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至1927年4月，湘潭、平江、长沙、衡山、衡东等28县都建立了秘密农会，会员达20余万人。及北伐军入湘后，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增至200万余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以上。

　　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就在农会的领导下，参加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他们积极援助北伐，革命军所到之处，农民组织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侦探队和交通运输队，支援前线，直接参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成立梭标队或农民自卫军，开展经济斗争，废除封建宗法制度；打击农村中的封建恶势力；他们根据地主豪绅罪恶的大小，分别采取了清算、罚款、戴高帽子游乡、进监狱、驱逐、枪毙等手段，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上打击地主阶级。这一史无前例的农村大革命，震撼了农村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斥责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是“过火行为”，属“矫枉过正”；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逆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农民运动，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而实行束缚和压制农民运动的右倾政策。

　　面对这个情况，为了回击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破坏，驳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自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共历时32天，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回到武昌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战士周刊》，后又登载在《向导》周刊，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这篇著作，驳斥了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其实质是一个党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农村革命的初步纲领。

　　第一，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宗教封建性的地主豪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这是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的高度肯定。

　　“好得很”表明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造成的秩序是最正常的秩序。封建地主阶级过去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现在农民反过来对土豪劣绅采取某些激烈行动，冲决束缚他们的罗网，打破一切旧成规、旧秩序，是完全应该的。“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好的很“也表明毛泽东确信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其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必须看到这种本质和主流。毛泽东明确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同时，这还表明，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二，明确了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在领导农民斗争的过程中，应当首先集中力量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民主政权。为此，必须坚决收缴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政权管理下的农民武装。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中国，要实现革命目标和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的武装政权。为此，毛泽东发出战斗号召，即“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毛泽东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在这里，他不仅论及了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必要性，还论及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即采取革命暴力手段来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被统治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必须采用革命暴力，进行革命和革命战争。当时的农村大革命，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极为尖锐复杂，采取暴力手段尤为必要。地主阶级凭借其政权已经统治广大农村和农民几千年，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被推翻，必然要运用其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反抗和挣扎。农民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就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方法，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地主的反革命暴力主要是其反革命武装，为此，农民协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推毁地主的反革命武装，从而夺取政权。第三，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肯定了贫农作为革命先锋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党在领导农村革命运动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农民运动的兴起，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形势的出现，迫切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农民革命的斗争中，及时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再一次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分析。当时农村大革命的主要斗争锋芒是对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而农民中的富农、中农和贫农，对待这场斗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毛泽东根据当时农村大革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了富农、中农、贫农所以持不同态度的原因，分析了他们在革命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着重地分析了贫农，提出了贫农是农村中“革命先锋”的伟大思想，从而在实际上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解决了当时农村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富农，指出富农当时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这种消极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待农民协会的问题上。在第一期即农民协会开始组织的时期，他们对农民协会持否定和抵触态度，认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必定立不久。而当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最后，在革命洪流的裹胁之下，为形势所迫，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才慢慢地进入农会。入会以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办事，他们对农会的态度所以始终消极，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占有较多的土地、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并进行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他们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这种经济地位就决定了他们看不起贫农、讥笑贫农、怀疑革命、害怕革命。

　　但由于当时农民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依据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原则，他们暂时还不是革命的对象，还没有从根本上触犯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

　　其次是分析了中农。中农当时对待农村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这种游移的态度表现在对待农民协会问题上就是怀疑。—“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因而并不急于入会，入会后表现虽比富农好，但暂时不甚积极，还要看一看。这种游移的态度集中表现了作为农村小资产阶级的中农那种二重性、动摇性的特点。中农一方面作为劳动者一般地不剥削别人，也反对地主富农对他们的剥削，这就使他们和贫农接近。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中农这一阶层也在激烈的分化，他们那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也日益难以维持。他们感到“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因此，农村中的大革命是符合中农根本利益的，他们能够参加。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私有者，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帐”。这种经济地位，又使他们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由于当时的斗争只涉及到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等经济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故“暂时他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但只要向他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以及革命的前景，他们是可以同贫农团结起来，参加革命的。而且，中农占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贫农只有团结中农才能争取到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战胜农村的封建势力。所以，毛泽东说：“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着重分析的是贫农。毛泽东高度评价贫农在革命中的作用，称他们是“革命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贫农的这种态度也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贫农“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贫农又分赤贫、次贫两类。赤贫就是全无业，无资金，无土地，生活无着。次贫就是半无业，即略有土地，略有资金，但终年是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他们所受压迫、剥削最为深重。这就决定他们具有最强的革命性。在当时的农村大革命中，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能战斗，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土豪劣绅，牢牢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他们人口多，占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七十，他们团结起来向地主豪绅作斗争，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并带动和团结了中农，造成了当时农村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状态，建立农村革命中前所未有丰功伟绩。因此，毛泽东赞扬他们“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来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从而驳斥了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对贫农诸如“痞子”、“惰农”的种种诬蔑。

　　因为贫农在当时的农村大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毛泽东坚决支持这一点，强调指出“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诬蔑农村大革命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农会的革命行动“太过分”是“矫枉过正”，国民党右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对农民运动由此采取压制政策。对此，毛泽东指出，“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有‘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尤其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指出，在当时的农村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紧密地依靠贫农，树立贫农在农会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巩固地团结中农，以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夺取革命的胜利，这就实际上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总之，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著作中，毛泽东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满腔热情地赞颂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深刻地阐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村革命武装的伟大战略思想，提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的伟大思想，并制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充分肯定了农民砸烂四条绳索的革命创举；同时，全篇贯串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等反革命势力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它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地解决了怎样对待农民同盟军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