利益。这本来是不难纠正的过火行为，却被地主豪绅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乘机造谣，挑拨离间，导致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与工农矛盾激化。
总之，反革命叛乱是必然的，党在策略上的失误，给予反革命派大举反共叛乱以可乘之机，遂酿成“马日事变”。所以“马日事变决非简单地许克祥一个人的政变”，而是“工农阶级与豪绅资产阶级争夺政权阶段所引超的资产阶级叛乱”。“是整个反革命继续发展之一幕”。
三、“马日事变”后长沙地区的斗争
为了给叛军壮胆鼓气、出谋划策，并直接掌握事变的发展，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于22日晚间很神秘地由岳阳赶来长沙。23日，经余湘三、许克祥、王东原、周荣光等计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领导机构。许克洋、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等五人自封为“临时主席团主席”，独揽省政府的一切权力。还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名义发表了五团长清党反共通电。24日，又在曾公祠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推仇鳌、彭国钧、许克祥、张敬兮、陈其祥、肖翼鲲、李毓尧、张开琏、左益斋等十余人为委员，并宣布废止前省党部发布的土地问题决议。省救党委员会成立不久，长沙市救党委员会也跟着成立，推彭兆璜、柳厚民等十余人为委员。随即又发布了一系列布告，欺骗蒙蔽群众，加强反动统治，如恢复团防局、清查户口、十家连结、通缉共产党首要等，并派兵挨户询问，大行搜捕。
在叛军淫威肆虐下，长沙城顿时陷入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中。市内“白天宣布戒严，每日上午8时以后，即行断绝交通，街市密放步哨，如临大敌，且任意检查行人，如遇彼等认为可疑之人，无不横遭惨杀。”街头每天都可见到多起昂首挺胸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被押赴刑场，识字岭、小西门码头、原火车东站、各城门口，都飞溅过革命者的鲜血。“自6月1日后，长沙每天至少要惨杀民众数十人，擅行拘捕不见释放者无算。”初高中学生亦难逃厄运，“被告密而屠杀的青年学生日必以数十计”，致使“学生怖甚，出校〔者〕已十之五六”。“惨案发生后廿余日内，革命民众被屠杀者数逾万人，其残酷之惨，数量之多，实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施行屠杀之后，并不宣布罪状，马上就把尸身掩埋，希图灭迹”，“甚至还有用洋油活烧的”。
反动军警四出搜查，不仅原来公开的革命组织，“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而且，大批革命机关在刚转入地下后复遭破坏。目前，虽未搜集到事变后，革命组织遭破坏的系统资料，但从《湖南全省清乡报总告书》卷三上《破获之共党机关》一节所载各项，可见因不少革命同志的被捕，革命机关随即亦遭破坏，如田波杨夫妇的被捕，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即遭破坏，致使遭严重挫折后的党团组织活动更为困难。
叛军在长沙市内及近郊连日轮番搜捕之后，即将力量移往长沙附近各县。事变前逃来长沙市藏匿的各县反动县长、团总、豪劣，这时又纷纷返县。6月，周斓主政，其“第一步即分派军队大举清剿”各地农军。唐生智返湘并公开反共，反革命气焰更甚。6月14日，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即发布“清乡”命令，将全省划为14个区域，“限于今到10日内，一律肃清具报，毋稍敷衍延玩”。规定现长沙地区的宁乡由许克祥团负责；周荣光则“担任省城内外警戒事，保护省河上下厘卡城乡各机关”；安民营负责“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镇乡清乡”；浏阳由陈嘉佑“酌派军队前往办理”。7月1日，长沙县最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何迈前当上了清乡督察员兼县挨户团总局长。浏阳反动团总张枚树事变后潜回家乡，6月2日制造了捣毁普迹市革命机关、扣押革命同志的事件；61位革命工农惨遭屠杀，成为事变后浏阳的一次大惨案。此后，7月8日，张枚村勾引叛军捣毁浏阳县委、县党部等革命机关，控制了县城，东乡、南乡亦先后被占。8月4日，阎仲儒成立县清乡委员会。7月中旬，宁乡发生了许克祥部黄子成营勾结反动县长朱德龙诱杀国民党左派、县换户团总局长文经酉等十余人的事件。长沙霞凝乡豪绅李泽湘之子为报其父被农会处决之仇，在事变后“偕反动官厅势力捕杀农民领袖苏启勋”。反动派的“清乡”到1928年更为凶残，专门成立了“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制定了《湖南全省清乡条例》等36个“清乡”法规，先后颁发了百余项“清乡”命令，明确规定“重要共匪及现行犯应处死刑者准执行后汇报备案”。当时虽“暂定全期为6个月”，实际上这一反动政策一直延续到1930年以后。
尽管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曾经使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付出了巨大牺牲，造成了措手不及的被动局面，然而，他们的屠杀政策并未能使革命者的斗争“渐就澌灭”。事变后，“清乡”与反“清乡”，就成为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于事变后一直在长沙坚持地下斗争。事变发生后，原来省委的负责人李维汉、夏曦、郭亮以及临时省委的薛世纶、王则鸣等虽先后离开长沙，但“林蔚一直在长沙，没有离开”，利用他三哥林泽生在北门外晴佳巷开的新安旅馆和湘潭人周镜秋在西湖桥开的乾丰和冶锅厂开展地下斗争。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设法保护或转移党的秘密机关和文件，向外地转移革命同志，“到处找人接头”，“设法找各工会党团（党组）联系，恢复工会工作”，以及与各地来长沙找省委的同志接头指示工作等。据易礼容回忆，他回湖南后，先后与李庠、谢觉哉同志等联系上了，建立了7个秘密机关。
柳直荀、王则鸣等在事变后转移到湘潭，以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等名义通知长沙周围各县迅速组织工农武装，并在湘潭组织农军总指挥部，筹划围攻长沙。23日又在湘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各县武装集合起来向长沙进攻”。会后，以湘潭县党部、县农会、工会等名义，向全省各县农协等革命团体发出通电：“务望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日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这份《漾日电报》已在溆浦县档案馆发现，是无可否认的最好的历史见证。夏曦出走后也在益阳、宁乡一带指导群众斗争。
关于农军围攻长沙问题，曾经有人提出异议，但多只是在是否有十万之众、是否已形成围攻形势，甚至在“围攻”一词的概念上发议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而上述《漾日电报》则证明围攻长沙的计划是确凿无疑的。当时省农协武装部长王则鸣（在临时省委内也负责军事工作）1927年6月5日到武汉提供的材料中肯定“长沙事变之后，5月24日，一部分转入地下的省农民协会工作人员决定立即组织农民暴动反对长沙事变。5月26日，他们向所有农民自卫队下达5月30日总攻长沙的命令”。这也是当事人当时提供的，与事变一年后柳直荀等人的回忆印证，应属可靠。农军围攻长沙不仅有计划和下了进攻命令，而且大部分农军已经动员起来，准备进攻。就长沙地区而言，宁乡农军已开往湘潭大塘湾，准备与姜畲湘潭农军会合。长沙东乡大贤镇农军700余人由朱友富指挥，聚集在檀木岭，准备配合浏阳农军打长沙。长沙近郊农协委员长滕代远则在河西纺纱厂等地汇集了四、五千农军待命。麓山镇农运特派员易子义也在白箬铺齐天庙开会，联合长沙18镇乡农民协会纠察队三千余人，准备配合湘潭、浏阳农军进攻长沙，第十区农民自卫军团已赶到溁湾镇，杨桥、霞凝等地农协也作了拆毁部分铁轨，配合攻城的准备。几支农军已投入战斗。如湘潭、湘乡农军29日即与许克祥部遭遇，醴陵、萍乡、安源合编的湘东赣西工农义勇队由潘疆爪任总司令，与株洲的工农武装一道在白石港、易家湾一带与敌人激战，“抵抗甚强”，相持近一个星期，曾取得击毙敌机枪连长和士兵多人、夺取机枪两挺等胜利。浏阳农军数万人由潘心源率领，于5月30日在永安集中；31日晨，分两路进攻长沙，第一路由彭兰贞指挥，从东屯渡过河攻小吴门、浏阳门，已占领韭菜园一带阵地。第二路由苏先骏指挥，在黄花至朗梨一带过河扰敌右翼，攻天心阁、工农桥一带，在天心阁一带阵地与敌相持一个多小时。长沙明道区、万寿乡都有农军参与了浏阳农军的扑城战斗。只是由于湖南省委传达了党中央停止进攻的命令，才使大部分整装待发和行进中的农军停止扑城，导致扑城计划的流产。尽管如此，农军此扑城的壮举是不容抹煞的。
（2）广大群众的反清乡斗争。农军扑城虽归于失败，然其影响是深远的。自此，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开始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走上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广大农村以红色恐怖对付敌人的白色恐怖，据《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卷三下所载敌人搜获我们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临时省委曾经制定过红色清乡计划以对付敌人的“清乡”屠杀政策。武装暴动和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即使在长沙附近各县也未曾间断。
浏阳县委在普迹事件发生后，曾派出人枪进占太阳山、月形山等地，救出被扣押的潘自鹤等同志。6月15日，浏阳农军从永安市开回县城整训。7月初与张枚村匪部接战于马家湾，毙敌近百名，后奉命赴长寿街与平江农军合编，准备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队伍到达永修，闻南昌起义已提前举行，遂取道安义、静安进入铜鼓，后参加秋收起义。9月中，起义军第三团进占白沙、东门；第二团占浏阳县城，救出一批被关押的同志，惩办了反动团总，后经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潘心源等在与三团失去联系后返县；10月初与省委派来的夏明瀚联系，恢复了浏阳县委。10月下旬，王首道回县组建浏东特委，在张家坊、永和等地开展地下活动。11至12月，浏北、浏东、浏西先后成立了游击队，在当地与敌人开展斗争。
7月中，“清乡”军开赴宁乡，形势紧急，夏曦又来宁乡召开宁、安、益三县负责人会议，决定严岳乔负责武装组织工作，必要时撤上沩山坚持斗争。7月下旬，全县挨户团400多人枪由谢南岭率领在黄材集中后开上沩山举行起义，建立了以万佛殿为中心的沩山政府。8月中，“清乡”军图攻沩山，起义军借山势据守，敌人在派人说降不成后，采用封锁政策，处境日险。谢南岭调队奔袭黄材失利，向安化转移复遭团队包围，经强攻转移到小淹。“八七”会议后夏尺冰回县任书记，与喻东声等联系后成立行动委员会。喻东声在委员会下组织除霸队，任务是打土豪、筹款。11月中，李杰、符葵从二军四师十二团拉出一支队伍离武昌转沩水上雪峰山举行起义，曾击败宁乡、益阳四镇团队联军的进攻，后又乘胜攻打横市、望北镇团防局，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另外，谢觉斋也回宁乡“指挥农军三、四千人在县城与道林一带集合，准备向省垣进攻”。
长沙（含今望城）各镇乡的反清乡斗争也很活跃。郭亮“奔走于长沙附近各镇乡组织联络，多则万人，少亦二、三千人。日则散为民，夜则秘密集合，图谋扑城。在省垣十里以外各镇乡，无不有彼辈之活动。”6月底，近郊区委书记滕代远召集十八镇乡负责人在谷山龙王庙开会，号召成立复仇大队，叶魁率先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复仇大队，首战青天寨，拔掉了河西镇暗团防队，成为颇有名气的“河西之叶营”。9月中，他们又袭击了靳江河厘金局和麓山镇团防局。此后一直与反动军队和挨户团队周旋，甚为活跃，坚持到1930年3月。河东则有徐振球领导的“徐营”，据刘彦勋自传中提及“徐振球在浏平清乡队第六支队当营长”，“是易礼容等领导的（红军）地下军”，主要活动在平浏与长沙交界地带。前述霞凝乡豪劣李泽湘之子杀害农民领导苏启勋后，“12月25日晚，突来共产党领导群众五六十人，荷检实弹将李宅包围，全家男女老幼以及雇工佣妇大小二十余人一律被杀，并焚其屋而去。亦出布告，谓李家残害革命领袖，故全家均处死刑”。
城乡人民的反“清乡”斗争，此伏彼起，地区日益广大，规模日益扩大，一直发展成为后来的“灰日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