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鼓舞下，由贺龙、周逸群和贺锦斋等同志具体组织和领导，发生在桑植地区的又一次重要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最后胜利，诞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第二方面军的第二军团，并先后开辟了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它在我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桑植起义虽然与同时期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等同属于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但却采取了与这些起义不同的方式进行，即在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造成暴动割据局面”为目的的前提下，一开始就注意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团结争取旧式的农民武装力量，采用“聚义”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武装，然后在同敌人的不断斗争中，逐步改造自己，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形式的起义在当时的若干次起义中是绝无仅有的，实践证明也是可以通达彼岸和获得成功的。
桑植起义是一次特别形式的工农武装暴动，其酝酿准备的工作，也就相应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本文力图就这个问题作一次初步的讨论，以作为对桑植起义的纪念。
一、积极宣传，广泛发动，造成红色暴动的社会舆论
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派贺龙和周逸群等同志回湘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以造成红色暴动割据局面，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等20余人子1928年2月29日抵达洪家关后，当天深夜就在贺龙家里，以湘西北特委的名义，吸收贺锦斋、李良耀参加、召开了紧急会议，具体研究了桑植起义的有关问题。贺龙这次回来，属久别而归，前来看望的亲朋好友有几百人，都围在贺龙周围亲切交谈，直至深夜不散。半夜过后，对面的鹰嘴山上忽然一声枪响。为了保护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同志的安全，贺英所部和洪家关300多乡亲自动前去搜山。湘西北特委为防万一，急令专程护送贺龙回归的钟慎吾部站岗放哨，严密封锁各个要道哨卡，特委会议便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召开了。贺锦章有诗为证：
一夜灯火照影红，亲邻如水汇其中，
情同久别儿依母，哭哭啼啼诉苦衷。
絮语绵绵久不停，忽听郊外有枪声，
人民为着搜潜敌，一座高山欲踏平。
湘西北特委会议虽然开得很紧急，但开得很顺利，并在以下四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立即成立以李良耀为书记的中共桑植县委筹委会，尽快发展基层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广泛造成红色暴动的社会舆论，以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二是“拉关系”、“挖墙脚”，同周围的各类武装谈判，造成暂时稳定的局面，以利于起义的各种准备；三是尽快联络各地的农民武装，迅速建立人民军队；四是开通各种渠道，筹备武器装备和军费给养。
特委会议召开以后，县委筹委会立即开始了工作。当时，桑植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而贺龙、周逸群等又是突然而至，根本不可能马上发展党员。因此，有着比较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李良耀同志，从桑植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尽快地培养发展共产党员，组建各地的“党部”；另一个方面则借用“党部”的名义，积极串连，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筹备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李良耀串连发动了屈进成、刘庆轩、廖汉生、等贫苦知识分子和一批贫苦农民骨干，首先在洪家关建立了洪市区“党部”，然后又在朱家台、岩垭、兴旺塔、凉水口，罗峪、分水岭等区乡建立了“党部”和农会。据屈进成回忆：“当时的“党部”基本上没有党员，实际上只是农会，是串连发动农民的一种形式。但“党部”的威信很高，土豪劣绅见了“党部”的人，都弯腰低头，装出一副可怜相。”
为了尽快发动群众，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筹委会特别注意抓紧宣传工作。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参加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农民拿起武器，实行武装暴动；号召妇女争平等，争自由，求解放。宣传的方式有开会、演讲、演戏和书写口号标语等。那时洪家关每逢一、四、七日赶场。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李良耀等每场都用大木桌作讲台，公开发表演说，用浅显的实例，揭露地主恶霸和反动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深入浅出地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号召广大农民行动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反动派作斗争。桑植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县分、人民群众喜欢唱歌跳舞，特委和县委筹委便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贺锦斋从小就喜欢唱民歌、打花灯，他把革命道理编成花灯词，自己装扮旦角，以桌子作舞台，边舞边唱，吸引了赶场的大部分人。周逸群还在贺龙的新屋里编了五首歌，套上“苏武牧羊”等曲词，每逢场期和开会就教大家学唱。
周逸群写的这些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注入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的基本目的和任务，又采取民歌的方式进行宣传，一下子便流传开来，很快普及全县乡里，深受群众欢迎。
贺龙、周逸群、李良耀等主要领导还经常抽出时间到刘家坪、朱家坪、枫香坪、回龙湾等地的田边地角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边作调查，一边同群众交谈，用革命的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他们还到内半县的凉水口、罗峪、仓关峪、分水岭等地进行阶级调查。每到一地都要召开会议，找群众谈话，配合县委作宣传群众工作。贺龙家的右前方，有一座由九个凉亭组成的瓦屋桥，叫永安桥（现名贺龙桥），飞檐翘瓦，气势雄宏，横跨在玉泉河上。这里一向是群众歇息和游玩的地方。周逸群和贺龙等同志便经常在这里同群众谈话，接待故旧亲朋，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 贺龙、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还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注意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依靠他们为党作宣传工作。例如当时桑植地区较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屈进成、谷志标、谷有年、谷佑箴、杨云阶、贺寿文、贺锦章、谷晋芷、谷天泽等都积极地支持党，拥护党，在宣传发动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他们有的人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党的军事骨干和政治骨干；有的还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据屈进成回忆：那时，桑植识字的人很少，贺龙同志知道我读过几年古书，识得几个字，常要我和一些识字人写点标语、口号。有一次我写了一首“工农革命子弟兵，不拉夫来不挠民、打倒土豪和劣绅，改田分土干革命”的墙头诗，贺龙同志看了非常高兴，连声说好。由于特委和县委筹委所进行的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极大地震动了湘鄂边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劳苦人民，得到了各方面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为桑植起义作好了舆论准备。
二、“拉关系”，“挖墙脚”，争取一个暂时稳定的政治坏境
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回到洪家关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严加防范贺龙返回桑植的紧要关头。当时敌人虽然在桑植没有重兵把守，但周围的反动团队多达近百支，并都张弓拨弩、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向革命进攻。桑植西面有盘据在保靖、凤凰一带的“湘西王”陈渠珍，陈兵一师，前沿已达永顺；东南面有活动在桑植境内有陈策勋和他联合起来的陈黑、陈星如、张东轩、刘景星、向英武、张恒如等团防，兵力共两团有余；东面有盘踞在慈利、石门一带的谷岸桥、向虞卿、朱法生、朱际凯等团队，兵力近一团。北面有盘踞于湖北鹤峰一带的王文轩、罗贵福、于章如等团防，兵力一团有超。此外，还有敌四十三军李燊部驻扎在邻近桑植的石门，慈利一带，正在镇压石、慈二县的年关暴动。这些反动武装广泛散布在桑植四周，对桑植构成了包围的形势，距桑植最近的仅三、四十华里，最远的也不过一百七、八十华里。他们在蒋介石的高压和重赏之下，显得极其贪婪和疯狂。这种情势对于桑植起义的组织发动，构成了极其严重地威胁。显然，采取必要措施稳住各方，造成一个暂时稳定的政治环境，乃是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筹委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筹委一致决定利用贺龙的威望和一些老关系与之谈判、求得暂时的安定，以便组织部队，为桑植起义的准备工作赢得时间，而且可以团结友人，孤立敌人；团结友军、打击敌军，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
为了实现“拉关系”和“挖墙脚”这一策略，首先以贺龙的名义分别向大庸、永顺、龙山、保靖、石门、慈利、鹤峰等邻近桑植的大大小小团防的头目送去了近百件信函，以讲交往为基础，或规劝他们改变立场，参加革命队伍，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动员他们给革命支援粮食和军费；至少要求他们自己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之中保持中立；或假打真谈等等。这些信象一枚枚炸弹在各地团防中炸响，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而外，大多数团防都暂时维持了中立，并有不少人还主动献粮献款，捐献枪弹。例如盘踞在慈利、鹤峰一带的团防朱法生等接得贺龙的信后，立即回信请贺龙到鹤峰走马坪，主动捐给军粮几千斤，大洋几千元，还捐了一批枪弹。驻守大庸县的何键的团长吴雨霖，大革命时期与贺龙交情甚好，又系贺龙的旧部属。他接得贺龙的信后，主动向贺龙提供情报，还帮助牵制熊相熙、陈策勋等团防。大庸“怪杰”周铁鞭时任国民党第十四军第十二师师长，驻防慈利。大革命时期，周铁鞭曾是贺龙好友。他接得贺龙的信后，干跪带领全部七个团以待命整编为名开往常德、桃源，根本不与桑植接触。
贺龙、周逸群还以个人名义邀请县内外名流雅士云聚。这些人不仅在湘西一带有着较高的名望，而且与当地的政治势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些人，贺龙和周逸群一一热情接待，亲切交谈，晓以大义，耐心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于那些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开明人士，以求安定。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一是陈南星父子，二是谷大姐夫妇。
陈南星，桑植澧源镇东正街人，晚清秀才，以经商、开书店为业，是桑植著名的富商。儿子陈伯陶早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议会副议长。他们父子追求进步、思想开明，在湘西一带有着很高的名望。陈南星父子与贺龙常相交往，友谊极深。而他们与“湘西王”陈渠珍又是本家族属，至相信赖。据陈南星外甥向贤哲和贺龙内侄向贤善回忆：贺龙回到洪家关的第二天，陈南星同贺龙、周逸群等密谈四昼夜。表示“倾家献身”予以支持革命。四天后便欣然接受贺龙的委托去与陈渠珍及其部属谈判。他先到凤凰找到陈渠珍，然后遍访永顺、保靖、龙山等陈渠珍届地的部属官兵，历时达三个半月。经过他的努力，使陈渠珍及其部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自己没有向红军进犯，而且借“整编”部队的名义，将桑植同防陈策勋等调往凤凰达一个月之久。既使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他“并不与红军认真作战，只是派过周燮卿和一些地方团队去应付一番，他的直属部队没有派去作战。
陈渠珍是湘西势力最大的反动武装，争取到他的中立，为桑植起义暂时免除了最大的武力威胁。
谷大姐，本名谷德桃，女，白族，洪家关泉峪人，嫁樵子湾邓仁山。辛亥革命时，他们夫妇二人是桑植著名的“会党”领袖，也是湘西“讨袁护国”的重要骨干。贺龙回到洪家关后，谷大姐夫妇便前去看望，并接受贺龙的委托，前往慈利县的官地坪，与谷岸桥、向虞卿等团防首领谈判。
谷岸桥是慈（利）、桑（植）、鹤（峰）联防办事处主任兼慈利县第五区区长，有长短枪400余支，是一支势力较大的团防武装，谷岸桥与谷大姐属同宗本家，一向密切交往，关系极深。谷大姐接受贺龙委托到官地坪后，经过谈判，谷岸桥、向虞卿等不仅接受了贺龙要他们与红军维持中立的要求，而且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谷岸桥离开官地坪为止，无论在红军兴旺发达的时候，或者在受到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谷岸桥、向虞卿等不仅从来不向红军进攻，相反地却让红军在官地坪设立了秘密联络机关，源源不断地给红军接济物资，帮助红军购买枪弹、整修机械，照顾和抚养红军家属和伤病员。那里不仅成了红军获得情报、武器和给养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了红军安置伤病员和家属的可靠后方。
邻近桑植的湖北鹤峰，是湘鄂边区的战略要地。为了暂时稳住这一带的团防，贺龙便亲自前去与这一带最大的团防头子王文轩谈判。王文轩是当时湘鄂西民团总指挥，又是鹤峰南关总公所所长，与五峰县团防孙俊峰、石门团防罗效之，慈利团防朱际凯、走马坪团防于章如，北佳团防陆明清等反动武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湘鄂边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王文轩慑于贺龙的威望和谋求私利的企图，不仅接受了贺龙要他严守中立的要求，主动接济了红军一批物资、现洋和枪弹。由于王文轩的暂时中立，使于章如、罗贵福、陆明清、孙俊峰等反动团队受到了约束。他们取中立态度达一年之久。
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筹委在对周围各类武装实施“拉关系”、和“挖墙脚”的同时，还注意适时打击最反动的敌人。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而又胆敢疯狂进犯的陈策勋、陈黑、刘景星、张东轩、张恒如等团防，则坚决予以回击。
实践证明，湘西北特委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实施的“拉关系”、“挖墙脚”和坚决打击最反动的敌人的战略策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不仅为桑植起义创造了一个暂时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起义的准备。而且成为后来开辟湘鄂边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的重要武器之一。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伟大而明智的创举。
三、联络亲朋故旧，组建革命武装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曾经多次想回湘西重建一支人民军队。1927年7月下旬，贺龙与徐特立谈话时就曾经表示：“南昌起义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同年10月3日中午，他在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南昌起义失败后善后工作的流沙会议上又说：“我不甘心，要干到底，要卷土重来。”贺龙经香港到上海后，党中央决定他回到湘西重拉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了贺龙的这一心愿。
曾经有人这样发问：党中央为什么决定派遣贺龙回湘鄂边搞武装暴动，以造成红色割据局面？我认为，除了“湘西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贺龙对那里情况熟悉”和“地理条件也很有利”等条件外，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贺龙在湘西、湘鄂边乃至湘鄂川黔有较好的“人缘”关系，“只要利用这一关系就可以拉到军队”。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回忆一下历史就一清二楚了。
从1916年春贺龙刀劈芭茅溪盐局起，直到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贺龙从事武装斗争长达1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曾遭受过多次挫折和失败。他的大姐贺英等也及时给予了很大的支援，很快又把队伍拉了起来。无数的挫折，使贺龙很早就认识到“鸡要有个窝，鱼要有个潭，拉队伍必须有后方”的道理。因此，贺龙同他的大姐贺英有着一种默契的配合：一个在前方，一个守后方；前方胜利，后方更强；前方失败，后方支援。贺英曾经说过：“龙胜于英，英必靠龙：龙固不保，英亦何存？”可以说，这就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1921年8月，贺龙率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参加第二次援鄂战争，离开桑植时，除留下大姐贺英的民军守备后方外，还留下王用之营长率一营人枪，担任桑植城防。1924年秋天，贺龙响应孙中山《北伐宣言》的号召，率部从贵州铜仁返湘北伐前夕，拨给贺英一批武器，以“后方留守游击司令”之称，嘱咐她守好后方。同时，叮嘱大妹贺满姑和三姐夫刘玉阶在后方拉起武装。1925年10月，赵恒惕下令派三个师讨伐贺龙。贺龙率部撤离湖南去贵州前夕。又特地留下团长贺连元和贺文炎所部回桑植，配合贺英、贺满姑、刘玉阶等巩固后方。同时将桑植护商支队钟慎吾部留在桑植走马坪一带，拨枪120支，军装120套，守备和扩大后方，1926年4月，贺龙率部从铜仁出发再次返湘北伐，留在后方的贺英、贺连元、钟慎吾等部已逾千人。为了配合贺龙北伐、贺英统率各部攻占桑植县城，打败驻军团长肖善堂、赶走县长马策，并公推贺星楼出任桑植县长。
1926年11月中旬，贺龙率部进驻汉口。这时，正处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前夕，奉系军阀的主力陈兵河南，企图夺取武汉三镇。武汉的形势极其紧张复杂。贺龙决定“跟共产党走”，一方面决心率部继续北伐，向河南进军。一方面命令驻守在澧州、津市一带的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等率部返桑，以加强后方面的力量；另一方写信给大姐贺英和妹妹贺满姑、请她们来武汉，商讨巩固后方，以防不测诸问题。贺英等在汉期间，贺龙向他们介绍了两湖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郑重地说明了自己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为了防备不测，贺龙对贺英说：“大姐，你先回去，把后方守住，搞好，我在外面有了困难还要回家乡去。”贺英等离开武汉时，贺龙特地把在宜昌缴获的一部分武器由松滋直接运回桑植。还提出一部分私人存款，动员女儿贺金连将“私房钱”拿出来，让贺英等购买了一批短枪。当时，贺龙的女婿肖辉然（未婚）刚死，停尸汉口需要运回桑植。贺龙便借此机会将棺材作成夹层，上面放人，底层藏枪，连竹子作成的轿杆内部装满了枪械零件。
1927年4月下旬，独立十五师参谋长陈图南伙同其侄子陈策勋、陈黑和刘燮、艾相峰等在刘家庙煽动兵变，企图杀害贺龙。事情败露后，陈图南、刘燮、艾相峰等被武汉公安局处决，陈策勋、陈黑、刘景星等带枪逃回桑植，为了防备这伙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贺龙立即给留驻武汉的旅长、二姐夫谷清云部配备48支短枪，急返桑植，以加强后方的武装力量。尔后，谷志龙将这支部队组成了“农民自卫团”，与贺英及其他留守部队相互声援，共同守护着大后方。
“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流沙会议决定，贺龙离开部队去上海。1927年10月3日下午，他在潮汕地区的神泉塘与部队分手时，嘱咐部属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设法回湖南坚持斗争，作东山再起的准备。遵照贺龙的嘱托，原二十军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和李云卿、文南甫等军事骨干回到了桑植，又分别拉起了武装。10月中旬，贺龙抵达上海后，原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的堂弟、共产党员贺锦斋带领贺桂如、贺学定、贺春轩、贺桂生，滕树云、朱炳章等也乘船来到上海，在一个黄包车夫宿舍里会见了贺龙。贺龙为图再起，经请示党中央批准，要贺锦斋等赶紧回湘鄂西选择一处地方去打游击。贺龙亲笔写了一封给在武汉的家属的信，要贺锦斋他们到公馆里去取一笔钱购买枪弹。贺锦斋等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后，便和湖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到荆江两岸积极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至此，贺龙陆续留在后方和派回的武装力量，除了贺锦斋所部在洪湖地区活动而外，在桑植的计有贺英、贺满姑、刘玉阶、贺连元、贺文炎、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钟慎吾、谷志龙等部，加上南昌起义失败后返回桑植的王炳南、李云卿、文南甫等拉起的队伍，共有近20支，3000余人。他们遍及全县，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桑植地域，实际已形成了一片农民武装割据区。这些队伍都经受过大革命的锻炼，有的还直接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有的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拉夫、不派款、不挠民，高举反官府、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旗帜，同国民党反动派抗争。在反动团防头子陈策勋丧心病狂地提出“召齐天下刀客，杀尽贺子贺孙”的反动口号下，联络各地团防近千人，于1927年11月向这些留守后方的武装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些农民武装一方面等着贺龙归来，一方面在贺英的主持下，组成了以贺英、贺连元为首的桑植民军指挥部，一举击溃陈策勋的团防武装，并一度占领桑植县城。这种格局，为湘西北特委的到来准备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也为特委组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这些留守后方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都是贺龙的原部和亲属。为了尽快组建人民的军队，湘西北特委首先抓住贺氏家族及其亲属统一认识，共同行动的问题。贺龙、周逸群回到洪家关的当天，就利用贺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机会找她谈话。同她分析形势，用党的主义对她进行教育，甚至连妇女解放的问题都谈到了。当她知道党要在桑植举行起义后，表示全力支持。贺英当时身为后方留守司令，地位举足轻重。得到她的支持，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当天晚上，特委将贺氏族人男女老幼全部聚集在贺龙家里，宣讲党的主张，畅谈革命形势，号召贺氏族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贺龙、周逸群要在桑植起义，同蒋介石作斗争之事，在贺氏族中掀起轩然大波。以贺英、贺满姑、贺寿文等为首的一方，积极支持贺龙、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的主张。贺英当场表示把自己带的队伍全部交给党，并将收藏的一批短枪从地下挖起来统统献了出来。她说：“我现在就向党献出一点实物，我祝贺党兴旺发达！”贺满姑、刘玉阶也当场表示把他们带的部队交给党指挥。然而族中一部分思想守旧的人，却连声责备贺龙，质问为什么要戴共产党的红帽子？贺龙回答说：“我戴这顶帽子很合适，你拿10万两金子想买也买不到。”
他们又说：“你们这样闹就不怕犯条律？诛灭九族吗？！”
贺龙说：“我贺龙找真理，找共产党找了多年，现在找到了，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死无大病，我什么都不怕。”
这些人继续无理纠缠贺龙，贺龙坚定地对他们说：“我干共产党干定了，你们害怕就分道扬镳！”
这时贺英、贺满姑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自己的事从来不用别人管，往后各人走各人的路，谁也用不着谁管！”在贺氏族人这场内部争论中，大部分人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鼓舞。贺龙的族叔，桑植著名的知识分子贺寿文，为了支持党，将爱人王香姑同他结婚时保存下来的金簪子、金戒指等贵重首饰献出来作为军队的军费。在贺寿文的带动下，贺氏族人及亲属掀起了一个向党献金献银的热潮，有40余户献出金银器皿和饰件十多斤，大洋几千元。此外还有近百人参军，后来有不少人先后为革命牺牲。1935年红军长征时，贺氏全族寡妇就有70余人。
为了尽快实现建立人民军队的计划，湘西北特委以贺英、贺满姑、刘玉阶交给党的武装为基础，及时进行整编，同时给以革命理论的初步教育，使其成为党的基本力量。
继尔，湘西北特委立即着手联络各地的农民武装，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鉴于当时留守武装力量实际已经形成地盘分散，步调不一的格局，特委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尽快的统一旗帜，即有一个统一的军队番号和一个公称的领袖人物，争取他们全部站在统一的旗帜下来，共同对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特委到达洪家关不久，便公开宣布建立工农革命军，以贺龙为军长，设置了军部。特委委托贺锦斋找来了一匹红布，绘好图形、写好番号，请其夫人戴桂香用手工缝制了一面长九尺、宽五尺、绣有镰刀、斧头和“工农革命军”字样的大红旗，挂在军部的门口。接着，特委以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广贴布告，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军队的宗旨并以此来统一留守各部的思想，号召尽快联合。
除此而外，湘西北特委还以贺龙的名义，向县内外各亲友旧部发出了大量信函，号召他们站在党的旗帜下来；并派出贺锦斋、贺桂如等具有影响的骨干出面，深入各地去联络他们。特委的这一系列活动和工作，获得了各部的拥护和支持，纷纷投入到革命中来。到3月下旬，特委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共有3000余人。他们是：贺英、贺满姑、刘玉阶、贺连元、贺文炎等基本队伍1500余人，贺炳南部200余人，贺沛卿部200余人，王湘泉部100余人，谷佑箴部50余人，李云卿部300余人，王炳南部300余人，钟慎吾部50余人、谷志龙部300余人、贺雅庭部50余人、李锦斋部60余人、刘子维部100余人，新招收工农参军的300余人。
1928年清明节前夕，湘西北特委在洪家关召开了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正式将各部统一编队，宣布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下辖一师，两个团和三个支队。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李云卿、贺桂如分别任一、三团团长，钟慎吾、贺沛卿、王炳南分别任支队长。工农革命军成立那天，特委在洪家关召开了群众大会、正式打出了湘鄂边区第一面红色的军旗。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攻下桑植县城，桑植起义便胜利地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