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湘黔边境的改道转兵，在危急关头开始挽救了党和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近年来史学界争论的“通道转兵”还是“黎平转兵”，有必要搞清。
要搞清“转兵”的时间和地点，首先就要弄清“转兵”的概念。有的同志认为：“所谓转兵，是指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方向进军。”还有不少同志认为：“所谓转兵是指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避免钻进敌军于城步、武冈、绥宁、靖县等地域已布置好的口袋，而接受毛泽东同志转兵黔北，在敌兵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我认为，这个“转兵”的意思已经改变了过去通用的“转兵”概念，把“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变成了“改向黔北方向进军”或“转兵黔北”。这种改变概念的说法，是在肯定“黎平转兵的前提下推论出来的，已经不是过去所说的“通道转兵”的原意了。这么一改，自然就只能得出“黎平转兵”的结论了，因为在通道会议上只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并未明确要“改向黔北进军”或“转兵黔北”，“转兵黔北”的决策是在黎平会议上通过的。所以，“转兵”概念的不统一，必然带来何时何地“转兵”的不统一。自然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了。因此，我认为必先恢复过去的“转兵”概念，然后再讨论是“通道转兵”还是“黎平转兵”的问题，这样才有共同的前提和共同的语言了。
一、通道会议讨论过改变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并开始了通道转兵。史料根据如下：
1.最初谈到通道转兵的红军领导人是长征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的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采用正面直顶的笨办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灭的危险。”“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战，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刘伯承同志这些话来看，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后，已经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了，也就是开始了“通道转兵”。
2.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提供的材料说，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审查革命博物馆的二十八年党史陈列时，谈到通道会议的情况。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存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邓颖超同志还说，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是将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综合起来讲的，因为两个会议都是解决进军方向问题。黎平会议肯定了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向贵州进军的英明决策，提出红军到川黔滇转入反攻，提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周恩来同志是参加过通道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而且记忆惊人，他的回忆是可靠的。这说明党中央开过了通道会议，并而讨论了向贵州进军的英明决策，开始了“通道转兵”。
3.参加过通道会议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页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意见，得到洛甫、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从李德所说的时间、地点（“在到达黎平之前”）、内容（“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四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坚持“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和参加者（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来看，他所说的“飞行会议”就是通道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建议，也就开始了“通道转兵”。
4.长征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经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军覆灭之灾。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部队就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5.长征初期担任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同志回忆说：“蒋介石反动派害怕红一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岗、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想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
6.长征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陈云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给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的信中也说：“中央决定不在会同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向贵州进军后，我和刘伯承同志应博古的约，在洪洲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进军。”这说明，在中央红军进入黎平之前的洪州司，中央已经决定了向贵州进军。
7.长征初期在后勤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担任宣传员和联络员的罗明同志还直接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谈话。罗明回忆说：“我到通道县的第二天，就去看望毛主席，并想顺便从付连暲同志那里拿点急用药品。……毛主席见我来了，很高兴。他说他们正在商量军事问题，要我和付连暲同志谈谈。这时，毛主席进到大厅与洛甫同志谈话，付连暲同志和我便在大厅前而的石板上坐着谈话。……因为距离很近，我们听得很清楚。洛甫同志先谈红军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的激烈战斗和渡湘江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他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企图包围我们，现在处境极其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接着听到毛主席讲话，声音很宏亮。他说：现在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两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笔者注：应该是二十万或十五、六个师），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敖兵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力争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大量调查材料写成并为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李卓然审阅同意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认定：“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我势态，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合，而李德等人仍旧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境时开了会，毛泽东同志继续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此外，还有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也都说中央红军途经通道县境时开过改变进军方向的会议，并在会后立即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但从上面所引证的八个材料就能说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是确有其事的，并非人们分析推论出来的。
二、通道会议后至黎平会议前，中央红军开始了西入贵州的行动。但李德、博古等人仍未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仍然电令中央红军北上湘西。
有的同志认为通道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并没有接受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目的，仍然是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并列举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中革军委电报指示作为最有权威的证明。我认为军委电报是事实，但作者结论未必是真理。
我说“军委电文是事实”，是因为从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军委电报指示的确是以北上湘西为目的，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如十二月十三日，中革军委在《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西入贵州的目的是迅速脱离桂敌。“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十二月十四日，军委电报指示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同时重申：“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军团第一师进占黎平、红九军团占领黎平北面的锦屏以后，军委指示红一师于十六日向黎平西北的剑河前进。十二月十六日，军委纵队进至黎平后，军委又命令一、九军团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这说明中革军委在到达黎平的前一天，仍未改变原定去湘西的计划。
我说“作者结论未必是真理”，是因为从上述军委电报指示中，并不能得出中央红军没有开始通道转兵的结论。事实上，从十二月十二开中央政治局开过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没有北上湘西，而是西入贵州了，开始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转兵行动。至于军委电报指示中并没有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因为在通道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西进贵州主张的情况下，李德、博古已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不得不同意毛泽东西入贵州的建议，但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正如聂荣臻同志所说：“十二月十一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进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十二月十四日，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而在行动上，“离开通道城时，一军团走右翼，经崖鹰坡、新厂；三军团走左翼，经团头、播阳，入贵州境内。”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也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显然就意味着不包括李德、博古等少数人在内。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第124页）中也承认：“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片苏区。”这说明李德在通道会议上并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台的打算。李德又说：“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这又说明，博古同志虽然同意改道贵州的主张，但其目的却是想从贵州一直向北，走红六军团的老路去湘西，继续坚持其错误的战略方针。
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在思想上并未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们又把持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因此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军委电报中，仍然命令中央红军绕道贵州北上湘西，通道会议上决定的转兵意见实行得不彻底，即是行动上改变了进军的方向与路线，而在某些领导者的思想上并未改变进军湘西的目的。有的同志说：“如果说：十二月十二日的所谓通道会议已经决定转兵的话，那么，军委对上述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中央红军重大行动的处置，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结论有点绝对化。的确，按照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然通道会议已决定转兵贵州，中革军委理应执行，不能再有违背决定的北上湘西之目的了。可是，由于通道会议并没有作出正式的文字决议，当时的中革军委又被思想不通的李德、博古把持着，本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也只好允许发生了。当时李德、博古把持中革军委的情况，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所写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指博古）特别是华夫同志（即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李德身边当过多年翻译的伍修权同志也回忆说：“博古同志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是“太上皇”。又据许多老同志回忆，当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和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虽然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都遭到李德的粗暴拒绝，他们只起了一个参谋长的作用，军委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李德、博古的手里。而且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党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长征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更需要服从“三人团”的指挥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通道会议后至黎平会议前，都没有多大改变。所以，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西入贵州的情况下，以“军委”或“朱德”名义发出的电报仍然没有放弃北上湘西的意图，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直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黎平后，军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发给各军团、纵队的电报指示中才改变了部署：命令一军团进到剑河，但“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命令三军团向黎平西北开进，并侦察到台拱的道路。到这时，军委的电报才开始放弃了北上湘西的计划。而这正是黎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请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的决定和会后的转兵，军委怎么能在黎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就作出这样的改变进军目的的重大战略部署呢？
三、黎平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的“转兵黔北”，要到川黔边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仍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迎击敌人的计划。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是：“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十二月十九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指示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至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才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彻底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与目的。这就是实现了黎平转兵。
至于李德、博古等人，思想上仍没有解决问题，因此，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更多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红军从黎平出发，经过镇远、黄平等地到达乌江边的猴场时，李德、博古等人又提出两条主张：一是看到红军暂时摆脱了敌人，形势有所缓和，又主张仍回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二是主张不过乌江，留在乌江南岸消灭小股黔敌、地方民团和土匪。这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提出的：“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股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于是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猴场召开了会议，批判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渡过乌江，占领遵义，“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在湘黔边境的转兵，主要是从通道会议开始，而到黎平会议完成的。更严格地说，转兵是湘江战役后在广西资源、头安、龙胜，尤其是老山界一带就开始酝酿、争论，中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决定，而到猴场会议才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彻底完成的。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是“通道转兵，也不能绝对的说“黎平转兵”，而应如实地把它看作是一个从酝酿、决定到完成的曲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