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之地。东与本省绥宁、城步毗连、南与广西龙胜、三江交界，西与贵州黎平相邻，北与本省靖县接壤，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小县。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山乡，又是湖南湘西南的重要门户和通往祖国大西南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所注目。近代史上，太平天国末期翼王石达开率部西征时曾取道通道。现代史上，举世无双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路过通道。在这以前，还有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和从广西向中央苏区进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也先后从通道路过。在通道这块富丽的土地上，曾三次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足迹。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不但秋毫无犯，而且还打富济贫，传播真理，建立了不朽的革命业绩。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中央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实行了伟大的战略转兵，使中央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三路红军过境  红旗漫卷通道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有三路红军从通道过境。

　　第一路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一九三○年七月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军途中，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从广西三江县林溪进入坪坦等地。然后途经黄土、马龙、陇城、双江、菁芜州、下乡、临口、杉木桥等地，十二月二十四日进入绥宁境界。

　　第二路由任弼时、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共八千人，受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派遣，执行长征先遣任务，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底，从湘赣革命根据地永新出发，向红军第三军活动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前进，九月十四日至十八日途经通道。九月十四日从绥宁县黄桑坪进入杉木桥地区。九月十五日，红军在杉木桥的小水、驾马，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湘敌李觉部队相遇，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击溃前来堵截之敌，经溪口、临口、下乡、菁芜州等地，向当时的通道县城县溪进军。九月十八日，红军在运动中出敌不意地占领了县溪。九月十八日，红军兵分两路，经深度和杆子溪向靖县新厂进军。当天上午，在红军离开县溪后，桂敌廖磊和湘敌李觉两部，分别从县溪的南北方向追赶红军，在县溪附近的龙尾巴相遇。由于雾大看不清楚，各自都误认为追上了“红军”，双方猛烈开火，互相厮杀起来，正当他们打得激烈的时候，红军已进入靖县新厂地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红军组织了有名的新厂战役，击溃了敌人一个纵队。

　　第三路由党中央直接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共八万六千多人，一九三四年十月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从湘桂边境分左、中、右三路进入通道。右路为一军团的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从城步的长安营进入木脚、溪口、平水等地。接着经石岩、石壁、临口、下乡、菁芜州到达县溪、地阳坪、江口，再经县溪的深度、秆子溪向靖县新厂进军，然后从新厂分两路向贵州前进。左路为三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从广西龙胜县的独境、广南城出发，分两路前进，一路（主力）到广南寨后，翻过龙坪山进入传索和长安堡；一路经普团、西腰进入陇城。再从长安堡、陇城两地经马龙、坪坦、双江、黄土、牙屯堡、团头、独坡、地阳坪到达播阳，然后从播阳直取贵州黎平。中路为中央一、二纵队和一军团的一师，军团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红一军团的一师和军团部，从广西龙胜县的广南、平等出发，从寨江冲翻越广西壕，经平溪、雷团进入流源地域，后经双江、牙屯堡、地阳坪于十二月十二日行至播阳，十二月十三日从播阳向贵州黎平进军。中央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中央军委机关及干部团都编在这个纵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从广西龙胜县龙坪出发，沿一军团一师和军团部的行军路线进入平溪、雷团，行至流源宿营。同一天，中央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从广西龙胜的广南城出发，经南斜走盘胖翻越凉伞界进入传素，经长安堡行至马龙的辰口宿营。十二月十二日中央一、二纵队分刷从以上两地西进至芙蓉和金殿宿营。十二月十三日，中央一、二纵队从芙蓉、金殿出发，经牙屯堡、地阳坪进入播阳陈团，新团、上寨等地，当晚宿营于播阳所。十二月十四日，中央一、二纵队分别从播阳的寨什和猛洞分两路向贵州黎平挺进。

　　后卫为五、八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从广西的广南地域沿着三军团的路线行军。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进入通道境内行军七天七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全部离境。

　　召开通道会议  挽救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既定的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红军在西进途中，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对此，蒋介石十分害怕，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贺肖合股之目的”。以重兵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黔阳之东，黔阳、武岗，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一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岗，芷江、会同、靖县一带，部署了一道袋形防线；一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妄图在这一带毕其功于一役，全歼中央红军。

　　长征开始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不仅使红军失去了许多战机，而且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虽然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接连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蒙受了巨大损失，兵力折损过半，由原来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而“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不顾红军的损失以及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见办，从通道北上去湘西，就要钻入敌人的口袋里，与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决战。在当时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机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于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木林庵召开了紧急的通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第三版）迫于形势，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会后十九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十三日，红军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当时通道县城的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黔北的电令。十四日，中央纵队进入黔境后、军委又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要配合行动，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会议作如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从危机中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通道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红军的领导。

　　激战小水驾马，英烈浩气长存

　　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在西征途中，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堵截，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初从广西再度进入湖南。早在我军与桂敌周旋于广西之时，湖南军阀何键就命令李觉率湘军十九军和第三十二旅共八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向绥宁、靖县、通道推进，妄图防堵拦截我军。他们叫嚣“务必将红军消灭而后已。”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月，红六军团从绥宁黄桑坪进入杉木桥地区。当时的形势是：前面有湘敌八个团的兵力阻截，后面有桂敌两个师的兵力紧紧追来。杉木桥地区山高岭峻，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对红军的行动十分不利。是日，红军前锋十八师在高工山与前来阻截之敌刘建文部遭遇。军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定后续十九师改道大塘口、中团一带，向菁芜州方向前进。十八师则迅速后撤与敌人兜圈子开展游击战。敌人一时不明我军的意图，只好四处分兵把守。十五日，红军十八师退至黄桑坪时，突然改变进军方向，急转弯向小水挺进。敌军司令李觉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并亲自率部向小水追赶。当我军大部已到小水时，后卫部队与敌前锋接触。此时，敌军中有一名本地上等兵，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李觉命令他当向导，他领着李觉兵抄近路，从毛坪口进猪婆冲直插小水大坡界主峰，对正在从大坡界下通过的红军队伍发起突然袭击，将红军队伍截为两段。李觉又命令敌军一部从大坡界两翼迂回包抄，造成对红军两面夹击的形势，妄图将红军一口吃掉。红军掩护部队某排三十余人为了使主力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抢占了大坡界的另一高地，并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以为是红军增援部队赶到了，便集中火力对准掩护部队。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他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紧紧拖住敌人，以掩护主力红军突围。一位红军战士见敌人疯狂已极，决心搞掉敌人的机枪火力点，便从布满荆棘的丛林中冲上去，不幸中弹牺牲。敌人依仗人多势众，轮番向红军掩护部队发起进攻，雨点般的枪弹向他们射来。在激战中许多红军指战员英勇牺牲，剩下的红军战士仍然顽强战斗。由于红军人少，子弹又打光了，三百多名敌人从后面冲了上来，切断了红军的退路。而前面又是五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剩下的十八名红军战士为了不让敌人俘虏，便集体跳崖壮丽牺牲。这十八名红军战士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撤退，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革命精神与世长存，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屹立在通道各族人民的心中。

　　主力红军在掩护部队的掩护下，前部迅速摆脱堵截之敌，向溪口、菁芜州方向前进。被截断的部分便立即退回到小水东侧的小水团和上团一带，旋即迂回到离小水两三里路的驾马，闪电般的抢占了驾马的制高点，并作好战斗准备。这时敌人撤离大坡界，从四面八方向驾马云集，由于红军控制了制高点，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红军打退。山坡下敌人尸横遍野，伤亡惨重。敌军恼羞成怒，重布兵力，集中所有火力，向红军阵地倾泻。敌众我寡，硬拼下去，于红军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主力迅速撤离阵地，夺路南下，经大塘口、中团向菁芜州进发。红军终于取得了小水突围战的胜利。

　　广泛宣传群众，传播革命真理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在通道沿途各地，充分发挥了宣传队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刷写标语。红军无论是在城镇或是乡村，也不论是在行军路上或是在宿营地点，都要在鼓楼边、凉亭里、花桥上、路坎岩石上，房屋板壁上，寺庙砖墙上，甚至鼓楼上写上内容丰富的宣传标语。宣传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和纪律，宣传抗日的主张和民族政策等等。据不完全调查统计，红军在通道刷写的标语共有八十余条，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到解放后的只有八条、如：“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屠杀工农和革命民众的国民党！”“共产党是讲平等、民族自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各族人民得解放！”“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团结第一，胜利第一、力量第一，意志第一、抗战到底，消灭日寇！”“红军是抗日主力军！”这众多的宣传标语，象振撼山岳的战鼓，唤醒了苦难深重的通道各族人民；象划破长空的利剑，直插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窝，人民欢欣鼓舞，敌人胆战心惊。

　　张贴布告和印发传单。红军在马龙、竹坪、官团、双江、牙屯堡、播阳等地都张贴了布告；据当地老人回忆，布告的内容主要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三个方面。红军还在经过通道的沿途各地，散发了大量传单，有的张贴出来，有的直接发给群众。牙屯堡泸溪村侗族老人李万宏，得了红军散发的四十余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的传单，他读了一退又一遍。传单首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民众起来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传单宣传了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政治立场，对内取消一切国民党强加的苛捐杂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对外实行对日作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传单最后号召工人、农民和广大劳苦大众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李万宏感到传单句句都说在穷苦人民的心坎上。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四十余张珍贵的红军传单，一直保存到解放。

　　召开群众大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在当时的县城县溪，召开了有五百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前，红军宣传队表演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当年观看过红军演出的老人，对于红军演唱的莲花闹，红军战歌等节目，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会上，一位红军首长作了报告，也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作用，讲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尤其着重讲了穷苦人民的唯一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红军首长的讲话，使到会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大家议论道：“要是按讲的这样真的实现了，该多好啊！”红军首长的讲话，象一盏闪闪发光的明灯，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照亮了通道各族人民的心。会后，红军打开县城粮库，将没收来的粮食，衣被、油盐等，分配给穷苦人民。

　　赠送革命读物。红军为了感谢通道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临别时向部分群众赠送了各种革命读物数十本，在传播革命真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年的黄土小学老师李仲真，给红军带路到牙屯堡，红军不仅给他开了工钱，而且还送了两本名为《千里长征》的书。李仲真如获至宝，他反复阅读，爱不释手，接触到不少新鲜的革命道理，使他原有爱打抱不平的江湖义气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此后，他在革命真理的启迪下，在侗乡山寨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几百条木船从广西运食盐进湖南，沿途乡公所和盐站对船工的欺压盘剥十分严重。李仲真得知后，便组织了震惊湘桂边界的船工大罢工。后来国民党当局得知是李仲真组织发动的，便把他抓起来，捆绑吊打，强迫他要船工复工。李仲真宁死不屈，最后当局被逼迫答应了船工的要求，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在红军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他逐步成长，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初，他在桂北地下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的影响下，公开打出了革命的旗帜，成立了剿匪游击队，后来与姚荣义等人领导的人民翻身队汇合，并担任该队的教导员。他以红军为榜样，教育干部战士，积极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他本人则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尊生命。

　　重少数民族  严守群众纪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当红军开始来到湘桂毗邻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确保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作民族工作。”不久又发布了《关于对瑶苗的口号》，规定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主张，实行民族平等，经济上、政治上占人汉人权利平等，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事情由本民族自己解决等等。随后，总政治部又专门给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下达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红军进入通道后，朱德总司令在牙屯堡的一块茶油山地里，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他谆谆告诫大家，在这里和进入贵州后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但是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与此同时，红军还在通道写了大量宣传民族政策的标语口号，如“苗汉平等”，“共产党是主张平等、民族自治、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各族人民得解放！”等。红军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全军上下，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身体力行，严肃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通道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留下了许多遵纪爱民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

　　红军在通道严格执行不打少数民族土豪，不杀少数民族保长，不惊动少数民族人士，并积极做好争取工作的政策。使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并为红军长征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横领乡侗族乡长石万真，在红军到来时，县政府命令他组织乡自卫队，在横领一带设防栏截红军。由于红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他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深明大义，决心不与红军为敌不伤害红军，并以朋友相待。他冒着极大的危险，背着县政府竟然解散了准备拦截红军的自卫队。不仅如此，他还借口叔父过世而请假回到黄土老家，和群众一起放炮迎接红军进村，红军了解他的身份和举动后，对他的积极态度十分赞赏。后来还委托他为红军筹集粮草，他以极大的热忱，圆满地完成了红军交办的任务。红军走后，三江县政府（当时横领乡属三江县管辖）把他抓起来，进行严刑拷打，虽经多次申辩，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以通“共匪”罪惨遭杀害。石万真以他的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民族政策的壮歌。

　　在芙蓉大团，有一段红军与侗家认“老家人”的佳话。大团村居住有四十多户侗家，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受尽了兵匪骚扰之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散布了许多诽谤红军的流言蜚语，当红军进寨时，老百姓都进山躲起来了。红军分头进山宣传动员群众回村，侗族农民吴益庆被一位红军喊了回来。红军和他摆家常，谈乡情，还向他宣传民族政策，说红军主张苗汉平等。吴益庆被这位和蔼可亲的红军感功了，恐惧心情也消除了。他过去总认为汉人是欺侮少数民族的，现在红军都主张民族平等，从内心里感到红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位红军说自己是江西人。吴益庆说：“我们这里的老祖宗也是江西迁来的。”红军必奋地说：“你看，我们还是老乡呢！”说着两个人亲切地握起手来。吴益庆和红军认老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芙蓉传开了。后来，芙蓉又来了红军，老百姓再也不跑了，还亲切地称呼红军是我们的老乡。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遵纪爱民的事，尤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侗乡山寨。

　　当年的目击者，现在八十九岁的老人刘玉坤称赞红军说：“我是从清朝、民国过来的人，见过的军队不少，要说最好的军队，应该是红军，红军是呱呱叫的军队。那年冬天红军进双江已经天黑了，又是打霜天，晚上冷得打哆嗦，但红军一点也不惊动老百姓，不声不响地在屋檐下、凉亭边、古楼上睡觉。要是国民党的“粮子”碰到这样的情况，会闹得鸡犬不宁，他们每到一地派款抓夫，偷鸡摸狗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红军却恰恰相反，每到一地纪律都相当好，不仅不派款，而且还把从敌人和土豪家得来的粮钱，分给穷人，打临口汉族土豪蒙铎时好多穷人都分得了东西。由于地方生疏，红军也需要带路的，但和国民党“粮子”抓夫是两回事，国民党是“抓”，红军是“请”，还付给优厚的报酬，我本人就给红军带过路，红军可好啦，一路上红军把好吃的饭菜给我吃，把好睡的床铺给我睡，晚上生怕我受凉，红军还给我盖被子呢！回来时，还给了我几块大洋，还开了路条，真是比亲兄弟还好。红军对我一个带路的这样看得起，我终生难忘。五十年过去了，今天一提起红军，心里就感到亲切、感到温暖。”

　　双江乡芋头村侗族老人杨再能曾两次给红军带路。按当时红军的规定，带过一次路的就不要再带路了。但由于红军对他太好了，他为了感谢红军的恩情，又主动要求第二次带路。在两次带路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红军的优厚报酬，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新鲜的革命道理，使他深深认识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穷人的恩人。他无限热爱和思念红军，把红军遗留下来的马灯、粉盘、蒸笼盖等革命文物，一直妥善地珍藏到解放后，并全部奉献给了国家。

　　红军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乱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如果因行军和生活需要，用了群众的东西，都以优价付钱，如果主人不在场吃了群众的米，就把钱放在米缸里，拔了群众的菜，就把钱放在菜地里等等。播阳所冯明贵在红军进寨时跑到山里去了。红军走后他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东西完好无损，只是火坑上的柴少了些，堂屋里挂的红薯少了几挂。他想：这些东西可能是红军拿走了，不过，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拿就拿一点吧。当他从坑上取柴时，突然从柴堆上掉下一串钱来，后来，又看到一张纸条：“老乡，对不起，我们烧了你家的柴火，拿了你家红薯，这是买柴和红薯的钱，请收下，谢谢。”冯明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红军留下的。他拿着红军的留条看了又看，自言自语地说：“好军队，好军队，烧点柴火吃几个红薯，那么认真，给了那么多的钱，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以后他逢人就说，象红军这样的好军队，中国少有、世界上也少有。

　　在下乡流源村还流传着一个从猪嘴里吐出铜钱的真实故事。流源村杨光斌的父亲因暴病去世了，他母亲辛辛苦苦养了一头大肥猪。红军进寨时，他们母子和乡亲们都跑了，那头大肥猪只好放在家里，可是杨光斌的母亲一直挂念着肥猪。红军刚走，他母子就回到家里，一看，肥猪不见了，他母亲伤心地大哭起来。后来在楼上终于发现了这头大肥猪的猪头，当拿起猪头时，哗啦哗啦，从猪嘴里“吐”出了一堆铜钱，一清点足足有三百枚。杨光斌的母亲立刻转忧为喜，按当时的市价计算，这头肥猪值不了这么多钱。杨光斌的母亲说：“红军杀了我的猪，给了这么多钱，红军真好！

　　红军不仅拿群众的东西要优价付款，而且损坏群众的东西也要赔偿。

　　红军长征路过播阳新寨村时，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在吴美才家煮饭吃。红军走后，吴美才跑回家一看。水缸里的水比原来要满，屋里屋外比原来要干净，只是碗柜里少了一个碗，而桌子上却多了一个洋瓷碗、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老乡，你的碗被我们弄破了，留下这个洋瓷碗赔你，请原谅。工农红军一战士，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播阳黄寨黄汉红家有一把柳叶刀，群众亲切地把它称为宝刀。原来，这把刀还有一个故事呢：那是红军过境的时候，红军在村里煮饭吃，借用了黄汉红家的一把缺口刀，不幸被红军用断了，红军走时赔了他一把柳叶刀。这把刀虽然刀身磨细了许多，但仍然光芒四射，锋利无比，他一直使用到现在。

　　红军还十分关心穷苦人民的疾苦，每到一地，都要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在政治上，宣传穷苦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革命道理；在经济上，把从战场上缴获的和打土豪得来的钱物，送一部分给穷苦人。红军在临口、下乡、菁芜州、县溪等地，先后给近千余穷苦群众送了粮食、衣、被、食盐等物。苦难深重的通道各族人民，从红军手中得到了无限的温暖。

　　为了救护老百姓，红军不惜赴汤蹈火。红军在芙蓉村新团宿营的一个晚上，这个寨子突然失火，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光就是命令，红军官兵纷纷赶来救火，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火海，与凶猛的烈火搏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事后，红军拿出一部分银元救济受灾的群众。灾比们手捧银元，热泪直淌，都说红军好，红军是侗家的恩人。

　　侗家甘冒风险  支援红军过境

　　红军长征来到侗乡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惑众，使不明真象的群众跑到山里去了。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让进山躲避的群众回家安居乐业，红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翻山越岭，满腔热情地说服动员群众回家。广大群众也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打富济贫，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军队，从红军身上，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红军在人民心中，建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很多善良的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为红军带路挑担，烧茶进饭，救护红军伤员，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据调查统计，通道有五十多人为红军带过路，挑过担，有一千余人迎接红军，或给红军烧过水，送过茶。双江乡中团村粟叶坤、粟团和、杨廷全三人在红军进村时燃放鞭炮迎接红军。黄土人民在进步青年李仲真的组织下，把一桶桶凉茶和一盆盆热水摆在路旁和桥边，当红军队伍到达时，李仲真和乡亲们放炮鼓掌，递茶送水，气氛非常友好和热烈。红军见此情景非常感动，一名红军宣传员在花桥上即兴写诗：“夕阳鞭炮响，战士跨拱桥，乡亲迎接我，后会期不遥。”抒发了红军对侗族人民的感激之情。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路过播阳所时，侗族吴元秀五姑嫂义务给红军舂米五个昼夜。红军要给她们报酬，她们总是不要。有一次红军非要给钱不可，吴元秀五姑娘只好接受，但她们背着红军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红军给的钱放在舂好了的米里，来拿米的红军丝毫没有觉察，她们把红军给的钱又退给红军去了。这件事一直被侗乡人民传为佳话。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从菁芜州向县城县溪进军。县政府的官员们惊恐万状，在他们逃跑之前，把进城必经的渠水河上的浮桥拆掉了，妄图以河作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进城。正当军团首长为过河的问题焦急万分时，播阳薛昌纪、潘定坤、刘贵成等人放木排从城门外渠水河上放流下来了。这一情况的出现，对红军来说真是雪里送炭。军团首长站在河岸上，笑容可掬地呼喊：“老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现在我们过不了河，想借用你们的木排架桥渡河，不知道可不可以？”薛昌纪等排工看到这位当官的挺和气，认定不象国民党的军队，二话没说就撑排靠岸，把木排借给了红军。不仅如此，还和红军一道将这十二块木排用绳子连结起来，横架在河上，一条连接两岸的水上浮桥很快就架成了。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这六位排工除薛昌纪老人还健在外，其他五位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借排让红军渡河的事迹，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央红军翻过越城岭从湘桂边境进入通道。这一带山高谷深，道路崎岖，敌人又前堵后追，加之气候寒冷，物资缺乏，沿途不少红军受伤、患病，有的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因掉队流落下来，有的甚至落入敌人的虎口。通道各族人民怀着对红军的无限深情，冒着极大的风险，机智勇敢地救护红军伤病员，谱写了通道人民革命史上的新篇章。

　　瑶族妇女黄月英，当年机智救红军的事迹一直被人们歌颂着。当年红军长征从深山瑶寨古孟村路过时，黄月英还是一个年轻的妇女。有一天，她一人在家，当她下楼喂牛时，发现牛栏边躺着一个受了伤的大个子红军伤员。此时，前来搜查红军的桂敌已到了古孟村，那伤员向她投来了求救的目光。看那目光，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感，暗下决心要救他。在这万分危急之时，黄月英急中生智，把红军拖进牛栏里藏在黄牛身边的草堆底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保住了这位红军伤员的生命。敌人走后，她又和丈夫把红军伤员抬到屋里。后来，经过她用草药精心治疗，这位红军伤员很快得到了康复，又去追赶自己的队伍，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中央红军一军团某部战士吴光明，在广西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靠战友们时抬时扶来到通道，在翻越高山芋头界的行军途中又摔断了腿。牙屯堡乡龙寨村的侗族老人吴昌朋从这里路过，发现了气息奄奄的红军伤员，好心的吴昌朋老人不顾杀身之祸，把他背到龙寨一间堆满稻草的牛栏上面，还为他及时找药治伤，天天送茶送饭。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吴光明的腿稍好了一些，但仍不能下地走路。后来，吴昌朋老人和寨子里的乡亲们凑钱，请来了一位接骨草医，又经一个多月的治疗，吴光明终于能走路了。这位红军伤员逢人就说：“是侗族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五十年过去了，但是，红军长征在通道所创建的英雄业绩。所表现的革命精神，依然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今天，长征路上的通道各族人民，正从红军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正以红军那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慨激励自己，以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进行新的长征，为通道经济的腾飞奋力拼搏，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