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农运的动因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衣民运动，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从广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毛泽东同志来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积极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和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接着，他决定亲自考察当时农民革命斗争的中心湖南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同志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是回答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我党的推动下，北伐战争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不到半年，北伐军就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尤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对革命势力进行了疯狂的反朴。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隋农运动”，农民运动“破坏联合战线”等等。为了用事实采批驳他们的攻击，所以，必须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原因之二，是回答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对土地革命的阻挠。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竟跟在豪绅地主后面大叫大嚷。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指责我们党犯了“左稚病”，污蔑“农民运动过火了，动摇了北伐的军心”。提出要在党内纠正“左倾”，在党外纠正“右倾”，要把农民运动纳入国共联合战线的改纲等等。为了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也需要去考察农民运动。同时，为了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支持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也需要作此考察。
湘江两岸的考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同时隆重召开。在大会召开之前，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参加大会。毛泽东同志应邀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加了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多次发表演说；并指导起草了四十项决议案；比较广泛地了解了湖南全省工农运动的情况。后来，他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使用的材料中，有不少是通过参加大会了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同志参加大会，既是“指导员”，又是“调查员”。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这次考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元月四日到二十日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二十四日回到长沙，将考察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在党校、团校作了讲演。从元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五日为第二阶段，主要考察了醴陵、长沙两县。二月五日，回长沙后，又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短短的三十二天中，跋山涉水，走冲过村，行程一千四百多华里。每到一地，总是召开各种调查会，直到深夜。在湘潭韶山考察，有一天从清溪寺开会回来，已经是半夜三更了，他走进卧室，又在油灯下看材料、写文章，直到鸡快叫的时候才睡觉。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千家万户，都在忙着过年，而他却冒着风雪，步行二十五华里，从醴陵县城到南区的东富寺，在那里考察了三天。在从湘潭步行到银田寺的途中，还和西乡一个佃农张连初谈话，详细调查了佃农生活情况，以后他写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
毛泽东同志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很广泛的，包括各县的党、政、工会、农会、女界联合会、青年团、农训班、纠察队、自卫队部门负责人和一般人员。调查形式采取召集座谈会，或个别交谈等。调查中，他很注意调查方法，每次召集座谈会，一般地不超过七八个人。会上，按照会前拟订的调查提纲，自己口问手写，同到会人员进行讨论，详细询问各种农运情况。毛泽东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调查研究的艰苦工作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光辉榜样。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肯定雇农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很突出的思想。在考察中，他多次指出：贫农是“革命先锋”、“革命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在衡山，曾批评县委领导和县农运干部说：县知事衙门关押了我们区乡农会的委员长，这不是小事，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你们看，那里的农会干部被关了，那里的地主就高兴，这样做很不好。
在考察中，毛泽东同志很强调农协干部要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向农民宣传农会的好处和宗旨，要寻找典型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醴陵县农协干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件事：有个长工给地主做活，上半年支了五石谷，谷价每石二元。年底结算时，狼心狗肺的地主，硬要算每石谷价为五元，这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才二十元，结果，在地主家做牛做马干了一年，一算帐还倒欠地主五元。长工回到家里，眼看一家人生活没着落，悲愤之下，上吊而死。毛泽东同志听完以后，他一方面为死者难过，另一方面又教育干部要以这样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说：我们发动和依靠的就是象这个长工一样受苦最深的人。在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他指着围墙启发大家说，这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三合土中沙子是散的，可是加些黄泥、石灰和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也挖不进。以此来说明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在四十一乡的群众大会上，他说：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是穷光蛋，地主、土豪劣绅只是极少数。只要广大穷苦人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就能把土豪劣绅打垮，穷人才能得到翻身。
一路上，他反复强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多次讲到：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衡山等地干部向他汇报了农会在乡村独裁一切，实现了革命农民专政时，他称赞：做得好。在湘潭，农协干部向他汇报大土豪劣绅晏容秋的情况说：晏容秋平日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敲榨欺压农民，民愤极大，湘潭县群众把晏捉到县里，要县长枪毙，县长当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但过了两天还未见音讯，湘潭农民集合了六万多人，包围了县署机关，强迫县长把晏容秋从监狱里取出来，由农民自己动手把晏打死了。他听完汇报后说：镇压了这些大土豪，农运就好搞了。有一天下午，他在坝子头和站在地坪上的群众交谈，并问对面的房子是做什么的？村农协干部回答说：那是雨神庙，里面有菩萨是过去天旱求雨的地方，后来里面住了强叫化（即流氓），他们谁也不怕。农会建立后，这些人就悄悄地走了。另一个农协委员补充说：湖堤乡农会还要强叫化挑士烧窑。毛泽东同志说：啊！那好呀。接着，他在群众大会上高声地对大家讲：看形势农民协会硬是办得好。农民一起来，把强叫化也改造过来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是他走到那里，讲到那里的一句话。在湘潭，他指示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并迅速发展梭镖队，使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在韶山，他提醒农民干部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会有一个风潮来，你们要站稳立场，准备力量，迎接风潮。他还教育群众要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看土豪劣绅被镇压下去了，他们还会爬起来，我们不能赤手空拳，要把枪杆子、刀把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不抓枪杆子、刀把子，终究会出乱子。
妇女要翻身，思想要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考察中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韶山毛震公祠，他看到很多妇女，就非常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妇女同志来的不少，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又作怪，妇女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大家坐头席。这时，他的弟媳王素兰同志（毛泽民同志的爱人）说：我们妇女翻身，搭帮大哥，应该请大哥坐头席。于是，毛泽东同志和她们坐在一起吃饭。在衡山县的白果镇，他到了女界联合会，召集妇女干部座谈。妇女干部向他汇报了她们进祠堂吃酒的故事：一九二六年阴历三月初八，白果刘家祠堂开祭，办了几十桌酒席，四十多个农会女会员商量好了，去吃祠堂酒，等祠堂里正在吹吹打打，唱礼摆祭时，她们成群结队拥进祠堂，围了五桌，坐下来吃。族长、经管老爷刘皆银、刘绅富等人急得团团转。刘说：你们女人坐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要祭祖祠，你们赶快走。她们说：我们妇女和男人一样，也有地位，祠堂祖宗牌位写有刘公、刘母，为什么妇女不能进祠堂！！男女要平等！说着她们把梭镖一齐举起来说：如果再叫我们出去就一齐打翻它。族长、经管只好让她们去吃。从此，打破了妇女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习惯。毛泽东同志听完汇报后，热情地称赞了她们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特别法庭、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也作了指示。所有这些指示，为进一步发展农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都府堤的灯光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带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材料，由长沙回到武昌，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都府堤是一条僻静的小街。毛泽东同志的旧居座落在这条街的北段。当年是以农讲所名义租用的民房，它面向长江，背靠司湖，湖的周围是大片菜地，居民多半是种菜、挖藕、打鱼为生的劳动人民。四十一号，是一幢座东朝西的砖瓦房。进大门后有一个小天井，堂房靠左边的一间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卧室。里面陈设很简朴，除一副木板床铺、一张方桌、几把方凳和一只铁箱外，窗前还有一张普通的书桌。桌上放有笔、砚和文稿，再就是一盏玻璃罩擦得透亮的煤油灯。毛泽东同志到汉后，不顾旅途的疲劳，就在这盏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先于十六日，写了《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后又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保姆陈玉英同志回忆：当时，他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白天要出去开会、讲课，晚上回来写作到深夜，擦亮的煤油灯罩，一夜过去了，又被熏得焦黄。在这里，他的亲密战友、爱人杨开慧同志，也在他的身边。夜以继日地帮助他整理材料、抄写文件。
过去，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什么地方写的不太清楚。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到长沙会见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和嫂嫂李崇德老人时，杨开智老人问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那里写成的？毛泽东同志对他说：就是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写好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后，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前半部分。由于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压制，没有继续刊登。但在一九二七三月五日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及三十八、三十九期上发表了全文。四月，我党领导的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单行本。接着，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和《湖南民报》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出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最早就这个考察报告进行过讲演。
农讲所的讲演
在扬子江畔武昌北城角郁郁葱葱的树丛中有一座大院——红巷十三号，朱红色的园柱，青灰色的砖瓦，金黄色的横匾嵌着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字——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沐溶在绚丽的朝晖中，显得格外壮丽夺目。从农讲所大门进去的第二排房子里有一个大教室，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这一天，所内师生奔走相告：“毛委员要给我们讲考察报告啦！”不一会，农讲所的师生走进教室，附近工厂农村的工农群众和干部也来了，大教室两旁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在大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教室两边的横幅上，写着醒目的标语。一边是孙中山先生提的口号——“实行耕者有其田！”；另一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同志英姿焕发地登上了讲台，从容不迫地给大家讲述他在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的所见所闻。
首先他启发式地问大家：“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得很”。接着，他又问：“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回答为好。这时，他用在湖南考察的事实，慷慨激昂地说明了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讲到“好得很”三个字时，他声音拖得很长，提得很高，深深地吸引着听讲的每一个人。此时，教室内外，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记录着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接着，他挥动着巨手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是反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接着又问大家“是农民运动过火还是反动派过火呢？”大家没有马上回答。于是，毛泽东同志分析说：过去，农民受尽压迫，现在起来搞农会，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长期以来，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人，如长沙新康镇的团防局长何迈泉，在十年内，就杀了我们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象湘潭艮田镇的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在十四年内，杀了农民五十多人，活埋四人。你们说这是农民运动过火还是反动派过火呢？大家非常气愤地回答说：“反动派过火。”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农讲所的操场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当天，出席代表六十九人，代表四十五县，四十万武装农民。到会来宾有五十多个团体及机关代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共八百余人也参加了大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湖南农民状况》的报告。他说：“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这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这两次讲演，使农讲所师生和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些学生毕业后，带着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期望，回到各省农村，以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进一步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种子，撒遍了全国各地。
农民运动的指路明灯
在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进行攻击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进行责难的严峻斗争时刻，在蒋介石积极联合一切反革命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的大屠杀，陈独秀强迫农民把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交给地主阶级的紧急关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就好象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农民运动的前进道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受到了党内外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曾在汉口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序言，并热情称赞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并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广大党员也纷纷反映说：“毛委员的报告，使我们开了窍”。
考察湘潭、湘乡、衡山和醴陵、长沙等县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同志曾向中共湖南区委作过两次报告，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严肃地批评了区委在农运政策和处置上的某些错误，使区委领导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中共湖南区委在《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就总结前段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农民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报告说：“在社会群众向农会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由耕作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捕人之人，皆须扫除。几乎自觉地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这样，中共湖南区委在毛泽乐同志的帮助下，很快纠正了在农民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湖南省农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专门发出了《省字六四二号训令》，批判了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种种诬蔑和攻击，指出：“失业农民猛烈的向压迫阶级进攻”，“完全是革命的行动”，“若是没有这些行动，乡村的封建势力，是不会推翻的，乡村的民主政治，就没有方法实现了”。训令还规定各地不得打击、强抑农民的革命行动，对土豪劣绅向农民的进攻，要坚决地给以打击。通过发布训令，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从而使湖南农民运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当时，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场隆重开幕。毛泽东同志被聘请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以考察报告精神为指导，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问题、武装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土地问题等三十五个决议案。强调充分发挥农民协会作为乡村政权的职能，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大力武装农民。
考察报告发表后，全国各地举办农讲所、农训班，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新办了农讲所、农训班共三十三所，普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陕西等省。其中以湖南最为突出。谢觉哉同志在长沙开办了农讲所；何叔衡、徐特立同志主持的湘江中学增设了农训班。全省有长沙、醴陵、湘潭、湘乡、衡山、宁乡等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农讲所和各种训练班，均把考察报告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从而，为农运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光辉思想照耀下，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元月，全国十八省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达九百一十五万人（江苏约二、三十万，未计算在内）。其中湖南、湖北最为突出。湖南省农会会员到四月底，由一月份的二百万人，激增到五百一十八万人，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湖北省农会会员，由三月份的八十多万人激增到六月份的二百五十万人，其中阳新县的农会会员由原来的七八万人，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猛增到三十万人，成为全省农会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县。在农民协会发展的同时，农民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以湖南为例，毛泽东同志考察前，仅有农民纠察队五千余人，枪三百多支；考察后，猛增到两万多人，枪五百多支。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照耀和鼓午下，湖南各地广大农民群众，冲破重重阻挠，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采取了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占田和分田等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在湖北，自从第一次省农民代表大会作出了土地问题决案后，“阳新、孝感、夏口等农民自动地提出‘耕地农有！’、‘以原价收回已卖的土地’、‘要求政府发给田亩耕种’”等要求。黄安县城关区牌坊店农民协会开始实行“分种良田”的措施，没收了大地主的九石良田。黄梅县独山农民协会进行了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的工作，蔡山农民协会烧毁了地主的田契与债券。在农民革命的打击下，有的地主迫于大势所趋，交出了部分或全部土地。农民土地问题的开始解决，标志着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在湖南考察的实际情况，结合当时形势作了重要发言，并给中共湖南区委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指出农民要革命，广大的党内外群众要革命，而党的领导却不革命，跟着反动派走了。重申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表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照亮了农民运动的行程，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总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正确路线；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关键时刻，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这样，就为我党后来把工作重点移到农村，在农村积蓄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五十多年了，但他考察和写作的伟大实践，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千百万人民的心中。让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