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日，中共湘西北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在湘西北领导举行了著名的桑植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年关暴动，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又一次成功的实践。她的独到的建军形式，奇特的战斗经历，曲折的艰苦道路，以及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增添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章。
起义前桑植社会状况
1927年，当中国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许克祥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紧接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发动政变，实现了蒋汪合流。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严峻时刻，党中央派周恩来到武汉会见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贺龙，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鼓励他进行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贺龙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果断地将部队撤出武汉开到南昌，与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举行“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湖南、湖北作为秋收年关暴动的中心区。8月16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会议改组湖南省委。8月18日，在改组后的第一次省委会议上制定“湖南秋收暴动计划”，设想鼓动全省、特别是湘西的常德、石门、慈利、桑植、永顺等十余县起来暴动，造成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为加强湘西区的领导，省委决定派彭公达前往湘西，改组常德地委，组建湘西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彭公达到常德后，为便利工作起见，将湘西分为三个特区，组建湘西北、湘西南分特委。湘西北分特委，管辖永顺、桑植、龙山、保靖等县，推选特委委员陈协平负责。陈协平接到任务后，急奔桑植、永顺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
地处湘西边陲的桑植，北与鄂西接壤，西与川黔相通。是通往湘鄂川黔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民族杂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只占人口总数5％的地主占有土地的80％，而占总人口95％的农民仅占全县土地的20％。各族贫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包谷壳叶当棉，辣椒末当盐，烧几个红薯吃了算过年”的艰苦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在1916年2月，贺龙率20多名青年刀劈芭茅溪盐局，走上了武装革命道路。1916年秋，白竹坪黄德清领导700余农民，爆发了反对苛捐杂税和收高租课的暴动。1917年秋，前村坪女神兵领袖周金莲领导千余农民攻打桑植县城。大革命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曾先后派彭玉珊、朱茨堂、谷及峰、谢策智等中共党员到桑植，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4月底，全县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0余人，遍及整个城乡。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桑植活动的彭玉珊、朱茨堂先后在常德牺牲，许多革命积极分子和农协会员或流落他乡，或隐匿深山老林，如火如荼的桑植农民运动被摧残殆尽，革命运动处于低潮。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悬赏通缉贺龙。桑植反动团防陈策勋打着“铲共剿贺”的旗号，纠合大批地主武装到贺龙的家乡洪家关等地残酷“清乡”，大肆捕杀群众和贺氏亲属。仅1927年9月份一个，洪家关就有数十人被无辜杀害，霎时间桑植大地上为一片白色恐怖。
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后，特委委员陈协平于11月中旬，秘密来到桑植洪家关，与原在省二师读书的学友谷佑箴取得了联系，并秘密约见了贺连元、贺英。商讨了在桑植进行年关武装暴动的问题。陈协平走后，谷佑箴、贺联元等分头到南岔、仓关峪、陈家河等地秘密串连、组织暴动队伍，经过近半月的准备，组成了有贺英部、谷志龙部参加的共600余人，300条枪的队伍。成立了贺联元任指挥、贺炳南任大队长，谷佑箴任秘书长的农军暴动总指挥部。同年12月5日（农历冬月12日）攻占了桑植县城，激励和振奋了广大劳苦大众。
12月17日，国民党张义卿团配合桑植团防陈策勋部向桑植县城进行反扑，农民指挥部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县城，特移乡下，分散活动。这次农军起义的胜利，虽只存在12天，没有在湘西北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嚣张气焰，为中国共产党在桑植领导和组织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桑植起义的准备及其爆发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中共中央也正着手准备“第二次起义”。并决定贺龙回湘西拉队伍，组织武装暴动，红色割据湘鄂西。1928年1月11日，贺龙和周逸群偕卢冬生、张海涛、施元（即史书元）等十余人，乘江轮离开上海。1月15日到达武汉，与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接上了关系。时适中共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的年关暴动，贺龙被湖北省委任命为暴动总指挥。后因省委设在武汉的印刷机关遭敌破坏，暴动未遂。
1月18日，贺龙与周逸群、卢冬生、张海涛、施元等越过敌人岗哨，登上事先租好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上，21日抵达监利反嘴，登岸与党先期派到这里，并拉起了一支武装的贺锦斋、李明铨部会合。继而，特委推定周逸群负责党务工作。接着，特委与贺龙部移至监利下车湾，先后同华容、石首、沔阳县委取得了联系。
1月23日，贺龙、周逸群与中共沔阳、监利、石首、华容等各县县委在监利县剅口黄家墩召开了联系会议，决定各地举行年关暴动。同时，会议决定：湘西北特委暂留鄂西和湘北，开展年关斗争。并至函鄂中区，约请住沔阳的鄂中区工农革命第五军前来，会合贺锦斋以及石、华、监、沔的农民暴动队伍会攻监利。
2月7日（即农历1月16日）下午，特委应华容县委请求，贺锦斋部顺江而下，当夜攻克华容的砖桥，消灭土匪文大哥部百余人。拂晓又在长岗庙消灭驻庙内团防，夺枪30余支。接着，攻下塔市驿和石首的调弘口、高基庙、小河口等地，袭击了石首县城。
2月18日，湘西北特委指挥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受挫，部队回到石首砖桥修整。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并决定：贺龙、周逸群率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张海涛等二十余人。按中央原定计划前往湘西北，其余的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2月25日，贺龙一行经安乡再到津市。先后与旧部黄玉书、谭厚培以及早年好友黄新村等商定筹集枪支、弹药、经费等事宜，并计划在津市设立军火转运站。第二天，贺龙一行又到澧县彭山思王庙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联系，和他们商讨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办法。紧接着又到石门南乡张海涛家，了解石门地区武装斗争的情况。尔后，特委一行经慈利的江垭、竹叶坪、桑植之走马坪、麦地坪，于2月29日回到桑植洪家关。
贺龙率领的特委在西进途中，历经艰难险阻，从组织、军事、军费等方面作准备，并进行起义前的预演，为桑植起义的暴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尽早实施中央计划，湘两北特委一到洪家关，立即进行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筹备工作。
首先，特委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任命李良耀为书记，负责党的地方工作的领导，串连、发动革命骨干，为起义积蓄中坚力量。同时，打出了“劳农军司令部”的旗子，公开组织武装力量。
第二，广泛进行革命宣传。特委充分利用演讲、文艺活动、写标语、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大造革命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起义有较明确的思想认识，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第三，积极组织武装力量。特委一方面将贺龙的亲属、旧部将领所带领的农民武装作为起义的基本队伍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动员和规劝其他杂牌武装统一听调于“劳农军司令部”，一并举义；同时还广为招收社会贫苦工农参军入伍。
第四，广辟财源，筹集军费粮饷。特委一抓打富济贫工作，勒令豪绅、地主交出限额的钱、粮；二抓群众的“捐金”活动，广积屯聚；三抓向附近省、县的有关人员借钱、借粮。
第五，为保证起义的一举成功，特委利用贺龙的威望，广为四邻的党、政、军，商客致信，劝其投身革命或保持中立，“拉关系”、“挖墙脚”，创造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的社会环境。
第六，研究和部署了起义爆发的日期，行动计划、进军路线及起义后的基本打算和去向。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特委就组建了一支拥有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胜利完成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为桑植起义的爆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月30日，特委将起义部队云集于洪家关进行统一整编，将劳农军司令部改称为“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辖一个师，贺锦斋任师长，编两个团，贺桂如、李云卿分任团长，还编了34个大队，6个中队，王炳南、贺炳南、刘玉阶、文南甫任大队长。
4月2日，工农革命军揭竿而起，兵分三路向桑植县城逼进。贺龙、贺桂如率中路大军经文家垭、出蔡家峪，过八斗溪直插县城北门；贺锦斋率左路军走岩岗塔，越风门垭、穿柏家冲，杀向东门；李云卿统右路军绕南岔、跨澧水、奔汪家坪冲向西门。上午11时左右，县城被起义大军围得水泄不通，向城内发起了总攻击。县城守敌陈策勋见状吓得魂不附体，急令部属拼命抵抗，自己带马弁从厕所溜向后山而遁。另一团防头子张东轩率部属死守西门，工农革命军奋勇冲击，攻破西门，直捣城中，张东轩率部出逃。东门守敌陈佑卿猖狂、横傲已极，架起机枪向贺锦斋部猛烈扫射，起义军前进受阻，贺锦斋一面指挥人马攻城，一面展开政治宣传攻势。这时，贺龙部、李云卿部从陈佑卿左、右两侧杀出，陈佑卿经不起腹背夹击，只得丢枪弃甲，逃出城外。工农革命军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攻克了桑植县城，鲜艳的斧头镰刀红旗飘扬在桑植县城上空。
4月3日，特委在县城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诞生，李良耀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颁发了《工农革命军布告》；接管了旧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桑植起义的三次受挫
桑植起义的爆发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迅速调兵遗将，从四面八方向桑植扑来，企图扼杀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4月15日，敌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命向凤翔、姜文周两个团和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分别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进攻。工农革命军奋起反击。由于起义部队刚刚组建，未经过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承受力较差，战斗力不强。双溪桥、梨树垭两战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双双失陷。工农革命军被迫退到凉水口、罗峪一带。为迅速恢复部队，周逸群、贺锦斋等在原地指挥部队，迎敌作战。贺龙带卢冬生等到仓关峪、蹇家坡、鹤峰的堰垭、红土坪等地扩充队伍，筹集军饷。敌人追至凉水口、罗峪，周逸群、贺锦斋率工农革命军退至苦竹坪与敌激战，敌强我弱，起义军严重受挫。周逸群险遭不测，被迫转移到鄂西的沙市、石首一带开辟根据地，以策应和配合桑植起义。
苦竹坪再次失利后，工农革命军退至白果垭、白龙泉、金藏的深山老林中，与敌周旋。贺龙得知起义军再次失利，急赶回罗峪，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避敌锋芒，分散活动，以利再战。接着，敌人四面搜山围剿，工农革命军风餐露宿，日奔夜转，处境十分艰难。5月初，交通员叛变，部队损失惨重，贺龙几遭不测，只得转移到桑鹤边界的红土坪、白竹坪等处隐蔽。桑植起义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在红土坪、白竹坪隐蔽期间，特委认真分析了形势，找出了起义部队受挫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委派贺锦斋、王炳南等到各地收集失散部队，李良耀到鹤峰等地与党组织联系，请求指示；派贺英、谷大姐等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贺龙、卢冬生等到走马坪和官地坪等地筹集枪弹粮饷。经过特委和全体官兵的努力，6月初，工农革命军恢复到400余人。这时，工农革命军侦察到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从桑植向龙山移防。特委决定利用敌西撤之机予以截击。6月25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在地势险要的桑植南岔至两河口之间的小埠头葫芦壳地段，痛击敌人后卫部队，打死敌参谋长张策，歼敌150余，缴获枪支100多条以及大批弹药、银元。小埠头葫芦壳伏击战的胜利，是工农革命军受挫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6月29日，特委率部队攻占洪家关，与贺桂如、文南甫部相继汇合，部队恢复到1500余人。
这时，国民党统治势力内部各派的矛盾暂趋稳定，正在进行全面的“清乡”、“围剿”，他们把湖南“清乡”、“围剿”的重点放在桑植和石门太浮山。由陈嘉佑指挥的十四军和陈渠珍的第十九独立师负责，他们铁桶般向桑植包来。
7月1日，特委正在洪家关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准备进行土地革命。敌独立十九师两个团和桑植团防由姜文周、陈策勋指挥从杜家山、双溪桥、梨树垭、南岔三个方向偷袭洪家关。为保证主力部队和群众的迅速转移，贺锦斋与李云卿率两部人马顽强阻击。由于敌人众多，火力很强，正面战场失守；师长贺锦斋身负重伤；团长李云卿阵亡；部队损失570余人，洪家关被敌人占领。工农革命军撤至内半县的鸭儿池、罗峪、谷罗山一带，与活动在仓关峪、六耳口的贺文渊、滕久元部会合，转移到内半县的罗峪一带及桑鹤边界的深山老林中隐蔽休整。7月上旬，特委遵照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为在工农革命军中加强党的领导，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另在工农革命军中设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工农革命军和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的指示，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贺锦斋、陈协平、张一鸣，李良耀为委员的湘西前敌委员会，着手党的组织建设和部队的整顿，进行了著名的罗峪整编。前委在整编中认为：工农革命军几次严重失利，客观上是敌我力量悬殊，但主观上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党的领导力量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二是部队没有铁的纪律，整体观念淡薄，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三是部队军事素质差，作战能力不强。因此，前委决定：（一）对原有部队进行彻底改造，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农民斗争；（三）红军走出桑植，开赴石门发展游击战争，向常德取包围之势。根据上述决定，前委在政治思想教育中，一方面以启发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为主要内容，且在大队以上设党代表，连队建立党支部，又先后发展士兵党员40多人，加强了部队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重申了铁的纪律，对违法乱纪者，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前委还对只愿拖队捉肥猪、称山大王，不愿下山去暴动，遂拖枪潜逃和以公报私仇的李高卿、滕久元、谷新阶等实行枪决，严肃了党纪、军纪。
在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整编的同时，前委还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整训和对外宣传。部队作战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农民运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樵子湾、谷罗山、罗峪等地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不少贫苦群众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在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前委对部队的建制也进行了统一改编。8月1日在贺沛卿家里将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下辖一个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两个大队，王炳南、滕树云分任一、二大队长，四个支队，贺炳南、文南甫、贺沛卿、王湘泉任支队长，朱炳章任特务连长，汪毅夫任宣传队长。接着，在贺沛卿屋旁的河塔里召开整编大会和举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革命一周年大会”。同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南昌起义精神，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争取桑植起义的彻底胜利。大会宣布罗峪整编结束。
罗峪整编，是桑植起义从失利逐步走向胜利的一个大转折，是工农革命军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单纯的军事行动逐步走向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相一致的新的阶梯，是工农革命军逐步过渡到正规化、革命化、军事化的一个里程碑，对桑植起义的彻底胜利，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罗峪整编后，前委根据湖南省委和湘两特委的指示，留下部分队伍坚持桑植的斗争外，主力于8月20日，从罗峪出发经谷罗山、金藏、走淋溪河、过江口翻铁路坪，支援石门的斗争。8月25日到达石门西北乡的中心区域磨市。立即与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石门县委书记曾庆轩、湘西特委派驻石门西北乡工作的郭天明、石门县委委员陈奇漠，和原县委书记伍伯显召开了联席会议，商定：（一）以磨市区的石门西北乡为暴动中心。在磨市四周泥沙、所街、子良坪、仙阳、皂角市、磺厂等处，以最短的时间恢复党的组织，公开号召农比起来暴动。（二）暴动起来之后，在磨市建立农村苏维埃，实行割据西北乡，并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三）以安福寺之新安、合口等为暴动区域，向石门取包围之势，进而夺取石门县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根据上述决定，立即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战略战述，向四面游击。先后在黄龙、磨岗隘等处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土豪劣绅和敌人的税征人员。并通过演讲、传单、标语等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8月底，王炳南率部经石门南坪河、游击到五峰清水湾打击土豪，筹集给养。9月511，工农革命军从磨市出发，决计去开辟新根据地。一昼夜行军180里，消灭了王家厂团防据点，夺取了大堰珰保商团的30余支枪。
9月7日，革命军转到仙阳。翌日拂晓，遭敌十四军李云杰部第二团从东面，石门团防伍岳楚部从西面的突然夹击，工农革命军军部及前委被冲散，贺龙和前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历经数险，方突出重围。军参谋长黄鳌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全军伤亡150余人。
仙阳失利后，前委率军退到石门边陲小镇泥沙，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区委书记刘植武，区游击大队长唐占益汇合，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9月21日晚，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叛徒罗效之率400余团丁配合国民党14军偷袭泥沙，工农革命军与之激战5个多小时，未能将敌击退，革命军退到枫香坡。师长贺锦斋牺牲，工农革命军损失惨重。前委带着突围出来的部分工农革命军官兵，向桑鹤边界转移。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东出石门后，留守在桑植的部队也遭到了敌人残酷追剿。贺龙的胞妹贺满姑9月12日被捕就义，胞姐贺英率领红军家属和伤病员，转移到桑鹤边境的四门岩、太平镇地区隐藏与敌周旋。
堰垭整编 转战鄂西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石门两战失利后，部队由1500余人减少到200余人。前委率部队日夜行军，转移到鹤峰走马坪和桑植堰垭一带。国民党部队又联络桑植、慈利、石门、鹤峰、宣恩、咸丰等10多个县的地主武装和团防武装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11月初，敌陈友丞部秘密赴桑植金藏，防革命军南移。11月2日，敌独立19师姜文周、余承俊两团分两路由白竹坪和三合街进剿红土坪。革命军被重兵包围。经顽强突击，始出重围，兵员再减。前委决定部队由贺龙、王炳南分散带进桑鹤边界的四门岩、沙道沟、雪落寨、红土坪等地的原始次森林中，与敌周旋，坚持斗争。
这时，正值隆冬严寒，战士们身着单衣，忍受着无粮无药的煎熬，住岩洞、吃树皮，饱尝艰辛。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前委团结全体官兵，利用崇山峻岭作掩护，神出鬼没的打击敌人，使得敌人围剿落空，只好望山兴叹并于11月初撤退。
工农革命军在湘鄂边隐蔽期间，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前委多次派卢冬生赴上海汇报，派张海涛、陈石青到湘西、鄂西找党组织；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也先后派四批军事干部赴湘西寻找贺龙和革命军。均未如愿。直到11月初，前委才收到10月4日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签署的指示信。
11月中、下旬，前委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和部队的实际状况，抓住敌人暂时撤退的机会，将部队集中到桑植堰垭一带进行全面整编。整编中，前委根据贺英“队伍要伍”的建议，疏散了老弱病残，遣散了动机不纯分子，全军仅剩下91人，72支枪，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撤销师团建制，将全军编为6个区队，由罗统一、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唐占益、田明贵分别担任六个区队的区队长。全军党务工作由陈协平负责，军务工作由王炳南负责。在此基础上，前委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果断处理了滕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逃跑事件。
堰垭整编，表面上红四军人数减少，但在人的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党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都有较大的加强，为红四军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整编结束后，前委根据鄂西特委和施鹤部委的请求，以中央“广泛游击，不局限一隅；组织暴动，不要求过大，进行割据，但不求过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壮大红军”的要求。决定红四军向鄂西游击，发动群众扩大队伍。
出发前，为解决红四军的给养和家属安置问题，前委在桑植官地坪等地方建立了秘密大本营，负责军火生产及弹药供给，家属安置等工作。
11月24日，红四军开向宣恩、咸丰一带。29日到达晓关禹王宫，收编了乾文统率领的40多名神兵。12月3日抵达利川老屋基与施鹤部委负责人杨维藩部会合，召开联席会议，正式将湘西前敌委员会改称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张一鸣、李良耀、汪毅夫、陈协平、罗统一、杨维藩为委员。为了迷惑敌人和联络神兵，部队建制作了调整，军部和贺龙暂不公开，由王炳南任第一路总指挥，负责一切军事和对外活动，文南甫负责联络。
会后，红四军派人至黑洞，劝服了神兵李宝山之部属90余人编入红军，12月4日，前委率红四军抵汪家营，智除了李长清（又名铁拐李）等几个反动神兵头目，教育和吸收了大部神兵入伍，红军进利川不到20天，就由90余人恢复到300余人。12月15日，前委率军离开汪家营，东出建始。12月23日抵恩施梭步垭、即奔袭建始县城成功。击毙敌县长。两日后，敌人以两团夹攻。红四军于25日主动撤退前往邬阳关。27日抵官店口，收编了郭青春，曾宪文自卫军80余人。1929年1月2日到达邬阳关的班竹园，与进步神兵首领陈连振、陈宗瑜及其部属会合，3日将这支神兵正式改编为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陈宗瑜为大队长，覃苏为副大队长。
随着红四军的逐步恢复壮大，前委在红四军内设立了第一路指挥部和党代表办公厅。1929年1月7日，红四军率师奔鹤峰县城，当天夺取留驾司，进占两河口。傍晚，兵临鹤峰城观音坡。经通宵激战，8日凌晨占领县城。
占领鹤峰城后，前委一方面组织并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和财产，捉拿反动分子，焚烧契约，筹备县苏维埃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率红四军进攻敌县长所率的警备队及团防残部驻扎地——太平镇。1月11日，洞长湾一战击毙敌县长唐耀庭，敌被全歼，县城四周之敌基本肃清。1月13日，正式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鹤峰革命政权的建立是桑植起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是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的一个重要台阶。
为了尽快形成巩固的割据区，红四军除留下杨维藩的第三特科大队留守鹤峰外，主力部队向桑鹤边界游击。1月16日，杨维藩因对前委对他不服从党的领导，只想在神兵中争夺领导地位，给的处分不满，伺机蒙蔽90余人托枪叛变，在雪落寨被共产党员黄子全、王德斌处决，为党在特殊情况下执行了党的纪律。巩固了新生政权。
“六大”精神的贯彻与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
1929年春，正当湘鄂西前委领导红四军在湘鄂边与敌人英勇搏斗期间，蒋、桂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调往前线参加混战。红四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了认真贯彻“六大”会议精神，全面进行整顿部队的工作。
1929年1月中旬，党的“六大”决议案由卢冬生从上海带回湘鄂边后，前委立即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在认真学习“六大”会议精神，在总结了红四军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检查了军事上轻视敌人力量的盲动主义倾向；同时检查了对敌斗争策略上，只讲斗争不讲争取的过火政策，提高了全体干部对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的认识。接着，于1929年2月1日至8日，前委在堰垭领导红四军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军运动。
首先，前委向全体官兵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以提高部队对整军运动的认识；接着，对官兵进行了党的宗旨的教育，并吸收了一批作战勇敢立场坚定的先进积极分子到党内，增设了党的基层支部，连队设立了士兵委员会，这次整军，使部队中党的组织更为坚强，部队结构更为严谨，红四军获得了空前的大团结、大统一。
10日，红四军回师鹤峰县城，帮助地方党成立了鹤峰县委。前委一面指挥红军扫清割据桑、鹤的屏障，一面派出得力干部，协助县委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前委的领导和红四军的大力支持下，鹤峰全县成立农民协会七个，赤卫队、警卫团、游击队等农民武装遍及全县乡村。基本上形成了以鹤峰县城为中心区的红色割据局面。
鹤峰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使湘鄂交界的桑植、龙山、石门、慈利、鹤峰、五峰、来凤等县的反动统治者极为惊慌。3月，湘鄂边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纠合石门罗效之、鹤峰、恩施、建始、巴东等团防4000余人分数路向鹤峰逼进。
前委鉴于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决定抽部分红军骨干指挥农民武装，牵制北线敌人和保护各级政权外，红军主力负责歼灭南面王文轩主力，然后各个击破。3月18日，红四军在王炳南的指挥下，将敌主力诱引到张家坪、红鱼溪的峡谷地带将其歼灭，西线策应之敌孙俊峰部闻讯不期而逃。北线邬阳关的农武装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将两千余来敌击溃。敌人的联合进攻在军民团结奋战下被粉碎。
3月下旬，红四军进军罗峪，收编了谷志龙部百余人，正式组成了红四军独立第二旅，谷志龙任旅长，汪毅夫为党代表。4月中旬，红四军主力离开鹤峰，向五峰、石门、慈利边界游击，继接又向松滋、长阳发展。短短20余天，部队增至千余人，枪300余支。5月上旬，红四军返回鹤峰休整。这时，前委收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肯定了前委在领导红四军游击战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了前委尚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方向；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建军经验。前委根据指示信的要求和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对部队进行了政治训练。同时，将原第一路指挥部管辖的两个大队合编为第一团，特科大队编为第四团，保持独立第二旅，恢复军的番号，贺龙任军长。各营都建立了党委，连队设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从此，全军实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步调达到了高度统一。
1929年5月下旬，前委鉴于鹤峰的斗争有了基础，便决定进军桑植。“桑鹤联防剿共总指挥”陈策勋闻讯红四军挺进桑植，急忙纠合刘子维、向凤翔以及大庸、慈利等县团防数千人在桑鹤边界阻击，企图阻止红四军南进，困死鹤峰。当红四军一部抵达桑植谷罗山时，遇敌重兵阻击，激战一昼夜，未能突破敌防线，部队只好回鹤峰老村河一带。6月10日，红四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再次向桑植挺进，一路在罗峪歼灭刘子维一部，另一路在谅水口歼灭向凤翔一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防线动摇，全线溃退。红四军于12日再次占领洪家关，14日集中力量攻破桑植县城，再次成立了以李良耀为首的桑植县委，接着成立了桑植县第二届苏维埃政府，汪毅夫为主席、陈昌厚为副主席、吴天锡为军事主席。6月18日，前委主持召开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成员会议，成立了桑植县农民协会，陈昌厚为主席，朱绍田、屈进武、廖汉生为委员。同时，组建了县工会、农民自卫军等组织。继接，红四军抽调部分骨干下到农村，组建了方家坪、岩垭、小河口、洪家关、樵子湾等地方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和乡党支部，开展了轰轰烈烈农村土地革命运动。在此基础上，前委也紧抓了红四军的建设，接收、改编了原国民革命军覃辅臣率领的400余人和桑植伍勤普率领的100余人，组成了第二路指挥和第五团；部队恢复到1500余人。
桑植红色政权的再次建立和红四军力量的不断恢复壮大，使国党政府更为恐慌不安。6月中旬，蒋介石抵长沙，电令驻辰州独立十九师陈渠珍召集桑植、大庸、永顺、慈利、石门、鹤峰、五峰、宣恩、来凤、咸丰等县的地主武装，配合国民觉正规军吴尚、戴天明两师，对桑植进行四面围剿。6月下旬，陈渠珍部向子云团副团长周寒之率2000余人逼进桑植。红四军经过反复计议，决定至敌背水作战，聚而歼之。
7月1日，周寒之率部从南岔的小河口、南岔渡口、龚家嘴之处横渡澧水，真撞桑植县城。红四军采取分兵把守、各个击破的战术，将进攻之敌截成几段，全歼来犯之敌。南岔大战是红四军第二次解放桑植城后的第一次大胜利，为桑植起义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基础。向子云听到周寒之全军覆灭的消息，决定亲征，狂言血洗桑植。
7月中旬，向子云亲任总指挥，率所部3000余人气势凶凶地从桃子溪、利福塔赤溪河直插桑植县城。7月13日晚，前委命令红四军全部撤出县城，留空城待敌。7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敌先头部队进入县城。下午2时许，后续部队全部渡过赤溪河，缓缓向县城移动。贺龙在梅家山居高临下，见机成熟，发起了总攻的命令。霎间，伏兵四出。红四团身披红衣从柏家冲跃出，杀进东门；红一团从八斗溪冲出，直抢北门；红二团、独立团飞下梅家山，直插汪家坪，截敌退路和援兵。杀声、吼声响彻天际。狂傲之敌经不住红四军的突然进攻，城内之敌大部被歼，路途之敌截为几段，手尾不能相顾。向子云急率护卫队向原路回窜，指挥后续部队突围。贺龙急令贺桂如一团沿蛾子坡穿插敌后，击敌侧背，敌只得向赤溪河渡口集结，但过河船只已被我隐藏对岸，澧水上游又突发洪水，水急不能泅渡。在红四军两面钳制和正面猛烈攻击下，敌人只得举手投降。向子云自知无力回天，拉着骡子尾巴欲泅渡河，连人带骡子被洪水卷走。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彻底失败。
南岔、赤溪河两战皆捷，歼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红四军增加到4000余人，3000余支枪。尔后，前委配合中共桑植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使桑植的革命斗争达到了高潮。至此，桑植、鹤峰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割据湘鄂边的战略目标。
桑植起义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成功的实践，是湘鄂边千百万优秀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的结晶。这面用鲜血染红的旗帜辉映千古，光同日月，永远激励着人民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