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是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洋军阀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尤其农民运动得到迅猛的发展，堪称全国之最。湖南在党的“四大”召开以前，湘区党委已开始进行农民运动，主要是通过乡村教师以及号召学生和工人利用寒暑假或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作宣传和组织工作；60北伐军入湘以后，湖南农民运动很快达到高潮。湖南农民运动发展为何如此迅速？李维汉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李维汉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贡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粗浅探索。

　　一

　　湖南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迅猛发展，我们应当在这个历史事件的背后去探索其历史动因。

　　第一，湖南农运迅速发展是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和其政策指导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倘若没有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湖南农运的开展就会举步为艰，共产党领导湖南农运也就无从谈起。1924年、1925年、1926年、1927年1－7月，党费总数分别为约4万元、12万元、18万元、66万元，这只是党费一项。中共“二大”以后，莫斯科根据中共发展的需要，逐渐将党费与团费、工运费、农运费等分别提供，因此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经费援助数目则更多。仅以1927年为例，由于该年突发事件频仍，共产国际用于帮助中共的各种经费达百万元之多，而该年度中共自筹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只占1927年总经费的2‰。湖南地区是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共产国际主要资助的地区，如马日事变后为复兴湖南农运就提供了经费近4万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输出革命为要务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农运政策给予了及时指导。1925年4月至1926年11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五、六、七次全会先后召开，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邵力子等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参加各次全会。全会相继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等，谭平山把这些“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带回中国。正是这些“决议”和“指示，”为正在走向高潮的湖南农民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湖南农运是国共合作后执行的农工政策以及国内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背景下的产物。中共“三大”在讨论政治报告时，“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到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的广大农民。”这说明当时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明确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把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提并论。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了《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它最先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强调不解决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同年10月，中共四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作出《农民运动决议案》，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命题的提出，都充分说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农民运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为农运的快速发展在理论上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国内工人运动受挫，使农运从只停留在决议中的口号开始变为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掀起一场工人运动，但很快陷入低潮。国共合作后，当时的领导人总结“五卅”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都认为：单纯依靠势单力簿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些领导人开始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农村，注重在农村寻找新的革命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为湖南农运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失败和北伐军入湘等因素加快了湖南农运的步伐。大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形势是中国革命的缩影。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渐趋低落时，唯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一枝独秀，并有“东方莫斯科”之称。但是1925年9月21日晨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军队工营协同矿警突然包围工人俱乐部，安源顿时成了恐怖的世界；10月16日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又惨遭杀害。这血淋淋的事实和发人深醒的教训，使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在反动军阀的高压政策之下，必须在农村寻找新的发展契机。在湖南革命形势危急之时，北伐军入湘的消息传来，湖南革命群众为之振奋。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广州革命政府与军阀争夺湖南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缓解，唐生智为取得湖南农运的支持，大力协助国共两党发展农民运动。在这种利好形势之下，湖南农运由秘密转入公开活动，湖南农运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第四，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与李维汉的得力领导，是湖南农运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湖南尽管是一片革命热土，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极高，但是必须要有革命领路人的带动。毋庸置疑，毛泽东是革命领路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在中共“四大”以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实践。1925年2月至8月，他利用回家乡韶山养病之机，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农民运动，使韶山成为当时湖南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同时他还到宁乡、安化、益阳等地调查农运，指导农运的开展。尤其可贵的是，在农运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力排众议，热情支持湖南农运。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问题的求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达到了“代表全党水准的科学成果。”222因此，“农运王”授予毛泽东是实至而名归。湖南农运的发展也离不开李维汉的努力。李维汉自1923年4月至1927年5月在湖南工作的4年多时间，正值大革命从准备发动到蓬勃发展时期。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在湖南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及党中央有关农运的决议，同时又全力支持和贯彻毛泽东的农运思想在湖南的传播及实践，使湖南农运的发展从可能性的条件成功地变为现实，因此，李维汉为湖南农运的发展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运大体分为二个阶段。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前后至1926年6月北伐军入湘前，为农运的组织准备阶段，也就是湖南农运秘密发展时期；1926年7月北伐军入湘至马日事变发生前，为湖南农运公开大发展阶段。这两个时期，工作重心迥异，湘区党委根据每阶段的特点，卓有成效地领导湖南农运的开展。

　　（一）组织准备阶段

　　首先，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在巩固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在农村发展共产党员，在农村培养核心力量，以此来领导农民运动。

　　湖南原有党组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基础较好。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就表扬过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李维汉在此基础上，着手在农村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湘区党委一方面要求在乡当小学教师的党、团员，要求他们以办夜校的方法，接近农民，发现积极分子，组织秘密农会；另一方面，在小学教员中或较有觉悟的工人发展为党员，引导他们来领导农民这动。

　　1924年暑假，长沙县清泰乡（今开慧乡）隐储学校教师黄则民、彭岂池、余隽五在李维汉的帮助下，先后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农村成了不走的工作队，一面继续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一面从事农运工作，清泰乡的农民群众得到初步的发动。

　　1925年2月，李维汉带着湘区党委的决定，来到宁乡县立甲种师范讲习所建立党组织，成立了中共宁乡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湖南区委直属甲师支部，代号“宁觉。”会上，发展了严岳乔等三名小学教师和戴卓良等九名学生入党，选举产生了支部委员会。在李维汉的主持下，支委会分析研究了宁乡的革命形势，决定以甲师为据点，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放到工农群众中去，掀起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1925年2月毛泽东利用平民夜校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如意亭农民雪耻会，把反帝反军阀斗争引向农村。该年冬，湘区党委派朱有富等在省会近郊开展农运，他们发动农民串联，逐步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二年，湘区党委又派朱有富到长沙县大贤镇开展农运，发展了李寿卿等人入党。

　　由于湘区党委务实的工作，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形成了一支核心力量。这既锻炼了干部，启发了群众的觉悟，同时又总结了经验，为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先后选派一批党、团员和优秀工人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或选派到湘江学校、农村补习教育社学习，为农民运动培养骨干力量。

　　1924年湘区党委决定由党、团员发起组织农民通讯社，对农民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交流各地农民运动情况。1925年先后派两批学员到广州参加第四、五届农讲所学习。1926年又派36名学员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了一段时期的农讲所。这些学员通过学习，开阔了眼界，带回了毛泽东等从事农运的理念和实践方法，革命火种洒遍三湘四水，为下阶段湖南农运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派出去学习的学员，年底就学成归来。他们“毕业回来，分配在湘江流域、粤汉铁路干线，以及湘中、湖南重要县市作农运特派员，并且以长沙为中心陆续组织农协。”第四届学员郭屏藩（或寰）结业回长沙后，湘区党委就派他领导长沙县铜官地区的工农运动。

　　与此同时，湘区党委在湘江学校办了一个农村师范部，培养乡村教师以及农村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自治运动的指导者，他们和农讲所学员一样，一般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分派湖南各县。湘区党委还通过团组织发起，成立农村补习教育社十余所，为提高农民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得力措施，农运所、师范部培训的学员基本上成了湖南农运的指导者和实际领导者，成为湖南农运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三，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委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领导湖南农运架起一道桥梁。

　　大革命前期，湖南的农村陆续建立了党组织，这些星星之火，很快在全省形成燎原之势，迫切需要中共党组织实现从上至下的领导。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敏锐地抓住国共合作这机遇，让共产党人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以此来促进湖南农运的深入开展。

　　李维汉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应当在掌握武器的前提下掌握政权，这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为此，他与何叔衡、夏曦等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湖南省党部，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建议下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国民党湖南省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工作。同时李维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由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团员组成党团，以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

　　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在长沙秘密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党部正式执委15人，候补执委9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左派有9人。省党部书记长先后由共产党员何叔衡、夏曦、王凌波先后担任，在省党部中组织党团，以保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这些措施确保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掌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从而也间接地实现了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李维汉在从事湖南农运的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打击真正的敌人，他在分析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状况时，认为“工农阶级是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必须要大力发展农民的革命力量。李维汉等一批共产党人，在驱逐军阀赵恒惕的斗争中，团结了国民党的左派，注意了中间派的力量，利用他与唐生智的矛盾，1926年3月成功地把赵恒惕赶下台，为湖南农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二）湖南农运公开大发展阶段

　　1926年7月12日，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第四军，以唐生智为中路总指挥的第八军，与各地农民武装互相配合直捣长沙。赵恒惕的死党长沙守敌叶开鑫，于7月9日弃城逃走。从此，长沙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了公开大发展阶段。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委员会为迎接北伐军入湘，发展农运，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中共湘区委与湖南国民党实力派达成政治协议。

　　北伐军进至湖南时，李维汉会见了唐生智。李维汉希望唐在湖南执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唐生智希望李发动群众支援北伐，并表示湖南农运的经费由省政府帮助。李维汉认为，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唐生智本人及其核心人物认真履行了协议。驻在各县市的留守部队（主要是指何键所部）对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以邓寿荃为首的省政府建设厅也大力支持农协工作，月拨经费三千元给农协，并从湖田溢田项另拨二万元给省农协，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这一切，大大便利于农民运动的开展。

　　2.中共湘区委组织农民运动支持北伐，并协助湖南国民党部和湖南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湘区委为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决策及履行与唐生智达成的协议，积极组织农运迎接北伐。北伐军到达长沙后，在湘区委和临时省农协（长沙县农协临时代行省农民协会的职权）的号召下，各级农协积极支援北伐。以长沙县为例，长沙县近郊、麓山镇农协组织农民夺取敌兵枪支，为北伐军作向导，并代募民夫运送军械；中共党组织的周炳文、陶尧夫等领导农民夺取叶开鑫部溃兵的枪十余支；清泰乡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为迎接北伐军，一个晚上，就将清泰地区境内长沙至岳州路段40里路修好，并把电杆埋好；尊阳乡农协当北伐军经过金井时，杨立三组织农民送茶、运水、送饭，并组织军民联欢。在全省各地农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才得以顺利地胜利进军。

　　各地农协的发展，要求全省有一个统一的农协组织对各地农协领导。湘区党委大力协助国民党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在长沙小东街旧道署成立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正式召开。大会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李维汉在会上作了关于农运的重要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共党员易礼容为农协委员长，柳直荀为秘书长。自此，湖南农协领导的各种农民运动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3.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委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积极支持者。

　　1926年湖南等地革命形势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以蒋介石、张静江等国民党员指责共产党，并以退出统一战线相威胁。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放弃领导权、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观点贯彻会议始终，陈独秀投降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会上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这次会议后，毛泽东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农运问题处理上，出现了明显分歧。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晓云的陪同下，对湖南五县的农运进行考察，对当时农运的非议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认为湖南农运不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是“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李维汉和湘区委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查报告》总精神是完全赞同和接受的，因此不顾陈独秀的阻挠，首先在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全文发表。《报告》对李维汉的影响很大，李维汉在向中央起草的报告中说：“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并且李维汉对1926年下半年压制农民运动开始反思，“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的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李维汉更加大力支持农运，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的封建政治。”

　　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的主张能得到当时的中央委员、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支持，显得尤为宝贵。当然，李维汉并不是对毛泽东的所有观点照单全收。李维汉认为不能只强调游民的革命性一面，党引导贫雇农团结大多数工作做得不够，对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提出了质疑，并批评了毛泽东口头报告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偏激观点。这些均表明李维汉对农民运动在认识层次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农运的健康发展。

　　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委不可能对党中央的决议置之不理，还是或多或少地执行了一些右倾政策。时任省农协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的谢觉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湖南的地方武装（团防）——大县枪千计，小县枪百计，交出来了，我党不拿，说要交把所谓的‘正绅；’县长局长要我党荐人当，我党不做，说共党不做官。马变后只两个左派县长（益阳、东安）和反革命抗了一下。”这段话说明了湘区委受党中央政策的影响，对农民武装重视不够，在大革命后期放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应对马日事变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三

　　前文已对李维汉在湖南农民运动发展中的表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史实表明李维汉在湖南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潮时期，作了较大的贡献。但是，一些人，甚至包括一部分党史工作者，谈到湖南农运，就认为是毛泽东的功劳；讲到马日事变使湖南农运转入低潮，就认为是李维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后果。我们认为，这些误解源于对湖南大革命农民运动史不了解，或者是由于教条式地去认识这段历史的结果。毛泽东为湖南农运确实作了很大贡献，李维汉对湖南农运也有较大的贡献，并不能因为他执行过右倾政策，而否认他在湖南农运史上的功绩，更不能把马日事变的败因全部归咎于李维汉的右倾政策。我们认为要完整地全面地对湖南农运有实事求是的评价，应该把握好两条：

　　一是李维汉领导的中共湘区委一直处在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政策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两难选择之中，但中共湘区委更多的是支持毛泽东。

　　一方面，毛泽东只是中央农委书记，而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每一关键步骤，都是毛泽东亲自实践和指导的结果，因此他的正确主张在湖南地区能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李维汉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湖南成功地进行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主动纠正限制农民运动的政策，大力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委，对党中央的任何决议不可能置若罔闻，一些右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给湖南农运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影响是次要的，并不具有决定性。

　　二是马日事变的本质是军阀争夺湖南后的必然产物。

　　唐生智虽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高级将领，但其骨子里的军阀本性并没有改变。当他刚进入长沙时，面临赵恒惕死党叶开鑫。为取得湖南农运的支持，他给农运提供活动经费，并让他所属的部，在留守湖南各地县市时，保持中立，不干涉农民运动。由于湖南农运的支持，唐生智很快控制湖南，国民党变成了执政党，并建立了湖南省政府。这时继续发展的农运已经威胁到唐生智、何键等的地位，成了军阀们的心腹之患。当反动军阀何键指使许克祥在长沙到处屠杀革命群众时，唐生智隔岸观火，想一箭双雕：趁机除掉许克祥，压制何键，同时又限制农民运动。回到长沙后，唐生智认为何键势大难除，便舍小就大，决心反共，因此态度急剧右转，将事变之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党，宣称过火的农运促成了事变的发生。唐生智作为军阀的阶级本性昭然若揭。由此观之，处在如此险恶环境下的湖南农运遭到军阀的镇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湘区委执行的一些右倾政策，只不过是把事变的日程向前挪了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